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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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乞丐到元首- 第1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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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身上产生了什么影响。进午餐时,他与两个女秘书和厨子闲聊,好像是与贴身人员另一次聚会一样。他泰然自若,如果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比平常安静了些。在特劳德尔看来,“这是在听天由命和泰然自若的假面具掩盖下的一次死亡的宴会”。
  然而,这却不是平常的一天。这三名女士一走,希特勒又把他们召了回来。一起前来的有鲍曼,戈培尔夫妇,还有另外数人。他弯着腰(比先前更厉害了),与爱娃一同从房内出来。爱娃穿着她最心爱的黑裙;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希特勒开始与众人一一握手。他脸色惨白,眼中含着泪花,与特劳德尔握手时,他两眼直盯着她,却又似乎视而不见;口中喃喃地说了些什么,但她没听懂。她神志恍惚,一动不动地站着,忘记了室内的一切。爱娃·希特勒,带着悲哀的微笑,一手将她搂住,她这才有点醒转过来。“求求你,至少你也得离开这里”,她说,接着她便抽泣起来,“然后替我向慕尼黑问好”。
  希特勒将根舍拉到一旁说,他与妻子一起自杀,他希望将他们的尸体焚毁。“我死后”,他解释道,“我不想让俄国人拿我到蜡人馆去展览。”根舍连忙给住在地堡里的肯普卡挂电话要酒喝,还说他立刻过去。肯普卡知道事情有点儿不妙,因为近几天来谁也没想到喝酒。他找来一瓶干邑白兰地,等根舍前来。电话响了。又是根舍打来的电话。“我要200升汽油,立刻就要。”他声音沙哑着说。肯普卡认为他在开玩笑,问他要这么多汽油有什么用场。
  根舍不好在电话里把用途告诉他。“把它弄到元首的地堡入口处来。一定要弄到!”肯普卡说,剩下的汽油——约4万升——都埋在动物园底下,而动物园又在猛烈的炮火打击下,要到5点钟炮击才会有间歇。
  “我一个钟头也等不及。看是否从打坏的车里吸点儿出来。”
  与他多年来的私人飞机驾驶员告别时,希特勒大动感情。两人紧紧地握着手。鲍尔劝他乘飞机逃往阿根廷,或逃往日本,或逃往某个阿拉伯国家——由于希特勒反犹,他成了阿拉伯人的忠实而坚强的朋友。但是元首不听。“一个人要有勇气去面对后果——我将在这里结束一切。我知道,明天千千万万的人都会咒骂我——是命运要这样子的。”他对波尔长期为他服务表示感谢,并将他心爱的腓特烈大帝的画像送给他作为礼物。“我不想让这幅画丢失。要给未来留下。它有很大的历史价值。”
  波尔说,若允许他将来交给某博物馆或画院他才接受。希特勒坚持说,这是送给他本人的。接着,他微微一笑,说,过去,要把这幅大画像从这个总部运到那个总部时,你波尔不是口有怨言吗?他紧紧地握着波尔的手。“波尔”,他痛苦地说,“我要他们在我的墓碑上写这句话:‘他是他的将领之受害者!’”
  在卧室内,希特勒夫妇坐在睡椅上。他们的身后是曾悬挂腓特烈大帝之画像的地方。首先自杀的是爱娃——服毒自杀。下午3时30分许,希特勒拿起他那支7。65毫米口径的瓦尔德式手枪(吉莉自杀时用的是瓦尔德式手枪,爱娃也曾用它自杀未遂)。这支手枪系他多年来的伴侣:在建党初期,曾用它防卫赤色分子的袭击;1923年,在贝格勃劳酒馆,他用它作为引人注意的工具。在数次情绪低落时,他曾威胁用它自杀。这一次,他自杀的念头是一点不假了。在一个架子上放着他母亲年轻时的照片。他用手枪对准他右边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为使戈培尔的孩子们不到楼下去,特劳德尔正在给他们讲神话故事。潮湿的地堡内传来一声枪响。年轻的赫尔穆认为是敌人的炸弹,还说了一声:“炸中了!”在会议室内,戈培尔、鲍曼、阿克斯曼,还有根舍,听到枪声后,犹豫了片刻,才在戈培尔率领下,冲进元首的客厅。根舍看见,元首脸朝下,俯卧在一张矮桌子上。他的左边躺着爱娃;她倒在扶手上,死后嘴唇紧闭。由于她服用了氰氨,她的两个鼻孔变了颜色。她的裙子湿了,但那不是血。想必是,元首中弹倒下时,打翻了放在小桌上的水罐,湿了她的裙子。根舍大惊失色,跌跌撞撞地跑回会议室,碰到了肯普卡。
  “看在上帝份上,奥托”,司机肯普卡问,“出了什么事!你叫我派人冒死去取200升汽油,你定是疯了!”根舍将他推开,把衣帽间的房门一律,将它关紧,省得有人进来。之后,他把通向元首卧室的门关紧,转过身来,瞪着大眼。“元首死了!”
  肯普卡所能想到的死因是,希特勒心脏病复发。根舍说不出话来,虽然他亲眼看到了希特勒右太阳穴上的子弹洞,他以手指作手枪,伸进自己嘴里。他这一在惊慌失措中作出的姿势,令许多人相信了这一说法:希特勒是朝嘴内开枪自杀的。
  “爱娃在哪里?”
  根舍用手指了指希特勒的客厅,慢慢缓过气来,说“与他在一起”。根舍结结巴巴地讲了几分钟才把事情说清楚。
  林格从希特勒的客厅伸出头来,说是要汽油。肯普卡说,他只有170升左右,系罐装,现放在花园的进口处。林格和施图姆菲格用深棕色的军毯将希特勒的尸体裹住了,抬了出来。元首的脸半遮掩着,左臂下垂,摇摇晃晃。鲍曼抱着爱娃跟在后边。她披头散发。看见鲍曼抱着爱娃,肯普卡便受不了。她生前历来就恨鲍曼。肯普卡暗想,“别再走一步!”他向根舍喊道,“我抱爱娃。”喊完他便把爱娃从鲍曼怀中夺过来。在这个地堡里,从下到上共有四节楼梯。肯普卡走到半途时,爱娃的尸体差点儿滑了下去。他止住了脚步,无力再上。后来还是根舍赶来帮忙。两人将爱娃的尸体抬至花园。
  俄国人另一次炮击开始了,炮弹不断在瓦砾中爆炸。总理府只剩下了败瓦残墙,随着每个炮弹的爆炸,犬牙般的残墙又摇摇欲坠。透过一阵尘埃,肯普卡看见元首的尸体离地堡进口处不到10英尺。他的裤腿上卷着;右脚向内曲——这是他乘长途车时的典型姿势。
  肯普卡和根舍两人,将爱娃的尸体放在希特勒的右边。突然间,炮火更加密集了,使他们不得不到地堡进口处躲避。肯普卡等待了几分钟光景,抓起一罐汽油,跑到两具尸体前。他把希特勒的左臂移至身边。此举更使他难以完成本来就不愿意做的工作;他怎么也不忍往元首的尸体上浇汽油。忽地吹来一股风,将希特勒的头发吹了起来。肯普卡把油罐打开。此时刚好有颗炮弹炸响了,瓦砾砂石像雨点般朝他打来,还有块弹片从他头顶嘶过。他只好又跑回来躲避。
  根舍、肯普卡和林格三人呆在进口处,等待炮击的间歇。炮击停止了,三人又跑回尸体旁。肯普卡全身发抖,把汽油浇在尸体上,他心里在想:“我不能这样做,却又在这样做。”
  他从林格和根舍脸部表情看出;他们在浇汽油时的反应也是一样的。在进口处,戈培尔、鲍曼和施图姆菲格,带着恐怖而关切的心情,偷偷地看着这一切。
  尸体上的衣裳全给浇透了,大风吹来,衣裳一动不动。炮击又开始了;但他们三人依旧一瓶一瓶往尸体上浇汽油,直到停放尸体的浅洼地都盛满了汽油。根舍建议用手榴弹点火,肯普卡不肯。他瞥见进口处消防水管旁有块烂布,便指给根舍看。根舍用破布蘸上了汽油。
  戈培尔把一盒火柴递给肯普卡。肯普卡将破布点着,扔在尸体上。霎时间,一团火球在空气中翻滚,形成蘑菇状,跟着便是一大股浓浓的黑烟。在一个到处火光冲天的城市中,这是小火,但令人毛骨悚然。人们精神恍惚,眼睁睁看着大火慢慢地将阿道夫和爱娃吞没。根舍和肯普卡,蹒跚回到进口处,人们又往尸体上浇汽油;在此后3小时内,他们不断往冒火的尸体上淋汽油。
  根舍头晕眼花,慢慢爬回地堡。在地堡顶层,他见特劳德尔坐在凳子上,身旁放着一瓶施坦因哈根牌白兰地。他喝了一口;两只大手还在发抖。“我执行了元首的最后一道命令”,他轻轻地说,“他的尸体被焚毁了。”她没说什么。待根舍再次前去检查尸体时,她禁不住前去察看希特勒的居室。门开着。睡椅旁的地板上,放着装毒药的铜罐,看上去像装口红的空罐。在睡椅右边的坐垫上,她发现了血——希特勒的血。在一个铁衣架上挂着那条拴狗带和他的灰大衣;上边挂着他的有金色党徽的帽子和轻软的鹿皮手套。她决定将手套带回去做个纪念——最少带一只回去,但有件东西让她停住了手。她发现衣橱内有件银狐裘皮大衣,就是爱娃遗赠给她的那件,但特劳德尔不愿要它。那东西有什么用?她所需要的是一小瓶毒药。
  当晚,希特勒和爱娃的骨灰被扫到一张帆布上,根舍回忆说,“倒进地堡进口处外边的一个弹坑里,用土埋了,还用木桩将土夯得结结实实。”
  他被埋葬在失败的瓦砾中;不是像他指示建筑师吉斯勒的那样,埋葬在慕尼黑(“我出生在这里,开始搞运动在这里,我的心也在这里”)。在埋葬他时,本应有人在场,朗颂巴尔杜·冯·席腊赫根据元首自己的话编成的诗歌的:
  一队队士兵
  屹立在这里;
  身穿灰色制服的战士,
  一排样,望不到边际。
  在风雨中,他们散开,散开……
  有可能,他们将我抛弃——
  但,即使孤身一人,摇摇坠地,
  我也要将我们的旗帜高举!
  我的微笑着的嘴唇,
  也许会说出狂语,
  但是,只有我先倒下,
  才会倒下我们的旗帜,
  并化作一件寿衣,
  骄傲地盖住我的尸体!
  旗帜在他倒下的地方倒下了;与他一起死亡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和想要生存千载的第三帝国。因为他,他热爱的德国躺在废墟上。
  他之生命的动力——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恐惧——烟消云散了。这是最大的讽刺。他原拟消灭600万犹太人,并以此作为奉献给世界的厚礼。但是,这反而导致建立起一个犹太人的国家。
  尾声
  令全世界感到惊奇的是,希特勒一死,国家社会主义也突然地、绝对地结束了。在失去了唯一的、真正的领袖后,它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在那些疯狂的追随者中,没有人想将希特勒的远征继续下去;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阿尔卑斯山堡垒”,到头来也不过是幻想而已。原看来是20世纪最强大、最可怕的政治力量一夜之间便烟消云散了。自拿破仑逝世以来,没有哪个领导人之死如此干净利落地将一个政权铲除。
  即使在死后,德国元首仍是个神秘人物,使人们喋喋不休地争议。即使他的尸体已在冒烟,地堡内还谣言四起,说“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阿克斯曼,已将一部分骨灰装进一个盒子,按指示在柏林城外安葬。听到元首自杀的消息,有些德国人拒不相信。例如,菲格莱因的父母就曾对美国的一名反间谍情报人员说,他们的儿子派人送来一封信,说他和希特勒“均在阿根廷,一切都很好”。斯大林也有怀疑。他对哈里·霍普金斯说过,他觉得希特勒之死是“可疑的”。希特勒肯定已出逃,与鲍曼一起在某处隐姓埋名。直至1968年,苏联的历史还是持这种说法。1968年,苏联一位新闻记者,列夫·贝济孟斯基,出版了一本书。该书透露,俄国人确曾于1945年5月4日在地堡外发现了阿道夫·希特勒和爱娃·希特勒的尸体。作为证据,贝济孟斯基还将苏联红军法医委员会的验尸报告收入书内。该报告称,在希特勒嘴里发现有毒药瓶的玻璃碎片——头上没有子弹洞。换言之,苏联人含沙射影地说,希特勒死得像个懦夫。报告还说,他只有一个睾丸——这个结论被一些历史心理学家一再引用,尽管三个曾对希特勒进行体格检查的医生都称他正常。苏联久久才披露这一情况,人们不禁产生怀疑。这份详细的报告虽然有5位病理学家和法医签名证实,但它只有希特勒的尸体照片作为依据。贝济孟斯基本人也承认,遗骸已被“完全烧化,骨灰被撒在空中”。
  对此怀疑的人们不明白,明知希特勒的尸体已被发现,斯大林为何要在1945年散布希特勒已出逃的谣言。对贝济孟斯基的解释,他们一点儿也不信服。贝济孟斯基说:“首先,当局决定不公布验尸的结果,而是将之‘留用’,以防有人声称‘元首已为奇迹所救’。其次,为了排除错误的可能性或故意欺骗,他们已决定继续进行调查。”这两种理由,没有一种能解释为何要等待23年(才公布),更不能解释尸体如何毁灭。尸体之假牙照片一直存档,有案可查;1972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牙科法医专家雷达·索格纳斯医生发现,这些牙与1943年用X光拍照的希特勒的头壳照片所示之牙齿完全相吻合。在爱丁堡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法学会议上,索格纳斯医生说,这个铁证证明,希特勒已死无疑,苏联人所验之尸确系希特勒之尸。但是,希特勒未开枪自杀的证据又在哪里?“证明”无子弹洞的头壳已被毁。另外,地堡内的目击者,谁也未去注意,希特勒的嘴唇是否因服食氰氨而变了颜色;而发现的毒瓶又只有一个。
  戈培尔之死就没有什么神秘了。5月1日,在试图与苏联谈判失败后,他对他的副官昆德·施瓦格曼说:“一切都完了。”他把一副银框的希特勒的照片交给施瓦格曼,与他道了别。戈培尔夫人把6个孩子从床上弄醒。“孩子们,不要怕”,她说,“医生要给你们每人打一针,就是给孩子们和士兵们打的那种针。”一个名叫昆兹的牙医给每个孩子注射了一支玛啡令他们昏昏欲睡后,戈培尔夫人亲手在每个孩子口中放了一个盛有氰化钾的药瓶(已敲碎)。
  地堡内的其他人,正在听取如何出逃的最后指示。他们被分成6组。晚9时,第一组将朝最近的一个地铁进口处跑去,沿着地铁铁轨,步行至弗莱德里希大街站,然后从地铁出来,越过施普雷河,往西或西北走去,直至找到西方盟军或邓尼茨为止。其余5组之路线相同,但要相隔一段时间出发。有些人被俘获,死者却寥寥无几。真是奇迹。
  晚8时45分,肯普卡前往戈培尔居室道别。孩子们已经死了。戈培尔太太镇静地请求肯普卡向她的儿子哈拉尔德问好,并告诉他她是如何死的。戈培尔夫妇手挽着手出了房门。他泰然自若,对瑙曼之忠诚与谅解表示感谢;玛格达只向他伸出一只手。瑙曼吻了她的手。戈培尔讽刺地说,他们要走到花园里去,省得朋友们去抬他们。与瑙曼握别后,戈培尔伴着他的夫人——她一言不发,脸色惨白——朝出口处走去,消失在陡峭的楼梯上。接着便传来一声枪响。又是一枪。施瓦格曼和戈培尔夫妇的司机连忙奔上楼梯,发现戈培尔夫妇已倒卧地上。一个党卫军卫兵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是他开枪射杀他们的。他和后来的两人在尸体上浇了四瓶汽油,点着了火。他们未观察焚烧效果如何,便回地堡去了(他们原是被令要毁尸灭迹的)。他们把最后一瓶汽油倾泻在会议室里,点着了火。
  马丁·鲍曼的命运比他的主子的更有争议。人们一般认为,他在逃离柏林途中死于非命,但已撤销机密的英美两国的情报资料表明,他可能已逃亡意大利的波尔萨诺;他的妻子带着9个孩子,从贝希特斯加登逃出来后,就在那里等候。在尔后的27年中,对鲍曼的露面报上时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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