那夭，毛泽东上午1O点上床睡觉，临睡前嘱咐我下午4点钟有个会议，3点钟要叫醒他。我从毛泽东卧室出来，守在值班室看书。下午2点，副班卫士把我叫到江青房间。
“来，银桥，还是我们俩打对家。”江青兴致勃勃召唤。我显出有些勉强。天天陪她打牌，实在厌烦了。又不能不扛，就用叹气和懒洋洋的动作表达不满。
我的“消极怠工”很快被江青看出来，她被扫了兴，脸沉下来，用勉强装出来的开玩笑的口气问：“怎么了？银桥。想老婆了？没精打彩的！”
“没什么。”我有气无力应一声，看看腕上的表，已经2点半钟。我叹口气，这牌打的真没意思。
“该你出牌了！”江青已经面露愠色。
我没理睬，淡漠的目光望着手中牌，走神一般，愣怔一会儿才机械地抽一张牌扔出去。
没动脑子，出错牌了。江青朝我翻白眼，我故作不见。
“银桥，你是怎么了？”江青的声音显出她是尽了最大努力忍耐，就要忍耐不住了。
“没什么。”我淡淡他说着，又看一眼表：“主席下午有会。”
“正班有田云玉！”
我抽了抽嘴角，懒得再说话。夏天人就是发懒。主席是叫我也跟着去，但我没解释，只是叹长气。
我的没完没了地叹气，连输两盘。接下来的一盘出没两张牌，输局已定。而我还在没滋没味地叹气。
“不打了！江青忽然把牌甩到桌子上，嚷起来：“你今天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我干什么？我要陪主席去开会，现在还要陪你打牌，你说我干什么？”
“放肆！你是跟谁说话？”江膏指着我喊。
“我不是跟你说话吗？是你跟我发态度，”
“你是什么态度？是你们为我服务还是我为你们服务？啊，你说！
“我为主席服务就是间接为人民服务，政治上一律平等，我没有陪你打扑克的义务！
“你、你，”江青气得身体发抖，说：“你好狂啊，你不就是一个卫上长吗？你给我出去，滚！
江青当着卫士们和护士的面这样喝斥我，极大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她喝斥卫士可以，我可是卫士长，三八式干部，跟随毛泽东十几年，这些卫士平时都是听从我指挥的。这样伤害我，以后我工作还有威信吗？我涨红了脸，也喊起来：“你狂什么？你不就是个秘书吗？毛主席万岁还轮不到你万岁！
“你说谁？呵．你说谁？你再说一边，我看你再说一遍！江青要朝我冲过来，被护士们拉住劝。卫士们就往外拉我。我甩开卫士，迎着江青喊：“我就说你了，怎么着？我是卫士长，不是陪你打扑克的。”
于是，我们越吵越凶。完全不是1952年吵架时的光景了。那时我是卫士，现在我是卫士长；那次我说了她躲风。理短嘴软，这次是她没理。她说一句我说两句，陈糠烂谷子的旧账全翻出来了，谁也不让谁，互相揭短。吵到后来，她哇哇地哭，我也呜呜地哭，边哭边互相指着喊。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好笑，简直像小孩子打架。护士们劝江青，卫士们朝外拉我。我也知道事情闹大了，心有些虚，也有些慌，何况毛泽东也该去开会了，我素性趁卫士拉扯的机会，甩下江青就朝毛泽东房间里跑，边跑边哭。
毛泽东已经起床，正在看文件。似乎听到了哭喊声，皱起盾头正朝外张望，我一共闯进门，放声大哭，指着外面说：“主席，江青骂我，跟我吵，吵……她说，她说我就是伺候她，为她服务的……”
毛泽东站起身来，皱着眉头说：“你们整天闹什么闹？到底为什么？”
“打扑克，她怪我出错牌，我想着主席要去开会，我就没心打，江青就发脾气，把牌就这么朝我甩……”我正在哭诉，门口一阵乱，江青也哭喊着跑进来了，立刻又同我吵成一国。毛泽东站在我和江青之间，喝令我们不许吵，可是已经吵起来了，谁也不肯先住嘴。毛泽东大概也听出我们吵的全是鸡毛蒜皮陈糠烂谷子，便一只手把我往屋里推，另一只手把江青往屋外推，喊着：“不许吵，都给我闭嘴！我看你们谁再吵？你们蠢么！像什么话？”
出现了片刻的沉静。毛泽东往出推江青：“你年纪大。你就不能少说一句？”江青临出门，我在后面又说了一句。这一来江青不干了，回身又往屋里冲，边冲边哭喊着骂。毛泽东回身瞪住我：“怎么回事？她不说了你还说？”
我闭住嘴，可是江青没完没了喊，毛泽东连喝几声没止住，我便忍不住又喊起来。
毛泽东真气坏了，打雷似地吼一声：“住嘴！”屋子里陡地一静，毛泽东立刻接着说：“从现在起，谁再说一句我就追究谁！”
我和江青都不敢说了。
“我每天忙成这样，你们还嫌我忙得不够是不是？你们闲得发慌是不是？打个扑克也吵成这样，说出去叫人家听听，毛泽东的秘书和卫士长为了打扑克吵架，还哭，拉也拉不开，你们像话吗？丢人不丢？”毛泽东吮吮下唇，将手那么一划：“到此为止，你们两玩不到一起就不要玩，都看书去！
从此，我和江青打对家的玩牌史便结束了。
事后，罗部长和杨主任召集我们开了个整风会，批评我订税：“主席操心天下大事，日理万机，你们不要又给他老人家添乱．要给他创造一个和平安静的家庭环境。”
这件事对我并没什么压力，就像家里人吵架一样，吵得再凶也是家里的事。解决问题也是家庭内部协调关系的方式。只要干久了，卫士们都会感觉自己是毛泽东家庭中的一员，毛泽东对待我们也如同对待亲人一样。爱也爱得深切，骂也骂得随便，没有任何隔阂，无需端个架子“注意影响”。
第十五章
毛泽东接人待物有什么特点？
很有原则、很有人情味。他有自己的一套规矩。做事以理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力只可用于法，用于法则有效；力不可用于私人之交谊，用于私人之交谊则绝对无效。岂惟无效、反动随之矣。““我党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毛泽东与同志、朋友、亲人相交，各有不同特色。
党内同志交往，除非久别重逢，毛泽东很少表示出亲热，基本是威严而不拘礼节的。不掩饰好恶，不曲折违心。言简意赅。直接了当。
对于党内同志，毛泽东不搞迎客送客之类礼节。他有躺在床上办公的习惯。我曾观察过，有时国家、政府和军队的主要领导同志来请示汇报工作，他也并不起身，继续批阅文件，有时听了几句汇报，才作个手势：“坐么，坐下说。”
如果毛泽东是坐在沙发上，党内同志来了他也基本不往起站，作个手势让同志们也坐，坐下后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闲语不多。
对于较长时间没见过的老同志，毛泽东要起身迎送握手，但是决不迈步出门坎，除非客人来时他本来是站在屋子外．否则是不出屋的。对于兄弟党的同志也是如此。
记得50年代初，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秘密来北京访问。那天上午，值班室电话铃响了。我抓起听筒，是周恩来总理打来的电话。
“主席起没起床？”周恩来问。
“没有。”我国答。
电话那边略一迟疑，又问：“什么时候睡的？”
“早8点。”
“银桥，你要叫起主席。胡志明来了，有紧急事……”
我来到毛泽东卧室，叫醒他，帮他擦把脸，便跟他来到颐年堂坐等。不到两分钟，周恩来陪胡志明边聊边朝颐年堂走来。我在门口小声说：“主席，来了。”毛泽东立起身，走到门口便停下来，不再多迈一步。多迈一步就出门坎了。他等胡志明迈进门坎，才举臂握手。胡志明很热情，讲中国话：“身体好吧？”毛泽东点点头：“还行。你住的习惯吧？”两个人就这样寒暄着来到沙发旁坐下。我便将茶水摆好。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送客到门口便停下来。胡志明白周恩来陪同离开颐年堂。
我的记忆中，1948年粟裕从前线赶到城市庄参加军事会议，毛泽东大步迎上，迎出门外，同粟裕握手。那次粟裕显得恭敬。激动、而又热烈。两个人握手时间很长，我听到一声：“……17年了！不知是17年没见过还是别的什么意思。毛泽东能跑出门去迎接党内同志，所以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毛泽东似乎有意约束自己。不要同某一个或几个重要的党政军负责人发展起超出同志和战友关系的私人情谊。同志关系就是同志关系。尽量避免在同志关系上加杂过于浓厚的个人感情。比如周恩来，合作共事几十年。甚至毛泽东的衣食住行都无时无刻不得到周恩来的直接关心和照料。毛泽东住的房间多数是周恩来选择的。战争年代和非常时期，毛泽东要走的路周恩来常要先走一段看看是否安全。毛泽东吃的饭周恩来时时要过问。他们的情谊应该是非常深厚了。每当关键时刻，毛泽东总是信任地将大权交给周恩来。但是。我在毛泽东身边15年，没听到他对周恩来说过一句超出同志关系的私人感情的话。
这一切，与我们党的历史和现状不无关系。长期武装斗争，各解放区彼此隔绝，不得不各自独立作战、求生存求发展，“山头”不少。正如毛泽东所言：“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是全党的领袖，自己不该有来疏，也不能让其他同志感觉有亲疏。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他在党内同志中没有过多过深的私交。
这一来，又免不了生出一种情况：许多同志，甚至是相当高级的领导干部，见到毛泽东之后都是严肃恭敬，甚至表现出紧张、拘谨，不能畅所欲言。随着毛泽东威望的日益提高，这种状况也变得更加严重。我个人以为，这是60年代未和70年代形成某种程度的“家长制”，“一言堂”的根源之一。
彭德怀和陈毅是比较突出的两个例外。
彭德怀与毛泽东相交，是带了浓厚的朋友味道。说话举止真诚。随便。粗豪。敢笑敢吵敢骂。转战陕北时，全党早已叫惯了“毛主席”．唯独彭德怀偶尔还要直呼一声“老毛”。他大概是党内改口最晚的一位。他与毛泽东谈话常常手势翻飞，声震屋字，打机关枪一样。于是，毛泽东也谈兴勃发，眉飞色舞，完全是老朋友“侃大山”。这种情况持续到庐山会议，彭德怀在山上最后两次“骂娘”。庐山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再见毛泽东就变得沉默寡言，甚至是拘谨了。
陈毅另有一番特色，每次见到毛泽东，常常脚后跟用力一磕，立正敬礼：“报告主席，陈毅前来报到！”或者是：“主席，我来了。毛泽东将手一挥：“坐么，坐下说。”于是，陈毅便灿然一笑，“放开了”。他一放开，毛泽东的屋子便热闹起来。他与毛泽东有诗词交往，这属于私交。在党内能与毛泽东建立起深厚私交情谊的，大概也只有陈老总了。他又生住豪放，嗓门粗大，带有诗人那种特有的冲动和热烈的气质，说到高兴处真是手舞足蹈，并且伴随着激情洋溢的哈哈大笑，特别随便，特别富于感染力。陈毅是毛泽东所喜爱的人。70年代毛泽东只参加过一次追悼会，就是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公开社交，比如游泳。跳舞等活动，毛泽东喜欢和青年人在一起，而且人多热闹为好。私下交往，毛泽东喜欢与老人，特别是被人们称之为“古董”的保守色彩较浓的从旧时代过来的人打交道。他尤其器重一些知名的民主人士。
在私交中，毛泽东是论情论礼．很讲“朋友义气”的。刚进城时，毛泽东就让周恩来陪同，登门拜访了张澜、李济深、沈均懦、郭沫若和陈叔通等。毛泽东对党内同志，迎送不出屋门。对于张澜。李济深、沈钧懦。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不但迎送出门．而且亲自搀扶他们上下车，上下台阶，与他们携手搭肩漫步。
毛泽东曾说过：“你们不把我当领袖不行，总是把我当领袖我也受不了。”
有位”蜚声国内外的学者”，“一生经历漫长而坎坷”。我知道报刊说过的这位老先生是毛泽东的湖南同乡。同许多知名的民主人士一样，建国之初他也常来见毛泽东。他随毛泽东沿中南海散步，走在毛泽东稍后半步，腰身是向前躬着，所以头伸在毛泽东的身前，竖着大拇指，仰望毛泽东脸色说：“毛主席呀，你真伟大哪，真伟大……”
毛泽东皱起眉头拂了一下手：“不要这个样子，我们是私交，这个样子不好么。”这位老先生面露郝颜。
可是，议政的时候，这位老先生偏又敢于坚持意见，与毛泽东顶牛了。毛泽东是“吾人惟有主义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之争”，狠狠批了老先生一通。老先生不认错，毛泽东在主义之争上是决不相让，历来是非赢不可。张澜曾经为这位老先生说情。最近看报纸，说周恩来也曾为这位者先生出过力，想托人劝老先生做检查过关。其实，毛泽东也没有将老先生怎么样，就是不再听他的“主义”罢了。因为。‘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毛泽东与党内同志除工作关系，基本无来往。只有陈毅同志是例外．有诗词交往。毛泽东与许多党外民主人士却是私人友谊深厚、交往甚频，而工作往来不多。
毛泽东与章士刽书信往来很多。有次，毛泽东看罢章士钊来信，手指尖在桌上轻轻敲两下，转向我吩咐：“你赶紧上街，买两只鸡，给章士钊送去。”
当时已是晚上七八点钟。我匆勿赶到街上，跑了几家副食店，总算买到了鸡，送到章士刽家里。记得老先生是住一个四合院，房子不怎么样，够破烂。我拎着两只鸡说：“主席送你两只鸡。”章士钊连连点头：“谢谢，谢谢。”我说：“主席看到你的信了。他举举那两只鸡：“知道了，这是回话。主席身体怎么样？我说：“很好。”
我有些询问，两只鸡怎么是回话？章士钊的信上说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当然无法猜到。回来向毛泽东学舌一遍，毛泽东笑而不语，留给我一个终生猜不透的谜。
这是1955年的事。
就在这一年，何香凝还画了一只老虎，用玻璃框框着，送给了毛泽东。这是一只立虎，毛泽东将画靠墙立住，反复欣赏，像是琢磨什么，良久，对我吩咐一声：“是了，这只老虎应该放东屋。”
我照办了，却始终不明白为何耍放东屋？
毛泽东有躺靠床栏办公的习惯。宋庆龄送给毛泽东一只长枕头，很大。但又不是双人枕头。花条布，没套子，很软和，是鸭绒的。由宋庆龄的卫士长隋学芳交给我。毛泽东习惯了乔麦皮枕头，享受不了鸭绒枕头，摆了一段时间便收入储藏室了。
1959年，毛泽东不再任共和国主席职务，退居二线。像是要陶冶性情，休息时便练练书法。这段时间与民主人士来往更多。
黄炎培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毛泽东借来看，说好借一个月。那一个月，毛泽东工作一停便翻开来看，爱不释手。我去倒茶时，常见他看着字迹琢磨，有时又抓起笔来对照着练。他不是照着摹仿，而是取其所长，取其神韵，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东西。练到兴头上，吃饭也叫不应。
大约是真迹太贵，黄炎培很不放心。借出一星期便频频打电话询问。电话打到值班室，问主席看完没看完，什么时候还？
卫士尹荆山借倒茶机会，向毛泽东报告：“主席，黄炎培那边又来电话了。
“嗯？”毛泽东掀起眼皮，淡淡的眉毛开始收拢。
“他们……又催呢。
“怎么也学会逼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吗？我是给他数着呢！”毛泽东将手中烟嘴摔到桌上。当时赫鲁晓夫正在逼债，黄炎培有凑热闹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