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胃痉挛病复发，使他痛苦难熬。莫雷尔医生曾建议他接受轻微的按摩和进行长距离散步，但他置之不理，只同意服用卡的唑和注射另外两种抗疲劳药物（格鲁卡德和特斯托维隆）。莫雷尔还劝他早点睡觉，但他说做不到。直到最后一架英国轰炸机离开帝国后，他才能入睡。
那年春天，敌机狂轰滥炸巴伐利亚。尖声怪叫的警报声几乎天天不断；希特勒不得不走下65级的楼梯，躲进贝格霍夫地下的防空洞。但并没有炸弹掉在上萨尔茨堡——这些飞机径直飞往维也纳、匈牙利或其他人口稠密的地区。碰到晴朗的天气，人们可以看到慕尼黑大火的红光。爱娃哀求允许她乘车前往慕尼黑，看看坐落在华塞布格大街的房子是否安全。元首开始不允，但她坚持要去，他只好答应。她回来后，大受震惊，希特勒也立誓为她报仇。“英国将会一片惊慌！”他保证说。接着他便把火箭一事告诉了她。“这件武器产生的效果。是谁的神经都受不了的。对那些正在屠杀妇女和儿童，正在毁灭日耳曼文化的野蛮人，我一定要以牙还牙！”
由于空袭警报响得过于频繁，贝格霍夫的某些客人开始对它不予理睬了。一天清早，特劳德尔忽地从床上爬起，到防空洞后，却不见一人。她转身回去看个究竟，发现希特勒站在门口，像是蛇尾三头的冥府守门犬，焦急地瞧着天空。他用手指点她，进行忠告：“别大意呀，小妮子。快回地堡去，警报还未解除。”她未告诉他其他客人仍未起床，乖乖地顺着长长的楼梯走了下去。午餐时，希特勒又对不钻防空洞的愚蠢性发了一通议论。“与我一同工作的人，有些人是无法替补的，他们有义务到防空洞里去”，他斥责说，“让自己蹲在有挨炸弹的危险的地方，以证明自己如何勇敢，这完全是愚蠢的做法。”
然而，他自己却置身于险境——他拒绝运动、休息或按摩，只越来越依赖药物。除服其它药物和打别的针剂外，他还服用一种心肝精，以及每天4片多种维生素片。他的健康似乎已无关紧要了；他让自己活着，是为了完成他的人生任务。不过，他却也抛掉了沮丧情绪，重新向众人宣扬他的希望。一天，他向贴身人员保证，整个局势会得到改变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终将明白，他们的利益与他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十字军息息相关。事实如此！
盟军用联合集中的战略轰炸作为回答。到5月上旬，由于美机对中部和东部的油厂白天进行轰炸，希特勒的整个军备计划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日产汽油从5850公吨猛降至4820公吨。“敌人猛击了我们最薄弱的环节”，艾伯特·施佩尔向希特勒汇报说，“如果他们这样坚持下去，我们很快便不会有什么油了。我们的唯一希望是，敌方的空军总参谋部也像我们的一样疏忽大意！”
凯特尔连忙抗议，说燃料的储量仍很大。希特勒却更加现实，几天后便召开会议，讨论燃料问题。四位工业家取得了一致意见，认为如敌空袭继续这样进行下去，局势是毫无希望的（在前一年秋天类似的一次会议上，工业家保罗·普赖格声称，国内已无足够的煤和焦炭去扩大钢铁生产了。“使我非常惊奇的是”，一个证人回忆说，“在交谈过程中，希特勒干巴巴地说，如不能生产更多的煤和钢，战争便失败了。”），起初，希特勒只以平常惯用的道理作答，说再困难的危机都渡过了——凯特尔与戈林两人同时点头——但是，当这些工业界人士用资料和相对数字证明他们的结论时，希特勒立刻作了个大转弯。施佩尔觉得，元首似乎急于想“听到不愉快的真情”；他希望元首最终能明白，这是德国经济崩溃的开始。
（2）
在战争初期德国人用得心应手的运动战，现在却反过来于他们不利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长时间的相持使德国的宣传机器得以成功地一直争辩到最后，说战争是可以打赢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目前的军事现实中，这种说法便行不通了。德军再无可能发动另一次夏季攻势。去年在库尔斯克吃的败仗，使一切希望都化为乌有：现在的问题仅仅是，在势如潮涌的红军面前，德军还能支撑多久？在过去三年中，俄国的人力损失虽然惨重，参战的部队仍有300个师500多万人，与之匹敌的德军只有200个编制不足的师计200万人。最令德国吃惊和痛苦的倒不是红军后备兵力惊人的充足，而是它的顽强的战斗精神。在斯大林格勒被围期间，希特勒曾吹毛求疵地解释说，保罗斯元帅之所以未能攻克该城，是因为俄国人打起仗来像“沼泽里的野兽”一样。不管叫什么名堂，这些东方“非人”所表现出来的精力和勇敢精神，是条顿民族所望尘莫及的。希特勒的东方政治的根基如何，这自不必说了。1944年，他连象征性的胜利都未想过。事实上，他关心的是西方的入侵。“它不但决定本年的胜负，而且还决定整个战争。”6月初，他对军事顾问们说——说话时他心不在焉地望着窗外。“如果能将西方的入侵打退，那末，这种行动便不能也不会在短期内再次发生。也说是说，我们便可将后备力量调至意大利和东方使用。”到那时，东方战场便至少可以得到稳定。但是，如果不能击退西方入侵者，这便意味着最后失败。“在西方不能采取对峙战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若后退一步，都意味着在法国境内将战线拉宽。由于没有战略后备兵力，要沿这条战线部署足够的兵力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得出结论说，“敌军一开始入侵便必须将他们打败。”但他并未将他私下里对豪辛格将军讲的话也说出来：“如入侵成功，我就必须用政治办法结束战争。”
希特勒把打败西方的任务交给了隆美尔。由于北非的丢失（不是因为他的过错所致），隆美尔已蒙受过一次灾难，他认为，阻止入侵的最好地段莫过于海滩，因为这是敌之最薄弱者。“这些军队未站稳脚跟，甚至有可能晕船，”他辩解说。
“他们不熟悉地形，能启用的重武器也不够。这是打败他们最好的时刻。”他的年迈的上司、西线的总司令格德·冯·伦斯德将军，看法却刚好相反。决战必须在远离海岸的后方打。所以，所有的装甲部队和战术后备兵力必须放在法国，以便包围进犯之敌并将他他消灭。希特勒用妥协的办法解决了争论，但双方对此都不高兴。他把隆美尔的装甲部队全部调来，但部署的地方却比伦斯德要求的离海岸近得多。
6月4日上午，隆美尔乘小车前往德国。他此行表面上是为庆祝夫人的生日（6月6日），主要目的却是前往贝希特斯加登，以说服希特勒再调两个装甲师和一个炮兵旅至诺曼底。“最迫切的问题”，他在日记中写道，“是用交谈的办法把元首争取过来。”作一短暂的休假，此其时也由于巴黎的空军气象站刚预报有暴风雨，预计两星期内不会发生入侵。
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盟军总司令德怀特·艾林豪威尔将军，也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以“霸王战役”为代号的入侵原定于次日举行，由于天气不好，他又有意将这次伟大的冒险至少推迟24小时。那天大部分时间，他都呆在拖车房里——位于朴茨茅斯附近的一座林子旁——反复衡量得失：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冒险进攻呢，还是等到7月？20多万士兵业已听过了关于此次战役的命令，若待至7月，秘密肯定会泄露出去。当晚，新的天气预报传来了：天气较好，6日则恶化。艾林豪威尔征求各位司令官的意见。空军元帅阿瑟·特德爵士认为，云层可能会阻碍其计划的实现；蒙哥马利的回答是：“我说，行。”艾林豪威尔作了裁决：6月6日，盟军进攻诺曼底海滩。
英国双重夏令时间（比格林威治时间早2小时——译注）6月6日的0点6分，空降开始，一个18岁名叫慕菲的伞兵跳进了圣梅尔埃格利斯一所女子中学校长的花园里。这就是D—日的开始。1小时后，含混不清而又相互矛盾的报告便如潮水般涌进德国第七军的各指挥部。德国时间凌晨3时，伦斯德通知最高统帅部（其时设在上萨尔茨堡）说，敌伞兵和滑翔机在诺曼底大规模着陆。3小时后，伦斯德的参谋长通知瓦尔利蒙说，这极可能便是入侵的开始。他敦促将最高统帅部保留的4个后备装甲师立即开赴登陆地区附近。
然而，约德尔却肯定，这不过是个声东击西的牵制战罢了。在此之前，他曾上过盟军伏号为“警卫员”的秘密战役的当：一个伪战争计划，巧妙地泄露给了最高统帅部。该计划表明，登陆地点选在更北的地方，在加莱附近，即海峡的最狭窄处。因此，约德尔便拒不叫希特勒起身议事。
此举令伦斯德的指挥部愕然。据作战部长说，这个年迈的陆军元帅“怒不可遏，满面通红，连说话人家都听不懂了”。要是换一名司令官，可能会直接给希特勒拨电话，但伦斯德是个老贵族，公开称元首为“那个波希米亚下士”。他是不会低三下四地去求他的。他把请求一事留给下级去做——他们缠住统帅部不放，企图叫约德尔回心转意，将元首叫醒。
直到上午9时，元首才终于被叫醒。这实际上已比平常叫早了些，因为他要接见提索、霍尔蒂和安东奈斯库——即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三国的独裁者（接见地点在克莱斯海姆堡）。希特勒穿着睡衣从卧室出来，平静地听着有关最新消息的报告，然后便叫人把凯特尔和约德尔两人找来。两人来到后，希特勒却不那么镇静了。“嗯，是，还是不是入侵？”
他喊了起来。喊完，他扭头便走。过了一会儿，他的气又突然消了。他亲热地拍拍人家的肩背，好像终于与西方交手一事给他带来了活力。“现在，我们可以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了！”他喊着，还拍了一下大腿。在乘车前往克莱斯海姆的1小时途中，他的情绪很高。“我可以挡住俄国人，要多久就多久”，他对同伴们说。接着他又吹嘘，他将会把盎格鲁——撒克逊人消灭在“大西洋墙”前。
发生在西线的事件成了午间形势分析会议的全部话题（会议结束后，他便会见那三个独裁者去了）。希特勒进入会议室时，他的军事顾问们正焦急地围着看地图和各种图表。见元首进来，他们连忙紧张而惊恐地转过身去。使他们惊异的是，元首满面春风，迈着信心百倍的步伐，走了进来。他带着浓厚的奥地利口音说：“是呀，我们出发了！”说完，他便轻松地笑了起来。他对大家说，他一直梦寐以求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与真正的敌人迎面相对了！”
在柏林，在一名下级官员的授命下，德意志通讯社宣布，入侵已经开始了。显然，戈培尔对此事并不十分相信。根据新闻发布官威乐弗莱德·冯·欧文的日记，那天最重要的安排是参加一次聚会，戈培尔要在聚会上与一位伯爵夫人演奏钢琴二重奏：“他坦率地发表了对文化的看法，然后与伯爵夫人一起到酒吧后边弹钢琴去了”。他记载说，“她唱了不少歌。
大家都喝醉了。
下午4时，希特勒回到了贝格霍夫，刚好赶上与爱娃以及一群党的要员和他们的夫人一起用茶点。茶点的最精彩的场面是他对吃素的评论：“大象是身体最强健的动物；吃肉连它都受不了。”吃完后，与通常一样，人们又前往茶馆。元首喝的是莱姆花茶。然后，他小睡了1小时；于晚间11时召开了另一次军事会议。他说，这是否真是入侵，他是怀疑的。这是一次佯攻，引他上当，将兵力分散到错误的地方去。肯定地，入侵主要将集中在加莱，因为跨过英吉利海峡的捷径在于此地。通过“警卫员”如此煞费苦心散布的谎言他是难于忘怀的——也许那条路正与他计划入侵英格兰时所选择的路线相同，不过是方向相反罢了。
当天深夜，盟军已在30英里长的战线上攻进了希特勒的西部“堡垒”。德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海空两军无能为力，海岸防御工事全被粉碎。敌人以折兵不到2500名的代价取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但仍来得及将他们赶回英吉利海峡——假如立即作出正确的决定的话。
（3）
6月3日，戈培尔戒了烟。3天后，他喝得酩酊大醉。7日，他向他的新闻发布官保证，这是货真价实的入侵。同日中午，据前大使哈塞尔的日记记载，他向一群高级官员和工业家发表讲话说，“终有一天‘各大国’将同席而坐，‘互相握手’，并彼此明智地互问：”喏，这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这番话使在座者大吃一惊，这里，戈培尔不过是转达他的主子的观点而已。到了10日，他又极力劝希特勒说，德国的希望在于“抗击入侵，流血在所不惜”。到那时，西方便会急于寻求谅解。
希特勒仍然坚信，诺曼底登陆系一把戏。因此，他未采取坚决的行动拔除这个桥头堡。另外，由于拒绝给战地指挥官们以自由行动权，他便将他们采取主动的最后一个机会也剥夺了。这次战役业已失败。至此，盟军显然已取得了在法国上空的绝对空中优势。希特勒尖酸刻薄地问几天前他曾夸奖过的戈林，他所吹嘘的空军是否真的已向西方按“一架对一架”的条件投入保险。
在绝望中，元首提前两天于6月12日开始用V－1火箭向伦敦发动攻击。然而，发射场的士兵仅发射了10枚飞弹，4枚立刻爆炸，2枚失踪，其余4枚只击毁了一座铁路桥。在这次惨败后，戈林提醒希特勒说，这是米尔契的事，与他无关。两天后，在第二次发射中，他们共发射了244枚火箭，把伦敦变成了一片火海。这一下，这位元帅又急急忙忙地声称是他的功劳。
所有这些，对诺曼底的局势均毫无影响。不到10天，盟军便有100万人和50万吨军用材料登陆。由于局势严重，希特勒急忙于6月17日乘车西行至苏瓦松北面的一个村庄。在这里，自D—日以来，他首次与伦斯德和隆美尔会面。“看上去，他脸色苍白，缺乏睡眠”，汉斯·斯派达尔将军回忆说，“神情紧张地玩弄着眼镜和夹在手指中间的几支有色铅笔。……之后，他大声地说，对盟军在诺曼底取得的成功他很不高兴。他试图让他的将领为此负责。”
承担反驳这个重任的是隆美尔，而不是伦斯德。他“坦率得无情地”指出，联军占有海、陆、空的压倒优势，与之作斗争，是毫无希望的。机会只有一个：放弃寸土必争的自杀性的政策，让德军立即撤退，将所有装甲部队重新整编，在敌海军的炮火射程外进行决战。希特勒向他的将领们保证，他的新火箭炮“能使英国人愿意和平”。这是使伦斯德和隆美尔心痛的话题。因为他们曾要求用这些火箭去轰击为这次入侵提供物资供应的英格兰南部各港口，但遭到希特勒拒绝，理由是，所有火箭必须集中用来轰击某个具有政治意义的目标。
然而，这两位陆军元帅却只批评了空军：连最低限度的空中支援都得不到，地面部队怎能打赢？希特勒的回答是，“成群结队的喷气战斗机”将会把英机和美机从空中扫除净尽。他未作解释的是，不顾米尔契的强烈反对，正在生产的喷气机，其实是歼击机和轰炸机的混种，对完成这两种任务的效能都不高。
自远而近的飞机嗡嗡声，迫使他们转入建造得非常巧妙的钢筋水泥地堡。地点的改变使隆美尔变得更加激动。他说，西方必然会粉碎诺曼底防线，并长驱直入德国本土。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