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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幕喜剧，在中国排演了而未上演。曾经有过关于“板田模型”的尝试，这是一种包罗自然哲学体系在内新哲学体系的酝酿，为此，还曾指定专人组织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你读了杨振宁与记者的谈话了吧？这种新哲学体系，现在大体收场了，不想演出了。这幕不会演出了的喜剧，更是喜剧化的喜剧。
托尔斯泰说得对，人的自视是分数中的分母，分母值愈大，分数值愈小。居里夫人说“沙子”，我实在不由得敬仰她！
（三）第1篇第3、4、11、12章——辩证法，先验主义和世界模式论
这几章是很有兴趣的，因为其间包括了严重的自相矛盾。让我从坦率地指出自相矛盾开始。
恩格斯说，杜林是先验主义。先验就是超越于经验，就是不可以用经验来验证的意思。说杜林是先验主义，就是说杜林的哲学体系不可以用经验来验证。这一批评很中肯，很好。
不过，请问：质量互变，矛盾统一，否定之否定，这三个辩证法规律，是可以用经验来验证的吗？
恩格斯说能，理由，这是唯物辩证法，是客观世界的辩证规律在人脑中的反映。
但是，根据我们对于归纳法所作过的透视，凡是你从客观世界观察得来的规律，总不过是或然的规律，决不是必然的规律。你哲学家有多大能耐，你曾经观察过宇宙上下古往今来一切事变，你能超过这个或然性，主张你有权“创造”——不对，按照唯理主义，应该说“发现”，至于“创造规律”则是唯心论了。——好，就说“发现”吧，再问一句，你根据多广泛的观察，说你已经发现出来绝对的普遍的规律了？
这是哲学的质问。
再来一个科学的质问。质量互变规律。你怎样解释，现在物理学定义逐渐有全归于数量化的趋势——光波、声波。电波、燃点、熔点、氧化点、温度、压力、光谱分析、天体的光谱分析等等。物理学定义数量化≠质量互变规律。
同样的质问可以适用于另外两个辩证法规律。
已经指出过，恩格斯这三个规律，其实是他所指责为黑格尔的世界模式论的逻辑学的三个部分，存在论、本质论、理念论的精华。他指斥说，这种世界模式论是先验主义，他反对这种先验主义。然而一转身，他又把这种世界模式论的精华撷取过来，称之为辩证法，称之为客观规律，后来又称之为自然辩证法。这不是自相矛盾又是什么呢？
这种自相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恩格斯所反对的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至于黑格尔的唯理主义则全套接受下来了。这就是《资本论·跋》所说的头足颠倒，加以改造的意思。
然而，唯理主义的理性推理（Reason）是人的一种心里能力。你怎样才能够唯理主义而不唯心主义呢？
真正的，首尾一贯的唯物主义，必须是经验主义的。即一方面承认人的头脑（心智）可以通过观察、直观、实验、推理等等一切方法来了解事物的过程，作出各种各样的假设，这些假设的妥当性限制在哪个范围，其或然率是高是低，唯有事实才能加以验证。
而且，近代科学鉴于观察实验的环境条件，所用工具、方法、对于实验结果都有影响，所以“科学定义”应该说“操作的定义”，即说明实验操作过程的哪种定义。这样，就可以使“经验”的主观影响，对于实际结果所引起的误差，都成为可以计算可以控制的。
这是近代科学飞跃进步所用的方法（我所知太少，不能描摹于万一）。假如近代科学死守住辩证法三规律，它老早就停滞不进了。
（四）书末“导言”——反对不可知论，非借重唯理主义不可
让我们跳跃一下，跳跃到书末，反对赫胥黎的“导言”上去。
仔细读这篇导言，可见那是在反对赫胥黎的。然而其立论很奇怪，它是从“不可知论者不肯肯定回答没有神”开始的。这也许是一个便当的着手方法。
当时的英国不可知论者如赫胥黎发现猴子变人为了不进一步得罪教会，也许仍像康德那样把上帝保留起来，这诚然是一个缺口。不过，请注意，狄慈根公然把逻辑（他说的逻辑＝辩证法＝世界模式论）等同于神学，这也是缺口啊！
至于不可知论者是唯物主义者，只是他坚持经验主义的立场。坚持他所知的事物的特性，是这些特性对感官产生的印象，而不肯进一步认为，这是“绝对真理”，这对严肃的科学工作来说，有什么不好呢？科学家说水，可以有无限多种定义。润我的口，使生命得益产生的元素，H2O，又进一步可以在原子物理学意义上定义，每一种定义，都可以附加操作条件——即这一定义是在哪一种感官印象上，如何操作，所发现的特性。这样，每一个定义都等于自觉地生命，它没有穷尽该事物的全部特性。——是的，这是拒绝承认它是绝对真理，可是这一拒绝，不是为继续发现可能发现的无穷无尽的真理留下了余地了吗？这有什么坏处呢？
是的，布丁的证明在吃。可是倘若吃掉一样东西，就说证明了这样东西的话，人类对于可吃的东西的科学知识不是就会少得跟原始人一样了吗？而人类现在吃得比原始人好得多，精美得多，分明是因为它并不满足于吃的证明。他对吃的证明写下了一个操作性定义，说这样东西吃起来我的感官印象如何。该物其他特性，我从吃中未有所见云云。这确实也犯下了不承认绝对真理的罪名，可是确实也给科学进步留下了余地。
“导言”也好，《费尔巴哈论》也好，反驳不可知论的又一途经是“重新制造出来”。可以重新制造就算穷尽了真理了吗？不再该留下一点余地了吗？有机合成诚然是巨大进步，有机合成就算是人类掌握自然的顶点了吗？我不相信。我坚信我这不相信是正确的。
所以要反对不可知论是另有原因的——是唯理主义者的一种哲学原因。唯理主义者，尤其是革命家们，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唯有坚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据的，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或者谦虚一些，是组成绝对真理的某个重要成分），他们才心有所安。他们唯有坚持真就是善，才能理论与实践一致地勇往直前。这是一种道德哲学的原因，本来应该为之肃然起敬的。
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反杜林论》第一篇有三章关于道德和法的，这确实需要专门研究，这里就姑置不论了。〕
顾准《顾准文集》
三、再超出《反杜林论》
（一）经验主义也能达到上帝——贝克莱大主教
但是，有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也有主观主义即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
这种经验主义，借口人们所能感觉到的唯有他自己的感觉，并通过这种“辩证法”来否定客观实在的世界，借以证明唯有上帝是实在的。
这里首先要指出：贝克莱这种诡辩，是希腊思想基督教传统中的异端，其实十分近似于印度的寂灭思想。这里略为多解释几句。
希腊思想，从探究客观世界，即从所谓宇宙论开头，无论主张万有不变的，还是主张万有皆变的，反正从来没有想过把客观世界否定掉，而都是从客观世界的存在出发，企图去探究它的究竟的。全能的上帝，是哲学上的第一原因和终极目的的形象化，这也就是唯理主义的实质。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之间全套西方哲学都属于这一派。培根力主经验主义，但还是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确实在西方哲学整个唯理主义优势之中，唯有培根以后的英国，是经验主义占优势。再重复一句，是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神学家贝克莱在经验主义的英国，要证明上帝，从唯理主义下手，道途过于迂回，于是从经验的主观化着手，果然他大大轰动了社会，轰动了历史。
然而，从经验的主观性达到否定客观世界，这是佛家唯识论所走的路。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Ⅱ）的注3，一条很长的注，对此作了有说服力的评论。
这虽然是异端，是支流，却被列宁大大利用来反对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这是很有趣的事。
（二）四种可能的组合
要对列宁的评论作评论，需要对唯物论或唯心论、唯理主义或经验主义这四者一切可能的组合作一个简单的分析。可能的组合计有四个，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都有评论和定名，这就是：
唯理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
唯理主义的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即本来面目的黑格尔主义。奇怪的是，这两种成分都彻底“唯心”，列宁在《哲学笔记》对之却一唱三叹，称为“唯物主义最多，奇怪，然而是事实”。
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即贝克莱主义，近乎佛家的涅槃理论，是希腊思想——基督教的入世精神的异端，轰动过，但未成为一支重要的流派。
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不可知论者。”它始于休谟、康德。列宁批评的维也纳经验批判主义，其实是康德主义清除掉不少宗教成分以后的东西，这个流派对于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起过很大作用。杜威主义也属于这个潮流，不过是维也纳学派以外的一派。
近代自然科学的实验主义、多元主义，以及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繁荣昌盛，总的来说，是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的后果。可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被列宁所误，却一直把它看做是贝克莱主义的“一丘之貉”，悲乎！
1973年8月4日
顾准《顾准文集》
附一：从诗到散文——《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出版追记
我不相信命，然而，事实有时候却逼着我不得不承认命的存在，五哥顾准生前命不好，一生坎坷。死后命仍不好，真可谓命运多舛。他的遗著《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从整理成书到出版问世，费时18个春秋，其间经历了几多波折和艰辛，最后还不得不移至香港出版，这一切，岂非命欤？
古人对许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囿于当时的条件，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只好一概推之于命。其实，在命的背后隐含有必然性，不是不可以解释的。所谓命中注定，常常不过是某种必然性的非科学的表述。五哥此书所遭遇的命，自然同样也是可以解释的。
五哥生前根本没有想到过出版这本书，也没有想到过会出版这本书，因为他写本书各篇时，纯粹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要求，或者是答复我的提问，如关于西方史，骑士文明等篇；或者是和我讨论甚至争论某一问题，如关于民主问题的各篇以及关于哲学问题；或者是对我的笔记所写的读后感（实际是对我笔记的批判），如关于老子、孔子、韩非各篇。记得当时我还在五七干校，这时正是法家盛行，批孔之声充斥于市的时候，我对于这些历史人物只知道一些皮毛，或者根本无知，为了不至于盲目地随声附和，找了当时能够找到的非常有限的一些书来读，随手写下了一些笔记就教于他，这就引发了他的议论。关于哲学的两篇，尤其是《辩证法与神学》——实际是对《反杜林论》的批判，也是如此，当时我所在的五七干校，正在学习《反杜林论》，那种学习，当然完全是皮相的。其中只有关于资本原始积累一篇，是应30年代的一位老朋友之请所写，这位老朋友也已于1979年去世。显然，这些看似随手写来的笔记、读后感，决不是信手拈来之物，而是作者多年来的积累，凝结着作者多年来的思考、探索、研究的辛勤劳动。有谁能随手写出这样的笔记？
翻开历史，古今中外，究竟有多少有价值的思想资料和文献为尘土湮没，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一定有，而且为数不会少。即此而言，五哥这本书今天能够出版，实在是幸运的。然而，它的出版，却也历经艰难、心酸。
1977年，那时我有的是时间，曾把他陆续寄来的那些笔记，稍加整理分类，重新抄写了一遍，装订成册。这些笔记，用的是当时廉价的极薄的信笺纸，取其轻而容量大，然而经不起翻阅，重新抄写一份，一方面是为了借此可以多保存一份，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己翻阅的方便，原没有存什么出版的奢望。
1980年初，在北京举行顾准和他妻子汪璧的追悼会之后，一些老朋友曾经议论过为他出一本集子，以志纪念，然而因为事非易易，一时难以实现，也就搁下了。
大约1982年或更早一些，顾准的子女知道我保存得有一份他们父亲和我的“通讯录”（笔记），向我索要去阅读。他们急于想通过“通讯录”来理解他们父亲的迫切心情，我理解。估计在他们五个兄弟姐妹中都传阅了的，在他大女儿那里驻足的时间最长，至少有一年左右。1984年2月，给我寄来了一份“读后附记”，“附记”中说：“流畅的行文，深邃的洞察力，中肯精辟的分析，使人折服。在这后面的是父亲对国家前途极度关切的责任感和探讨真理的热情、勇气，它是如此汹涌澎湃，深深地激荡着我的心。原有的父亲的形象，至此彻底地清晰高大起来。骨肉情感，对动乱年代和家庭变迁的痛苦回忆，成年以来对文中所及问题的思考，以及严酷的自我剖析，所有这一切，纠扰在一起，多少个夜晚不能成寐”。“后记”中还说：“我逐年追踪着父亲的一生，1957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里蹚过来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数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考，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他对父亲一生表现出来的品格气质，后记引用了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的话：“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无愧于顾准的女儿，才能有对她父亲如此深刻的理解。（请原谅，我未能在事前征得她的同意，采用了她的话语。）
“后记”接着提出了下面这样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真正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需要解决这样一个悖论——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却长期视为殊途？强调分离时间的长久，搞技术工作理论水平低等等，都仅仅是外部的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对于一个愿意严肃生活的人，必须有勇气正视、解答这些问题，并且承受代价”。顾准大女儿在她“后记”中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正是当代最大的现实问题吗？然而，这个问题解决了么？不应当再让这样的悖论困扰我们，阻挠我们前进了。这样的不幸对我们已经太多了！
根据我手头现在保存的材料，可以推断，这部文稿（笔记）不会晚于1984年年底以前，通过30年代的一位老朋友之手，交到了北京一家出版社手里，这家出版社在30年代的进步文化界享有盛誉。负责审读的编者读了以后，“深感作者知识渊博，很有识见。也许是因为兄弟之间的探讨问题，直抒胸臆，不讳权威。……此文写于那种不讲学术，不讲科学的时代，实乃不凡之作”。这个出版社的负责人也认为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