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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结局最糟，参加起义造反者大多是要丢掉性命的，而且死得很惨，这是造反者们要尽量避免的。第三种结局是造反或起义参加者特别要着重考虑的，对于其中的领袖人物更是如此。因为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建立新的王朝，又要想求生存，甚至发展，招安无疑对他们是有吸引力的，成为他们的选择之一。这不是出于什么对皇帝的忠心，而是从自己群体的利益考虑的。
从《水浒传》来看，参加梁山聚义的大体上包括三类人。一是在现实社会中生活不下去了，所谓“逼上梁山”者便指这类人，如林冲等。二是怀着不逞之心到梁山谋发展，或是羡慕梁山可以过“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的享乐生活的人，前者如吴用，后者如阮氏三雄。三是被他人，主要是梁山好汉引诱或胁迫上山的，如秦明、卢俊义。这三种人如果被招安后有个稳定与安全的生活，他们都是不会反对，而且会积极拥护招安的。梁山泊山寨的造反生活，在《水浒传》这部文学著作中是富于浪漫情趣和充满欢乐气氛的，但如果搬到现实生活来，不会是那么好过的。因为它相对于朝廷的武装力量来说，毕竟是弱小的，混迹其中每天都要担心生命的安全问题，成千上万的人拥堵在一个山头上，食物供应也会成为问题。“夜夜娶妻，天天过年”那只是做完一笔好“买卖”之后，不可能经常有这种“买卖”。英国学者贝思飞在其《民国时期的土匪》一书中，有大量的文字介绍了当时东北、河南、山东一带的土匪及其生活状况。这些土匪对于土匪生活的厌倦，除了个别的长久地习惯这种冒险的生活者外，不会有很多人把它当作终老之地，何况，这种冒险生涯是“养小不养老”呢。因此，招安在今天的评论家看来是不光彩的，可却是当时造反的游民们热烈追求的。在大多数“不革命”的老百姓眼中，游民们武装起来大胆地造反来与朝廷对抗，是和百姓们干的其他营生一样，也是一种吃饭求官之道。所以才有“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那样精辟的概括。而且北宋、南宋之际也恰恰是造反、###频率最高的时期，同时也是统治者以安抚为主的时期，这就难怪宋江对招安有那么强烈的追求。许多造反者被招安后，当了大小不等的官，上面提到的郑广就是一例。他被招安做官后还大模大样地骂众官，也没有受到什么惩处。被招安者结局也有不少是圆满的，招安在两宋之间真正成为游民们的变泰发迹之道。这与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所提倡的无条件的“忠”是大相径庭的。
《水浒传》中的招安结局是悲惨的。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宋江结局有几种：被捕获，被剿杀，被招安，被招安后做官并参加平方腊，被招安后被杀等等。作者选择了招安后封官平方腊而又被害的悲剧结局，这大约有历史的原因。大多数专家认为《水浒传》成书于明初，明代初中叶对待敢于造反的人们处理是非常严厉的。造反者即使被招安了，一旦统治者有了力量，也不会遵守招安造反者时的承诺，造反者还是会受到严厉的惩处的。作者也许有感于此，所以描写了宋江等人的悲惨的下场，对于宋江不成功的招安作出比较深刻的批判。从书中的描写可以看出，作者认为招安实际上是一种交换。朝廷以不同等级的官职来换取江湖好汉的归顺和效力，而且，这种招安还应该是有担保的。这不仅要求朝中有同情自己能为自己说话的大臣（如书中的宿太尉）当政，而且，自己还应该保有实力，时时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本钱。民国初年，许多出身土匪的军阀不肯放手军队，也就是懂得“有枪才是草头王”的道理。这两点都未具备，宋江等人便急于成交，才导致招安的失败。作者批判了宋江对宋王朝披肝沥胆的忠诚和忽视了自己与梁山群体利益的“忠”，这体现了作者对“忠”的道德观念的批判。所以，我们从作者对招安悲剧的描写中，更能认识到《水浒传》这部主要由游民知识分子创作并反映游民意识和情绪的通俗小说，所以题作《忠义传》或《忠义水浒传》的原因，它是把“忠”作为“义”的陪衬的。作者在告诉读者，单纯的“忠”是没有好下场的，只有“义”才是能够维护游民利益的最高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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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民的群体性格与人格追求（23）
④化“忠”为“义”
如果说《水浒传》的作者有意用“忠”来掩饰作品中所鼓吹的“义”的话，那么，《三国志平话》和《三国志演义》则把本来是“事上”道德的“忠”化为较为平等道德的“义”。前面说过，宋代以前的人，特别是文人士大夫谈到三国时，多是关注诸葛亮与刘备的关系。杜甫咏诸葛亮的诗有二十余首，几乎都是描写君圣臣贤这个主题的，意在突出诸葛亮的“忠臣”形象，所歌颂的就是“忠”这个道德观念。他在名诗《蜀相》中写道：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这是对“忠臣”和“忠”的道德多么深沉的咏叹，文人士大夫把它看作是自己出仕的楷模。
可是从《三国志平话》起，刘、关、张便在三国故事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并杜撰出“桃园三结义”的故事，特别突出他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义气”，甚至把关羽当作实践“义气”的样板。皇权专制社会确定君臣关系的应该是“忠”，而在《三国志平话》和《三国志演义》中把“义气”放在了首位，而且这个“义气”也带有强烈的利益色彩。我在第一章里举元杂剧《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为例说，亡命江湖的关羽和卖肉的张飞，因为看到刘备吃酒醉以后，有蛇穿七窍，断定“此人将来必贵”，所以才待他醒了以后不问年纪大小，拜他为兄，以便将来有个好的前途。这种“义气”是不是有点“烧冷灶”和势利眼的味道？诸葛亮对蜀汉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而在游民们眼中，这也是感恩图报的“义气”。有些杂剧甚至把他的经过三请才出山辅佐刘备，也说成是考虑到个人利益有了保障。元代无名氏《诸葛亮火烧博望屯》和明代无名氏的《刘玄德三顾草庐记》都写到，诸葛亮看到刘备“舜目尧眉”，关羽、张飞的长相都类似于“五霸诸侯”以后，仍然不肯出山，因为诸葛亮掐算出刘备只有做两年皇帝的命。后来待赵云来报阿斗诞生，他掐算出阿斗能在蜀中当四十年皇帝，这才决定辅佐刘备。这些剧本把一代名相写成鄙俗浅陋如山野村夫和锱铢必较如势利小人，并非是作者讨厌诸葛亮才对他肆意歪曲。剧本肯定是出于江湖艺人之手，他们内心深处是非常重视具体利益的，剧本中的诸葛亮那些打算和行为（在我们看来很可笑）在他们看来是十分自然的。他们是从自己的经历和认识理解历史人物的。
我在前面谈到过，在社会大###中，游民非常有可能变泰发迹爬到社会上层，甚至成为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他们在冒险活动的开始或之中特别强调彼此的提携，富贵时同登青云，落难时互相扶助。陈涉起事之前，辍耕于垄上之时就说过“苟富贵，勿相忘”，可惜后来他没有实践自己的诺言，当穷朋友去看望他的时候，他把他们杀了。后世的异姓兄弟结拜都要以互相关照，永远不背叛建立盟誓，可是有多少人能实践这一点呢？《三国志平话》、《三国志演义》就写了一个永不背叛的故事。书中写到刘备被曹操击败，落荒而逃，把家属丢给了关羽。在这种条件下，关羽为了保护二嫂，“降汉不降曹”，“加入”了曹操的阵营。曹操待之颇厚，“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赠给他金银、美女、锦袍、赤兔马，并封为“汉寿亭侯”，但是，当他得知刘备的行踪以后，“挂印封金”，“过关斩将”，千里走单骑，护送二嫂去寻找刘备，在古城下还受到刘备、张飞的冤枉，又斩曹营大将蔡阳以明志。这种“义气”是很感人的。江湖艺人把这些看作是“义”，所以刘、关、张古城相会这个故事，在《三国志平话》中又称作“古城聚义”。受到通俗小说影响的老百姓在给关公建庙时，正殿所挂的匾额多是“义气千秋”。可是皇权专制统治者不这样认为，他们热衷宣扬关羽的“忠”。清代乾隆皇帝曾下谕旨，命令把关羽的谥号从“壮缪”改为“忠义”，其重点在于表彰他“力扶汉室，志节凛然”的“忠”。
游民的群体性格与人格追求（24）
《三国志演义》在塑造刘备的形象时，也没有完全清除掉江湖艺人给他涂上的游民团体中“大哥”的色彩。作者把照顾兄弟关系看成他的第一要务，妻子、孩子都不如“兄弟”重要。有的杂剧把他写成“义气”的化身。这些都反映了游民对于皇权专制下君臣关系的理解。他们把皇权专制君王要求臣民们对于统治者所尽的“忠”，与游民之间以利联结的“义气”等同了起来，混淆二者的界限。
4平等——游民关于人际关系的理想
①结义兄弟间的平等原则
近代的平等原则也许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至少它是从等价交换中获得灵感的，不平的双方就不会有正常的交易。中国古代关于平等的观念始于墨家，墨子提出兼爱交利的理想社会是以人人平等，有财相分，有利相交，彼此互爱为基本目的的。他说“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墨子？法仪》，《诸子集成》本。也就是说在“天”之下，长幼贵贱平等。既然人们在天面前都是平等的，那么就都有权享受天赋于人的各种物质生活，由此出发，他倡导全民同利，在经济上，有财相分，有利相交。“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诸子集成》本。通过损有余以补不足的方法达到在经济上平等的目的。墨子的“兼爱”正是把所有的人，包括亲近之人与疏远之人，等量齐观。游民不是新的生产力或新的社会关系的代表，也缺少文化知识，提不出一套关于新的社会模式的设想。然而由于长期沉沦在社会底层，受尽他人的白眼与凌辱，他们本能地追求人际关系的平等。除了不侈谈“兼爱”以外，游民的“平等”观念或许从墨家那里得到一些启示。平等关系在皇权专制社会中只有朋友关系近之，于是，这些便成了他们追求的目标。
美国的布克夫人（赛珍珠）在20世纪30年代翻译《水浒传》时，把书名改作《皆兄弟也》。这是借用《论语》中的半句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以表达人们对美好的人际关系的期望与理想。实际上这也是《水浒传》中江湖好汉的口头禅。第二回少华山头领陈达攻打华阴县时路过史家庄，陈见了庄主史进，开口就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相烦借一条路。”第四回逃避追捕的鲁达感谢赵员外对他的款待时，赵就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如何言报答之事。”第四十四回石秀对赐酒相款待的戴宗、杨林表示感激时，杨林便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有何伤乎？且请坐。”可见这句话在当时的普及程度。游民在表达自己对人际关系的平等原则的追求时，还是脱离不了主流社会所尊崇的儒家思想，用他们的话语作为自己的思想材料。
儒家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如果说主流社会的人们更注重前四伦的话，而“朋友”一伦则更受游民们的欢迎。他们把与自己同命运又肯帮助自己的人称之为“朋友”。“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是他们经常挂在口头的。这些脱离了家族宗法制度的游民希望人们把他们看作兄弟，在必要时拉他们一把。因此，不能说布克夫人的翻译是没有道理的。可是鲁迅先生在给姚克的信中，对于《水浒传》书名的更改却有不同的意见：
近布克夫人译《水浒》，闻颇好，但其书名，取“皆兄弟也”之意，便不确，因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
这段话讲得十分深刻，《水浒传》中虽然到处以“兄弟”相称，但是大多还都是萍水相逢的江湖游民，他们一见如故，互相提携，情逾骨肉。然而这种“兄弟”之情并不是普施于所有的人们的。贪官污吏不必说，他们是梁山英雄打击的对象，就是许多无辜的平民百姓也常常死在好汉们的板斧朴刀之下。江州劫法场时，李逵就是不问何人，“抡着大斧，只顾砍人”，“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他们的心中决不会产生半点兄弟之念。因此，“兄弟”这个称呼仅仅是给予那些能够与自己互相救助的人们的，或者是有可能加入自己的互救的游民群体的人们。换句话说，就是给予属于自己帮派或者有可能成为自己帮派中的人的。这种互救的群体，如我们在前面所说，是以结义或结拜的方式固定下来的，只要进入了游民组织，他们便互相认为是基本上平等的了。实际上，这不仅离真正的平等遥远得不可以道里计，就是形式的平等，也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下面先说一下游民组织较宗法家族平等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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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民的群体性格与人格追求（25）
我在前面说过，游民结拜是模仿家族组织形式的，但不是照搬，它与家族不完全相同，主要是突出了其平等性特征。专制社会的家族组织可视为皇权专制社会的缩影，有严格的尊卑长幼之分，不能逾越；而结义兄弟，虽然也是有长有幼，然而皆属于平辈，义兄义弟之间也不存在着必须服从的义务。《水浒传》中第七十三回写李逵怀疑宋江强抢民女，便砍倒“替天行道”旗，大闹忠义堂。从这一事件来看，兄弟之间的间隔尚未太过悬绝。他们仍然以互相尊重、互相扶助为重，这样才能长久地保持兄弟的关系。其次，这种以结拜方式形成的权威，不是与生俱有的，往往是在长期的交往乃至共同的生活和斗争中形成的。它是由个人的品质、道德、学识、行为、能力所决定的。虽然，年龄是个重要因素，但是在结义群体中，并不一定做“大哥”的都是年长者（在一些秘密会社里就是这样，天地会的老大不必是会中最年长者）。第三，在家族中藉以增强群体凝聚力的是“孝悌”，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在游民社会中联结结拜兄弟的道德则是“义”，也就是江湖上的“义气”。而“义气”是互利的，从这一点看来也体现了“平等”原则。
②梁山泊——游民的理想之所在
有的论者说“梁山泊”体现了当时革命农民的理想，我认为《水浒传》的主导意识是表达游民的意识与理想，描写了他们奋斗的成功与失败，反映了游民的斗争生活。因此，对“梁山泊”这个战争据点和梁山好汉群体的描绘是体现了游民的社会理想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