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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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乞丐到元首- 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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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德莱克斯勒回忆说,要超过赤色分子,但“又大不相同”。最后,有个来自斯坦伯格的牙医交来一面旗帜,是当地党建立时使用过的一个卍字,背景是黑、白、红三色。卍字——在梵文中其意为‘包罗万象’——长期以来就是条顿武士的标记,兰斯·冯·莱本弗尔斯使用过,“图里会”使用过,“自由兵团”许多单位也使用过。多少世纪以来,它不但代表欧洲人,而且也代表北美一些部落的日轮或生命之始末。此后,也许是永远,卍字将得到某种罪恶的涵义。
  (3)
  卡普起义,以及德国中部之共产政权之被消灭,使社会主义事业摇摇欲坠。埃伯特及其“社会主义多数派”,由于采取机会主义的立场,利用“自由兵团”的部队去反对普尔区的工人,使他们与左翼“独立社会主义者”之间的鸿沟加深了。1920年秋初,叛逆者——内部又分裂为亲共和反共两派,两派齐鼓相当——在哈勒集会5天,目的在于决定“独立社会主义党”未来之发展方向以及该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大会的发言者,最鼓舞人心的是第三国际的总裁、来自莫斯科的格利戈里·季诺维也夫。苏维埃派他前来的目的,是要把人数几乎达90万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推向极左。在长达数小时的发言中,他讲的“是有点结结巴巴的德语,其结果却提高了他的讲话效果”。他的演讲,博得亲共分子的热烈掌声。
  接着,左右两翼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有些观察家觉得,后者的论据比较充足,但世界革命的思想却又令人兴奋,无法抗拒。会上,237票赞成加入按列宁的条件组成的第三国际。投票反对的有156人,投票后,他们集体退场。未退场者,大多数变成了共产分子。
  有个代表带着惊诧和觉醒离开了哈勒。此人名叫奥托·斯特拉塞。在听季诺维也夫演讲时,他越听越烦,越听越担心。他说,“听来像是新的救世论”,由莫斯科统治德国。斯特拉塞及其一个兄长格里戈尔曾长期抱有社会主义梦想,两人均准备毅然承受激烈的改革——但不是受外国左右的改革。他们所追求的是德国式的社会主义。这点,奥托觉得,只有在革命的“独立社会主义党”人中才能找到。
  在哈勒大会后,奥托成了无党派人士。他心烦意乱,便决定前往兰舒特与其兄长磋商。格里戈尔组织了一支“自由兵团”式的私家军,拥有步兵、炮队和一个机枪连。格里戈尔承认,没有什么比俄国人更危险,但又没有哪个政党能成功地反对他们。“光说一点用也没有”,他说,“只有行动。”关于这个问题,马上有两个重要的客人前来讨论。
  据奥托·斯特拉塞说,次日上午,一辆大轿车在他哥哥的药店前停了下来。车内出来两个男人。奥托认出了第一个,是所有民族主义者心目中的英雄鲁登道夫。在他身后不远处,有一个脸色苍白的青年,他留着一把又粗又短的胡子,身穿一套不合身的蓝外衣,“像营长的通讯员”。此人就是希特勒。“我们必须把所有民族主义的团体团结起来”,鲁登道夫将军宣称。政治训练嘛,由希特勒先生负责。鲁登道夫本人则接管这些民族主义组织的军权。他要格里戈尔本人及其突击队“服从我的指挥,并加入希特勒先生的党”。
  希特勒答应让格里戈尔担任全国第一个区党部领导人,并将下巴伐利亚交给他,奥托对希特勒却全不以为然。他插嘴问道,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是什么?“问题不在于纲领”,希特勒说。唯一的问题是权力。奥托对此反驳说,权力不过是实现纲领的手段罢了。“这些都是知识分子的意见”,希特勒简略答道,“我们需要权力!”很明显,希特勒并不喜欢奥托,片刻后便指责他与赤色分子同流,反对卡普政权。
  奥托立即予以反驳。自称为国家社会主义者的人,怎么能支持像卡普那样的反动分子?他解释说,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曾在柏林奋斗,就像希特勒曾在慕尼黑反对苏维埃统治一样。各自的道路似乎都是正确的;他才是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
  鲁登道夫插话了。“民族主义反对派的政治不可能是共产主义政治”,他说,“也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政治。”他当辎重兵监时,比诸工人、资本家的麻烦还多些。他这一席惊人话顿时使空气为之一新,会晤也就在友好中结束——但格里戈尔未作肯定的答复,他要思考一番。当晚,格里戈尔对弟弟说,他已下定决心与鲁登道夫和希特勒会师,即使他对希特勒的印象不深。“将军会恰到好处地使用他的”,他说,“在这方面,我信任鲁登道夫。”
  希特勒拒绝向奥托·斯特拉塞透露党纲,其原因不在于他没有或难于启齿,而是因为他太顽固,不愿与曾反对过卡普的“卖国贼”讨论这一问题。还有,希特勒此行的目的是要争取格里戈尔和他的部队。在分别时,他感到,这两者最终肯定会加入他的阵线。格里戈尔·斯特拉塞与他同属一种人:上过前线的下级军官,与他一样,也曾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很明显,他也是个有信念的人;是个炽烈的民族主义者,既反对马克思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且认识到,犹太人是这两者的“脊骨和大脑”。
  自他加入小小的德国工人党以来,争取格里戈尔·斯特拉塞不过是希特勒完成的一项业绩而已。不到一年时间,他不但改变了党的性质,而且还将党员人数提高到近3000。他把所有时间都奉献给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他到处游说,使他本人和党均相当出名。他曾作为主讲人出席过约80次群众集会,在卡普起义期间曾与埃卡特一同前往柏林,曾在国家社会主义者萨尔斯堡大会上讲过话。
  讲坛上所取得的成功并未冲昏希特勒的头脑。其实,他常在自己室内踱来踱去,不断向他的警卫乌尔里希·格拉夫(原是个屠夫)抱怨自己无能,“不能出去,把自己所知道的告诉人民,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告诉他们。能讲演就好了!能讲演就好了!”他常常这样高喊。由于对自己的讲演方法和群众大会的掌握方法均不满意,他便顽强地对这两者实行改进。为此,他参加过对手的群众集会,并发现对方的主讲人在演讲时,“其风格有如妙语连篇的报刊文章,又有如科学论文,没有激烈的言辞,还不时有些小笑话。”这种冗长的集会使他懂得了该忌讳的是什么。他把自己的讲演搞得既生动活泼又具有鼓动力。气氛也是实事求是而亲切,常有免费的啤酒、香肠之类供与会者享用;有时,若党的经费许可,还有手风琴演奏和民歌助兴。然后,心理上的火候一到,希特勒本人便在奏乐声中和舞动的卍字旗群中出场。通常,他开讲时总是心平气和。然后,如同一个演员一样,他善于觉察听众的感情,按听众的需要调整齐讲演方法与内容,使会议达到高潮,使听众几乎无法控制其热情。
  群众集会的成功并未使希特勒满足。他需要一个更宽阔的论坛——一份自己的报纸。原来那份《人民观察家报》由于诽谤言论太多,早已处于破产边缘。这份报纸正是他所需要的,而财政危机也正是他所期待已久的时机。12月17日清晨两点钟,希特勒突然闯到埃卡特的住处,激动万分地宣称,由于债务过多,必须将《人民观察家报》卖掉,但有落入外人之手的“危险”。有个分裂主义者企图将它买来作为宣传自己的纲领的论坛。党必须将它买过来。出价是便宜的——仅18万马克。希特勒确信,埃卡特肯定能在有钱的朋友中凑足这笔款子。
  次日上午8时,德莱克斯勒出现在埃卡特的门前。对一个具有后者的生活习惯的人来说,这是个有苦也难言的时刻。“起初”,德莱克斯勒回忆说,“他发了一通脾气。后来,我们便一同外出。”至中午时分,他们已从冯·埃普将军处(埃普的“自由兵团”各部曾于1919年协助推翻了慕尼黑的苏维埃政权)募得6万马克,从其他捐款人中(包括一名反犹的医生在内)募得3万马克,德莱克斯勒本人承担了该报10万多马克的债务。当日下午4时,购买《人民观察家报》之登记手续便办理妥当。到此时,希特勒及品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主要是靠了一个行为古怪的作家和一个工具制造者的帮助——已为下一步的跃进作好了准备。
  (4)
  一个月后,即1921年1月22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慕尼黑召开了第一届年会。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在巴伐利亚的右派政治力量间,党已发展为一股具有相当实力的势力。这主要是因为希特勒具有磁一般引人的个性和迷人的精力。还有,希特勒之讲演才能,把原来的组织从清谈引向行动。大多数党的创始人,包括德莱克斯勒在内,对这一转变都倍感关切。他们虽然感激希特勒为毫无生气的党带来了活力,但又觉得这是否值得。在极短的期间内,希特勒便占据了统治地位,得到周围人们的支持。这些追随者——罗姆、斯特拉塞兄弟、罗森堡——带来的,可以肯定,是暴力的预兆。希特勒的许多私交和同人,对这个老兵都非常反感,他们觉得,他的波希米亚同僚太多了。还有,哪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会与银行家、企业家以及像贝希斯坦那样的社会主义者保持如此亲密的关系?
  表面看来,第一届年会似乎是希特勒发动叛乱,公开夺权。垂手可得的权力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只有411名代表响应前往慕尼黑的号召,希特勒耐住了性子;另外,关于政策和策略方面的越来越大的分岐,普通党员也不甚了解。因此表面上,大会似乎仍很团结,但知情人却明白,大会在明争暗斗,于是,大家便齐心协力,准备12天后让希特勒在济尔库斯·克罗纳成功地露面。
  那年冬天,日子特别难熬。在德国全境,抢粮事件此起彼伏。巴黎“盟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向德国索取巨额战争赔款更加剧了社会混乱,处于破产边缘的德国,支付1340万金马克的战争赔款。许多人已在寒冷中生活,饿着肚子。据信,年工资额仅够工人糊口,连中产阶级也得过苦日子。
  由于群情激愤,各主要政党均在考虑是否在科尼希广场举行联合抗议示威。这一行动因害怕赤色分子将他们分裂,后来被取消了。2月1日,希特勒要求作出最终决定。行动委员会因组织不充分,答复他们“拟”在一周内举行大会。“听到这点,我已忍无可忍,决定独自举行抗议示威大会”。当日中午,希特勒便在皇冠马戏院订好了次日晚上的大会场地——经理是党员,据说,他向希特勒收费低廉,甚至免费——之后便口述了一份华而不实的海报内容。许多忠实的党员都为之作呕。马戏院可容纳观众6000名,由于时间如此紧迫,不可能有更多听众前来。
  海报直到星期四上午才张贴出去。当日雨雪交加。希特勒本人也为之发愁,匆匆口述了传单内容,便派人送去付印。下午,他们坐上两辆租来的卡车,张灯结彩,打着卍字旗,在城里游荡。每辆车上有10多个党员,他们一边喊口号,一边撒传单。在慕尼黑街头出现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宣传彩车,这还是首次。在某些工人住宅区,他们受到的“欢迎”是举起的拳头和愤怒的喊声。
  7时左右,希特勒收到了从皇冠马戏院打来的、令人沮丧的电话:大厅里听众寥寥无几。10分钟后,情况稍好;至7时45分,厅内四分之三的座位已被坐满,其房门口还排着一条长龙。希特勒进入演讲大厅时,与一年前的霍夫布劳斯一样,他“满心欢喜”。“大厅里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人。它像一颗巨型炸弹,横卧在我跟前。”整个马戏院都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
  “前途或毁灭”——这是他演讲的主题。他满心欢喜,坚信自己的前途就寓于眼前的人群中。开讲半小时后,他已与听众沟通,知道听众是属于他的。“自动爆发的掌声”开始打断他的讲演。之后,会场一起沉寂,极为庄严。“在这巨大的人群中,你所能听到的,莫过于呼吸声。最后一句话一完,场内立刻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人们用最大的热情高唱《德意志土地》之歌,大会就在一起歌声中结束。”使人们的感情像洪水般倾泻出来的希特勒,自己也被此情此景陶醉了。他在讲台上呆呆地站立了20分钟,目送着人们退场。之后,他“兴高彩烈”地出门步入雨雪中,回到自己又黑又冷的小屋内。
  希特勒在皇冠马戏院的表演,在慕尼黑报界既受到嘲笑,也受到赞扬。辱骂和嘉奖同样令他高兴。他觉得他遭受反对和猛烈攻击的情况也表明,他已打动了人们内心的感情。尽管骚乱由他而出,希特勒却成了颇受尊敬的民族主义势力的宠儿。民族主义者当时正把慕尼黑变成其首府,且得到警察局长及其下属即“政治处”主任的秘密支持。平时,人们纷纷向警方投诉说,当警方未能预先下手时,党破坏了和平,要求保护纳粹等等。这两名官员尽力将这些暴怒压了下去。“我们明白,这个运动,即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是不该镇压的”。3年后当希特勒受审时,他们出庭作了证。“我们确实那样做了。我们有意克制自己,因为我们在党内看到了德国再生的种子。我们一开始便坚信,这个运动最有可能在深受马克思主义之害的工人中生根,并把他们争取到民族主义的营垒中来。我们保护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希特勒先生的原因就在于此”(*保护激进右派势力的还不止这些人。即使希望遏制希特勒的军人,以及法官、警官、国家和地方官员,对卷入暴力的民族主义者也表现得相当公正。从1919年1月至1922年6月,发生在德国的376宗政治谋杀案件中,22宗系左派所作,354宗为右派所作。左派平均监禁达15年之久,而右派却只监禁14个月。10名左派分子被处死刑,右派却一个也没有。)
  巴伐利亚政府也多少给了他一点官方承认。希特勒和其他党的领导人受到了右派总理古斯塔夫·里特·冯·卡尔的接见。这位总理致力于维持巴伐利亚的奇特的地位,使之免受魏玛政权的侵犯。巴伐利亚仍保持许多自治权(例如,它有自己的邮政)并继续抵制愚昧的北方佬发来的任何指示。在这件事上,希特勒与卡尔找到了共同的基础。虽然卡尔在许多问题上与这个“狂暴的奥地利人”有分岐,但他感到在他自己与魏玛的斗争中,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这个领导人是有用的宣传工具。
  卡尔的友好接待使公众注意到,希特勒现在已代表一股政治势力。这,希特勒是欢迎的,因为他与老头子的分岐现正向赤热化发展。由于希特勒本身的吸引力气强和群众对他们的兴趣颇浓,他已变成了知名人物。这情况表明,他不但改变了党原来的目标,而且也有意夺取全权。因此,他的政敌便利用他在柏林之机(他拟在该处加强与保守分子、民族主义分子和右翼激进分子的联系),与奥斯堡的一群社会主义者结盟。这似乎并无害处,但希特勒意识到,这是狡猾的一招,目的在于削弱他的影响。他急忙赶回慕尼黑,乘其不备,发动反攻。7月11日,他宣布退党。3天后,他将退党原因以最后通牒的形式提交给全体党员。他提出,除非他出任党的主席并被授予独裁的权力,否则不再返回党内。“我之所以提出这些要求”,他说,“不是因为我对权力如饥似渴,而是因为近日的事件使我加倍相信,如果没有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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