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能从希特勒口中套点东西出来。”与他的先行者一样，他也徒劳无功。后来，他与希特勒对面而坐，耐心地与他交谈，“语调之友好，如同对一起病马交谈”。希特勒愁眉苦脸，一声不吭，“目光空虚，有如一只绵羊。”之后，他突然指着堆在桌上的文件尖酸刻薄地说，所有这些官方报告均不能“妨碍我未来之政治工作！”
“好，希特勒先生”，埃哈德沉思片刻后说，“你也许讨厌书记员。”于是，他便令监狱雇用的书记员退场，并把惹人讨厌的文件带走。室内只剩下他们二人时，埃哈德便改变战术，说他只是履行公事而已。希特勒先生是否愿意与他讨论一下此事？由于被埃哈德的非官方态度解除了武装，希特勒一改常态，滔滔不绝地将一肚子话全倾泻了出来。他不但将起义的计划如何制订、如何执行和盘托出，而且还解释了为何要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的原因。他说话时，声调高昂，脸色铁青。埃哈德觉得，他好像是在对一大群听众演讲似的。助理检察官偶尔也给他提出问题。若问题令他难堪，他就闷头不作答，但几乎就在同时，另一肚子话又爆发出来。回慕尼黑后，埃哈德向他的上级和格奥尔格·尼特哈特（他将是主持审判的法官）作了书面汇报。前者对报告印象深刻，但后者却说：“希特勒还未把话说完，也许他要把话留在审判时说。”但埃哈德并不以为然。他怀疑7号牢房的犯人是否会有更多的话要说。他忽然想起希特勒话多，便又警告法官说，这样一个人是无法“将他闷死的。”
阿道夫·希特勒复活的消息，由希特勒的同父异母姐姐安吉拉于次月初证实。她“于12月初一个天色阴沉、大雾弥漫的晚上”前去探监。她原以为他会意志消沉的。“在我有生之年我永不会忘记这个时刻”，她在给他们的兄弟小阿洛伊斯的信中说，“我与他交谈了半个小时，他的精神又跟先前一样高涨，身体也很好。他的胳膊虽然还会给他找麻烦，但他觉得已复原了。这些日子来，人们对他的忠诚是何等令人感动！例如，在我到此前片刻，有位公爵探视了他，还从B城万弗里德别墅给他捎来一包圣诞节礼物。他所取得的成就稳如泰山。目标与胜利不外乎是个时日问题。愿上帝让这一时刻早日到来吧。”这包礼物是瓦格纳家送来的。几天后，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又送来一包，里边还有一本诗歌。瓦格纳太太一点儿也未失去对他的信任。“请相信我吧”，据报道，她曾对一群听众说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希特勒是未来之伟人。为了这一切，他将从德国的橡树中拔剑出鞘。”
他的种族主义的盟友，对最后胜利仍充满信心，将队伍进行了改组。他们所采用的名称极不惹人注目：“人民歌咏俱乐部”、“人民拓荒先遣队”、“德国忠实妇女团”、“德国步枪步行团”，诸如此类等等。旧“战斗同盟”，在罗姆的领导下，更名为“前线社”，也得到了复活（罗姆与另一群起义者一起，被关在斯达德尔海姆监狱）。其目的是要变成一“保护伞组织”，为正在改组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的领导集团的各种族主义运动组织提供保护。希特勒不喜欢这个主意，但仍把自己看成是希特勒下士的上级的罗姆，对他的抗议置之不理。
希特勒的政党，虽依法被解散，却仍在暗中活动，活动的中心在慕尼黑。为了继续进行纳粹活动，罗森堡在慕尼黑建立了委员会，但其进程却因私人争吵和思想分岐而受阻。罗森堡自认是希特勒的政治继承人，被放逐至萨尔茨堡的一群人——埃塞、施特莱彻、阿曼和汉夫施坦格尔——却将他看成是骗子，既不喜欢他，也不尊敬他。然而，这也许又是为何选他的原因。他并不是企图永久控制党的那种人，也没有追随者。另外，也没有别的人选。戈林仍在奥地利避难，一边慢慢养伤；施勃纳·里希特已死；从兰茨贝格狱中获释后的埃卡特，正在贝希特斯加登病得半死；而德莱克斯勒又不同意希特勒给党所作的指示。有一点希特勒是有把据的：罗森堡非常忠诚。
一天晚上，“通过大雪覆盖的森林”，他偷越到奥地利，与萨尔茨堡那群人磋商。“我与同志们一一交谈，力图给他们以新的勇气并戮穿各种愚蠢的谣言。”几天后，在自以为已说服了逃跑者的情况下，罗森堡滑雪越过边境返回慕尼黑。然而，他们却更加强了自卫的信念：他是个无能之辈。他们开始制订自己的计划，包括用制造伪钞或武装偷运的办法重建党的财政，和携带机枪越境以袭击兰茨贝格监狱等。没有一个计划行得通，包括派遣卢德克前往美国为希特勒筹款在内。“每当我说希特勒是未来的执政者时”，卢德克报告说，“我就遭人耻笑。”
在慕尼黑，人们仍相当器重希特勒。那年圣诞节，参加了运动的一群施霍宾的画家，在布鲁特咖啡馆放映了活动画《阿道夫·希特勒在狱中》，以庆祝节日。帷幕拉开：那是一间牢房，小铁窗外飘着雪花，书桌前坐着希特勒，低着头，双手捂着脸，伴以男声合唱《沉静的夜晚，神圣的夜晚》。接着，一个天使将一株五光十色的圣诞树放在桌上。那人缓缓地转过身来，露出了脸孔。“许多人认为那真是希特勒本人”，海因利希·霍夫曼（假人是他提供的）回忆说，“整个大厅都在抽泣。”灯光亮后，放幻灯的人注意到，许多男人和女人的眼睛湿润，慌忙将手绢移了开去。
1924年元旦那天，新任负责全国货币改革的帝国督察赫加尔马·沙希特，与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大久·诺尔曼在伦敦举行会议，德国的财政问题一举获得解决。业已将紧急货币废除的沙希特，一开始便坦率地将德国的财政困境告诉了对方。他说，一俟鲁尔危机获得解决，“德国的工业便有可能再度发展。”为此，德国必须有外国贷款的援助，并建立“除帝国银行外的第二个信贷银行，即完全以黄金为基础的银行。”他说，他可在德国本土筹建这个金本位银行所需的一半外汇资本。“其余的一半本人拟向英格兰银行贷款。”
在他的名叫《老术士》的回忆录中，沙希特写道，诺尔曼对此并不感兴趣。后来，沙希特宣布，新银行的黄金资本值两亿马克，他拟发行银行支票。“我拟发行英镑支票”，他说。当诺尔曼在考虑这一不平凡的主意时，沙希特继续说道：“想想吧，行长先生，这样一个措施在加强大不列颠全球帝国和德国的经济合作方面会产生什么样的前景吧。假若我们想建立欧洲和平，我们就必须从会议决议和大会宣言的局限性中解放出来。欧洲各国必须在经济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48小时内，诺尔曼不仅以5％的特低利息正式批准了这笔贷款，而且还说服了伦敦的一群银行家，“只要金本位银行承兑”，便可接受比贷款数额高得多的支票。大笔只挥了几挥，这位自命为“老术士”的沙希特，便剥夺了希特勒最有潜力的政治武器之一——经济灾难。
（2）
狱医证明，在体力上希特勒是能承受审判的。在1月8日呈报给典狱长的特别报告中，布林斯坦纳医生斩钉截铁地说，他的病人没有精神紊乱或精神病的症状。这位似乎曾受过精神病治疗训练的医生的结论是，“希特勒任何时候均能自控，其意志及思维能力并未受其疾病之损害，即使他声称起义的目标是有不足之处的。”
两年前，希特勒曾在斯达德尔海姆监狱短期囚禁，这使他受益不浅。同样，在兰茨贝格的强化囚禁中，他不得不重新检讨其过去。在安静的小牢房里，他终于认识了过去的一些错误。例如，他曾拟将起义变成向柏林进军的开端，并效法墨索里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政权。“从起义的失败中，我吸取了教训。为民族振兴，每个国家必须采取自己的方式和方法。”
他使自己相信，是惨痛失败的命运拯救了他。“这次起义的溃败是我们国社党人最大的幸运”，后来，他这样写道。他列举了三条理由：与鲁登道夫合作，这本来是“绝对不可能的”；由于党未作好准备，在全德迅速夺取政权必然会导致“最大的困境”；统帅府前14位同志的“流血牺牲”，最终证明“是最有效的宣传国家社会主义。”
在过去几星期内，他所作的不只是面对现实，他几乎通读了所能读到的书籍：尼采、张伯伦、兰克、特莱斯克和马克思的著作。他泛读了俾斯麦的回忆录和许多有关世界大战的回忆录。“兰茨贝格是国家出钱供我受高等教育的地方”，他对弗兰克说——而且是没有大学教授在那里“装腔作势地使人知识化”的地方。“反正，意志力量胜过知识。如果上帝只‘认识’世界，而不是‘用意志造出世界’，今天仍是混沌未开。”
初入牢房时，希特勒只怪自己交了逆运；现在，通过条理化，他认识到，是命运拯救了他。据汉夫斯坦格尔称（他已回到巴伐利亚），那年1月间，列宁去逝，希特勒也重新确立了自己和德国的命运。列宁之死令希特勒狂喜，他对汉夫斯坦格尔说，历史正在重复自己。1762年，腓特烈大帝（希特勒希望能与他相比）听到俄国皇后伊丽莎白之死的消息时，也是欢天喜地的。他说，“一切都是金色的阳光的时刻到了。”苏联将屈服，共产主义的整个结构都将崩溃。
不到10个星期，希特勒便从绝望的深渊中站立起来。他深信自己将成为德国的领袖，长时间地在考虑国家的经济问题，甚至想出了（他曾私下对弗兰克说过）一条让许多失业工人就业的妙计：建立公路网，使全国更加紧密地联成一体；大规模生产小型经济汽车，让小人物也有能力购买。2月12日，当他和同伴们一起被押出牢门转至慕尼黑拘留所时，无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他都作好了受审的准备。审判将于4天后开始，它将决定希特勒之未来。
那时，曾预言此次起义必将失败的埃伯汀太太，刚好也在慕尼黑写一起占星文章，他为希特勒作了新的预言：他的惨败不会使他一蹶不振，相反，他将成为一只凤凰而飞起。“近日的事件，不单为希特勒此次运动带来内在力量，也会带来外在的力量。它将给予世界历史的钟摆以巨大的推动力。”
2月26日上午，如果不是全世界的话，至少在全德国都在注视慕尼黑，因为对希特勒、鲁登道夫以及另外8名被告所指控的叛变罪行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了个人命运的范围。德国的新生和民主，也与德国最受崇敬的一位战争英雄、一位来自奥地利的狂热者一样受审。
卡琳·戈林从因斯布鲁克在给她母亲的信中写道：“……此时此刻，审判正在慕尼黑举行……啊，让上帝保佑他一切顺利，平安无事。”此时，她所关心的是穿着最好的衣裳，胸佩铁十字勋章，正泰然自若地坐在一座红砖结构的旧建筑物——被遗弃的步兵学校的大礼堂里。希特勒准备以高昂的精神和巨大的决心迎接战斗。他要成为歌德的“铁砧或铁锤”。
在指控中，第一个被点名的就是鲁登道夫。然而，很明显，从审判一开始，希特勒就成了众目所视的中心人物。第一个被叫上被告席的就是他。从开口辩护时起，很明显，他就想当铁锤；他的出庭是想当原告而不是当被告。如同在狱中对埃哈德讲话时那样，他以浓重的男中音阐述了迫使他发动这次起义的原因。他谈到了游行，血腥的袭击，他到乌夫因的出逃，以及他入狱至兰茨贝格的情况。唯一使他后悔的是，他并未与被屠杀的同志们一样，遭受同样的命运。
他承担了这次起义的一切责任（“那位先生仅与我合作”），但矢口否认他是罪人。他活着的任务是要率领德国重获旧日的荣誉，重新确立德国的世界地位；他怎么能被作为罪人对待？他这一番话表达了一个虔诚信徒的信念，其效果在主持审判的矮个子法官和检察长的脸上反映了出来。两人谁也未对希特勒之原告的态度提出抗议，或试图以任何方式阻止他滔滔不绝的演讲。助理检察长埃哈德对法官和检察长阻止希特勒发言也不抱多大希望：尼哈特法官是个热切的民族主义者，与他一样，坚信这次起义是“国民的行动”，决心判鲁登道夫无罪；因就任此职遭学生攻击而烦恼的检察长觉得，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进行这次审判。
如果说法庭上的这些官员受到了希特勒的影响，奥斯瓦尔德·史本格勒则不然。在当天举行的一次讲演中，他嘲笑纳粹喜欢旗帜、游行和口号。“毫无疑问，这些东西可使感情得到满足，但政治却与此不同”。他把此次审判描绘成为“不足道的希特勒案”。它仅证实了他的观点：希特勒是潜在的凯撒。
次日，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对其他被告进行讯问上，但到了2月28日，希特勒再次左右了审判。在闭庭后的一次讯问中，他放肆地描述了柏林和慕尼黑是怎样受红色政权腐蚀的。“在慕尼黑，你就可找到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不是健康群众的觉醒，我们就永不能从红色时代中解放出来。”他的话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更促使他大声地为其提出向柏林进军一事进行辩护。
随着审判的发展，希特勒继续以其滔滔雄辩和精明战术左右着法官们。与此同时，鲁登道夫成了这出戏中的次要人物，他对其他被告的怨恨也越来越明显。“希特勒将我引入歧途”，在审判后他向汉斯·弗兰克抱怨说，“他向我撒谎。在他的发疯的起义前夕，他告诉我陆军百分之百支持起义……他不过是个演讲家和冒险家而已。”他怨恨的也许是，这位演讲家和冒险家，这位可鄙的下士，其行动比这位将军更像一个传统的大丈夫军官。希特勒承担了一切责任；鲁登道夫则不断地逃避责任。他举止傲慢，不时谩骂律师和法官，好像这是个军事法庭，而他是主宰者似的。“他用操场上的语调，斥责法庭”，英国记者G·霍德·普顿斯回忆道。“每个字都严厉粗鲁。当他把蛮横的语调升高时，坐在中间位子上的小个子首席法官全身发抖，山羊胡子也抖动得很厉害，不得不用手将它摁住。”
报界越来越反对这位逆来顺受的法官，有些外国观察家觉得很难相信他们是在审判。3月4日，在巴伐利亚州部长会议上，人们异口同声地批评尼哈特。州部长施威耶说，被告对陆军和州警的公开污辱，已构成对州警的人身攻击。另一位部长怀疑尼哈特是否有能力进行审判。此时，第三位部长宣称，在上层，尤其是在柏林，人们对审判的方法表示忧虑。第四位部长透露说，他曾亲身对首席法官允许希特勒一连讲话4小时一事提出指责——而尼哈特仅回答说：“无法阻止希特勒讲话。”
每天闭庭后，希特勒便被押回同一楼房的囚室内。就是在这里，那两个死对头——罗森堡和汉夫施坦格尔探访了他。罗森堡给他带来了不愉快的消息：地下党的一股强大势力坚持要作为联合的民间组织的一部分参加春季大选。这个主意对像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即兰舒特来的吸毒者）那样的人说来是很具吸引力的，因为这似乎可以把党的活动扩展到德国北部。斯特拉塞尔说服了罗森堡，党应该参与全国的政治，希特勒却嘲笑了这一主意。他觉得，在国社党处在非法时期并濒于解体边缘的情况下，联合尤其危险。另外，如果这样做，他就得从狱中授权。狡猾的希特勒明白，他所授以的权力很容易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