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革命党。
11月10日上午，起义者不是被捕就是在逃。被搁在特根西的赫斯，虽然没有车，最终还是给他的未婚妻伊尔塞·普罗尔打通了电话，把走失人质的事告诉了她。她能否给他找辆车来，将他送到豪斯霍弗家里去？伊尔塞骑着自行车从慕尼黑出发了。由于该地离慕尼黑有30多英里，与赫斯一起回城的行程是异常艰苦的。一人骑车先行一段，然后将车靠在树上，继续步行；另一人赶上来后，骑车追上前者，然后再重复这一过程（这是他的主意）。他们终于到了巴伐利亚的首府，找到了豪斯霍弗教授的家。虽然教授认为这次起义“荒唐可笑”但还是同意收藏这位逃亡者。尽管赫斯有其局限性——“他的优点不在于他的聪明才智，而在于他的心肠和性格”——教授仍然喜欢他。赫斯非常沮丧；人质若未走失，起义就不一定会失败。他想自杀。但豪斯霍弗教授据理力辩，打消了他这个念头，却让他去投降。这个忠告赫斯是不会接受的。几天后，他离开了豪斯霍弗教授的家，到城外与友人一起藏身去了。不久后，他便常骑自行车回城照料伊尔塞——她病了。
（7）
在乌夫因，那是个焦急的不眠之夜。汉夫施坦格尔未回家，而为了减轻痛苦将主人的英国式的旅行毯紧紧地裹在身上的希特勒，却又无法成眠。希特勒把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找来，并告诉她，他已派急救员回慕尼黑去寻找贝希斯坦，希望能把他的车子弄来送他去奥地利。舒尔兹医生也进了城。为了确保将希特勒的膀子治好，他要把他的同事名医沙尔勃鲁赫的细心的助手带回来。
翌晨，时间似乎永无止境似的，连女仆们也紧张得无法进餐，只有不足三岁的埃贡才与平常一样。人们将埃贡严格地看管起来，以免他朝墙外高喊阿道夫叔叔在这里。快到中午时，舒尔兹医生将沙尔勃鲁赫的助手带来了。他们一起检查了希特勒的肩膀，发现情况良好，便只更换了绷带。希特勒指示舒尔兹转告德莱克斯勒，在他不在的期间，由他代表他。他还让舒尔兹将此事转告赫斯等人和鲁登道夫——如果他仍在世的话。
两个医生走后，希特勒一再对他的女主人说，她的丈夫很安全。接着，他便坐立不安，心里老惦念着同志们，不知道他们的情况如何。如果他当晚确曾睡了一会儿，那末，次日清晨邻近教堂里响起的震耳欲聋的钟声也把他的精神粉碎了。那天是11日，星期天。希特勒直到午饭时才出现。由于吊着夹板，他无法穿衣，只披了一件汉夫施坦格尔的深蓝色的提花浴巾。他那蜡黄的脸上泛起了一丝微笑。他觉得自己着实像一位假罗马参议员。他还告诉赫仑纳，他父亲如何讥笑他是“穿办公礼服的孩子”的。
下午，希特勒更是坐立不安，在客厅内不断来回踱步。贝希斯坦的车子是否能来？他越发心烦意乱了。为什么还不来？用不了几小时，甚至在几分钟内，警察就可能跟踪至乌夫因的。黄昏，他让赫仑纳将百叶窗放下，并将窗帘拉上。之后，他又在房内来回踱步。5时一过，电话铃响了——是赫仑纳的婆婆打来的，她就住在邻近的别墅里。正当汉夫施坦格尔老太太的电话中说警察在搜查她的房子时，某位官员突然客气地阻止她说话。接着，他便直接与赫仑纳通话：他将带他的部下马上到她的别墅去。
她缓缓地上楼。希特勒身上依旧披着那件过大的浴衣，站在走廊里，期望着好消息。她小声告诉他，警察很快就要来了。“霎时间，他惊慌失措，失声喊道：‘现在，一切都完了——再继续下去也徒劳！’”他从柜子里取出一支手枪。
“你到哪里去？”赫仑纳说。她抓住他的手，没怎么费力气便把手枪夺了过来。“你怎么能一受挫折就灰心丧气”她训斥他。“想想跟着你的人们吧，他们相信你，信任你。现在，你若将他们抛弃，他们会丧失对你的一切信任。”她镇静自若地说，“你怎么能离开你使之相信你之救国思想的人们而——自杀？”他一起股坐在椅子上，将头埋在手里。她偷偷溜了出去藏手枪。在隔壁房间，她首先瞧见一只盛面粉的大箱，便把手枪插进白花花的面粉里。她匆匆赶回房，发现希特勒仍闷头坐在那里。
她对他说，他入狱后，党应如何活动？你该把指示写出来，交给最亲密的同事。他只需在若干空白纸上签字，内容由她以后再一一填写，然后由她转交给他的律师。希特勒感谢她提醒他的责任，口述了指示内容。首先，他要求阿曼把商业来往事务以及党内的财务搞好；罗森堡要“照顾好”党报以及——与先前向舒尔兹医生发出的指示相反——“这场运动此后由你领导”。汉夫施坦格尔要通过国外的关系协助办好《人民观察家报》。埃塞和其他领导人则继续搞政治。希特勒签署了这些指示后，赫仑纳便将文件藏进面粉箱里。
片刻后，车声响了。接着便传来简短的喝令声和——最令人吃惊的——警犬的吠叫声。又过了片刻，敲门声响了。来人是个年轻的警察中尉和另外两名警官。中尉客气地作了自我介绍，抱歉地问是否能搜查她的屋子。赫仑纳领警官上了楼，把客房门打开。希特勒身披睡衣和浴巾，一动不动站在室内。希特勒突如其来的出现，使警官们吓了一大跳，竟不敢靠近他。她招呼叫他们前来。众人进房后，希特勒不但完全恢复了平静，“且放声谴责政府及其官员。他口若悬河，声色俱厉。”刚才还萎靡不振的希特勒，此时已完全恢复常态。他突然停住了口，叫中尉勿再浪费时间。他与中尉握了握手，说他准备与他一起上路。
那天天气很冷，他却没有大衣。他拒绝了穿上汉夫施坦格尔的大衣再走的建议，只在蓝色的浴巾外加了他那件军衣。中尉允许他在军衣上别上“铁十字勋章”。正当一行人走下楼梯时，埃贡蹦蹦跳跳地进了大厅。“你们这些坏蛋，捉阿道夫叔叔干什么？”他问。希特勒深受感动，拍了拍孩子的脸蛋儿，一声不吭地与赫仑纳和女仆们握手告别，转身大步出门。赫仑纳从窗口望去，只见警车朝区的首府威尔海因驶去。她看了他最后一眼：他脸色惨白。
他于晚9时45分左右抵达那里，在区办公室受到正式传讯。之后，他便被匆匆送进慕尼黑以西约40英里的兰茨贝格监狱。此时，天已下起了滂沱大雨，并刮来阵阵大风；风雨交加，令车身晃动。一路上，道路弯弯曲曲，杳无人影。希特勒情绪低落，愁眉苦脸。除问了一声鲁登道夫的情况如何外（此时，鲁登道夫已获释。他向当局保证说，他不外乎是个旁观者而已），他再也没有开口。
在兰茨贝格监狱，典狱长业已准备采取措施，以防起义分子前来劫狱。但是，满处是铁钉的铁栅将希特勒接纳到里面时，前来站岗的卫兵尚未抵达。他被关在堡垒区的7号牢房。这是唯一有“客厅”的牢房，“客厅”仅能容下一个哨兵。这间牢房的前任，谋杀埃斯纳的凶手阿克罗·瓦利，刚被移进另一间牢房。
看管希特勒的弗朗兹·赫姆里希，还常帮他脱衣。“他不吃也不喝，往床上一躺。把他锁好后我被打发出去了。”在北德的孤单的小床上，希特勒双眼失明，一直住到幻觉令他恢复视力；这里，在南德，与他作伴的是空墙与天花板。从北德到南德，这刚好是一圈。
当不久前发表了《第三帝国》一书的作者莫勒·万·登·布鲁克得悉起义消息后说：“要说希特勒的坏话，有许多可说。但，人们可这样说：他是狂热地为了德国……令希特勒毁灭的是他的无产阶级的原始性。他不明白应如何给他的国家社会主义打下理智的基础。他可说是狂热的化身，一点儿也没有调和的分寸或概念。”
人们谈论希特勒时已开始使用过去时了。人们一般认为，他再不能被认为是德国的一股政治力量。他的骰子已经甩了出去，输得精光了。“我国的历史已走上岐途”，莫勒写道，“在地球上，我们的一切都没有成功。昨天没有；今天也没有。结果我们回忆一下，一代人以来，没有一样是成功的……我们的事业，从一出世就是死的……一切都好像有些不对之处。我们想加以纠正，却发现一切都被粉碎……在帝国的身上悬挂着某种罪恶的符咒。”
然而，在慕尼黑，一道藐视当局的命令正在发给纳粹：“民族革命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它已按原设想净化了‘空气’。我们敬爱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再次为德国淌了血。通过希特勒的鲜血和卖国贼反对我慕尼黑诸同志的钢铁，我爱国之‘战斗同盟’，不管前途是凶是吉，业已团结起来。民族革命的第二阶段开始了。”
年轻时，希特勒受过两次重大打击：被维也纳艺术学校拒之门外，以及母亲的去世。后来，他又经历了两次重大危机：他中毒气倒卧沙场到德国投降，以及在统帅府前蒙受灾难。在蒙受最后的一次打击后，只有具有不平凡的意志的人才能东山再起，吸取自身所犯错误的教训，重新踏上注定要走的道路。在过去几个月里，作为鼓手的希特勒，已让位给作为元首的希特勒。
第七章 在兰茨贝格狱中
1923—1924（1）
在希特勒被捕后的当天清晨，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接到了美国记者休伯特·尼克博克打来的电话。他问是否可与他的妻子多洛绥·汤普逊一同前来乌夫因采访她一次？赫仑纳勉强表示同意，于是便给她婆婆——其父系美国内战时*？的一位将军——挂了个电话。
她喜欢各种各样的刺激。她历来如此。此次参与时事的机会实在难得，她是不会让它溜过去的……于是，妈妈兴奋极了，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还谈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由于我一言未发，多洛绥·汤普逊大概误认为我是典型的“德国家庭主妇”。这可在她不久后发表的一起文章中看出（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的审时识度，以及她婆婆及小姑子的喋喋不休，给几位历史学家造成误解）。他们写道，在乌夫因时，希特勒是由汉夫斯坦格尔的母亲和妹妹照料的。
会见后，一行人回到汉夫施坦格尔的别墅。趁尼克博克给房间拍照之机，赫仑纳将希特勒的手枪和文件偷了出来，放入手提箱，然后陪尼克博克去了慕尼黑，会见了希特勒的律师。“这是他的文件”，她对他说，“请你转交。让我们看看有什么情况发生。”
近500年来，兰茨贝格这个小镇在外表上并没有改观。它龟缩在莱希河谷，两边是丛林密布而陡峭的山岗。自中世纪以来，它一直是反对斯华比亚人入侵的堡垒。因此，它还保留着不少古老的城垣和岗楼。若从慕尼黑前往监狱，人们必须通过莱希河上的一座木桥。所谓的莱希河，其实不过是一条小溪而已，兰茨贝格监狱就座落在前面的山头上。这是一座由许多灰白色的建筑物组成的监狱，四周有又高又大的石墙围绕。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来关押普通罪犯，另一部分则用来囚禁政治犯。
在政治犯区，7号牢房的犯人拒绝进食。在牢房内，希特勒卷曲着身子，一言不发。这倒不是因为房子小或不舒适。在曼纳海姆时，他的居室还不及这间牢房的一半，在提埃希大街的那间房子也比它阴暗得多。牢房内的白色铁床，虽然窄，但按其僧侣式的标准，却也够舒服的；而那扇加了双重防护的窗户不但给室内提供了充足的光线，通过它，还可看到树木和灌木林等景致比慕尼黑要好看多了。
希特勒左臂疼痛难忍，令他难于成眠。狱医布里斯坦纳发现，“他左膀脱臼，上臂骨折，引起外伤神经痛。”对他的治疗虽然未中断，但按照布里斯坦纳的看法，他可能“终生左肩局部僵硬和疼痛。”
然而，令他精神萎靡的却不单纯是疼痛，甚至也不单纯是因为醒悟到向柏林进军已在灾难中结束。同样令他痛苦的是，他觉得自己已被出卖——被三政治巨头，被陆军，甚至被命运出卖。还有，统帅府前的溃败又被报界嘲笑为“渺小的酒吧间革命”，“小学生式的‘红皮’袭击”。外国记者把他描述成“鲁登道夫的吵吵闹闹的小副官”，是皇家政变的爪牙。《纽约时报》还在头版刊登了他的政治死亡的消息：“慕尼黑起义肯定消灭了希特勒及其国家社会主义的追随者。”倘若是饥饿和平肉之苦，尚可忍受，而嘲笑从来能深深地伤害希特勒。
他的外表使前来探监的人震惊。他既消瘦又面无血色，几乎认不出来。“我看见他坐在铁窗前，纹丝不动，像冻僵了似的”，安东·德莱克斯勒回忆说。两周来，希特勒几乎粒米未进。狱医警告德莱克斯勒说，如他继续绝食，就会死亡。德莱克斯勒决心拯救这位曾试图夺取党的领导权的人物，便返身回到7号牢房，“我说，不管环境看来何等恶劣，他没有权利认为业已失败而放弃一切。全党都在看着他，要他有朝一日东山再起。但我的话被当作耳旁风。他完全绝望了。这使我自己也几乎绝望。末了我说，如果没有他一起前进，我们毋宁死。”德莱克斯勒整整谈了1小时又45分钟，直至相信他已“使他回心转意。”
或许，希特勒真的故态复萌，因为几个人都声称是他把希特勒从饥饿中解救出来了。其中一人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创始人汉斯·尼尔希。当他前去探望时，骨瘦如柴、精神不振的希特勒与他打了招呼。尼尔希也责备他不该抛企业已赢得如此众多追随者的事业。没有他，事业便可能从此失败，党也可能解体。起初，希特勒不住地摇头，后来，他胆怯地问“谁还会再跟随一个遭此惨败的人呢？”尼尔希回答说，起义在事实上已唤起了群众的热情。希特勒自己不能失去自我信任；大多数伟大的领袖都是通过失败才取得成功的。尼尔希说，他这一席话说服了希特勒；希特勒听从了狱医的劝告，吃了一碗饭。他吃得很香，“之后，他便保证记住尼尔希的忠告。”
拯救希特勒的可能是尼尔希，可能是德莱克斯勒（卢德克说），也可能是贝希斯坦太太，甚至可能是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赫仑纳曾写信给希特勒道，她在乌夫因阻止他自杀，并不是要让他在兰茨贝格狱中将自己饿死；这正是他的宿敌求之不得的事情。“她的劝告扭转了形势”，躲避在奥地利的汉夫施坦格尔说，“希特勒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起义失败后希特勒在乌夫因的出现，肯定是借助于她的某种潜意识欲望的组成部分，而她也与他的这种压抑着的欲望紧密配合。还有，在他所组织的起义被镇压后，乌夫因的那间别墅也肯定获得了一个治外法权避难所的光环。”赫仑纳的一席话，毫无疑问，在希特勒身上产生了巨大的效果。曾为他做过许多事情的贝希斯坦太太，其对希特勒的探访所起的作用也同样重大。这样，希特勒当时的情绪，已使头脑简单的德莱克斯勒得以用言语将他打动，使尼尔希最终能将他说服。不管是何种情况，在希特勒同意进食之前，他已不准备绝食至死——虽然，他不是主动这样做的。
希特勒虽停止了绝食，却不愿出庭受审。开始时，他同意受审，但一旦审问者到来时，他又拒不开口。在绝望中，首席检察官派了他的助手汉斯·埃哈德前往兰茨贝格，“看是否能从希特勒口中套点东西出来。”与他的先行者一样，他也徒劳无功。后来，他与希特勒对面而坐，耐心地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