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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学部，系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简称，文革后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在北京建国门内。
① 即宫刑，一种破坏男性生殖器的刑罚。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原是1973年至1974年这两年中作者和我之间的通讯集。通讯似乎成了一种触媒，激发了他多年积聚起来的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探索，没有拘束地在通讯中写了下来。因为是在兄弟之间对一些问题的讨论，因此彼此可以直抒胸臆，无所遮拦，无所避忌。因为是问题讨论，自然也会有争论。我读书不多，和他相比，不能望其项背（也许他还不能说是博览群书，但我曾在他日记中发现过一大串书目，一两天读一本书，是常见的）。读者从他有限的著作中，还是可以感受到他的渊博。这里试举一例。我的有限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和肤浅的见解，使我相信直接民主是民主的最高的也是最完善的形式，坚信共产党不仅能够而且必须领导一切。他并不反对直接民主，但是他用历史事实向我证明：直接民主只有在像希腊城邦那样小国寡民的条件下才能存在，在国土广袤、人口众多的大国事实上是行不通的，它只能实行代议制。对西方的议会制，他也并不赞赏，但他向我指出，我们所厌恶的那种厚颜无耻的政客，议会和竞选活动中的各种丑行以及其他各种历来看不惯的东西都确实存在。但是他认为，现代国家任何一种政治体制如果没有制约机制，最后总是不能避免腐败以至失败，而这是最重要的。又如关于民主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的讨论，后来引申到了哲学的高度。这种讨论，在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偏见，也没有任何不可改变的定论；不论什么问题，彼此都没有设定过任何界限；因此讨论是严肃而又认真的。至少对我来说，从这种讨论中得到不少教益。因此，他的去世，我深切地感到失去了一个可以向之请教，向之倾诉，向之进行无拘束的讨论的兄长，我真正为之感到无限的难以弥补的遗憾。
科学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自然科学是如此，人文科学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是一百多年前诞生在西方的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为人类中一部分先进的人群所掌握并且逐渐发展成长为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本世纪初，它还曾改变了这个星球上一些国家的命运。然而，对本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运动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巨大的挑战。这并不奇怪，是可以理解的，关键在于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科学。既然是科学，不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所涉及或未涉及的所有客观存在的问题，都应当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应当设立任何界限或限制，这是马克思主义能否继续前进和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前提。当然，研究所有这些问题的态度和方法也应当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严肃的、诚实的。
当代的中国人，没有谁能摆脱当代的中国历史，也没有谁能排除当代中国历史在他身上的投影，这就是当代中国人的命运。顾准当然不会例外。顾准和常人的不同处也许仅仅在于他对处世态度的正直、诚实，和对自己的追求的执着；也因此，在他的人生道路上的坎坷比常人要多些。
明年（1994年）是顾准离开这个人世间的20周年，后年（1995年）是他的80诞辰。他一生给我们留下来的东西不多。出版这本文集，在我确实含有藉此作为一种纪念的意思。不过，对于一个立志服务于人类的人来说，他所瞩目和关心的是人类未来的命运。顾准生前既然能够把个人的安危荣辱以至对于一个有正常思想感情的人难以忍受的一切忍受下来并置之不顾，对于身后的一切自然更会淡然置之。这本文集，如果对于今天的人们思考问题、探索未来有所启迪，也许是更加符合先兄的遗愿的。
陈敏之
1993年12月23日晚
顾准《顾准文集》
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一、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与两种所有制
去年以来，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货币、价值规律的作用等问题，国内经济学界有很多讨论。我国自1956年全面进入社会主义以后，研究这些问题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作者不揣浅陋，也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请大家指正。
一、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与两种所有制
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首先碰到的是：目前社会主义各国普遍存在着的、全民所有制与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形式，是不是典型的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当“两种所有制”被“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所代替时，是不是社会性质已经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而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骆耕漠同志认为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代替两种所有制可以较早完成；而分配原则上从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各取所值”转变为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过程将在“更远更远的将来才能完成”，我认为这是正确的。
① 见骆耕漠：《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和它的“消亡”过程》一文，《经济研究》1956年第5期。
大家知道，马克思、恩格斯论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都假定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不考虑“两种所有制”的存在。社会主义各国普遍存在两种所有制的历史原因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经济发展还不充分，小商品生产还没有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排除的国家内。小生产合并为大生产的过程既没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完成，就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在社会主义阶段或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内完成。两种所有制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联合小生产为大生产的结果，并且是走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形式。因此，实现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之后，只要社会的分配原则还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那当然还是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共产主义社会。
在两种所有制并存条件下，两种所有制之间仍然会有产品交换。解决下面一些问题，例如社会主义的生产是否是商品生产，价值、价格、货币等经济范畴的意义如何，都不免要首先去解决因两种所有制并存而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如果我们承认两种所有制并存是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形式，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纯粹形式，那么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价值、货币等问题时，先研究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下的情形，再研究在两种所有制条件下的情形，问题的解决也许会方便一些，由于社会主义各国，大工业生产方面已集中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它的生产占全部国民经济很大的比重，因而进行这样的研究也是可能的。
顾准《顾准文集》
二、分配方法与核算方法
1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对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作了明确的论证。为简明起见，可以把这个分配原则用公式表示如下：
（Ⅰ）社会总产品价值＝国民收入＋已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的补偿
（Ⅱ）国民收入＝消费基金＋积累基金
（Ⅲ）消费基金＝直接生产者所领受分配的份额＋非直接生产者所领受分配的份额＋不转化为劳动者个人收入的消费
（Ⅳ）直接生产者所领受分配的消费基金＝他所创造的价值…应比例扣除的（积累基金＋公共管理基金＋社会保证基金＋科学教育保健艺术基金）
关于分配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及其他著作中再三提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交换将被废除，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不再存在，分配将利用劳动券。
社会主义各国的分配原则与马克思的论证是符合的。在分配方法方面，表面上看来，依然保存了货币，并以相对固定的工资率和物价表，作为积累基金与消费基金，以及消费基金在不同各类劳动者之间的分配的杠杆。
在这里，研究一下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劳动券到底是什么东西是必要的。劳动券可以是规定领取一定种类一定数量消费品的领物凭证；也可以是不具体规定种类数量，而以某种计量单位（如劳动小时、劳动工分，或干脆仍用元角分这种货币单位）计算的，可以凭以自由选购各类消费品的凭证，根据恩格斯下述论证，它可以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交换的形式怎么样呢？交换是通过金属货币来实行的。……可是在公社与社员之间的交易上，这些货币，绝不是货币，绝不是尽货币的职能。它们成为真正的劳动券……”①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9页。
让我们来研究一下，利用货币为分配工具，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的具体途径如何。
一、个别企业利用工资与价值形式进行核算。假如没有其他使产品价值与价格差离的因素，那么产品成本、利润及企业缴纳的各种捐税之和，就是产品的价值；
二、工资是劳动者个人领受的劳动报酬，也就是社会总的消费基金中分配给他的部分。捐税与利润，归入国家预算体系。国家经过预算体系，将这部分预算收入分配为积累基金及公共管理基金、社会保证基金、科学教育艺术基金等等；
三、在社会劳动生产力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工资率与产品价格两者，决定全部企业缴纳利润及捐税的数额，也决定社会纯收入可供再分配的数额，所以也决定了消费基金与积累基金间、各类消费基金间分配的比例。
利用上述分配方法，进行下述各种调节是方便的：
（一）当社会劳动生产力提高，可以提高工资或减低物价，使国民收入中分配为消费基金部分不致低于应有水平；
（二）社会应用较大力量进行扩大再生产，因此工资的提高或物价的减低，应低于劳动生产力提高的程度，使消费基金与积累基金间维持适当的比例；
（三）当某部类生产的劳动生产力提高的速度，高于别的部类时，可以降低这个部类生产品的价格，使价格的运动适合于各类产品间价值比例的变化；
（四）当各部类生产中的工资率，不适合于劳动者熟练程度的差别时，可依不同比例调整各部类工资率。
目前社会主义各国还存在着两种所有制，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的途径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复杂一些，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详细论到，现在姑且对此存而不论。假定一个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社会，消费品的分配只存在于社会与劳动者之间（“公社及其社员之间”），作为分配工具的货币，除掉保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单位名称（例如元角分）而外，按照恩格斯的原则，就是劳动券，而不是别的。
2
采取货币这个工具来分配消费品，还有下列好处，是领物凭证式的劳动券所不能替代的。
劳动者及其家属的消费要求可归并为若干类，如食品、衣服、居住等等，这些种类的消费要求是可以统计出来作为计划生产的根据的。但从具体的消费品的品种、花色而言，由于消费兴趣的多样化，人们必然要求自由选购，反对凭证领取。
个人消费要求的满足，很大部分是用购买物品的方法，但还有不用购买物品的形式的，如：（一）住宅的租赁；（二）个人生活服务如理发、洗澡、市内交通、外地旅行、旅馆服务等；（三）文化娱乐；（四）劳动者个人负担的子女教育费、托儿所费用等等。满足这些要求，不能依靠领物凭证式的劳动券，只有用货币来支付。
延期消费与提前消费，在我们社会中是通行的。前者，就是储蓄，后者如分期付款购买耐用消费品。劳动者消费兴趣多样化的结果，延期消费与提前消费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需要利用货币，并且还需要一个信贷系统，利息也还保存着。社会主义各国的经验，储蓄、信贷与利息不会造成生产资料的名存实亡的状态，因为储蓄的数量，比之公共积累是一个微小的数额，因而是无关大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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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有没有利用领物凭证式的劳动券的历史经验呢？从瞿秋白同志下述记录看来，那样的经验是有过的：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每一城市作为一共产社。又一友人告我，俄国现在无物不集中，消费者都以团体为单位，个人名义很难领到需用物品。……譬如莫斯科公社——市政工会之类，每月为莫斯科居民运取食粮，消费者凭劳动券领取，劳动券以工作高下为标准分好几等，每等可得若干，十日以前在消费公报登载。……（1921年3月21日）①
“回忆二三月间，我到俄国人家里，那冷淡枯寂的生活，黑面包是常餐便饭唯一的食品。……现在丰富得多了，可是非得有钱不可，市场物价因投机商人之故很不稳。然而大概而论，大多数劳动人民也受许多方便利益——工厂工资大增，废劳动券而令得购买于市场的可能。（1921年5月1日）”②
① 《瞿秋白文集》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100…107页。
② 同上，第119页。
这里所提到的劳动券，按所记录的情形来说，应该是指领物凭证式的劳动券，因而也就是不经过货币（不经过交换）的产品直接分配。这种产品的直接分配，列宁认为，在当时是“我们力不胜任的事”：
“在1921年时，即当我们渡过了国内战争中最重要的阶段，并且是胜利地渡过这个阶段之后，我们就碰上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很大的——我认为是极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危机不仅造成颇大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造成颇大一部分工人的不满。……原因是……向纯社会主义形式与纯社会主义分配的直接过渡，乃是我们力量所不能胜任的事。”③
③ 列宁：《俄国革命五周年与世界革命的前途》；《列宁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984…985页。
列宁所说的“力不胜任”的事，是指1921年前后。苏联从1936年建成社会主义到现在已有21年的历史，力量是空前强大了，“力不胜任”这样的事应该已经不再存在了。但是，苏联现在还利用货币，还没有提到用领物凭证式的劳动券，这至少证明了，在目前条件下的苏联，利用货币作为分配工具还是适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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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货币来分配消费品，同时也就是利用货币来实行核算。因之，价值与价格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存在的。比之劳动时间，价值是一个“相对的、动摇的、不充分的尺度④”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不直接用劳动时间来衡量产品所消耗的劳动量，以便彻底消灭价值范畴呢？
④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6页。
在实行广泛社会分工的社会主义生产中，每个生产企业是一个核算单位。每个生产企业在核算过程中所能确切知道的数据是：（一）支付的货币工资；（二）他企业转移过来的生产资料的价格；（三）本企业转移出去的产品的价格这三项。至于所支付的捐税与上交利润等等，则已属于纯收入再分配的范围了。
企业所支付的货币工资，相当于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扣除社会纯收入部分的余额。根据劳动时间确定货币工资率时，已经把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差别，换算为单纯的货币数额的差别了。但货币工资一经确定，必须相对的固定下来。如果个别劳动者熟练程度提高了，但还没有“提级”，货币工资仍可不变，又如果整个劳动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