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的放矢的。因为身处社会底层的游民会众文化很低，他们即使有些关于国家大事的知识，也多来源于通俗小说与戏曲。很少被编入通俗戏曲与小说的西藏或罗刹，他们未必听说过其名。
第三，少林寺僧人揭榜征西鲁。一个国家遇有外敌，手足无措，张贴榜文，向民间百姓求救，这在自称尊贤好士的中国皇权专制时代是不存在的。但通俗小说特别是反映游民理想与追求的通俗小说，为了给沉沦下层但具有“鸿鹄之志”的游民英雄安排出路，往往要杜撰出这种情节。“说唐”系列的通俗小说中多有这类的情节。如《征西说唐三传》写薛仁贵征西，被哈迷国苏保同毒镖所伤，程咬金奉旨回朝搬救兵，于是，留守在京的太子李治出榜文招能人领兵挂帅。薛丁山与母亲柳夫人及妹妹薛金莲到长安揭了榜文，封为二路元帅，征西，大获全胜。“西鲁神话”的作者运用这个情节意在把身为平民的少林僧人与最高统治者联系起来（这也表明天地会虽有改朝换代的大志，亦无把矛头直指清朝皇帝的气魄），并突出创建天地会先驱们的英雄气概。
第四，功成身退，反遭奸臣陷害。描写忠奸斗争是通俗小说常见的母题之一，特别在讲史小说中，它往往是贯穿全篇的主线。忠臣的特点是公正无私，忠诚勇敢，视功名私利如粪土，一心为了君王国家；奸臣是佞幸小人，他们为了个人私利不顾国家利益，处处陷害忠臣。杨家将、呼家将、薛刚反唐以及东汉姚期、马武的故事，莫不如此。忠奸斗争是最能唤起匍伏在皇权专制主义道德规范之下的臣民们的正义感的。因此，作者也把少林寺僧人写成忠于朝廷的义士和为朝廷建立了卓越功勋的功臣。他们因为受到奸臣的陷害被迫走上反抗道路，这不是犯上作乱而是为朝廷除害，是“替天行道”。这与他们标榜的“反清复明”的宗旨相矛盾，这一点前面已经讲到，实际上许多反抗者皆以体制内的受害者自居。这样他们的反抗才能得到更多的体制内群众的支持，即所谓哀兵必胜者也。“西鲁神话”的作者也是遵循着这个思路的。
第五，“海水面上浮起一个白石香炉，重有五十二斤。香炉底有‘兴明绝泪’四字”。这是一个神话，表明少林寺僧人与明朝后裔结合起来共谋推翻清廷是天命，是不可违背的。古代不仅统治者用上天示警的神话来欺骗人民，就是社会秩序的反抗者也接过这种策略来激励自己的斗志和号召群众。《水浒传》中“忠义堂石碣受天文”，就写到天帝降下的“石碣”上刻着“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用以表明梁山好汉“上应星魁”，“合当聚义”。“西鲁神话”是模仿《水浒传》来写这个故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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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会社天地会内幕（5）
第六，“白石香炉”浮现之后，马上就有一百零八人的聚义。这与《水浒传》中“石碣受天文”之后就是一百零八将“英雄排座次”完全一样。
第七，“五虎大将”这种称呼法也不见于正史，陈寿的《三国志？蜀志》中只是把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等蜀国最著名的五位武将编排在一卷之中，并无这五人便是“五虎将”之说。后世通俗小说和通俗戏曲的作者，为了赞颂在其作品中出现的英雄，便发明了“五虎将”这个名目，可能与阴阳五行的影响有关罢。这在通俗小说中是经常可以见到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中皆有所谓“五虎上将”。“五房”之说也是“五虎将”的演变。
以上仅是随手拈来的几例。如果细加勾稽还可以为“西鲁神话”的情节从通俗小说中找出一些原型来。“西鲁神话”是逐渐积累而成的，它在天地会的流传过程中，日趋复杂，日益丰富，日趋文学化。
如果比较前面几个先后出现的抄本，可知越晚出的“西鲁神话”，就越从通俗文艺作品中撷取更多的情节，增添更多的人物，而且还安排人物之间的对话，使之更加小说化、戏剧化。我们可以拿皇帝出榜招贤一段为例，将“田林本”与“修志局本”作一比较。先将时间在前的“田林本”抄录如下：
彭元凤带领众师徒前（往）京都揭榜，守榜军士报与黄门官代〈带〉朝熙主三呼万岁。
主问：“臣乃何（处）人氏？姓甚名谁？”
元凤奏曰：“臣乃河水县太白山少林寺内修真之人，今闻西鲁猖狂，为臣前来领（榜），于〈为〉主人分忧改〈解〉尼〈疑〉。”
主闻大悦，即赐先锋印。（生）铁蠲〈铸〉，记〈计〉重二斤三两，上有“白山”二字为记。
主问曰：“爱卿要带多少人马？”
元凤奏曰：“臣不用许多将士，只要三千御林兵马，我师徒一百二十八人。”
熙主大喜，当殿赐（送）御酒三杯，早胜回朝；加封厚〈役〉爵，享受荣华。
“修志局本”：
以后皇上出下榜文，不论军民人等，僧家女将，山林豪杰，有能者到来扯榜，征服西鲁，即封万户侯，赏黄金万两。粘有日久，无人敢扯。后来少林寺众僧闻知前来扯榜。军士看见，带至玉田县知县，至京都朝见皇上，龙颜大悦，帝开金口，问众僧人要多少人马。
僧奏曰：“不用一兵一卒，即要杜龙解粮，苏洪为先锋两事足矣。”
此二人是起创少林施主，故将此恩报恩。
帝即问：“众大师何日祭旗兴师？”
僧奏曰：“即日。”
帝即取酒赐僧人三杯，欢声而去。
“姚大羔本”中讲到这个情节时，只是说少林寺内“有总兵官挂起先锋，受了帅印”，极不合理。和尚庙内，怎么出了“总兵官”？而在“田林本”中为了把这个情节合理化，便增加了“彭元凤”这个人物。他是个“好汉”，在少林寺内教习武艺，“十八般韬略，件件精通”（“田林本”原话）。虽然文字不太通顺，但是情节较为合理。
“修志局本”又增加了“杜龙”和“苏洪”二人。而且，此本完全从游民的角度解释了任用这两个人的意义。“此二人是起创少林施主，故将此恩报恩”。出兵打仗原是要冒锋镝舍生死之事，不是什么肥职美缺，何况照“西鲁神话”所说，“西鲁番”特别厉害，满朝文武都感到无可奈何呢，出征肯定是件危险的事！可是在处于社会底层的游民看来，只要是个官，总有油水可捞，因此派他们二人为“解粮”、“先锋”也是“将此恩报恩”。
这两个本子的“西鲁神话”无论是叙事还是对话，完全是小说的口吻，这样的文字在明清小说中俯拾皆是。对于朝廷、军队的组织结构，平民百姓知道得很少，一般通俗小说中经常提到的也就是皇帝、万户侯、太监、御林军、元帅、将军、先锋、粮官、军师等等。“修志局本”除了再度肯定万云龙为“大哥”（也就是主帅）和五虎将之外，又增加了军师陈近南、先锋苏洪、解粮杜龙（“萧本”作郑君达）。“军师”这个官职在晋朝之前有，至晋因避司马师之讳，改称“军司”。其职责为“所以节量诸宜，亦监军之职也”。至于运筹帷幄，调兵遣将，负有辅佐君王或头领责任的“军师”，只有在通俗小说中才这样写。如《三国志演义》中的诸葛亮，《水浒传》中的吴用，“说唐”中的徐茂公等。历史上的诸葛亮只做过“军师中郎将、军师将军”。胡三省称这些称号皆为“古将军号”，并非是一种官职。而“西鲁神话”中的陈近南做军师则成为一种官职，这种理解是从通俗小说中来的。至于“先锋”、“解粮”更非古代军中的官职，它只是用兵时的差遣，到了小说中它便成了官，“西鲁神话”也这样写，这显然是受到小说或戏曲的影响。
秘密会社天地会内幕（6）
叛徒、忘恩负义之辈也是通俗小说中不可缺少的角色，并用他们来衬托正面人物的光明磊落。“说唐”系列中的《反唐演义传》刻画了一个名叫薛义的人。他在倒霉之时，妻子被奸臣霸占，自己被囚在府狱之中；薛刚见义勇为，冒死相救，并把自己应承袭的泗水关的总兵也让给他。后来，薛刚落难去投奔他时，薛义翻脸无情，把薛刚擒住，解往长安。“修志局本”的思路与通俗小说作者相同，也为“西鲁神话”增加了一个叛徒，名叫马二福。
寺中有一名马二福，乃少林寺第七条好汉，第几条好汉的说法是受到“说唐”的影响，该书就把书中出现过的“英雄好汉”依照作者想象的武功高下加以排队，分为第一到第N条好汉。使铁棍一条，重三十六斤，故此名叫亚七。
因为打烂了寺中的宝灯，被僧众驱赶出寺，他心怀不忿，投奔朝中的奸臣陈文耀、邓得胜，与他们共同陷害少林寺僧。因此，天地会中以“七”为忌。按：天地会以“七”为忌，是否与蔡禄有关，也值得研究。他在与万礼、万五达宗等人结拜时就排行第七。近世关于“西鲁神话”的传本（如朱琳之《洪门志》）在叛徒行列中又增加了符四、田七。言苏洪光（即天佑洪）率领天地会兄弟攻打四川时，四川总督王春美派心腹符四、田七（二人皆是文士）诈降，苏洪光不察，派二人充任三合军（即天地会部队）副军师，在会中掌管“四排”、“七排”两个步位。后与清军作战时，符、田内应，三合军遂以内变不支，卒至惨败。苏洪光也为流矢所伤，全军败退。此后，天地会忌用四、七两排，更以文士善变，禁收文人入会。这一变化反映了游民与文人士大夫之间的隔膜。同时，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天地会虽为反满的官僚士大夫所创建，但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演变为游民组织。因此，他们对文人有一种天然的敌意。
“修志局本”以后的诸本大多增加了皇帝赐御酒的情节：
以赏赐御酒为名，顺带御林军数万，暗带硫磺引火之物，视其饮醉睡着，焚之，方无后患。
“萧本”的《西鲁序》中又改为“御赐毒酒”。这些显然是受到《水浒传》的影响。宋江等人“征四寇”建立大功之后，徽宗赐鸩酒，毒死了宋江、李逵等梁山好汉。天地会文献的作者之所以引入这个情节，意在把反抗的矛头引向皇帝。因此，在清朝末年出现的文献中，这个情节非常突出。
“戏不够，神来凑”，是中国老百姓讽刺传统通俗小说与戏曲公式化地用神、佛的出现促进故事情节进展的谣谚。这的确是传统小说、戏曲的通病。“西鲁神话”既然是模仿小说而成，这种“通病”也必然影响到它。“姚大羔本”还很少出现神佛，到了“修志局本”就有数处写到神、佛帮助身处绝境的少林寺僧人。如少林寺被焚时：
惊动佛祖下凡，化作火坑一座，救出一十八人。
当少林僧人只剩下五位，又被清兵追赶到江边时：
前有大江拦住，后有追兵，惊动岳神朱光、朱开二圣，化成铜铁桥，五人随桥而过。
这非常像《说唐后传》中程咬金被派出木杨城，冲出北番重围，到长安讨救兵时，咬金被番将祖车轮一斧砍下马来，被仙人谢映登所救的故事。后来的诸本大多保留了这些神话情节，而且更加神化。藉此表明，组织天地会符合天意。“萧本”《西鲁叙事》中写得最为明白：
幸得云端上来了一位达摩尊者，见寺内有五人命不该绝，日后尚有结拜天地会一段缘由，即化黄黑浮云，救出十八人。
这种借神佛以说天命和全知的叙述方式是符合古代通俗小说特征的。
像《水浒传》的“忠义堂石碣受天文”一样，“田林本”的“西鲁神话”也出现了“齐天御使捧着忠义榜文，在高溪松柏（林）张挂”的情节。这个“御使”是代表玉皇大帝的。他高呼“玉（御）旨下，万云龙接榜”。“田林”会簿中还照录了“榜文”：
秘密会社天地会内幕（7）
伏以（ ）遵依天降白石香炉之浪涌炉，现洪平天下之移传，因少林寺□□之兵机，平番不受厚爵，奸妄（佞）毒害〈之〉温良，都昌定（点）火坟（焚）化少林寺之诛害，佛敕二板红桥引渡之脱难，高溪云龙之忠义，胆如铁石之苦恨，天差御使之榜论，后传天下之结交，君臣五祖之敬训，秉玉皇敕下之清规，依始祖之根苗，分博（传）四海之口号。古云书曰：天下人治天下，非是一人治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常曰：异姓结盟，义同梁山之祖；滴血共饮，情各（若）宋江之宗。新添弟兄之友，谨计（记）妄言之乱。临亭之内不得凌辱妻妹之奸，倘有（反）骨之辈，天降报应之誓。又曰：在老之贤，不得报旧恨之仇；执器攻新（亲）之（体），会发三关之外；跪香三柱，方显五祖之命。同台之众，谨之恨（慎）之，榜悬晓论。
太岁（ ）年，月。（ ）（ ）日吉时出榜帖论。
这件“榜文”虽然文字上极不通顺，错字、别字、落字连篇，令人不能卒读，估计可能是位文化极低的游民知识分子抄写的。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其内容含义还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全知全能的玉皇大帝完全知道少林寺僧人为满清朝廷效力，建立奇功以后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万云龙忠肝义胆，帮助了被残害之余的五位少林僧众逃脱苦难。玉皇大帝的“榜文”还指示他们可以用“结交”的方式组织起来，并且为这种组织提供了理论“天下人治天下，非是一人治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和组织原则“义同梁山之祖”，“情若宋江之宗”。在天地会建立之初，其内部文件里谈到“梁山”与“宋江”之处并不多，可见最初的天地会受文人士大夫影响之深。道光以后的文件中提到梁山和宋江的渐多。。在“榜文”里还指出，结盟之后最重要的就是遵守纪律，这是天地会存在下去的生命线。这种用天降“榜文”来宣布天地会的结盟是符合天命的形式，显然是受到通俗文艺作品的影响。这种形式在《水浒传》和“说唐”系列中是经常出现的。梁山好汉在石碣上所接受的“天文”中，也反映了“天命”对梁山的“替天行道”和“排座次”等行为是完全支持的。增加这种情节意在坚定会众的信心，并以此招徕更多的下层民众的加入。
生旦净末俱全才能构成一台完整的戏，而“西鲁神话”较早的传抄本中没有旦角，作为“香花僧”内部流行的经籍也不好涉及女性。“姚大羔本”中只有一个“李神妃”，但她没有什么活动，更没有参与天地会的创建。在“西鲁神话”流传过程中人们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修志局本”就开始出现了女性：
因苏洪有一妹，天资（姿）国色，亚七（指叛徒马二福）一心追寻二人。二人闻知，自尽而死，留下桃木剑，将亚七千刀万剐。
这是说马二福好色，通俗小说中的叛徒大多具有这种品格，英雄大多不好色，有的英雄则不仅不好色，而且，一见到“色”，就要有所警惕。《水浒传》中的英雄见到“色”则必欲除之而后快。逼死了苏洪之妹。在“萧本”《西鲁序》中出现了有名有姓的两位女性，一是郑君达（曾为少林寺僧人出征时的粮官）之妻郭秀英（有的版本写作郭秀兰），一是郑君达之妹郑玉兰（有的版本写作郑玉莲）。君达因与少林僧人结拜被皇帝以红罗赐死。郭秀英、郑玉兰祭郑君达之坟时见到：
坟头现出桃李木剑一口，剑头二龙争珠，剑尾有“反（清）复明”四字。（清）兵追赶五位僧人，就将宝剑勇力救去，杀退（清）兵，与僧诉说一番前事：“当日我丈夫与你相教，因为奸臣所害，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