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黑格尔，只要在《法哲学》上论证普鲁士王国的秩序合于大革命的原则，“真善一致”就达到了。
附带说说，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上论到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那两句名言的时候，给黑格尔涂上了大量的脂粉。只要读读黑格尔的《法哲学》，读读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就可以知道，这位所谓内心蕴藏“革命愤火”的哲学家，其实不过是普鲁士王室的有学问的奴仆而已。
马克思对于黑格尔上述那三条，都接受过来，又都加上了革命的改造。
第一，真善一致，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接受过来了，不过从此，理论与实践一致就是真刀真枪，“玩儿命”的事情，可不是空谈所能达到的了；第二，实践，在培根，基本上是生产的实践，马克思是革命的实践，“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2条），可不是纺纱的骡机、蒸汽发动机和电灯电话之类的真理性，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真理性——请注意，这里用上了“自己思维的此岸性”这几个字，要其意味着异化的消灭而言，翻译成“在地上实现天国”，应该确未歪曲马克思的本意；第三，岂但普鲁士王国并未体现真善一致，迄今为止的历史都不足以体现“真善一致”。就建立真正真善一致的人类世界而言，迄今为止的历史，不过是人类的史前史。——这几句话，见于《反杜林论》一书，你如果拿来与《费尔巴哈论》对比对比，又可以体会出两者实在不是一个调子。
（四）这一结合的后果
这一结合的后果是异常巨大的。从政治上来说，它赋予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革命以神圣性。从哲学上来说，到此为止的唯物论几乎都是经验主义的，唯理主义则是唯心论的。现在唯理主义和唯物论结合在一起了。不是称做唯物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吗？按照上面我们对辩证法本性的描摹，把它译成唯理主义的唯物论，显然是顺理成章的。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1条，你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读，可以体会出上述的意思来。
（五）马克思本人坦然承认的辩证法——历史的和逻辑的一致
马克思凡写到他的哲学的时候，他都坦率承认这一点。他的最晚的哲学著作，正式发表的是1873年的《资本论第2版跋》（见于中译本第1卷卷首）。在那里，他自认是黑格尔的门人，自认“卖弄”辩证法。在此《跋》中，辩证法究竟是什么，他自己没有回答，他引了一个俄国人的书评所写的他的方法论，这也可以算是他自己所作对于辩证法的定义。这个定义，请注意，和《反杜林论》第1篇第12、13两章是不一样的，不过，《反杜林论》马克思是同意的，所以《反杜林论》可作《跋》的补充。
另外，列宁再三强调过《资本论》方法论中历史的和逻辑的一致，这一点，确实体现于《资本论》全书。不过，我们还应该再来琢磨琢磨历史的和逻辑的一致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只能作这样的解释：（一）历史按照逻辑的必然性而发展：（二）这里所说的逻辑，不是什么A=A、判断、推论之类的“思维规律”，而是中国人所谓的“道”。“大道之行也”的“道”，是先验的东西。①下列一段话要作为上述意思的正面证明微嫌不足，不过也可以嗅出“道”的强烈气味来：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资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一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跋》）
① 中国人所谓“道”，外国人也有现成的名词，叫做罗各斯（Logos），和逻辑（Logic）差一点点。神化的逻辑既是Logos。《新约》的“约翰福音”首句“泰出有道，道与上帝同在。”这个“道”，英译本是Words，不知希腊文原文是什么字。我猜测还是Logos。
（六）“破”与“立”，体系与方法
历史的与逻辑的一致，按字面解释，也可以释为“历史发展，合乎我的理论；我的理论，说清楚了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不是曲解，唯理主义者之所以是唯物主义者，只因为他们坚持了这一点。
可是这样一来，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所指出的黑格尔的方法和体系的矛盾，不免也要见于一切唯理主义者，马克思也不免。
“方法是革命的”，也即意味着，它在破旧方面是锐利的。
可是体系呢？黑格尔固然在体系上是保守的，马克思如何？
让我们摘录《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几句话：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真的，“破”旧是为了立“新”，马克思是有新可立的。他要立的，是相对于公民社会（个人主义的社会）的社会化了的人类，亦即“集体英雄主义，民主集中主义……”的人类。
可是，马克思批评黑格尔把概念看得高于具体事物，亦即把共性看得可以优于、超越于、可以淹没个性（见《神圣家族》）是不对的。还有一位哲学家（罗素）说，亚里士多德以来，有一派哲学家一直把概念看得比个别具体事物高，其实在各个人头脑里，某类事物的概念，不过是他心目中这类事物的最优型而已。
再说，社会化的人类我们也见过，经历过了。你是承认今天“社会化了的中国人”是中国人整体的无条件的共性，还是认为这实质上是恐怖主义的手段所强加于中国人整体的虚伪的共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复活（见最近《参考消息》），复活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破”的一面。它的“立”的一面后人固然有歪曲它的地方，然而它本质上是黑格尔主义的，那是无可讳言的。
顾准《顾准文集》
二、《反杜林论》各章
以上是《反杜林论》以外，拉拉杂杂谈一些与《反杜林论》有关的根本问题。现在，再来按《反杜林论》各章节次序，略加评论。
（一）引论部分——关于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是黑格尔用来称呼非辩证的世界观的。
恩格斯在引论中历数形而上学的毛病，你的信里，也谈到甚至现代的自然科学家也一概都是“形而上学家”。然而我要对此提出异议。
1、“形而上学”，即对于自然的研究，采取分门别类的，一项一项“孤立”地深入钻研下去，而不综合，不在其发展运动中观察的那种方法，不仅在世界科学史中是必不可缺的阶段①；而且，中国人正因为没有这个笨劲，所以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滞、不倒退的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你读一下《老子》、《大学》、《中庸》就知道了。中国人是天生的辩证法家，可是辩证法把中国人坑害苦了。
我从前说过，中国传统没有“逻辑学”。我说的“逻辑”是形式逻辑；也不妨说成中国没有形而上学，因此，中国没有精密科学。
① 可以读一下周建人译的《物种原始》。如果没有植物和动物分类学的积累，进化论是产生不出来的，远远不到分类学精密程度的《本草纲目》，从中肯定产生不出进化论来。
2、我不同意现在的自然科学家都是形而上学家之说。
如果这种说法，不自觉地暗含了自然科学家都不免是反“唯理主义＋神学”的，那我倒同意这个意思。但是，总的说来，自从达尔文进化论以来（或者如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指出的科学三大发现以来），自然科学早已超出了形而上学的阶段了。《费尔巴哈论》写成以来又80多年了。这80多年自然科学的发展，超越了过去的3000年。原子物理学、电子学、控制论、生物科学、实验天文学、宇宙航行，哪一门都不是局限地考察一个小局部，哪一门都联系其他学科才能有进展，哪一门的新成就都在不断改变人们对于宇宙的总看法（即所谓世界观）。不仅如此，本世纪初期，人类对于自然的探究，一般还限于了解自然，充其量只限于“了解、控制，以为人类造福”这个观念。现在人类发现，人的活动对于自然的改变，对于自然界自身的循环运动的影响，已经不是可以忽略的了。于是发生了环境问题，能源问题，甚至宇宙医学问题等等。
所以，自然科学早已超出了形而上学的范围。自然科学早已从发生发展，亦即从自然史方面去研究自然了。说现在的自然科学还处于形而上学阶段，是绝对的时代错误。
自然科学超出形而上学阶段，与黑格尔没有关系。现在的自然科学是自然史的科学，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则是：“不承认自然界有任何时间上的发展，任何‘前后’，只承认‘同时’。……黑格尔体系……把历史的不断发展，仅仅归于‘精神’。”（《反杜林论》1970版第10页）
也许所说的自然科学家是形而上学家，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辩证法吧。但是，近代自然科学是实验科学（注意黑格尔称为应验科学，恩格斯称为实证科学，自然科学家则自称为实验科学），他们所需要的方法是“实验逻辑”，辩证法对他们全无用处。相对论的发现者爱因斯坦，远不是一个偏隘的物理学家，而是一个具有广阔眼界的科学家，他就否认辩证法对他的科学事业有过任何用处。
相反，在辩证法盛行的中国……
当然，科学家不专不能有所发现发明。专了，总不免眼界狭隘，以偏概全。以偏概全，是书呆子的通病，这并不可怕。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批评自由、学术自由，天然地成为消除片面性的解毒剂。有这些自由，自然而然会形成一种综合的世界观。《十万个为什么》对你的综合的世界观有帮助没有？我看有帮助，比什么辩证法的说教的效果要大得多。
3、西方科学技术的猛烈发展，是因为不存在辩证法的教条之故。
“辩证法”作为批判的即“破”的武器，是有巨大价值的。一旦它成为统治的思想，他的整体性的真理，它的“一元主义”，都是科学发展的死敌——对不起，我说得也许太愤慨太严重了一些。然而，历史明显地证明，不存在辩证法的教条（亦即辩证法未成为统治的思想）之处，科学技术发展十分迅速。
这是偶然的吗？不是。举几个实例就可以知道。罗素的新实在论、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原子主义、控制论和基本上承袭亚里士多德以来的逻辑原则的辩证法是抵触的，然而它是电子计算机的哲学基础。苏联先是骂，后来采用了电子计算机。但是，只要辩证法继续是教条，苏联永远不可能成为电子计算机这类划时代发明的故乡。
再举一个例，玉米、高粱、以及一切植物的品种改良，现在盛行一种新技术，叫做什么杂交，所依据的是孟德尔－摩尔根理论，辩证法加以指斥、拒绝、有过一个20年代的苏联科学院院长为此送掉了命。现在又默默地引入这种新技术了。然而哲学问题不解决，永远只能引入而不能创新，永远不会有“自主性的创造性”的学术研究。
这样的例子还多着呢。
所以，我认为，假如真正的科学家，读了《反杜林论》而抛弃他原来习以为常的办法，而来彻底改造思想，成为辩证主义者，那么，他的科学生命也就完蛋了。
4、每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各有他自己的方法论与世界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所说的“理论”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是夸张。
事实上，每一个真正的科学家，都各有自己的“方法论”，方法论是在他自己的工作中摸索出来的，不是“承袭”得来的。举例说，居里夫人为了发现铀，炒了十吨以上的沥青矿，提炼出来几克铀，费了七八年（？）或者更多的时间。这种提炼过程，势必要应用已知的一切化学方法；或者，已知的方法还不够，还要创造出新的化学提炼方法。已知的方法中哪种方法或哪些方法是适用的；如果要用新的方法，如何推陈出新；这是方法论问题。这种方法论问题只能由她自己来解决，书本和老师没有告诉过她。当然，她摸索前进的道路，前人已经做过许多工作。比如，归纳法，归谬法，她在学校里已经念过；正如她会说话，这种语言能力是从前人那里承袭来的一样。但是，切合这个特殊发明的具体方法，是从旧材料中推陈出新来的。就这个意义上说，新的科学发现，同时也是一种新的方法论的创造。
方法论就是哲学。我上面这些话，无非是说，第一个人（当然不是泛指芸芸众生）有他自己的哲学。
所以，唯有多元主义而不是一元主义，才是符合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求的。
再说，凡在科学上有创造发明的人，虽然他的创造发明，对揭示大自然的秘密来说，不过是“人类知识宝库中的一粒沙子”（居里夫人语），然而他总会陶醉于他的成就，总会以偏概全。他既戴上了他自己制造的有色眼镜，他自然会有一种通过这副眼镜所见的世界——世界观。这并无害处。以一个人而论，是以偏概全；多少人的“偏”凑合起来，也就接近于全了——不过要求新闻、言论、出版等等的自由。
人类就是在这种不断的偏（偏来偏去、颠颠拐拐）中蹒跚行进的。
假如上面说的不错，那么黑格尔有他自己的眼镜，马克思、恩格斯也有他们自己的眼镜，对不对？
人各有自己的眼镜，那很好。可怕的是，有一种钦定的眼镜，限定一切人全得戴上，否则……
马克思、恩格斯的眼镜，从人类历史来说，不过是无数种眼镜中的一种，是百花中的一花①。唯理主义者总以为他自己的一花是绝对真理；或者用另一种说法，理论（即唯理主义的理性）对于科学总具有指导意义。可是这种指导总不免是窒息和扼杀，如果这种理性真成了钦定的绝对真理的话……
① 马克思地下有知，肯定会赞成我这种说法。参见马克思全集第1卷论出版法的文章。又参见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引埃斯库罗斯剧本普罗米修斯的“台词”（见本书“《希腊的僭主政治》跋”）
（二）第1篇第5－8章——自然哲学
《费尔巴哈论》的副标题叫做《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本文内又正式宣告“自然哲学就是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见该书第4章）。我相信，这是恩格斯跟杜林啃酸果，写他的《自然辩证法》（那分明是不想发表的草稿）以后得出的结果。真的，自然界如此浩瀚广阔，丰富多彩，你能添一粒沙子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妄想用一种什么哲学体系来一以贯之，那简直是梦呓。黑格尔写他的大逻辑和哲学全书，本来就是梦呓；杜林跟着效法，更是梦呓。恩格斯跟着啃酸果，一半是不得已，当然不能否认，他也还想要搞出一种指导科学的哲学来。到《费尔巴哈论》，他宣告这是“一种退步”，那算是他的宣言了。
把《自然辩证法》从草稿里硬挖出来，而且大事鼓吹的是德波林，那是一场悲剧。德波林从这种“后退”的逆流，是想抬出恩格斯增进哲学的权威，要用哲学来指导一切。斯大林不能忍受这分狂妄，把哲学武器没收过来成为“斯家政治”的工具，其结果就是《联共党史》中有名的那份《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幕，已经是喜剧了。
这幕喜剧，在中国排演了而未上演。曾经有过关于“板田模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