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以上关于苏联崩溃的常识性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问题之一是它局限于一种非常简单的社会转型理论。它假定了一个经济体有可能突然变得“难以运转”，并据此认为以另一种经济体制取而代之的社会革命乃是必然的归宿。这样一种理论通常被称为“机械论”，因为它的灵感来自于机械装置领域。的确，一台汽车发动机在某些设计精巧的环节上变得突然难以运转和停止运行，会让倒霉的主人除了重新买一台新的发动机甚至整个一辆新的汽车外，别无选择。
然而，这种情况是不能套用到一种经济体制上的。经济体制，不管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或其他各种各样的，在它的内部产生问题时，不会突然变得不可运转。在一定时期内，某种经济体制以它特有的方式运作良好，满足人们的需要。此时，它对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具有积极作用。而在某个时期，它也有可能运作得不是很好，导致人们的不满情绪。在一种经济体制还能够实行大幅度紧缩政策的时候，用“崩溃”一词来形容它就会产生误导，例如，大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面临的就只是大萧条，而不是崩溃。到1933年为止，大萧条使1/3的美国非农业劳动力失业了。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经济也没有停止运行，更没有绝对的需要迫使它采取一种迥然不同的经济体制。
所有的经济体制都有强大的机制在经济低潮时期保护自己，即使在严重的经济危机时期。经济危机是导致改革还是导致革命，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对美国资本主义激烈的批判使人们热忱地相信这种体制的“不可运行”已经充分显示出来了，然而，这种结果并没有引发革命。大萧条虽然严重，但并没有导致革命，而是导致了资本主义的改革。在美国，改革的进程开始于1933年，即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总统时。改革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几年完成，持续了15年时间。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资本主义实现了巨大的转型并趋于平衡，此后，美国经济出现了历史上扩张最快、最广的25年。
纯粹推测性的分析并不能预先告诉我们一种经济体制能或不能在一系列给定的条件下改革。大多数经济体制，如果不是很完善的话，都有令人惊奇的调节能力。苏联经济体制在大的改革前，在50年代赫鲁晓夫和60年代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时期已经进行了较小的改革。但是在80年代，人们并没有机会认识到苏联有能力进行改革以克服那个时期面临的问题。原因是，在戈尔巴乔夫和他的伙伴们第一次推出他们主要的经济改革方案几年后，改革者迅速地被所谓的革命团体夺取了权力。如我们下面所主张的，到1990年，苏联经济体制日渐走向分割，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彻底粉碎了一切改革的努力。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经济改革（2）
苏联崩溃的通常性解释并不符合苏联改革期间的经济运行模式。有证据表明苏联经济不仅没有紧缩，更没有“崩溃”，因为苏联体制的社会主义成分依然存在。改革期间的经济调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5年到1986年，变化相对温和。第二阶段从1987年到1989年，政府采取了一些更为激烈的改革措施，尽管这些措施仍然局限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范围内。标志经济变化第三阶段的是1990年到1991年。在这个阶段，亲资本主义联盟获得了足够的政治力量，使经济体制的变化超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范围。苏联经济直到第三阶段，当政治的手段被用来拆除体制的障碍时经济才开始走向紧缩。因此，那种把苏联经济的崩溃归结为体制自身内部矛盾的结果的观点，是和这一前后因果次序不符的。
表5—1提供了苏联经济总产品和总消费增长率的资料，包括西方国家估算的结果（第一项和第二项）和苏联官方统计的结果（第三项和第四项）。
图5—1数据比较了大改革前期经济运行的变化情况。第一阶段实施温和改革政策的结果从1985年到1987年的增长率就可以看出来。第二阶段更为激烈的社会主义调整政策生效于1988年初，其结果影响了1987年到1989年间的增长率。1989年到1991年的增长率记录了苏联经济运行在改革的第三阶段——社会主义体制垮台时的情况。图5—1不但把社会主义改革第一、第二阶段的结果——1985年到1989年——和改革前五年的增长情况作了比较，而且表明了三个阶段的经济调整的增长率。
从表5—1和图5—1可以看出重要的两点。第一，它们表明了苏联经济在1985年至1989年即改革的前两个阶段仍继续扩张，只是在1990—1991年，当第三阶段社会主义体制瓦解的影响被感觉到了的时候，经济才开始紧缩。图5—1表明整个苏联的经济在1985年至1989年的每年都出现了正增长。1990年的总产品，不管是用GNP（见图5—1的第一栏）还是用NMP（图5—1的第三栏）来衡量，都有轻微的紧缩。在1991年，经济进入了一个从任何角度来看都严重萧条的时期。如图5—1（a）所表明的，用西方的GNP衡量，苏联经济在改革的前两个阶段（1985—1989年）实际上比改革前五年的GNP增长更快。用苏联的物质生产净产值来衡量，如图5—1（c））所示，苏联经济在1985年至1989年间依然持续增长，尽管其速度比80年代的前五年要慢。
第二，图5—1（b）和（d）清楚地表明，总消费品这一为市民最为直接地体验到的变量，不管是根据西方还是苏联官方的估计，在1985年至1989年间比1980年至1985年间都有了显著的迅速的增长。此外，无论从西方的还是苏联官方的统计看，消费品在改革的第二阶段比改革的第一阶段得到了引人注目的增长。表5—1的第二项和第四项表明，消费品直到1991年即改革的最后一年，才开始紧缩。
这些材料看来和人们广为接受的观点相矛盾，在这种观点看来，苏联改革走过了一段经济运行日渐恶化的时期，尤其是在消费品的供给上。一般的苏联市民确实感受到了从1988年开始的经济变化产生的问题。人们感受到了消费品的恶化，但资料却显示1991年前不动产消费品仍处于增长水平。要解释这个矛盾，答案只有一个，对此我们将在下面进行讨论。对这一矛盾的解释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改革最后导致了苏联体制的终结。
经济的改革，除了与之伴随的迟至1989年的经济增长，同样产生了经济的混乱，而混乱以显著的速度加重了试图超出社会主义的改革范围的政治派系斗争。亲资本主义的政治联合力量的增长，到1990年已足以分解苏联体制中核心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种力量对1990年和1991年的经济紧缩起着主导作用，虽然它不是解释紧缩的唯一因素。在经济紧缩持续几年后，社会主义改革的努力被一场更剧烈的运动付之流水。让我们回顾一下经济改革及其对事情发展造成的影响。
经济调整（1）
经济调整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1985—1989年）的政策演变
戈尔巴乔夫初始的经济政策是相对正统的。1986年至1990年的五年计划打着“加速”的口号，这一口号由戈尔巴乔夫最亲密的经济顾问阿贝尔·阿甘别吉扬所提出。其主要目标是扭转苏联经济增长的低速度，使年均GNP增长率从1980年至1985年低速增长的2％翻一番，到1986年至1990年达到4％。
此时，苏联的经济体制并没有如预想的那样发生某些根本性变化。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依然是提高增长率的基础。面对诸如工人纪律松懈、重要装备过时等问题，计划体制呼吁要加强工人的纪律和增加投资，以取代国家老化的生产设备并使之现代化。
计划之一是发动反酗酒运动。醉酒被认为是影响工人纪律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防止这点，政府酒精类饮料的生产大量缩减了。当对酒的节制的可能性略微增加时，这项运动就像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经历的那样，产生了不可预见的有害后果。非法的私人生产满足了国家无法满足的需要。私人酿酒导致了糖更严重的短缺。而且据估计，在1986年至1988年间，酒类销售方面的税收收入有200亿卢布流失了。这两种结果是某种预兆，而后者更为严峻。改革将产生消费品更严重的短缺和预算赤字。第5章 经济改革85
为了使设备现代化，为了开发新技术，苏联在1986年至1987年间成立了23个新的科学技术研究联合体。在1985年至1987年间，新机器的生产和其他资本品的增长速度比10年前（1975—1985）翻了一番。但是，在持久影响的经济运行上，不管是提高机器产量还是使它现代化的目标都没有取得成功。GNP在1986年实现了增长的新目标，这主要是由于当年农产品产量的提高，但随后两年，它却降到每年，相当于改革之前（1975—1985年）第一个五年的速度。
尽管戈尔巴乔夫以相对正统的经济改革措施开始其改革，但他同时也怂恿了经济政策讲座的公开化。1986年，对经济改革的广泛争论被鼓动起来了，其后果就是1987年夏天推行经济改革的第一个重大举措。此后，1987年6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个所谓的《经济管理积极调整时的基本供应》的文件。几天后，最高苏维埃正式通过了一系列实施新政策的法令和《国有企业法》，后者在1988年1月正式生效。
这些措施是第3章阐述过的苏联经济改革观点的具体化。它们试图改变全国生产都由莫斯科中央详细制定的高度集中的计划所规定的经济形式，而实行与此不同的形式。国家将同意企业充分自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将转而关注长期的计划和目标，经济部对生产的日常管理将被结束。共和国、区和地方苏维埃政府对它们各自地区内的经济将享有巨大的监督权。在企业内部，工人也扩大了监督企业制定方案的权利。这些改革措施，在公共占有和经济计划的框架内，把民主化和非中心化的观点具体化了。
这些目标实行的结果如何？企业自治意味着放弃中央决定每个企业投入和产出的详细计划的体制。取而代之的是，中央将颁布非指令性数字，为每个企业的产品价格和企业运行状况提供一个参照系。当然，部分企业生产仍然存在强制性的“行政命令”现象，这是由于不得不减轻从旧的中央管理体制向新体制过渡产生的困难。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行政命令逐渐收缩到产量的比例上。企业的剩余产品将通过“批发贸易”而销售。这意味着企业可以相对自主地决定它们可以生产什么和把它们的产品销售给谁。据估计，1990年批发贸易的份额达到了60％，此后比例更高。
随着定价的逐渐放开，仍然有某些商品的价格由中央控制，而其他产品的价格将根据合同设定。企业的主管获得了提高职工工资的权力，从而实现了工资和生产力之间的紧密联系。这样，企业就在法律上实现了“自筹经费”，从保留的收入中获得资金，从国家银行系统获得贷款。《国有企业法》规定劳工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委员会在决定工资、惩罚、工人培训方面起作用。此外，核心的管理者，包括企业经理，由职工选举产生，也由职工罢免。
1987年的改革并没有减轻中央对经济的控制，但它在一定时期内为进一步的放权作了准备。严格的中央控制将逐渐被一种把民主化的、分散化的计划和庞大的市场联系结合在一起的新体制所取代。然而，这种改革的方案产生了严重的缺陷。
第一，它没有创造出一种体制来协调新近独立自主的企业的行为。企业从服从中央绝对命令到对销售、购买、筹措资金具有相对自主权的转换，都需要为已适应遵循上面命令的管理者提供新的运作方式。但这些新的行为方式以及支持新的制度的更为分散化的体制，并不能迅速地、自动地产生。于是，由于没有充分的准备，大企业自治的迅速转换将不可避免地引发许多混乱。
第二，允许企业有更多的决定其收入分配的自由将潜在地产生经济的不平衡。企业的短视行为可能使企业在超出其消费品生产能力以外来提高企业的收入。而且，如果国家收入从投资转向职工工资和收益，这将破坏加快经济增长的计划。
第三，在旧的体制下，中央政府从来没有在获得财政收入以供给支出方面存在困难。中央政府对企业的控制使它不管需要哪种税收都可以轻易地向企业征收。但是新企业的自主意味着政府现在将不得不转而采取一种税收半自主实体的体制来获取收入，而且，从来就没有哪种新的税收制度一旦引进，马上就能有效地征收到必需的税收。
消费市场的危机（1）
1988年至1989年，上面三个问题在苏联经济中开始暴露出来，由此引发了消费市场的危机。在那两年，苏联面临着仓库外漫长的队伍、越来越多的商品配给、仓库中许多货物完全缺乏的悲惨情景。日渐加重的货物短缺对政治气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它由乐观主义变成了危机四伏。这使得主张采取更激进变革政策的鼓吹者更加容易拉拢人心。
如果人们从这些年家庭消费品的经济资料来看，则根本看不到危机的迹象。私人家庭消费品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实际上有显著的增加——1988年增长了，1989年增长了。消费品短缺的恶化是如何与消费者实际购买力的增加一致的呢？
在那时，一些苏联官员谴责消费品被秘密的“改革的敌人”所转移。但是，这个解释显然是多余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可得到的消费品数量增加时，家庭的货币收入却提高得更快。在可得到的消费品和对购买那些消费品的货币需要之间出现了一个日渐扩大的差距，由于苏联体制对价格的控制，这种差距导致了零售分配制度的崩溃。
在1987年改革以前，中央计划制定者们使家庭收入和可得到的消费品数量保持了合理的平衡。自1988年《国有企业法》生效后，家庭收入突然迅速下降。虽然可得到的消费品增加了，但家庭对货币消费的增长远远超过了消费品的增长。图5—2表明了这种现象。
家庭可任意使用的名义收入，并没有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它可以说明苏联家庭在消费品上支出的现金额。而消费者个人的实际支出是受通货膨胀影响的，接近消费者可购买的商品数量。从图5—2我们可以看出，1986年和1987年（如早些年一样），家庭可任意使用的收入的增长保持在可得到消费品的增长线上。二者的差异是在两个百分点以下，这样微小的差别足以被苏联零售价格每年1％～2％的通货膨胀所抵消。可是，如图5—2所示，在1988—1989年家庭收入以加速度增长，远远超过可得到的消费品增长的速度。消费者对超出可得到的消费品的过度需求的增长，在考虑到价格控制的情况下，引起了从正常的零售渠道得到的商品的短缺和匮乏，从1988年和1989年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因此，1987年经济改革的缺点正好解释了消费者购买力为什么会得到迅速增长。由于企业可以不受中央的控制，它们就为自己的职工大大增加了工资。
消费品短缺恶化背后的另一个因素是政府预算赤字的增长，这是由于1987年的改革导致了税收下降的结果。图5—3是苏联国内生产总值（GDP）预算赤字的百分比数据。在1985年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