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剧史》中指出，元杂剧中有一类“强人侠士剧——绿林剧”，这类剧本中也有敌视所谓“毒妇”的倾向。他说，“这些都是侠士们杀死背叛男人的毒妇的故事，是害怕女性的侠士们的心理投影”。他还举出元代无名氏的《张千替杀妻》，侠士张千与员外义结金兰，张千与员外之妻（义嫂）去拜祭祖坟，义嫂向其示爱，张千假意允若。义嫂回家以好酒好菜款待张千。员外也回家。义嫂唆使张千杀死员外，张千愤其太恶，杀死了她。知县追究员外杀人罪，张千前去自首，并述说杀死义嫂的理由。张千被判死刑，临刑前，张千向员外托付老母。此时开封府包公赦免令到，大团圆收场。高文秀《好酒赵元遇上皇》。东京开封府军人赵元，因饮酒过度被妻子强令戒酒，其妻又与开封府尹私通。府尹令赵元写休书休掉妻子，又令他送文书到西京洛阳，并声称逾期要处死。赵元外出遇大雪，在酒店饮酒遇上微服出宫的宋太祖赵匡胤。二人对饮相投遂结拜为义兄弟。赵元担心逾期，赵匡胤在赵元的手腕上写了两行字。告诉他如果开封府判他死刑，可见宰相赵光普。后赵元果因逾期被判死刑，光普看到赵元手腕上赵匡胤的字便释放了他。宋太祖召见赵元要拔擢他，赵元说自己有酒已足。赵匡胤杀开封府尹及赵元前妻，提拔赵元为开封府尹。田仲一成认为，这些戏剧中“贯穿了江湖人士的行事准则：赵元和赵匡胤作为江湖人士、绿林豪杰，意气相投，义结金兰；匡胤为义弟处决了奸夫淫妇。表面上是一部君臣剧，但仍不失‘绿林剧’的本质”。《张千替杀妻》“表面上是包公审判剧的形式，但实质上是替结义兄长杀掉淫妇，而又甘负罪责、慷慨赴死的侠士张千的故事，属于‘绿林豪杰’处决奸妇故事系统的杂剧”。见田仲一成《中国戏剧史》，P158—159，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实际上所谓“江湖人士”就是游民。上面讲了他们没有家室时对于妇女的态度，以敌视妇女和惩治青年女性（像李逵用板斧在女人身上乱剁那样）以满足自己内心深处潜在的性追求；这些人即使有了妻室，也会因为自己的游荡，对守在家中的妻子一百二十个不放心，好像她们随时会给自己戴上绿帽子，因此才有《水浒传》和元杂剧那么多处置“奸夫淫妇”的故事。生活现实对游民、江湖人的思想深刻影响，《水浒传》那样快意地惩治年轻女子，决非施耐庵个人在男女问题上遭遇过什么不幸，要靠此发泄，而是原有的水浒故事中就有这种倾向。这种倾向是属于游民的思想意识范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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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民的群体性格与人格追求（13）
另外海外学者夏志清先生对这个问题作了另一种解释。他说：
梁山好汉在潜意识上以女人为他们的死敌，因为女人令他们感觉到他们的禁欲主义受到了威胁。故此，他们惩罚女人的原因，就是因为她们是女人。
《中国古典小说》，转引自《元人水浒杂剧研究》
游民并非是天然的“禁欲主义”者，他们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只能使他们把欲望压到最低最小。因此，他们敌视人间一切奢华的东西，有了机会就要破坏。对于有诱惑力的女性更是一种“奢华”，更需要砸烂。他们不能享用的东西就不应该在世间存在。然而，请记住，如果有一天他们感觉到能够安全地享用这“奢华”时，他们决不会拒绝的，而且沉溺之深，令人不解。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就是一例，他所制定的太平天国的“天条”中就有“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得要男女分居，而他竟有八十八个妻妾，每逢他生日，还要向他贡献六名美女。
前面讲过，游民，特别是要从事重大冒险活动的游民，家庭是他们的累赘，女人的柔情，特别是美丽女人的诱惑（梁山上的女将，除了一丈青扈三娘用了一句“天然美貌海棠花”来形容外，对于顾大嫂、孙二娘，都着力渲染了她们的“丑”，斩断其诱惑力）是他们最难以克服的障碍。所以，在生死攸关的场合，他们要摆脱女人，甚至不惜采取极端的手段对付女人；生活目标和现实处境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要警惕女人，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被其他的游民认作好汉，也才能在江湖上扬名立万。
《水浒传》的作者在评价女人时，自觉与不自觉地流露出孙述宇所说的“女子无容便是德”的倾向。见《〈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另外，“不好色”也成为江湖游民重要的道德标准之一。前面说过，《水浒传》中有多处写到“好色”、贪恋婆娘要吃江湖好汉笑话的。好不好色竟是检验是否是江湖好汉的试金石。生铁佛崔道成的武艺并不亚于花和尚鲁智深，但是他被排斥于梁山之外，不被认作为江湖上的英雄好汉，就是因为他好色。蒋门神的力气、武艺都是远胜于一般人的，可是自他霸占快活林之后，娶了个小妾，“淘虚了身子”，便被武松三拳两脚打翻在地。我们可以历数游民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如《水浒传》一百零八将中的主要英雄，《说唐》中的程咬金、秦叔宝等，都是将女色拒于千里之外的。所以，涉及到可能对男性产生诱惑力的女人，游民至少是疏远的，《水浒传》则采取敌视的态度。女性只有消除了其性别特征，表现出“男女都一样”的时候，梁山才会有她的位置。梁山一百零八将中有三个女性，母大虫顾大嫂、母夜叉孙二娘是两个典型，她们是比男性还男性的女性，有胆量杀人放火，动不动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所以她们才能成为梁山的首领。这样的女性才是游民所认同的。特别能反映作者对女性采取敌视态度的，是对扈三娘与王英婚姻的处理。扈三娘绰号“一丈青”，表明她身材很高，很苗条，是一位风姿绰约、容貌美丽的女将。在出场时，作者用“天然美貌海棠花”来形容她；而王英不过是一个“形貌峥嵘性粗卤”，五短身材的车夫。其为人也很猥琐，贪财好色，与扈三娘在阵上交锋时竟“要做光起来”，十分下流。其武功也远不如扈三娘，被扈三娘在阵前活捉。可是，作者无视扈三娘这个文学形象的感情，非把这样一个杰出的好女子嫁给无赖王英不可。这个情节的含义，就是让丑陋的丈夫统御出众的女子，突出男性对女性的驾御能力。同时也表明了《水浒传》的作者对于具有女性特征的妇女，即使是梁山的头领，也是采取敌视态度的，把她们放在最尴尬的位置上。
《三国志演义》中刘备常挂在口头上的是“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张飞失守徐州之后，要自刎以谢刘备，刘把他抱住，夺其剑时，就说了这句话，又说“衣服破，而尚有更换；使手足若废，安能再续乎”？这是后世游民对待妇女的基本态度。当阳桥赵云单骑救阿斗之后，刘备掷阿斗于地说：“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这也是从游民角度去想象刘备的。其中特别令人恶心和厌恶的情节就是刘备兵败下邳后，逃难山中，路上粮绝，猎户刘安杀其妻，用妻子的肉款待他。作者还把这个情节作为具有正面意义的故事向读者讲述，以表示民众对刘皇叔的热爱，可耻孰甚！如果说《水浒传》中的“英雄”们用残酷的手段处置妇女时，多少还有一些缘故，而这里，她们似乎就是牛羊一类食品，可以任人宰割，任人吃用。这种对待妇女的态度，在文人作品中是很少见的。轻薄文人写到女性时，只是把她们当作戏弄或玩弄的对象，而没有作为仇视对象的。在写到年轻貌美的女人时，文人总是把“怜香惜玉”看成是男人应有的美德。
游民的群体性格与人格追求（14）
丙。追逐眼前的物质利益
一般说来，判断长远与短浅利益是需要一定的智慧与文化的，文化程度较低的人们，其智力考虑不到遥远的未来。关注长远利益还是眼前利益，又与主体的处境有关，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不会吃掉种子，使得来年没有收成。但是，一旦他要抛弃家庭走上亡命的道路，那么吃掉不吃掉种子就无所谓了。正如过去童蒙读物《名贤集》中所说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游民长期生活在毫无保障的状态下，过一天算一天成为他们的生活态度。这样他们在生存奋斗中追逐眼前的实际利益，也是毫不奇怪的。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中，有“明于义不计其利”的一面，又有追逐短浅功利的一面（这是由于生产规模狭小所决定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因此，许多文人士大夫平时口不言钱，装出一副十分清高的样子，可是到了关键时刻又汲汲于财货，就不免为人所笑；而抛弃了掩饰的游民们，从不掩饰自己的“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的鄙陋而短浅的欲望，甚至以此自豪。
上面说到“好色”会影响江湖好汉的声望，而“好货”却无损于英雄好汉的品格。再以鲁智深为例，这个人物可能是《水浒传》中最感人的形象，从救助与他毫无关系的金氏父女，到“救人要救彻”地救援林冲这些事来看，鲁智深确是一位顶天立地、侠义助人、光明磊落的英雄。金圣叹把他定为《水浒传》中的“上上”等人物，又说：“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见金批《水浒传》第二回。就是这样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在款待他的桃花山上把“金银酒器都踏扁了，栓在包裹胸前度谍袋内”，偷偷拿走，滚下山去。这种行为固然有惩罚李忠、周通悭吝之意，但考虑到李、周二人对他的热情款待，这样做毕竟不是光明磊落的大丈夫所为，而作者却在描写中对鲁智深致以赞美之意。
梁山好汉或杀人复仇、或打破某个城池，从来不会忘却挟金裹银。“张都监血溅鸳鸯楼”，武松杀了张都监一家之后，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也没有忘记把银酒器踩扁了拿走。宋江率领众兄弟破了无为军，杀了黄文炳一家，还把“家私金银”“收拾俱尽”，装了箱笼扛走。再如，邹渊答应与顾大嫂一起聚义劫牢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回登云山寨收拾金银。孙立等人杀入毛太公庄园之后，第一个举动也是“去卧房里搜检得十数包金银财富”。这样的例子在《水浒传》中不胜枚举。
江湖好汉之间的交往也多是靠金银财货，饮酒吃肉。宋江遇到武松、李逵等落魄的英雄时，都是周济金银，请吃请喝。儒家强调“君子之交淡如水”，而游民不是这样，他们相信利益驱动，而且是短浅的、看得见的物质利益驱动。因此，游民的伦理道德中很少有“形而上”的东西。
不仅《水浒传》如此，《三国志平话》写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是为了让他交纳几十万的金珠。后来，孟获心服之后又“献了十车金珠，折箭为誓”，才解决了这段纠纷。这个历史上民族斗争中的重大事件，竟作出这样轻率的解释，令人感到十分荒唐。实际上，它反映了游民对于金银财货的看法。他们从不掩饰自己对于物质财富的渴望，因为他们一无所有时多，衣食不愁时少。正是这些才刺激他们铤而走险，不择手段地夺取财物。对他们来说，获得是第一要义。他们敢于冲破社会通行的各种规范，把所有的游戏规则一扫而光。他们还把这一原则引入了###。例如，他们在反贪官时，以树立社会正义自居，可是他们在实现自己的目的时，也是金钱开路，相信贿赂的力量。金钱几乎可以说是游民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尺，一切都要围绕着这个问题转。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由于重人治、轻法治，存在着“人在政举，人亡政息”的情况，表现出政治操作中的非规范性的一面，而游民为了追逐眼前的实际利益，蔑视一切游戏规则，这样他们则把传统文化中的这种非规范的一面，推到了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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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民的群体性格与人格追求（15）
2游民的人格追求
①侠客——游民的人格楷模
不同的社会群体都会有自己向往的人格楷模与人格理想，至于以何为楷模与理想，这是由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决定的。作为社会主流思想的儒家，对人格的设计是道德全能主义，具体的就是“人皆可以为尧舜”。文人士大夫的人格楷模就是圣君贤相，杜甫的诗中就有“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杜工部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句子。这些道德崇高的贤臣——稷和契就是士大夫的楷模。
游民也有自己的楷模，这就是侠客。我在第三章谈游侠时指出，侠客的最初含义是指那些有众多追随者的豪杰。史书最早记录下的侠客，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战国“四公子”——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春申君，都不是后世人们所熟悉的武侠。他们礼贤下士，轻财好施，成为孤单无依的游民所向往的人物。作为游民意识载体的《水浒传》，其中主要人物形象的宋江、柴进等也都是不以武艺闻名江湖，而是以善于交游、轻财好义、助人急难而为江湖好汉们所敬重。明代天都外臣在《水浒传序》中指出，宋江等人：
啸聚山林，凭陵都郡邑，虽掠金帛，而不虏子女。唯翦婪墨，而不戕善良。诵义负气，百人一心。有侠客之风，无暴客之恶，是亦有足嘉者。
天都外臣的话不是完全可信的，“有侠客之风”是真实的；“无暴客之恶”则不符合实际。青州城外百姓的无妄之灾，李逵的江州滥杀，不都是“暴客之恶”？只是这些写得比较抽象，给读者留的印象不太深刻罢了。《水浒传》中“侠客之风”则写得十分生动，鲁智深、武松、李逵等人任侠的故事，特别是梁山这个武装团体对贪官污吏的声讨，对弱小者的救助，都是流传极广，深入人心的。
《三国志平话》、《三国志演义》虽然写的是帝王将相，但作者笔下的理想人物都带着绿林豪气。特别是《平话》中刘、关、张、诸葛亮等主要人物，都不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来写的，这些形象渗透了作者的思想意识，着意渲染他们身上的侠气。像刘、关、张桃园结义，上山落草；刘备义薄云天，从者如云；诸葛亮在赤壁之战前到金陵商议联合抗曹事，当庭“结袍挽衣，提剑就阶，杀了来使”，这完全不像一个“运筹帏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谋臣，而像个绿林豪侠。作者还竭力描写他的能掐会算，使之更像一个为游民所崇拜的游方道士或算命先生。《三国志演义》虽然纠正了《平话》中的一些过于荒谬的情节，使其主要内容更接近历史，但是其中所蕴涵的侠气没有根本的改变。特别在刻划张飞的粗豪、关羽的义气方面，他们还是不像当时坐镇一方、指挥若定的大将，而像宋代的绿林侠客。《水浒传》、《三国志平话》、《三国志演义》虽然题材不同，但其所歌颂的英雄人物都带有“侠风”，或者就是侠客。侠客是游民的人格楷模，而侠客特别关注人际关系，因而，对侠客的向慕也体现了游民关于人际关系的理想。
②两种侠客——义侠与豪侠
《水浒传》描写与歌颂了两种侠客——义侠与豪侠。豪侠也就是武侠，这类人物，只要读过武侠小说的读者都是熟悉的。武侠专以济危扶困为生活目的，甚至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也在所不惜。书中武侠最为典型的是鲁智深，他本来有一个很好的职位与前途——渭州经略府的提辖，为救毫不相干的金氏父女，三拳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