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他崇拜的第二个弗里斯格斯。与此同时，他也与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打得火热。这种分裂的忠贞及其不可避免的终结决定了纳粹党发展的方向。
思想上的进退维谷使这种斗争更加复杂化了。在许多方面，戈培尔仍是个革命者，他力图把共产党人转到国家社会党人一边来。他决心创造一种理论，一种桥梁，“让他们从左到右使那些愿意牺牲自己的人们走在一起。”与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一样，他也认为，党应该维护工人阶级的事业，特别是工会的事业。希特勒与戈培尔的主要分岐就在于此。他希望下次北上时能影响希特勒，并向他证明，共产党与纳粹的不同之处在于，共产党奉行国际主义。
11月4日，两人终于在不伦瑞克会面了。希特勒握了戈培尔的手，这使戈培尔大喜。“像一位老友”，他在日记中写道：“那双碧眼，就像是星星。看见我，他很高兴。我如置身天堂。”这次亲自相见，是戈培尔迷信于元首的开端。几星期后，两人又在普劳恩相见，戈培尔之迷信程度更加强烈了。
“太高兴了！他像老友一样问候了我。还照顾我。我多么热爱他呀！”
然而，不到24小时，戈培尔又在北方参加地方长官会议，公开反叛党的中央组织。他被派往北方的目的，是要协助斯特拉塞尔草拟党的纲领，以便把元首从“反动的”慕尼黑集团的手中解放出来，使他向左派靠拢。纲领要求将土地收归国有，把大农庄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对各公司实行国有化。这份纲领于1926年1月24日至25日呈交给了在汉诺威举行的两天长官会议。会议开得非常激烈，这主要是由于希特勒的代理人戈特弗里德·弗德尔的突然出现引起的。在戈培尔看来，他是“资本和利息的奴仆，是通货升值的骗子，又是运动的主要纲领的起草人。”据斯特拉塞尔的哥哥说，这些地方长官，除罗伯特莱伊孤零零一人外，对新纲领一章 一节地进行了投票。对一切均持反对态度的弗德尔最终说：“无论是希特勒还是我本人，都不会接受这个纲领。”与会者提醒他，他不过是个客人，但他仍坚持己见。当他宣布希特勒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将皇室财产予以没收的要求，说它是“犹太人的欺骗”时，他被轰了下去。戈培尔猛地站了起来，忿怒地攻击了慕尼黑领导集团。他要求将希特勒开除出党，除非他摆脱他们的影响。这个最后通牒竟出自不久前还称“我多么热爱他！”的人口中，这似乎是件怪事，但，它也可能正是“热爱”的产物，因为他坚信，慕尼黑那帮官僚正把希特勒引向毁灭之途。
不管是何种情况，弗德尔关于这次分裂大会所作的汇报，却最终使希特勒采取行动。2月14日，星期天，他将党的领导人全部召至班贝格。坐在这次秘密会议席位上的北方代表，颇有不安之感。在数量上，南方代表占绝对优势，而希特勒一踏上讲台，就主宰了大会的进程。他前来班贝格时，思想上就有所准备。他明白党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也知道自己的领导权已受到威胁。所以，他一开始便开诚布公地说明，他是元首，是运动的核心。在纳粹党内不允许存在议会式辩论，不再搞什么民主程序。他不允许有分裂派别存在。每个地方长官，每个党员都必须保证效忠元首，而且只效忠元首一人。
他未攻击斯特拉塞尔或戈培尔。他未犯这种错误。也许，是他的直觉告诉他——两人都对他忠诚，他们只不过是想将他从施特莱彻和埃塞尔之流身边引开罢了。他来班贝格的目的，并不是要羞辱北方干部，而是将他们引上正轨。他用左派的语言圆滑地攻击了左派，然后为矛盾的双方提出了一个新概念，作为折中。他让党跳出政治圈子，将它纳入迷信领袖的神话。他说，党原来的纲领，“是我们的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基础。对它进行篡改，将（意味着）背叛对我们的思想怀着信仰死去的人们。”换言之，国家社会主义是宗教，希特勒是它的耶稣。在统帅府前被钉上十字架致死、从兰茨贝格监狱被释放后得到复活的希特勒，再次崛起，领导党和国家达到振兴的目标。
北方干部未料到希特勒的演说会如此犀利，都吃惊不小。戈培尔前来班贝格时，原以为可将希特勒诱入左派，现在，他既不赞成他们的立场，也不对此进行辩论。相反，在党的领袖问题上他只有一种选择：反对或接受希特勒为元首。希特勒若被否定，那将意味着党的末日，斯特拉塞尔简短地、神精紧张地作了回答。他失败了。戈培尔呢，除喊了几句口号外，一句话不说，只在日记里写道：“我心痛呀！”
希特勒坚信，班贝格的创伤的愈合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党也会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团结，于是，他便起程寻找财政援助。2月的最后一天，他获准在汉堡颇有名气的“大西洋饭店”的“1919年国家俱乐部”发表讲话——因为这不是公开的群众集会。他的话——表明他在兰茨贝格学到了很多东西——不是针对狂热分子，而是针对德国的公民。他放弃了在皇冠马戏场使用过的风格，以心平气和的规劝开始演说。他说，德国在大战中之所以会失败，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赤色分子企图夺取国家政权，现在，他们仍继续主宰德国的政治。不到一小时，他便赢得了听众，他靠的不是感情或煽动术，而是哲理；不是种族主义，而是爱国主义、财富和繁荣。
然而，一谈到马克思主义，他的风格便变得强有力了。“在斗争中，总有一方屈服——若不是马克思主义被废除，就是我们被废除。”他号召举行群众运动，无情地对赤色分子进行攻击。“正如人们只能用解毒剂解毒一样，这种运动只能依靠人们的拳头，只能坚决地按照这种办法行事。胜利只能靠谁的头壳较硬，谁的决心较大，谁的理想较伟大来决定。”对上层社会的听众而言，这番话虽是一块难于消化的硬肉，却博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他说，为了取得胜利，这个运动必须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不容分说。“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认识到，若马克思主义取得胜利，我们便被毁灭，不会有别的结果；但是，若我们取胜，我们便毫不留情地将马克思主义连根毁灭。若不将其最后一份报纸摧毁，不将其最后一个组织瓦解，不将其最后一个训练中心关闭，不将最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改造过来或铲除掉，我们绝不罢休！对于我们，中间道路是绝不存在的！”
这是异常出色的演讲。它表明，在夺取国家政权的激烈的合法斗争中，希特勒终于在寻找具有最广泛基础的支持。他也没有忘记，尽管召开了班贝格会议，但他并未完全控制住自己的党。他开始将自己的魅力转向反对派的两位首脑——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和戈培尔。3月初，斯特拉塞尔投降了（虽有严重的保留），他致函他的追随者，将其纲领全部收回。
4月，希特勒专程前往慕尼黑，为的是争取戈培尔。在作了两天元首的贵客后，戈培尔兴奋得晚上睡不着觉。第3天，希特勒领他参观了党的总部，然后单独与他谈了3个小时（“妙极了”），重新论述了班贝格会议的各个论点。戈培尔听得津津有味，一步一步转向希特勒的信仰一边，最后一举投降。
我们提出问题。他作了绝妙地回答。我热爱他。社会问题、相当新的前景，他全考虑出来了……在所有问题上他都使我安下心来。无论在哪一点上，哪一方面，他都是一条汉子。他如此炽烈，堪为我的领袖。我向比我伟大的人物，向政治天才屈服！
他兴高采烈地离开了慕尼黑（“再见吧，慕尼黑！我非常爱你！”），不但原谅了他过去的罪过，而且誓作鲁尔区的地方长官。
在使斯特拉塞尔和戈培尔归顺后，希特勒再次北上寻求经援和巩固其在北方左派党员中的地位。“五一”节那天，他在施威灵在汉堡东面约60英里的市政厅内向一群秘密前来听讲的热情的听众发表了演讲。到下午2时，大厅内已挤满了来自阿尔托纲、汉堡、不耒梅、吕贝克和吕纳堡等地的国社党人。《汉堡新闻报》报道说，在希特勒抵达时，那里响起了“足令墙壁倒塌的”乐声。
希特勒在此之前已学会了使用体姿。据米勒恩·施安豪森说，这是欧洲最负盛名的预言家兼星宿学家埃利克·丁·哈努森传授的结果。据说，两人曾在柏林一社会名流家中会过面。哈努森开口便说：“如果您真的想步入政界，希特勒先生，那您为何不学会讲演？”哈努森是身躯语言大师；他向希特勒解释说，希特勒并未利用动作加强他的语势。据米勒恩·施安豪森说，在此后几年，他们常作简短的会见，哈努森不但将演讲技巧传授与他，还教他如何选择同仁。然而，直到1932年底，他才首次为希特勒占卜——他自己也一命呜呼。
（4）
1926年春，希特勒提出了一条原则，那就是，运动的枢纽中心是慕尼黑的地方党组织，它应领导全国。这样，他便完全控制了纳粹党。这条原则在5月22日贝格勃劳全体党员大会上得以通过。在这里，作为至高无上的元首希特勒，被赋予这样一种权力，那就是，他有权挑选或罢免任何一个地方长官或下级领导人。这就意味着民主程序的全部终结和对元首原则的完全盲从。为以防万一，希特勒坚持宣布，原来党纲中的25点是不可修改的。他如愿以偿了——现在，党的意识形态由他一人统管。
在内心深处，戈培尔已完全倾向希特勒一边，但在表面上，仍忠诚于斯特拉塞尔——此人对元首仍抱有怀疑。6月10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如他仍能保持“绝对独立”，作为希特勒的代表，他只愿前往柏林。然而，只过了两天，他便愿意接受任何邀请了。“那时，我就不会虚掷光阴了。现在，一切以他的决定为准。他要我吗？”待他们再次会晤时，戈培尔已使自身处于欣喜若狂的对英雄崇拜的心境中了。
希特勒仍是一个亲爱的同志。他是一条汉子，你无法不喜欢他。此外，还有他那至高无上的思想。在他那颗执拗的脑袋中，你常常可发现某些新东西。作为一个演说家，他绝妙地将手势、动作和语言和谐地融于一体。天生的鼓动家！与他共事，你能征服世界。只要让他自由行事，他就能动摇腐败的共和国的根基。昨天他最妙的警句是：“为我们的斗争，上帝够保佑我们的了。他的最美的礼物就是对我们的敌人的仇恨——我们也全心全意地仇恨他们。”
7月份，在魏玛举行的党代会上，他几乎使所有的敌对派别和解了。会址之所以选在这里，是因为图林根是希特勒被允许公开演讲的少数几个州之一。他的主要演讲是在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7月4日）作的，而且更富于感情而不是政治。“深奥而神秘”，戈培尔写道。“几乎像福音。与他一起，我们胆战心惊地从生活的深渊边沿走过。讲的无所不包。谢谢上苍给了我这样一条好汉！”希特勒走下台时，掌声雷动，欢呼声持续了好几分钟。然后，希特勒身穿不合身的军衣，打着绑腿，站在敞篷小车的后部，检阅了3500名（殷勤的戈培尔将这个数字扩至1。5万）冲锋队员。冲锋队员们右手行着举臂礼，列队走过——步伐有点不整。
尽管怨声未绝，而纳粹党党员人数尚不足4万，这次值得纪念的代表大会这样结束，也是够威武雄壮了。此时此刻，数字并不使希特勒发愁。在德国，此时的纳粹党是最小的政党之一，但它是铁拳，他的铁拳。此后，他便回到贝希特斯加登，一方面为完成《我的奋斗》的第二部，另一方面也是为完成建党的最后任务再振旗鼓：将他在魏玛抛出的咒符变成对全国各地党的组织的武断地控制。
在这一努力中，有一个人他是想聘用的：约瑟夫·戈培尔。希特勒退居深山后，戈培尔曾进山探访，更深地为希特勒所迷。“他像个孩子：和平、善良、仁慈；像一只猫：多谋、聪明、灵巧；像一头狮子：咆哮、雄伟、高大。一个伙伴，一条汉子。”7月25日，即他在贝希特斯加登的最后一天，最终的转变来到了。“再见吧，我的奥贝萨尔茨贝格！”当晚，戈培尔写道：“这些日子是我道路上的里程碑！一颗明亮的星星救我出了苦海！我永远是他的。我最后一丝疑云消失了。德国将生存下去。希特勒万岁！”
希特勒让他焦急地苦等了两个月。后来，当他证实自己要去柏林时，戈培尔兴奋得挥笔写道：“定局了！柏林！万岁！”
就阿道夫·希特勒而言，这多少是个胜利。表面看来，在将斯特拉塞尔接纳进党的高层组织后，希特勒已与他握手言和，然而，斯特拉塞尔的才干与能量依然是对元首原则潜在的威胁。斯特拉塞尔在柏林是设有总部的；把戈培尔派往柏林，希特勒实际上是把斯特拉塞尔的前贴身秘书变成了他的对手。
11月7日，戈培尔起程前往柏林，朝通向权力的走廊前进。无论对于他个人还是在政治上，他都是朝新生活前进——他撕毁了与一名叫埃尔塞的姑娘的婚约；与她的恋情曾如疾风暴雨。在国社党星座中徐徐升起的一颗新星，怎么能与一半是犹太血统的姑娘结发，或同床共枕？
到那年年末，党员人数几乎达到5万。由赫斯任秘书，施霍茨任司库、波勒任秘书长的党的工作机关，效率颇高（这一时期的党员数字是不可靠的。施霍茨故意将党员按顺序编号，使由于退党或开除出党所带来的损失含混不清）。另外，地方长官和领导人也不断呈交令人迷惑的报告，这样便无需将全部党费上缴给总部。党的工作机关开始时只有3辆汽车和25名工作人员，现在呢，它正在迅速壮大。这是个国中之国。设有外交部、劳工部、工业部、农业部、经济部，内务部、司法部、科技部和新闻部。党的辅助组织也已建立或准备建立：希特勒青年团、妇女同盟、教师同盟、律师同盟，以及医生同盟。
党的最重要的肢体是冲锋队。在魏玛代表大会期间又新建了8个支队，借以证明冲锋队是纳粹党不可分割的部分。与此同时，在元首的直接指挥下，地方和区域的冲锋队进行了协调。为了适应他的合法的新政策，希特勒挑选了“天生的组织家”和严于律己者弗朗兹·普弗费尔·冯·苏罗门负责主持这一合法的非军事性组织的工作。“为了从一开始便使冲锋队不具任何秘密组织的性质”，希特勒写信给普弗费尔说：“不应该将它隐藏起来，而应该在光天化日之下游弋，以粉碎它是个秘密组织的种种神话……这样，我们今天反对政府的斗争就不致具有某个社团在采取复仇行动的性质；它是个世界范围内的伟大运动，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结构和幕后操纵者的一场战争。我们并不需要一二百名忠心耿耿的密谋者；我们需要的是千千万万为我们的世界事业而战斗的狂热的斗士……我们必须向马克思主义者表明，街道未来之主人是国家社会主义，就像国社党某一天终将变成国家的主人一样。”冲锋队的正式制服是褐衫褐领带。采用这种颜色纯属偶然；这种制服原是为德国在东非的驻军缝制的，因未被采用，所以可以大量买到。
1926年末，《我的奋斗》第二卷出版了。本卷的副标题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是以党向慕尼黑起义提交25点纲领那天以来的历史为基础写成的。它有点像历史，而不是自传。自马基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