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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里，批评杜林主张的在商品流通条件下活动的‘经济公社’时，确凿证明商品流通的存在，必然要使杜林的听谓‘经济公社’去复活资本主义。”（同上，第85页。）
三、“商品是这样的一种产品，它可以出售给任何买主，而且在商品出告之后，商品所有者便失去对商品的所有权，而买主则变成商品的所有者，他可以把商品转售、抵押，或让它腐烂。”（同上，第46页。）
稍稍研究一下上面三个不同论点，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有下列两个逻辑上的矛盾：
一、既然经过买卖过程转移其所有权的产品才是商品，那么，国营企业生产的、出售给国营企业职工的产品，也是商品；但是，如果在两种所有制的生产企业间交换的产品才是商品，那么，国营企业生产的，出售给国营企业职工的产品，并非两种所有制企业间交换的产品，就不是商品；但是它又确实经过“买卖”过程转移了所有权，所以又应该是商品，而这是互相矛盾的；
二，当社会不再存在雇佣劳动时，商品流通及其货币经济，或者不会去复活资本主义，或者必将去复活资本主义，两者必居其一。不能说，他不会去复活资本主义，又必将去复活资本主义。不能把两个互相排斥的论断，同时并存于同一件事情的因果关系的推论中。
上面所说的，当然仅仅是逻辑上的矛盾。我们还必须研究，隐藏在这个逻辑矛盾背后的还有些什么实质上的问题。
我们知道，斯大林在同书中提出了有名的、经过产品交换制的实行，使两种所有制并存，转变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论点。斯大林在论证两种所有制并存局面的前途时，指出商品流通及货币经济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而当他企图证明必须实行产品交换制以达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时，又强调商品流通的存在，将引导到资本主义的复活。两个论点，分开来都可以说得过去，合起来就互相矛盾。
实行产品交换制，是不是会使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转变为一种所有制？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答案，这里不准备详细研究。我们倒是要问，即使实行产品交换制，集体农庄换来的工业品，怎样分配给庄员？还是利用以劳动日为单位的领物凭证式的劳动券？还是以一定额的货币资金（银行如不供给这些资金，不妨假定集休农庄可以自己发行某种筹码），周转于集体农庄与庄员之间，作为庄员的劳动报酬，而庄员则凭以向集体农庄专设的商店，自由选购各类工业品？这个问题看来是琐屑的，我认为有很大意义。因为斯大林在同一著作中并未说明国营企业职工的劳动报酬在单一全民所有制下，是否将废除货币工资形式。假定国营企业职工继续应用货币工资，因而有自由选择消费对象的方便，那么，有什么保证，使集体农庄庄员不要求用货币来支付劳动日报酬？彻底的办法，只有在国营企业职工与集体农庄庄员两者之间，全部废除以货币支付劳动报酬的办法，代之以领物凭证式的劳动券。
也只有实行这样彻底的办法，才真有把握的，使社会应用产品交换制，将两种所有制并存局面转变为单一全民所有制时，商品流通及其货币经济，成为国民经济中不必要的因素而消失了。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没有得出这样确切的论断，却留下了无法解释的逻辑矛盾。我们没有理由推断，隐藏在他的两个相互矛盾的相关论点背后的真正意见，就是要实行领物凭证式的劳动券。但鉴于苏联历史上曾经实行过这种劳动券，又想到斯大林在这样重要的问题上，不应该留下这样的逻辑矛盾；又想到如果他的本意是要普遍实行领物凭证式的劳动券，过早提出这个意见，易于造成社会经济生活上的震动，那么推断他的本意是要普遍实行领物凭证式的劳动券，可能是他留下这个逻辑矛盾的原因，也许也不是没有几分理由的。
两种所有制之间的产品交换，是商品生产的原因；消灭商品生产的办法，就是实行产品交换制，这是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的基本论点。贯彻全书各篇的这个论断，与所有权转移是使产品成为商品这个论点固然是矛盾的，但我们如注意到，可能斯大林的根本想法是要在国营企业职工中也实行领物凭证式的劳动券，那么，他也许把国营企业职工用货币工资这件事，看做是暂时的过渡的现象，而且这又是对农村的交换应用货币，存在着商品流通这个事实所造成的结果。一旦产品交换制实行，对农村的交换不用货币了，国营企业职工工资废除货币形式将是自然而必然的结果。如果我们的推测不是完全没有理由，那么完全可能是，斯大林不把国营企业职工购买消费品，比拟于私的商品生产者通过买卖过程转移其产品所有权，视为属于同一性质。这从斯大林解释商品所有权时，对购买商品的买主可以“转售、低押或让它腐烂”这样的语句，也可获得若干启示。这样的语句可以用来讽刺私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对职工购买消费品而用如此讽示语气，不是斯大林所会作的。如果这样去理解时，斯大林的关于产品之成为商品的原因是所有权的转移这个论点，与其他论点间，也可以认为并不存在什么实质上的矛盾。
如果上面的理解还有些理由的话，或者我们可以认为，斯大林关于产品何以成为商品的几个论点之间，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可是他的关于产品何以成为商品，与何种产品是商品的论断之间，确实存在着难于解释的逻辑矛盾。
斯大林在同书中说：
“这种商品生产基本上是与联合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的商品有关的。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参阅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页）。
“为了抵偿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耗费所必需的消费品，在我国是作为受价值规律影响的商品来生产和销售的。”（同上，第17页。）
大家知道，如果“与联合的社会主义生产者的商品有关的”产品是商品，那么，一部分消费品是商品，一部分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不算拖拉机，那是农机站的财产。可是肥料农药总也是生产资料，这是集体农庄向国家购买的。）不是全部消费品是商品（出售给国营企业职工的消费品与两种所有制之间的交换无关），也不是全部生产资料都不是商品。说商品生产的原因是两种所有制并存，问时又断定全部消费品是商品，前提与结论之间缺乏逻辑的必然联系。
为什么斯大林把全部消费品列为商品呢？也许日常经济生活这件事表现得太明显了，斯大林不能不承认这件事。可是斯大林本人，并未为这个结论作出充分与必要的解释。
斯大林本人未作解释，阐述斯大林论点的人不能不帮助他作出解释。我们所见到的解释方法有两种。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版，是严格根据两种所有制并存的论点，用类推解释法，推论全部消费品是商品，全部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参阅第23页注③）。这个类推解释法，在逻辑上有无可克服的困难。单从逻辑联系来说，用所有权转移这个论点，来解释全部消费品是商品，自然较为合适；虽然这是法律关系的解释，不是经济关系的解释，而且这样解释，也难免把职工购买消费品，与私人商品生产者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等量齐观。骆耕漠同志走的就是这条路。
骆耕漠同志正确的指出，只要按劳计酬原则与经济核算制度继续存在下去，“商品生产”与“货币经济”就不能废除，这是我所全部同意的（见本文第一节、第二节、第四节的论述）。骆耕漠同志正确感觉到了实际生活的力量； 要求商品生产与货币经济存在下去。但他要为这个实际生活的要求，找经典著作的根据，结果他找到了所有权转移这个论点。这个论点是马克思所排斥的，据我看，也是斯大林所排斥的。因为斯大林虽偶然提到这一点，他的原意恐怕未必是坚持了什么法律观点（斯大林会坚持资产阶级法制中的所有权观念，从他一生的革命与理论活动来说是无法理解的事。），而是指明社会主义下面生产资料从甲企业到乙企业的转移，与私人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交换，有本质上的区别。同时，斯大林又如此坚决指明了：“商品流通的存在，必然要去复活资本主义。”（参阅《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5页。）如果企图阐述斯大林的观点，而采取的解释方法又是斯大林本人所排斥的，那就是一件不幸的事了。
附带说及下面两件事：
（一）我认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反对杜林的经济公社的幻想，不是确凿证明商品流通将引导到复活资本主义，而是确凿证明那种“劳动力应与其全部生产品相交换”的幻想，必然将引导到复活资本主义。这点已在本文第四节（四）中加以讨论。
（二）斯大林所提出的用产品交换制来实现两种所有制并存局面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转变，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至少是无限期推迟其实行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前后，苏联对集体农庄的下列经济措施，扩大了“货币经济”在集体农庄内的作用：（甲）提高若干种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乙）增大国家收购农产品的预付款，使集体农庄有可能利用它来按月预支劳动日报酬中的货币部分；（丙）加强集体农庄的经济核算，趋势是使货币标准成为集体农庄核算产品成本、利润与农庄内部生产、分配、积累的唯一标准，以代替过去曾经存在过的货币、实物、劳动日三个标准混合使用的情况。斯大林关于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的理论，如此紧密的与产品交换制的理论相联系着，而在苏联本国范围内，实际生活的发展却向相反方向进行。这一现象，确实值得人们深思。
顾准《顾准文集》
附：关于顾准的一件重要史实
5月14日，读了《笔会》一篇《迟到的理解》文章后，引起我想到50年代有关顾准同志一件重要的史实。
一、不久前我读了顾准同志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在王元化同志的序言中说到：“当看了顾准兄弟写的回忆文章后，我才知道孙冶方于50年代提出价值规律是受了顾准的启发”。日前遇见孙尚清同志，我向他问及此事。尚清说：在《经济研究》上发表冶方文章时，在后记中提及此事，我当即托尚清将原来写的后记找出送我一阅。尚清很负责，很快就复印出送给我。1956年6期《经济研究》发表的冶方所写《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后记中写了四段话，其中第二段是这样写的：“还在今年初夏，吴绛枫（即顾准）同志就提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来同我研究，并且就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那一段关于价值决定的引证指给我看。”
二、日前遇见吴敬琏同志又问及此事。敬琏告我：在冶方逝世前，他和张卓元同志二人去看望时，冶方当面叮嘱二人，以后整理文集时，一定要把这一后记附上，不能遗漏。
这一史实，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顾准曾向冶方提出过他的看法，这在50年代能提出这样重要的看法是很难得的；二是冶方对后来印文集时未附上这一后记感到有欠缺，在临终前当面叮嘱他的两位学生，尔后再整理出版文集时一定要补印上这一后记。冶方的严肃科学态度，在这样一件事上，也反映出他的高尚风格，是令人敬佩的。
张劲夫
顾准《顾准文集》
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 出版说明
当你读完《希腊城邦制度》以后，将会对作者及其研究成果感到敬佩。顾准同志并非史学家，但在历史研究中却取得为人称道的成就。他生前带病写作，以图书馆为家，探索人类社会历史演变的轨迹。在看来已有定论的学术领域，他另辟蹊径，对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作了比较研究，提出了引起史学界重视的见解。
希腊城邦制度的研究，是顾准同志世界史研究总计划中的一部分。本书手稿为读书笔记形式，分六章。作者原拟写就后再修订，但不幸未及完稿，便与世长辞。遗稿由他的知己吴敬琏同志保存，后由其弟陈敏之同志整理重抄。在出版过程中，编辑又依据手稿对照整理稿作了校订，将稿中的旁注、另页，也酌情编入正文或注释中；对稿中大量的外文人名、地名、专用名词和中文引文，尽我们所能进行了校核，无以查对的则保留了原文，以便读者研考。在编辑中，承蒙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的同志们大力赞助，在此特致谢意。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注：《希腊城邦制度》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顾准《顾准文集》
代序 多中心的希腊史
一位历史家在评论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的时候说：
“希腊文明的游牧形态，希腊生活的多中心，希腊殖民地之分布于东西南北，从法西斯（Phasis，今苏联高加索巴统附近）到赫拉克里斯石柱（今直布罗陀海峡），从敖德萨（Odessa）到塞勒尼（Cyrene，今利比亚班加西附近），每一个独立的城邦的自给自足，这些希腊主义的强点同时又是它的弱点，使得文人们一直对希腊史感到绝望。就历史记载而言，文化上落后于希腊的古代文明——埃及和亚洲诸大王国，比之希腊世界那些小小共和国要幸运得多。代代相承的国王，统治着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的领土，为国家档案提供几乎是老一套的编年史；……又，王朝国家的疆城无论如何广阔，汉谟拉比（巴比伦王）或拉姆塞斯（埃及法老）的诏旨总是驰传于全国的：一个帝国为历史提供了描述和记忆的地理范围。但是，从亚该亚人的来到直到薛西斯（Xerxes，波斯大帝居鲁士之子）的进犯（希波战争）为止，在希腊历史和希腊文明领域内，并不存在什么能够有权要求管辖全希腊的，或甚至某个地区的最高政治权力。某种性质的团结是存在的，一种精神上的并且是愈来愈紧密的团结：宗教、语言、制度、风尚、观念、情绪，全都趋向于这种团结。不，还不止这些，围绕某个提佛（Thebes，旧译忒拜）某个雅典，和伯罗奔尼撒诸中心的周围，或在伊奥利亚（Ionia，今土耳其小亚细亚西海岸中部），在大希腊（今意大利半岛南部），在利比亚，甚至在黑海（Pontus）或者直到远西（以马萨利亚Masselia即今法国马赛为中心的一群城市），有结成集团的，有合并的，有近邻同盟，有统一运动；但是你仍然不能通过推理从树木看到森林……”（梅根：《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第Ⅴ卷第19章，Herodotus and Thucydides：by R．W．Macan ch．19，vol．Ⅴ，c．a．b，）
这位历史家说的是迈锡尼时代后期到希波战争以前约七百年间的希腊。那么希波战争以后怎样呢？是的，领导希腊人抵抗波斯进犯的是雅典和斯巴达，古典时代的希腊史基本上是以希腊本土的这两个强大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然而，一方面，这两个国家甚至谁也没有完全掌握过希腊本土及其密迩诸岛屿诸城邦的最高政治主权；另一方面，还有许多“边远”的即黑海、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利比亚、远西希腊诸城邦，根本从未处于这两个中心国家支配之下，各自独立发展，虽然它们本身也不同程度地集团化了。甚至亚历山大征服以后，希腊化王国也还有好几个。希腊史，从头到尾是多中心的。
这种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