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决犯人的证据——毒气室，焚尸炉，以及大片大片的墓地。这里在大规模地犯罪，但他又无力采取行动，因为命令是从元首的总理府直接下达的。摩根的唯一依靠是对“武断地屠杀”犯人一事进行起诉——这些官司倒可以打到党卫军的法庭上去。他立即着手搜集证据，终于找到了足以控告马伊达内克两名高级官员犯有谋杀罪的证据。
维尔特是个基督教徒，他帮了很大的忙。他继续与摩根无拘无束地谈论这4个营的指导思想。一天，他无意说到，有个名叫霍斯的人，在奥斯维辛附近建立了另一个大型的灭绝营。在摩根听来，这地方有大量证据可以搜集。但摩根的权力有限，要到如此遥远的地方去，非有正当理由不可。很快他找到了借口：有件悬而未决的黄金走私案涉及霍斯手下的数名职员。于是，在1944年初，刚强的摩根便在奥斯维辛附近调查死亡营的事件了。他不费什么手脚便找到了众多的堆满财物的小屋子，毒气室和火化室。但是，在调查“不合法”的屠杀事件中，一到手下某个工作人员快接近事实真相时，调查工作便受阻。于是，摩根便决定返回德国去处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官方的集体屠杀事件本身。抵柏林后，摩根决定面见希姆莱，向他阐述清楚，这项灭绝政策正直接把德国“引入深渊”。为了见他，摩根又不得不再次通过种种渠道。首先要找的是他的顶头上司即刑警局局长。奈比听后，大吃一惊（“我向他汇报时，我看出他毛骨悚然”），说不出话来。待他能说话时，他叫摩根立即将此事向卡尔登勃鲁纳汇报。卡尔登勃鲁纳听后也大惊失色，答应将此事直呈希姆莱和希特勒。接着，他又找了党卫军法庭的首席法官勃赖豪特。
此人听完后，气得发昏，答应安排摩根与希姆莱会晤。但是，由于官僚机构的种种限制，摩根的官司只能打到希姆莱的接待室。这下，摩根便认识到，要打这场官司，他非走另一条更加实际的道路不可，“那就是，利用这个制度本身提供的条件去把它的领导人和重要分子从这个制度中清除出去。对国家元首直接下令屠杀的案子我虽然无办法，但对不属此令或违反此令的屠杀，或对其他严重的控告，则可这样做。”
他回去后，情绪高涨，决心搞好诉讼程序，尽可能多地搞掉领导人，以期破坏集体屠杀的整个制度。他不顾恐吓和报复，把调查范围扩展至集中营。在奥拉宁堡，他的一个消息提供者——一名叫罗德的犯人——在被公开处死的最后一分钟获救——他之被处死，是为了杀一儆百，不让其他犯人与摩根合作。即使如此，他还得了个外号叫“猎犬法官”。在他努力下，约800个贪污案和谋杀案得到审理，其中200个案子的当事人被判刑。布痕瓦尔德的卡尔·科赫被枪毙。马伊达内克的指挥官也被处决，他的主要助手也被处死刑。塞尔托亨博斯的指挥官，由于虐待犯人，被绑在一法庭前示众；佛罗森堡的指挥官则因酗酒和好色而被开除。
1944年早春，这些审判在德国的官僚的机构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于是，希姆莱——显然是受希特勒的指使——便令摩根停止调查。“猎犬法官”做得太过火了，太成功了；他正准备全面调查鲁道夫·赫斯和奥斯维辛各营。摩根一人大扫除的冲击波业已冲倒了卢布林的屠杀营之建筑。维尔特营长受命将他建造的4个营中的3个营——特莱勃林卡、索必波尔和贝尔赛克——全部毁灭，不准留下任何痕迹。任务完成后，维尔特便被派往意大利去护路，以免游击队侵犯。在这里；在摩根的法网下死里逃生的维尔特，不久便被一更粗暴的法律打倒——背上中了游击队的一颗子弹。与此同时，尽管希姆莱——希特勒有令，康拉德·摩根仍偷偷地继续进行他的赤手空拳的调查工作，以期结束“最终解决”。（*摩根也尽力证明布痕瓦尔德的指挥官的妻子伊尔塞·科赫有罪。他相信，她犯有虐待狂罪，但对她的指控却又无法证实。战后，一个美国官员要求摩根证实科赫夫人用犯人的人皮做灯罩。摩根回答说，她犯的罪行肯定很多，但这个指控却是不存在的。他曾亲自对此事进行调查，但最终只好将此案放弃。
即使如此，这个美国人坚持让摩根签署一个文件，以证实科赫夫人确曾用人皮做过灯罩。对纳粹的威胁尚且不怕的人，自然不大可能向民主国家的一个代表屈服的。由于他拒绝，人们便威胁他说，要将他交给俄国人——俄国人肯定会将他活活打死的。摩根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于是便遭毒打。他虽然憎恨科赫太太，但什么也不能诱使他作假证。幸运的是，摩根活了下来，目前在西德从事法律工作。）
第二十八章 陆军的爆炸计划
1943。11—1944。7。21（1）
在啤酒馆起义20周年纪念前夕，约德尔将军坦率地将德国的战略地位透露给了100名左右的帝国长官和地方长官。
在慕尼黑举行的一次绝密会议上，他谈到了德军在俄国遭到的惨败，谈到了为何未能将西班牙拉入战争，因而也未能夺取直布罗陀的原因（就是那位“耶稣会外长塞拉诺·苏涅尔在作怪”）以及“历史上最大的叛卖”——意大利人的叛卖。
约德尔即兴谈到了未来。他承认，西方具有空中优势，如在德国大规模着陆，按目前德国的防御力量，德军是无法加以阻挡的。这种讲法，使听众大吃一惊。他的结论是，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把每个能杠枪的德国人都动员起来。他说，从东方抽调兵力和给养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那里事情“正在变得暖和起来”。为了解决西线人力不足的困难，他们必须找到新的方法。“我认为，用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决心，在丹麦、荷兰、法国和比利时，强迫成千上万游手好闲的人们去修筑工事——这比任何工作都重要——的时候已经到了。关于这项工作的命令已经发出。”
他描述的目前形势，可以说是一幅阴郁的图画。在结束时，他承认，“国内所受的最大的压力”是西方的恐怖空袭，以及由于敌人在大西洋享有空中优势的缘故，用潜艇进行报复的机会已大为减少。与此同时，他说，对最后胜利应坚定信心。原因有几个：他们幸运地有一位领袖，他“不但是在政治上而且也是在军事上如何进行战争的灵魂”，只有他的意志力，“才使德国的全体武装力量，在战略上、组织上和武器上”得以活动起来。“同样地，如此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上的统一指挥，也是由他体现的，体现的方式也是自腓特烈大帝以来人们未曾见过的。”末了，他所用的夸张堪称无愧于希特勒。
在未来的黑暗中隐藏着什么，这谁也无从预言；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德国永不停止为欧洲大陆的文化和自由而斗争。
“在美国犹太人鞭子下或苏维埃政委统治下的欧洲是无法想象的。”
政客们高声欢呼。约德尔的讲话可说是公正和希望相结合的力作。两天后，希特勒作了一次纯粹是为鼓舞人心的表演。演讲是在罗文布劳饭店作的；他所表现出来的炽烈信心，不但令现场听讲者，还使收音机前的听众都大受鼓舞。
几星期后，由于政治和军事形势的恶化，这些旨在鼓舞党心和民心的表演都有些黯然失色。匈牙利人怀着嫉妒的心情看待意大利人的背弃；罗马尼亚人则因18个师在顿河和伏尔加河被消灭而痛苦万分。在过去12个月中，德国陆军本身的死伤人数也高达168。6万余人。由于兵源缺乏，缺员无法补充，原来免征家中最小的儿子或独生子服役的征兵法也暂停执行，连50岁的老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也被认为适合服役。
东线可能再次出现灾难性的冬天的情景，使“狼穴”里的气氛变得阴郁不堪。元首对节日视而不见，完全不予理睬。
没有圣诞树，也没有一支蜡烛去庆祝这个和平与爱的节日。1944年1月26日，他把数百名海陆军将领召至拉斯登堡。在解释了此次战争的意识形态的基础后，他明确宣布，他的将领必须对国家社会主义采取毫不动摇的立场，必须从内心信念里支持国家社会主义的各项原则。说这些话时，他很平静，又把话说得一本正经，所以，当他异常真诚地讲出下面的一番话时，听众完全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我们各位将领”，他说，“在这场生死存亡的战斗中，如果上苍果真不让我们取胜，如果全能的上帝的旨意是要德国人民在浩劫中结束这场战争，那末，你们作为我的三军将领，就应该举起战刀，团结在我的周围，为德国的荣誉战斗到最后一滴血！我说。各位，只能如此，别无选择！”
室内出现一片死寂。人人都似乎屏住了呼吸。沉默终于被一位坐在第一排的军官打破了——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污辱。冯·曼斯坦因陆军元帅用讽刺的语调说：“我的元首，会是这样子的！”希特勒在等待着，以为他的三军将领会肃然起立，齐声高呼这句话的——即使这句话是用讽刺的方式说出的。但是，继之而来的是另一次沉默，可怕的沉默。没有一点声响，也没有一点动静。站在台上的希特勒，脸色一下子惨白了。他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搜索着全室，最终落在坐在第一排的曼斯坦因身上。“元帅”，他粗暴地说，“我完全有理由怀疑你在回答中含蓄地表达的忠诚。”室内又出现了长时间的、令人难堪的肃静。最后，他说，对陆军里的反希特勒运动的情况，以及众多军官所持的强硬的否定态度，他都了如指掌。他有确凿证据证明，有些先生们拒绝执行元首的某些命令。是呀，被苏军俘虏的某些军官搞的“自由德国”运动的情况，他是一清二楚的！
这些即席作的指责打乱了他的注意力，使他再无法按计划做完演讲。他突然宣布散会，昂首离开会场。片刻后，曼斯坦因奉命立即前往元首的书房。希特勒瞪着眼睛盯着他。“元帅”，他说，“我不准你再打断我的演讲。你向下级讲话时，若有人打断你，你会怎么样？”
在那些凄凉乏味的冬日里。希特勒生活中有一项乐趣，就是新来的厨子给他做的可口的饭菜。玛莲娜·冯·艾克斯纳不但是维也纳人，而且年轻动人。他很愿意与她在一起，常聊起奥地利和她的家——在国社党处于非法时期，她的家曾支持过国家社会主义。她唯一不满的是，希特勒的食谱很有限。她私下对特劳德尔·容格抱怨说，光靠喝素汤，吃胡萝卜、土豆和煮得半生不熟的鸡蛋过活，这日子多么单调！她怕希特勒会吃烦她做的饭菜，将她打发走——而她已爱上了一个党卫军青年副官。她之注定要走还有一层理由。因为提拔受到冯·艾克斯纳小姐阻挠的鲍曼，发现她母亲的家族中有犹太血统，便进行报复，紧追硬逼，弄得原想将此事压下的希特勒只好将她解雇。但他多给了她半年的薪金，还将艾克斯纳一家封为名誉雅利安人。
为防俄机空袭，“狼穴”需进行加固，希特勒遂于2月下旬回到上萨尔茨堡。然而，在贝格霍夫的生活却并不愉快些。
“强打起的欢颜，轻松的谈话以及各式客人的来访”，特劳德尔·容格回忆说，“却掩饰不了我们感觉到的内心的不平静。”
爱娃未见她的情夫已颇有些时日了；他的容颜令她大吃一惊。“他已变得这样苍老和忧郁”，她私下对容格说，“你知道是什么使他烦恼吗？”
这个秘书被问得很狼狈。“对元首你比我了解得多。元首未讲的你也一定猜得出来。”她说，军事形势就够使他深为忧虑的了。当天晚些时候在喝茶时，爱娃骂他老，腰直不起来。
希特勒借机将它变成笑话：“这是因为我口袋里的钥匙太多的缘故。另外，我还背着一满包的麻烦。”他滑稽地笑了。“现在，你我可更好地相处了。你总穿高跟鞋，身子高了些，所以，如果我稍为弯弯腰，我们便很和谐了。”
2月底，一个不速之客突然来到贝克霍夫。来客是汉娜·莱契，是个飞行员和滑翔机驾驶员，来访的目的是要告诉元首如何赢得战争。她说，新型的V—1火箭太不准确了。解决的办法是：火箭必须有人驾驶；她自告奋能，愿第一个去驾驶火箭。希特勒当场予以拒绝。他说，要德国人民接受这样一个自杀主意，在心理上，这还不是时候，他将话题转向喷气式飞机——他的秘密武器之一。汉娜知道，喷气推进技术仍处在初期发展阶段。所以，不待希特勒把话说完，她便插嘴道：“我的元首，你谈的还是胚胎中的孩子呀。”她说，关于喷气机情况，他的消息太不灵通了。她再次提到让飞行员自杀的问题。奇怪的是，他竟怒冲冲地答应开始就此进行试验——条件是，在开发阶段他不受干扰。
上萨尔茨堡的大雪不停，使元首与外界隔绝，但这似乎使元首的精神好了些。午餐时，他讥笑了他在维也纳作的、现在售价昂贵的那些彩画。他说，这些都是业余之作，人家出200马克，这已是疯狂之举了。“我当时并不真是想当画家”，他承认，“是为了生活和学习我才画的。”这些画他早已处理掉了，但他还保存着建筑设计草图——“是我最宝贵的东西，是我的脑力财富，我永远舍不得丢掉。不要忘记，我现在的许多想法，我的建筑计划，都可追溯到我日以继夜地工作的那些年头。”
贝格霍夫的生活似乎重新给了他信心。3月，戈培尔来到贝格霍夫，对美机首次白天轰炸德国表示忧虑。元首不得不用未来的希望去为他打气。然而，到了次日，神经紧张的却是他本人了。在3月17日于邻近的“克莱施海姆城堡”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对匈牙利摄政王霍尔蒂海军上将大发脾气，指责匈牙利在计划搞意大利式的叛卖。守候在外边的施密特，看见年迈的霍尔蒂满脸通红地急急出来，已是大吃一惊，不料后边还跟着个希特勒——他又生气又难堪，还高声叫霍尔蒂回来！
受到侵犯的霍尔蒂连忙把专列叫来，但列车还未开动，里宾特洛甫便搞了一次假空袭。这次假空袭搞得很像，连城垒上空都放了烟幕弹。这样，这位摄政王便作了俘虏。待他冷静下来后，里宾特洛甫告诉他可以走了，但要他读一份联合公报——公报称，经双方同意，德军可开进匈牙利，但已作出了安排。“你还可加上这句话”，海军上将抗议说，“说是我乞求希特勒让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军队去占领匈牙利的！事实上，这是他的另一个威胁！”这句话被删了去。待霍尔蒂抵达布达佩斯时，他发现，他的国家已被德军占领，兵力达11个师！
这使希特勒在精神上获得了一个小小的安慰，但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这却是个大错误，因为他不得不将兵力从东西两线调走，而种种迹象表明，西线即将遭到入侵；东线呢，据情报专家格伦报告说，敌人即将在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反攻，这次反攻“对欧洲其余战场将产生深远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反响”。格伦说，他重新获得主动权的唯一希望是作大胆的战略撤退。元首拒绝了这一建议，顽固地执行其“在占领区寸土不让”的政策。
他这个决定也许是受了恶化的健康的影响。爱娃及其他人都注意到，他若站立过久，双膝便会发抖；左手抖动，尤其连茶盘里的杯子都会咯咯作响。5月初，他的胃痉挛病复发，使他痛苦难熬。莫雷尔医生曾建议他接受轻微的按摩和进行长距离散步，但他置之不理，只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