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弗里茨·蒂森的倡议下，他于1月17日在工业俱乐部向一群有影响的人物作了一次讲演。
在迪塞尔多夫讲演前，在秘密谈话中，希特勒已对自己的经济纲领作了重大的修改。他支持解散工会和取消自由管理的主张。他也主张取消一项旨在恢复经济的计划——兴建一批公共工程，重新武装军队，且由大商家的头面人物管理。不到一个小时，他的听众便全神贯注，因为他触及了与这些讲求实际的商人直接有关的问题。例如，他断言，私人占有财产是理所当然的。与此同时，他还描绘了一幅共产主义发展后的可怕图景。“如果不予以阻止，布尔什维克主义将完全改变世界的面貌，一如基督教先前之所为……倘使这个运动继续发展，从现在起300年后，人们不只会将列宁看成是1917年的革命家，而且会像供奉菩萨一样崇拜列宁。”他说，经济萧条使数以百万计的失业者和被剥夺的德国人走投无路，他们希望从共产主义者那里找到解除困苦的答案。这是德国今天最迫切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靠经济法规，而是靠政权。纳粹党，也只有纳粹党，才准备并愿意阻止红色潮流。没有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就不再会有中产阶级；有了它，国家才能统一，才能复兴。
希特勒的讲演效果从未这样好过。他交替使用了感情和逻辑。一会儿他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可怕图景和曾给他们带来安全的制度的结束来恐吓听众；一会儿又求助于他们的自私：假使要让自己的工业生存和发展，他们就需要一位独裁者为政府掌舵和领导德国，最终使德国重新获得其世界强国的地位。听众预感到了50年来的成就和所获财富化为乌有的情景。于是，许多人回到家中后便准备捐款予他——一位答应拯救他们的人。
（2）
2月中旬，兴登堡宣布再次竞选总统。这就迫使希特勒摊牌。很明显，要竞选，纳粹党就得推选候选人，而只有希特勒才有这个现实的机会。即使如此，他还下不了决心。“我知道我会上台，其它人全会失败。”一次他对弗兰克说，“我将自己看作总理，也一定会当总理。我未将自己看作总统，也当不上总统。”他的犹豫不是假的。他整整摇摆了两个星期，后来还是戈培尔说服了他。接着，他便迅速地取得竞选资格。他通过纳粹内政部长（在不伦瑞克）的斡旋，取得了德国公民籍，还当上了该州的议员。次日，2月27日，希特勒正式宣布，他将于15天后参加总统竞选。
经济危机和政治怨恨，几乎把德国变成了战场。“柏林处于内战状态”，克里斯多弗·伊舍伍德写道：“仇恨刹时从天而降，时时处处均在爆发：在街头巷尾，在大小饭店，在电影院，在舞厅，在游泳池；在午夜，在早餐后，在中午。有刀对刀的，有刺环或啤酒瓶对棍棒的，也有椅子腿对镶铅棍棒的；子弹射穿了广告牌，从厕所的铁房顶上弹了回来。”
仇恨像瘟疫一样在全国扩散。经济危机的受害者把矛头对准了比他们幸运的人。被迫关门大吉的小店主们诅咒大百货商店；数以百万计的失业者对仍有工作者和“老板们”仇视；数以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发现前途被堵，把绝望情绪发泄在各类用人单位上。经济危机几乎打击了每个阶层。农民之税收负担，如牛负重，而农产评价格又低。他们鄙视城里人；而数量庞大的失业“白领”，又嫉妒农民——他们有庄稼可收。在许多大城市里，失业工人成群结队地在郊区风餐露宿。在街头巷尾，乞丐比比皆是；至大选时，登记在册的失业者全国已达600万——还有数百万人只有临时工作，或不愿去登记失业。
在众多因经济崩溃而受打击的人看来，出路在阿道夫·希特勒身上。由于希特勒从未向魏玛政权妥协，且开诚布公地反对凡尔赛条约和赤色威胁，尽管谣言四起，说希特勒与工业资本家来往甚密，他们也满不在乎。他的口号非常简单：“为了自由和面包。”在全国的一起混乱中，他有如中流砥柱，坚持为德国找到一条最佳出路。兴登堡到处立起牌子，号召选民们念他先日之好处：“他曾相信你，你现在相信他。”戈培尔则用“尊敬兴登堡，选举希特勒”予以反击。
元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被打翻在地的中年人和理想主义的青年身上。他不辞劳苦，到处游说，号召这两种人起来，与他一起和各种用人单位作斗争。戈培尔冥思苦想出来的宣传运动，可说是具有创造性的杰作。没有张贴纳粹口号的墙壁是罕见的；用飞机向百姓散发传单；向尚有留声机的人们寄出了五万张宣传唱片；于晚间在公共广场上放映希特勒和戈培尔演讲的“有声映画”。然而，这项计划的核心却是令人累折腰骨的讲演日程。在3月上旬的十天里，希特勒和戈培尔几乎每天发表重要讲话，通常二次或三次。
与此同时，兴登堡营垒内阵脚大乱。他们一开始就闹分裂，人们又在嘀嘀咕咕，说总统的儿子奥斯卡秘密地成了天主教徒，还当了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分裂进一步加深。更加荒谬的是，有人攻击说，兴登堡的两个已步入中年的女儿，是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领导人。他们花在澄清谣言上的时间，比花在攻击希特勒之政策上的还多，而每次否认都使虚构显得像是事实。兴登堡的支持者们彼此争论不休，而兴登堡本人也未为争取选票作出多大努力。他只在选举前三天公开露面一次，且还宣称，他之所以同意参加竞选，是因为许多带不同政治色彩的德国人都劝他留任，以防止政权落入左派或右派的手中。
至3月13日，选举日前一天黄昏，投票结果表明，兴登堡占了希特勒的上风。像戈培尔一样的党内军人，对大选是满怀信心的：希特勒能登上总统宝座。然而，随着得票数字的距离拉开，他们也显得六神无主了。深夜过后一小时，局势已经明朗。兴登堡以700万张票之巨遥遥领先，离必要的多数只差35万张票。虽然在两个领导人之间仍需进行终选，但戈培尔相信：“取得政权的好梦已暂时作完。”
希特勒却不然。他与心腹们一起，坐在赫克咖啡馆里顽强地等候着。他急忙赶回“褐色大厦”，口述了一份声明，令国社党立即着手准备终选，不得延误。“首轮选举已毕，第二轮于今日开始。我得亲自出马，领导这一选举！”希特勒的沮丧情绪已一扫而光，与戈培尔一起，在一周的空隙时间内，对地方长官，国会代表和党报的编辑等，作了多次演讲，大大地鼓舞了斗志。凡出席讲演会者均相信，在下一次选举中，希特勒必胜。
终选的胜利却遭到了威胁。这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慕尼黑邮报》突然发表了罗姆与一心理专家之间的通信所致。从信中看，他们二人均有两种兴趣——同性恋和占星。在详细审查证据后，汉斯·弗兰克拒绝以污蔑罪对该报提出控告。此时，罗姆只好承认——狼狈地、拐弯抹角地承认，他是“两性人”。希特勒的律师勃然大怒，因为他历来认为，同性恋者是不热衷于追求刺激的。“现在呢”，弗兰克回忆道，“他却是个勇敢的、富有进取心的军人的典范。他脸上伤疤累累，走起路来昂首挺胸。从外表上看，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男人。”
长期以来，对罗姆的同性恋，希特勒漠然处之。在那个年代，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但是，在读完书面证据后，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火冒三丈，好一阵后才平静下来。“一团糟，多可怕！简直不是人！是畜牲！连畜牲都不如，是畜牲也干不出来的事情！”他问罗姆是否“糟蹋”过男青年或男童。律师回答说，找不到这种记录。希特勒这才又平静了些。“若有，那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只要是在成年男人之间——罗姆干的那种事。孩子们不是受害者？”弗兰克重又保证说，找不到一例。“喏，至少我们可考虑是否留他。假如他搞过男童，那就让上帝去惩罚他吧！那样，他就一定得走！”
罗姆的丑闻分散了希特勒的精力。但是，到终选开始时，他已将此事抛到脑后去了。与通常一样，他又是那样精力充沛，那样乐观。离终选只有一星期了。于是，他便决定用飞机代步，以便每天作三至四次讲演。
在此次讲演旅程中，他邀请了英国记者塞夫顿·德尔默与他作伴同行。尽管气候恶劣，日程又满，希特勒还是如期完成了计划。这给了这位英国记者深刻的印象。每到一个城市，希特勒都被崇拜他的女人们包围得水泄不通。在科布仑茨时，在火车的过道上，两位姑娘把希特勒拦住了。德尔默听见那两位姑娘歇斯底里地在元首的包厢里又哭又叫，希特勒却一声不吭。待德尔默步入包厢时，希特勒在那里发呆。他对德尔默视而不见，径自将窗帘拉在一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月台上的人群，“他的昏昏欲睡的目光变成了弧光，像探照灯一样，横扫左右，将所看到的人统统暴露在那两位姑娘在他身上激发出来的感情之下，与此同时，他也将这种感情投还人群中。”
在这严峻的竞选运动中，希特勒很少暴露自己的感情。汉堡的地方长官埃尔伯特·克列勃斯目击过一次这样的时刻。
他带着一份印有元首前晚的讲演的报纸，来到元首下榻的“大西洋旅馆”的房间内。希特勒一板一眼地说着“我的汤！我的汤！”对他表示欢迎。这话先是希特勒说的，后来，他的随行人员亦鹦鹉学舌且很随便。待克列勃斯来到元首跟前时，早餐时喝的汤已送到了。希特勒屈身喝起汤来，看上去，他又疲倦又满腹忧思。他抬头看了克列勃斯一眼，问他对吃素有何想法。不待克列勃斯回答，希特勒便感慨地发了一通议论，暴露了他对“忧郁症的恐惧”。
希特勒在克列勃斯跟前暴露出他是个人，这还是第一次。（在德语中，“克列勃斯”的意思是癌）希特勒一五一十地对他说，他改变了生活方式：常常盗汗，常常极端激动，四肢发抖，还常常胃痉挛。希特勒坚持说，胃痉挛是癌的预兆，他仅还有几年去完成他的事业。“我没有时间去等待了”，他一边喝汤，一边宣布。“假若我有时间，我就不当候选人。‘老头子’（兴登堡）活不长了。但我不能丧失时间，一年也不行。我必须尽快掌权，在我有限的年月里，解决大量的问题。我一定要掌权！一定要！”希特勒突然结束了这一议论。“人们可以说”，克列勃斯评论道，“他已振作品精神，这可从他的姿态，他的脸部表情和声音中立刻看出来。沮丧情绪消失了，作为人的希特勒再次变成了元首。”
正当希特勒在公众中树立起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的形象时，兴登堡的势力也在搞一场无声无息的竞选运动。这次，兴登堡未作一次讲演，这便加剧了他快要死的谣传。人们也在窃窃私语，说如他再次当选，退休金和薪金都将减少，失业救济金将被取消。到选举前夕，希特勒看来胜利在握。连嘲笑希特勒的史本格勒也决定投票赞成国社党，理由是“希特勒是个笨蛋，但国社党还是要支持的”。4月10日，星期天，希特勒又额外得了200万张选票，总数已达到1341。8051万张。老元帅所得票数只增加不到70万张，但他仍占稳固的多数——53％。共产党所得票数锐减。四分之一强的选民，不是听了戈培尔的话，投票赞成希特勒，而是投票赞成兴登堡，拒希特勒于总统府之门外。
在伦敦，每日电讯报预言，希特勒在劫难逃；在慕尼黑，破坏偶像崇拜的史本格勒和他妹妹则在窗外挂起了卍字旗。“谁有机会使人们难受”，他说，“谁就不要放过这个机会。”
（3）
大选后几天，勃鲁宁在别人劝说下，同意颁布法令，宣布党卫军和冲锋队为非法的。这一行动的目的，是要毁灭政治上幼稚的总理，但是，它不但未收到任何效果，反而遭到右派的暴风雨般的抗议。这正是抱有政治野心的冯·施莱彻尔将军渴望已久的时机。他梦想建立一个包括纳粹在内而又不给纳粹权力的右派政权。毕竟在施莱彻尔眼中希特勒下士及其追随者，“不外乎是要大人领着手走道的孩子而已”。
那年5月，他秘密会见了元首，并保证，如希特勒不攻击新的右派政权，他就解除对党卫军和冲锋队的禁令。交易谈成了；5月下旬，施莱彻尔挑选了一位既有钱又温文尔雅的骑师弗兰茨·冯·巴本，作为他的政权的象征性总理。巴本是前参谋总长，又是普鲁士州议员。巴本的第一个反应是令人吃惊的：“我非常怀疑自己是否合适。”但是，只几分钟的劝说，他便成了合适人选。巴本还不知怎么回事，便发现自己已站在兴登堡面前了。
“哎，亲爱的巴本”，陆军元帅慈父般地对他就，“我希望你能助我一臂之力，帮我度过难关。”他只知道，巴本曾当过骑兵军官，经济上不依赖人家，是跑马场上的名人，在外交事务中有些经验。但他的军人派头和君子风度，却令兴登堡高兴。巴本再次说，他不是个合适的人选。这次，兴登堡只说上几句话，便把他说服了。“你是个军人，在战争中你尽了军人的天职。祖国召唤时，普鲁士只有一个回答——服从。”
希特勒在梅克伦堡度周末时，戈培尔打来电话说，兴登堡要在当天下午会见他。元首连忙赶回首都。总统告诉他，巴本将被任命为总理（因与施莱彻尔早有协商，对他，这并不是新闻）。他问希特勒是否支持他。“支持”，希特勒说。说完，简短的会见也随之结束。
毫无疑问，施莱彻尔认为自己的行动完全是为了德国人民的最大利益的。他认为，勃鲁宁软弱无力，左右不了希特勒。与许多军人一样，他深信，陆军不但对付得了这样一个激进人物，而且还能利用他去建立一支强大的国家主义的军队。旋莱彻尔终于实现了第一个目标，但，如同常常发生在那些试图超过马基维利（马基维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善谋——译注）的人们身上的事情一样，他聪明过头了，反而对自己不利。他很快便发觉，希特勒支持新政权的承诺是暂时的。他说，除非巴本言行一致，将国会解散，并取消镇压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措施，否则，支持一事他将不予以考虑。巴本果然这样做了，但希特勒仍不予以支持。相反，他重又批准在街头与赤色分子殴斗。暴力的浪潮又席卷了德国全境。仅在7月内，殴斗致死者就达86人，其中有30名赤色分子和38名纳粹分子。双方均同样好斗。在酷暑中，小打发展为大斗。7月10日，星期天，18名警察被打死；7天后，当一群纳粹分子在警察的监护下游行通过阿尔托纳工人住宅区时，一排子弹从房顶和窗口射来，把队伍打散。游行者开枪还击。据报道，在这场冲突中，有19人丧生，285人受伤。
三天后，巴本动用了总统的紧急权力——魏玛宪法的第48条。这条宪法条文曾被动用过多次——在1923年的经济危机中，埃伯特曾用它取消8小时工作制；勃鲁宁曾数次动用它去关闭报纸。巴本以普鲁士政府已无力对付赤色分子为由，任命自己为普鲁士的帝国总督。这意味着该州的议会、政府业已结束，同时也预示了在每个州，只要坚决果敢地动用宪法赋予的在紧急情况下得以使用的权威，人们便能有所作为。
（4）
国会选举的日期定在7月31日。这又是一场旋风式的运动，也是希特勒的二度“飞越德国上空”。希特勒再次租赁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