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实事求是和平等待人的态度，则赢得了男人们的信任。
他的演讲也成了政治敏锐的典范。那年秋天在汉堡的一次演讲中，地方长官埃尔伯特·克列*？斯注意到，希特勒是严格按照提纲讲的——提纲上写着关键的字句。甚至连看来像脱口而出的字句都是预先写好的。希特勒并不像许多人，特别是反对派认为的那样，是个直观的演讲家。他的讲稿写得很有条理，他确切地知道自己要求什么效果和如何取得这种效果。克列普斯不了解的是，希特勒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检验他的世界观，但他却也深知元首胸中在酝酿大略雄谋。“他很清楚，只有避免使用陈词滥调，只有使用新词和新概念，他才能引起群众的注意。他的思想具有驱使力，使持有不同政治目标的人们均可接受。所以，当他首次在汉堡公开出现时。他能在短短的1小时内，使怀有疑心或保留意见的听众鼓掌，而且掌声越来越响，到结束时，掌声成了满堂喝彩的掌声。后来，连头脑最清醒的听众也宣称，虽然他们仍反对希特勒及其纳粹党，但，很明显，希特勒本人却比他们想象的更通情达理。”
他也正在学习如何才能满足一般德国人的基本需要。他再不是慕尼黑起义期间的吓人的革命者，也不是民间的狂热者；而是个专为祖国谋求福利的通情达理的人。他的“基本价值和目标”既令人有信心又可接受。他的听众不可能知道的是，那些“通情达理的话”，不外乎是人类历史上最激进的纲领的假面具而已。这个纲领将改变欧洲地图，这样或那样地影响地球上大多数人的生活。
那年秋天，希特勒在柏林作短暂停留，亲自解决戈培尔与斯特拉塞尔之争。据奥托·斯特拉塞尔的说法，希特勒来到他的办公室，要求停止争吵。“那你就去对戈培尔说吧”，他没好气地说。“他才是咄咄逼人。”奥托的与己无关的表现，绝不能反映其兄长对希特勒的态度。元首是专门前来表示他对格里戈尔的信任的。除了让他重返党内外，元首还拟让他担任较高的职务。在巴伐利亚首次公开露面时，是他，格里戈尔，与希特勒一起出现在讲台上；主持最后一次年会的，也是他，格里戈尔。弟弟一再警告说，希特勒的权力已大到有点危险了。但他就是不听。“喂，”他争辩说，“和我一样，你也知道希特勒并不是领袖，而是受欢迎的人民讲坛。他还是可以对付的。”希特勒像一起顽固的马。“不应该让他把我们摔下，应将他勒住，领他走上正道。”
奥托说，希特勒不是一起马，而是一只虎，“一旦把你摔下，他就会永远将你除掉。”格里戈尔反驳说，他能驾驭元首，因为希特勒毕竟“是个软弱的人，性情好，又忠诚老实。你不知道他多重视我的话，他经常对我说，格里戈尔，你又对了。若是没有你，我会变成什么人呢？你以为他会对施特莱彻讲这些话吗？”
（6）
到了1927年年底，从表现看，希特勒在处理人的问题上，不但能个别处理，也能集体处理；在重新建党问题上，很明显，他的兴趣在于长远目标。进而言之，有些东西他已看到，而他的顾问们却没有：在发动大规模运动以扩大党的基础前，他必须抓住某件公众急于解决的事件，在这基础上再动员工人和市民给予支持。同样重要的是，他也需要某种明确的世界观作指引。这，他在一年后便得到了；但，他所需要的事件都在2年后才产生，且产生在纽约市的华尔街。
新春到了，柏林的党禁也已解除，接着，戈培尔的政治能量爆发，企图在行将到来的国会大选中大显身手，取得大胜。虽然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工人，但他也号召国家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埋葬他们的分岐。“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互为补充的，而不是互相矛盾的。互相反对则亡；团结一致则能革命，能进步。”
5月20日的全国大选，对戈培尔个人说来，是个胜利，因他被派往国会：但对于元首，却是个失败，因为党只选出另外11名代表。在过去2年中，纳粹丧失了10万张选票和两个席位。这个损失既不是希特勒的责任，也不能怪罪组织不善，而是由于经济状况良好和缺乏一个关键事件使然。只提“凡尔赛条约”和“11月罪人”再也赢得不了选民了。政客们常常是在最后才能看出某种新趋势的；当晚集合在慕尼黑党总部里准备庆祝政治大突破的纳粹精英，被惨败的数字搞得垂头丧气——数字是由通讯员骑自行车送来的。
希特勒于深夜前后才到达。他置沮丧的气氛于不顾，向他的追随者发表了一起富于哲理的、几乎是超然的演说，使大家好生惊奇。老政客们原以为，他们将听到的不外乎是个失败的领袖的评论。但希特勒却大谈其他两个工人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所取得的健康的成就。他既不贬低他们的胜利，也不把它看作是纳粹党的失败，相反，他对这两个“敌”党击败了德国温和的中间派和右派政党一事，好像很高兴，虽然高兴得有点奇特。与他的同志们不同，元首觉得，政治前途甚为光明。
大选结束后，希特勒回到了他的灵感源泉地贝希特斯加登。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地盘——“瓦申费尔德寓所”，在奥伯萨尔茨贝格。这是一所简朴的乡舍，具有上巴伐利亚山区的风格：屋子四周为一木走廊；屋顶上用大石压住木瓦，以免大风掀起。首次看到这个别墅时，他“被完全迷住了。”幸运的是，房主（某工业家的遗*？）是个党员，月租才收他100马克。“我立刻给在维也纳的姐姐挂了个电话，把这件事告诉了她，并恳求她前来当屋子的女主人。”安吉拉带着两个女儿（费莱德尔和安吉拉·玛丽亚）前来。安吉拉·玛丽亚，又名吉莉，是个生性活泼、满头浅棕发的姑娘，年方20岁。“她并不是真的那样漂亮”，不久前已与赫斯结婚的伊尔塞·普洛尔回忆道：“她倒是有维也纳姑娘那种著名的魅力。”几个评头论足者（包括汉夫施坦格尔在内）说，她“是个头脑空虚的小荡妇，既没有头脑也没有性格，有的是一位女仆般的粗俗的青春”，但是，大多数人，包括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都喜欢吉莉。赫仑纳认为，她“是个相当严肃认真的好姑娘”，绝不是个喜欢打情骂俏的女人。照相师霍夫曼说她“是个逗人喜爱的姑娘，她那副天真烂漫，无忧无愁的神态，令所有人倾倒。”另一方面，他女儿亨利埃特又觉得她“粗俗，好搬弄是非，还有点爱吵嘴”，但，与此同时，他又深信，“娇媚得极诱人”的吉莉，是元首的唯一解语花。“若吉莉要去游泳……对希特勒，这比重要的会议还重要。带着盛得满满的野餐篮，我们便开车到湖边去。”连吉莉也无法让元首下水。他说，没有一个政治家愿意在游泳池里被人照相。
他们的年龄相差19岁，与元首先前的情妇米茨·莱特的年龄差距不多。据米茨自己说，出于一时嫉妒，前一年夏天她曾试图自杀。她自杀的方法是颇奇特的：她将晒衣绳一头系在门上，另一头绕着脖子，企图将自己勒死。在她失去知觉后，她姐夫救了她。
在与吉莉谨慎小心地发生的桃色事件中（很可能从未有过性行为），吃醋的倒是希特勒。一天，赫斯太太回忆说，吉莉将下一次“法兴”狂欢会上她想穿的衣裳画了出来让他看。“穿这种衣裳，你还不如光着身子去好了”，他一边怒气冲冲地说，一边把合适的衣裳画出来。那时，她更生气，比他还生气。她拾起那幅画，跑出门外，呯的一声关上门。希特勒很是懊丧，不到半小时便又找她去了。
新书的出版，倒也弥补了爱情生活的失意。这本书体现了他的人生哲学，他的政治信念与个人信念的统一。表面上看，这本书没有什么系统，但他的直觉力却是极匀称的；从过去4年来他的讲演和谈话看，为了寻找这种思想，他在自己心灵的莽林中有条不紊地砍杀出一条通路。
从写给梅克斯·阿曼的头几行文字看，（“政治是形成中的历史”），很明显，他已开始冒大险。在这本书中，希特勒的一条主要结论是，从达尔文那里得来的信念也许是对的。这使他将自我保存与生存空间论紧紧地联系起来。“生存空间的局限迫使人们进行生存斗争；然而，为生存空间而进行的毕生斗争却又包含进化的基础。”结果是，各民族之间永不停息地斗争，而斗争的胜利，只能归于一个严格地、专心不二地献身于种族、人民和血的价值的民族。标准一旦降低，纯血若与劣血相混合，灭亡也就近在眼前了。“到那时，犹太人便可用任何形式登记，这个国际放毒者和腐蚀者就会不遗余力地将这种民族连根拔掉，腐蚀掉。”这是希特勒首次阐明其术语，也是首次将种族、人民和血缘的价值与对犹太人的仇恨交织在一起。
在《我的奋斗》中，他不过是攻击犹太人是全世界的敌人，并有力地阐明东进以求得生存空间的原委而已。现在，他终于作好了把他的政治与个人信念的头绪合并在一起，使之变成一个连贯的（虽是歪曲的和平执狂的）新思想的准备，但这是在新书的最后几页才完成的。“本人的任务不是在此处讨论犹太人的问题”，他试探着说。犹太人“本身有其特点，使其与地球上生存的其它民族分开”；它不是“一个疆界国家”里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它是寄生性的，而不是生产性的。这些，他曾用激烈得多的语言重复过多少次，但是，此时，他突然想出了一个新的主意。“每个民族都具有自保的狂热，并以此为动力。这种狂热是该民族在地球上的一切行动的基本趋势。犹太人也正是如此。”
奇怪的是，希特勒竟继续使用这种非论战式的语言。他写道，犹太人也正是在求生存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与所有人一样，受这种动机驱使的；唯一不同之处是目的不同。此时，希特勒笔锋一转。“犹太人的最终目标是非民族化，使其他民族变劣，降低高等民族的种族水平，以及通过铲除某一民族的知识阶层并用品成员予以代替的办法，统治混种的民族。”这种不同的目标（用较冷静的语言表达）使犹太人成了人类的威胁。由于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征服全世界，那么，希特勒的反犹斗争就不单是为了德国而且也是为了全世界的利益了。
到1928年夏，希特勒终于明白了，他的两个最迫切的信念——来自犹太人的危险和德国对较大的生存空间的需要——原来是交织在一起的。若得不到至关重要的生存空间，帝国就会灭亡；若不铲除犹太威胁，就不可能有生存空间斗争，不会有文化，因而，民族就会腐烂。
很可能，希特勒的极限点就是以此为标志的；这也是希特勒的世界观之精髓。现在，他正面临一项双重任务：在东方征服新的生存空间和消灭犹太人。先前看来是分开的但不是平行的两条路，现在是一条路了。这好像是几个月来他在奥伯萨尔茨贝格的别墅里看那双峰一样：两个山峰都想攀登——直到现在他才明白，通向双峰的路原来是一条！他已看到了光明。希特勒的前人马丁·路德等反犹前辈，仅在口头上谈论消灭犹太人；现在手中拿着未来蓝图的希特勒，希望能够实现他们的梦想——变成比哈曼更伟大的屠犹者！
这本希特勒自己也禁止出版的书，后来被称为“希特勒的秘密著作”，在他死后32年才首次面世。或许，他觉得这本书太深奥，不适于其追随者，对头脑复杂些的人来说，它又太露骨了；也许，他并不想泄露藏在字里行间的大规模屠犹计划。在字里行间还可找到品种族灭绝的动机的线索。满篇都充满了可泄漏其动机的说法：犹太人是“国际放毒和种族腐蚀的大师”，也是：“用罪恶的和平主义液体肥料去毒害敢于自保的人们的思想”的鼓吹者。他也说，俄国在培植“病毒”；他将德国拥挤的工人区（是生存空间不足的结果）称为“国家躯体上的脓疮”，“混血和使种族变劣、降低种族水平的滋生地。结果，在这些流脓的中心里，国际犹太人的种族蛆在繁衍滋长，最终造成进一步的破坏。”
书中对犹太人放毒和腐蚀的恐惧。曾两次以人身攻击的形式出现。他错误地将签署1918年停战协定的可恨的埃尔兹伯格称为“犹太老板与一女仆的私生子”。他可能是在说他的父亲。“如果某人长了癌并注定要死亡，即使开刀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他这样写时，心里肯定想着他母亲。
对父亲或许有部分犹太血统的恐惧（这可能是他不要孩子的重要原因），母亲痛苦地死于癌症给他带来的身心痛苦、愤恨和罪恶感。以及对那位犹太医生的复杂的感情——在他的同意下，医生曾用碘酒激烈地为她施行治疗——所有这些，都渗透于“希特勒的秘密著作”。在写完此书后不久，希特勒曾主动找过一位精神病医生；这也许不是偶合。他找了慕尼黑的一位党员，阿尔弗莱德·施文宁格医生，求他驱除“癌恐惧”。现在尚未找到治疗的记录；不过，这位精神病医生失去了阻止希特勒实现其罪恶目标的黄金机会；施文宁格也未能驱除希特勒之癌恐惧。癌恐惧，以及消灭犹太人的思想，一直伴随他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
第九章 家人去世
1928—1931（1）
希特勒贯彻其新思想初期的努力是由他的代理人作的。在柏林，约瑟夫·戈培尔在新近竞选中失败后，正全力以赴，力求使党重获青春。1928年夏，他一连为《抨击》写了3*？文章，企图讨好投票赞成左派的工人。他用共产党的语言攻击说，资本主义的工人“已不再是活人，不再是创始者，不再是创造者。他已变成了机器，变成了号码，变成了没有知觉或目标的工厂里的机仆人。”只有国家社会主义才能给他们带来尊严，使他们的生活有意义。在短得出奇的期间内，戈培尔就取代了斯特拉塞尔在北方作为招募工人的主要人物的地位。这样一来，很明显，便给元首除掉了一名政治对手。希特勒对戈培尔此举非常高兴，批准了他的社会主义路线，将《抨击》改为双周刊。还让编辑当了党的宣传部长。
在政治上，希特勒有时能谅解人。如果先前的对手有悔改之意，元首便有可能奖赏他。这是他将债务变为资产的方法。在粉碎了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改变国家社会主义的企图后，希特勒让他负责党的重建工作；而斯特拉塞尔成功地集中了治理权，成了纳粹党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由于他和戈培尔的努力，到年底，党员人数增至10万左右。
为了巩固在北方取得的成果，希特勒于1928年11月16日来到了柏林，并在体育馆就民族和国家的复兴问题发表演说。由于赤色分子可能捣乱会场，希特勒加强了对自己的防卫。他的卫队是由经过挑选的青年组成。这些青年年龄在18至20岁左右，个个誓死保卫元首。他们称自己为党卫军，简称为SS。听众约有1万人，大部分人从未听过希特勒讲演。开始时，他的话并未产生多大反响。问题出在新扩音系统上。例如，站在后厅的英国记者塞夫顿·德尔默就听不清希特勒在说些什么。德尔默只听见，希特勒在劝德国人勿吃柑子。在写下了“狂想分子”四字后，他便离开了大厅。由于扩音器的噪音太刺耳，希特勒只好将麦克风关掉，大声演讲。几分钟后，他平息了赤色捣乱分子的喊叫，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