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
她只把希特勒看成是个热心肠人，他对她两岁的儿子埃贡的感情令她感动。“很明显，他喜欢孩子，要不，他就是个出色的演员。”一天，孩子朝门边跑去迎接希特勒，却一头撞在椅子上，哭了。“希特勒做作地捶打椅子，骂椅子‘伤了小宝贝埃贡’。这使孩子又高兴又惊奇。打那天以后，每当他前来，他都要重复这一动作。埃贡就催促他：‘阿道夫叔叔，请打这张顽皮的椅子的屁股’。”
到春天，希特勒与汉夫施坦格尔一家相处已轻松自如多了。为使他们高兴，他常模仿其他追随者（例如挚爱他的戈林一家）的动作，或在地板上与埃贡玩耍。他会一边喝加了巧克力的咖啡，一边闲聊，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候，他也喝“约翰尼斯伯格酒”，还要加上“满满一匙的糖”。他们常一起公开外出，某晚还一起观看了电影《弗里德里卡斯·烈克斯》的第一部分。希特勒最喜欢的一场戏是，年迈的君主发出威胁，要砍继位王子的头。“多有风度呀，为了加强纪律，老国王竟要砍亲生儿子的脑袋”，在回家路上他评论道。
“德国的法律就应该这样执行。不是释放就是砍头。”
从多愁善感到残酷无情的闪电般的转变，使汉夫施坦格尔夫妇惴惴不安，对他的私生活也就议论得很多。比方说，他与女人的真正的关系是什么？一天，他告诉他们说，“对我说来，群众，人民，就是一个女人”，他也把他的听众比作女人。谁若是不懂得群众之内在女性，他就不能有效地演讲。你问问自己，女人希望男人身上有什么？干脆利落，决心，权力，行动……假如能妥善地与她交谈，她就会骄傲地为你作出牺牲，因为，哪一个女人也不会认为，她毕生的牺牲已经足够。又有一次，他宣称他永不结婚。“我的父国是我唯一的新娘。”他所指的是众人认为的“父国”（指德国——译者）。汉夫施坦格尔开玩笑地问他：为什么他不找个情妇？“政治是个女人”，希特勒回答说，“你要是不高高兴兴地爱她，她就会把你的头都咬掉。”
希特勒的某些伙伴有把握地认为，他的一个司机的妹妹詹妮·霍希是他的情妇。她对他很忠诚，据说她腋下的小包里藏有一支小手枪——她自愿当他的保镖。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不相信此说。“去！”她说，“告诉你吧，他是个中性人物！”
希特勒这一时期好友之一又不同意此说。“我们一起追求姑娘们，我与他形影不离”，希特勒的另一名司机埃米尔·莫里斯回忆说。他俩常到艺术学院或画室去观看裸体模特儿。有时，希特勒自称是“乌尔夫先生”，与莫里斯一起于晚间在街头巷尾游逛，寻找姑娘们。由于莫里斯对姑娘们有吸引力，他便充当中间人。据莫里斯说，希特勒常在自己房内款待“通过代理得来的征服物”。“即使身无分文，他还常常送花。我们也常去欣赏芭蕾舞演员。”
为国社党工作实际上已成了汉夫施坦格尔的全天职业。
从劝说希特勒将小胡子弄大一点、时髦一点（“现在不时髦，将来会时髦的，因为我留了它！”），到鄙视他的顾问罗森堡（为的是他的“欺骗哲学”之故），他都大胆地提出咨询意见。虽然拒绝接受他的意见，希特勒仍向汉夫施坦格尔借款1000美元，还不给利息——汉夫施坦格尔刚从他家在纽约开设的艺术品商店得到一份分红。这笔款子，在换成已贬值的马克后，是一笔巨款。希特勒用此款购买了两架美制轮转印刷机，把《人民观察家报》从周报变为日报。
汉夫施坦格尔的慷慨大方，没想到，却使他所憎恨的人走了红运。希特勒让罗森堡替下了埃卡特，当了《观察家报》的编辑，原因是埃卡特常常几星期不上办公室。这个职务不但使罗森堡成了东方问题的党内专家，还加强了他在诸如施勃纳·里希特那样的俄国逃亡者中的影响。里希特其人是一个神秘人物，与德国企业界和高层社会有着联系，除作为鲁登道夫的中间人外，已逐渐成为希特勒的主要顾问之一。
所有俄国逃亡者都狂热地致力于消灭布尔什维克主义，大部分人脑中也塞满了沙皇对粉碎犹太阴谋的方法——使用恐怖手段和暴力。在这些狂热者看来，用社会和经济手段反犹，已属无效。只有大规模的屠杀才能奏效。
（4）
1923年春天，希特勒忙得不可开交。最迫切需要的是钱。于是，希特勒便四处奔走，为党筹集经费。4月初，希特勒与汉夫施坦格尔二人，坐上希特勒的“塞尔夫”牌的老爷车，由莫里斯驾驶，前往柏林。他们取道萨克森，因为该处许多地区均受共产党的控制。在莱比锡北面一小镇的市郊，他们碰到了路障，受到赤色民兵的拦阻。威武雄壮的汉夫施坦格尔把他的瑞士护照一挥，然后操着带美国口音的德语宣称，他是外国的造纸商，是前来参加莱比锡博览会的，车内的人一个是司机，另一个是随从。他果然得计。开车后虽然希特勒声称“他们会把我的脑袋砍下来的”，但是很明显，对他之被称为随从，他心中是老大不快的。
在柏林，他们不仅到处讨钱，还于星期天参观了军事博物馆和国家艺术馆。在国家艺术馆内，希特勒站在雷姆卜兰特的《戴金头盔的人》的画前，特别注意画中人之军人般的英勇的表情。他说，它证明了这个伟大的画家“虽然在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区作过许多画，但在内心，他仍是一个真正的雅利安人和德国人！”之后，他们在露娜公园观看了女子拳击比赛。希特勒面无表情，却坚持再看几场再走。他说，“这怎么也比在德国进行的大刀决斗要好嘛。”
次日，他们离开了柏林，避开了萨克森，绕道回家。一路上，为了驱除长途跋涉的烦闷，希特勒整段整段地用口哨吹奏瓦格纳的歌剧，并指手划脚地进行表演，以飨其同行旅伴。他甚至背诵了一首以“依特勒”结尾的对偶长诗，借以嘲笑自己。“高兴时”，汉夫施坦格尔回忆道，“希特勒就会反复朗诵经他加工后的这首诗，使我们全笑出了眼泪。”
他们在理查·瓦格纳的家乡的莱特作了逗留，还讲了节日剧院，是看门人带他们进去的。舞台上的布景仍是为《飞行的荷兰人》而设的。自1914年宣战以来，此剧一直在此上演。看见此布景，汉夫施坦格尔乘机指出，此剧最初的布景是他的曾祖父费尔迪南·海涅设计的。这里的一切都使希特勒着迷，特别是瓦格纳的书房——书房的墙上仍挂着他对艺术家和职员们的教诲之词。
在那次旅程的最后一天，在中午野餐时，希特勒提起了莱比锡城外他们所见的那座纪念“各国反拿破仑战役”的纪念碑。他对此所作的评论使汉夫施坦格尔深感不安。他说：“在下次战争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保证控制俄国西部的粮食补给线。”这话表明，罗森堡及其俄国朋友们又在向希特勒宣传。汉夫施坦格尔反驳说，与俄国交战是徒劳无益的，需要考虑的倒是具有巨大工业潜力的美国。“如果你把他们推向另一边，那末，未来的战争你还未发动就已经输掉了”。希特勒支支吾吾，未作回答。很明显，这个论点“他并未听进去”。
一回到慕尼黑，他便立即投身于攻击法国占领鲁尔的运动，但他经常拐弯抹角，似乎更令他感兴趣的是动员他的听众去反对犹太人。例如，在4月13日，他直接遣责他们，说他们应对鲁尔之被占领，对战争的失败以及对通货膨胀负责。他攻击说，“所谓的世界和平主义”其实是犹太人的发明；无产阶级的领袖是犹太人（“又是犹太人！”）；共济会是犹太人的工具（“还是犹太人！”）；其实，犹太人是在阴谋征服世界！所以，他喊道，“为了证实古代的预言，俄国和德国都必须被推翻！所以全世界才义愤填膺！所以每个谎言宣传机关才大肆开动，反对最后一个——德国的——理想主义者的国家！这样，赢得世界大战的是犹太！或者说，你们希望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赢得战争？”在结束讲演时，希特勒感情冲动，大声疾呼要为死于世界大战中的200万德国人，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孤儿寡母、残废者申张正义。“为了这数百万的人们，我们必须建立新德国！”
由于对犹太人又恨又怕，希特勒已超出了现实。他们反犹主义，虽然是用合乎逻辑的语言表达的，其实已超越了逻辑的一切界限。他把世界颠倒了：法国、英国和美国才真正是输掉了战争。最终取得胜利的是德国，因为德国正在摆脱犹太人的控制。如果希特勒是在欺骗自己，那么，他也成功地欺骗了他的听众。希特勒巧妙地向原始的感情呼吁，而当听众离开会场时，他们记忆所及的细节已寥若晨星；他们只记得要加入希特勒的十字军，以拯救德国；法国必须被逐出鲁尔，最重要的，犹太人必须获得其归宿。
过去一年来，希特勒的讲坛技巧大有改进。他使用的手势已与他的论点一样复杂多变。尤其令汉夫施坦格尔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手臂的突然高举。“他具有一个真正伟大的管弦乐队指挥的品格。一个伟大的指挥家，不只是用手势向下打出节拍，而还能向上挥动起指挥棒，将内在的节奏和意义指挥出来。”希特勒在演讲中使用了音乐知识和感觉，使自己的演讲具有音乐的节奏。开始的三分之二是“进行曲节奏”，然后加快速度，使最后的三分之一变成“狂热”。他的仿声技巧也得到熟练的使用。他善于模仿某想象中的反对派，“常常以反论中断自己，在完全粉碎了假想之敌后，再回到原来的思路”。
尽管他的演讲的结构很复杂，但因为主要目的是要引起感情共鸣，因此并不难跟上。这样，他便能轻而易举地从一个题目转向另一个题目而又不会失去听众，因为题目与题目之间的桥梁沟通了某种感情——愤怒、恐惧、爱或恨。尽管演讲曲曲折折，他仍像一个才华出众的演员引导观众看懂某出戏里的复杂情节一样，牵着听众向前。
希特勒还具有将听众卷入演讲内容的罕见的才能。“当我向人们发表演讲时”，他对汉夫施坦格尔说，“特别是对非党员，或对那些因这种或那种原因行将脱党的人讲话时，我常常讲得好像国家的命运与他们的决定息息相关似的。他们应为许多人做出榜样，毫无疑问，这意味着打动了他们的虚荣心和雄心。一旦我达到了这一目的，其余的就好办了。”他说，所有人，不论贫富，其内心都有义务尚未履行之感。“在某处沉睡意味着将某种为建立新的生活形式而作的最后牺牲或某种冒险置于险境。他们会将最后一分钱花在彩票上去。我的任务就是将那种欲望转向政治目的。从实质上讲，每个政治运动都是以其支持者（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不仅是为自己而且也是为其子女或别人得到更美好的东西的愿望为基础的……人们的地位越低贱，对参与某项比他们高贵的事业的欲望就更强烈，如果我能说服他们，令他们相信德国的命运已危在旦夕，那么，他们就会成为某项不可抗拒的运动的一部分，这运动还可包括所有阶级。”
对希特勒之华丽而精湛的异端的军事表演，听众历来都是有所准备的。除了扣人心弦的音乐和迎风飘扬的旗帜外，现又增加了新的色彩——希特勒亲手设计的罗马式的旗帜和罗马式的敬礼。也许，这两者都是通过墨索里尼从凯撒那里借鉴得来的，但他宣称，直臂礼是德国式的。“我曾读到过有关‘昆虫国会’开会情形之描写。在此期间，人们就是用这种德国礼向路德致敬的。它向他表明，人们并非要与他兵戎相见，而是和平相见……大概是在1931年，在不来梅的拉施酒店我首次看见这种直臂举手礼的。”不管源于何处，在乐声和平海中，这种在振颤的“万岁”声中行的举手礼，确也向听众保证，他们即将听到的是德国的真正的声音。
在希特勒公开声言反法和反犹的当天，他又一次公开与巴伐利亚政府对抗。他拜会了巴伐利亚总理。随同他前往的是一个前军官，即“战斗组织工作组”的一支私家军的司令。这个“工作组”其实是右派激进集团的大杂烩。两人向总理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政府自身废除《共和国保护法》。如果魏玛拒绝这一要求，那么，巴伐利亚就等于公开违背法律。
这天是19日，星期五，而希特勒要求于星期六得到答复。
由于未有答复，右派的激进军事集团便于星期天举行“军事演习”。这天是复活节。希特勒站在敞篷车内。当冲锋队和平他追随者列队走过时，希特勒伸手检阅。从戈林的私家车内望去，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注意到，希特勒双眼“放射出胜利和满意”的光芒。检阅完毕后，希特勒带上“一束鲜艳的玫瑰花”，来到汉夫施坦格尔家中，作为他夫人生日的礼物献给了她。之后，他们“高高兴兴地喝了一小时茶”，希特勒谈笑风生。一星期后，在他自己的生日那天，他却闷闷不乐，偏执地警告汉夫施坦格尔，不准吃用卍字装饰的生日蛋糕——与其他礼物一起，这种蛋糕几乎堆满了他的小屋。“别忘了”，他说，“这座大楼是属于犹太人的，为了搞掉对手，让毒汁沿着墙壁流下，这已经是小孩的玩意儿了。”
星期一，总理终于给希特勒作了回答：他本人是反对《共和国保护法》的，但是，由于它已成为巴伐利亚的法律，他只好执行之。希特勒号召于5月1日举行群众游行，以示抗议。这是爆炸性的，因为“五一”不仅是劳工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神圣的节日，而且又是慕尼黑从苏维埃共和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周年纪念日。4月30日晚，右派激进势力便向慕尼黑主要火车站以北数英里的奥贝威森弗尔德军事训练场倾泻而去。至拂晓，已有近千人集结在那里。为了防止左派的袭击，他们还派出了岗哨。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但仍未见行动。“6时”，希特勒回忆说，“一伙伙赤色分子前来与我们对垒。我派了些人去挑动他们，但他们未作出反应。”
9时许，城外的各队人马纷纷前来，希特勒的队伍壮大至1300余人。他们持枪站在温暖的阳光下，等得又烦又急。恶狠狠的希特勒，手里提着一个钢盔，问道：“赤色分子都在哪里？”快到中午时，突然来了一支军队和身穿绿色警衣的警察，将武装示威者团团围住。与他们一起前来的是满脸怒气的罗姆上尉。他对希特勒说，他刚从当地驻军的将军那里回来，将军要求希特勒立即缴械，否则，希特勒要对后果负责。
希特勒大怒，但又只好撤销格里戈尔斯特拉塞等人的请求——他们请求与政府对垒，让士兵发起冲锋。缴械的决定肯定是很痛苦的。但是，如果希特勒发动进攻，他的部队肯定会被消灭，而这场无谓的流血也许会意味着他作为政界领袖、甚至作为一个人的终结。在奥贝威森弗尔德的撤退中，他取得了成功。在施霍宾，他的部队与共产党的先遣队相遇，他把他们打得四散逃走，还放火焚烧了他们的旗帜。这是希特勒得意洋洋的时刻，他即席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这场烈火是布尔什维克的世界传染病的标志，它不过是国社党人夺取政权的小小的前奏而已。他这极富煽动性的讲话，提高了他部下的士气，把一件大错事变成了胜利。然而，他们的狂喜只不过瞬息即逝。傍晚，希特勒的革命行动已彻底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