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臃肿，希特勒并不高兴，于是，他便于5月1日令施霍茨停止接受入党申请。
这也标志着他攻击工会的开始。他宣布那天为“国家劳动节”，并把它作为工人与政府之间的团结节日加以庆祝。当晚，在坦贝尔霍夫机场召开了大型群众集会，参加者有数万名工人和劳工领袖。他们倾听元首阐述劳工之尊严和国家团结之必要。除照射元首的灯光外，其余全部熄灭；听众诚惶诚恐，鸦雀无声。他虽泛泛而谈，但其热情却是如此感人，以致在他结束讲演时，工人们热烈欢呼，似乎他已将世界许给了他们似的。工人们还未从他的语言魔力中苏醒过来便在高唱《维塞尔森林之歌》。众人的热情刚刚消失，天空又出现了礼花。“这真是个勇敢的、壮丽的节目”，法国大使回忆道，“离开会场时，无论是德国人还是外国客人都坚信，一阵和解协调的浪潮已席卷了整个第三帝国。”
次日，在警察的协助下，冲锋队和党卫军在全国占领了工会的办公室。昨天还保证支持新政府的劳工领袖。今天却在家里被捕；工会的档案和银行存款全部被没收，劳工的报纸也被封闭。至傍晚，有组织的劳工工会便在全德国被抹掉了。但是，希特勒向劳工们保证，在新的德国劳动阵线的领导下，他们的权利会得到保护，日子也会更富裕。没有起义，也未出现有组织的抗议；至月底，庞大的劳动大军便在卍字旗后边乖乖地前进。他们阵脚未乱便从红变褐。
成功并未使希特勒过激。希特勒变得小心谨慎，使党内的激进分子摸不着头脑。这点，可在5月中旬对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呼吁世界和平的答复中看出。希特勒回答说，总统建议让美国介入欧洲关系以作为和平的保证，德国对此可能表示欢迎。上台后的最初日子里所提的好战的要求消失了。“德国政府希望与其它国家的所有困难问题达成和平协议。德国深知，欧洲的任何军事行动，即使完全成功，与可能得到的东西相比，牺牲都是不能成比例的。”（*希特勒对总统果断地推行新政的作法是真心钦佩的。）“我同情罗斯福先生”，两月后他对《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说，“因为他敢于超越国会走廊和国家机构，直接朝自己的目标挺进。”希特勒接着说，他本人是欧洲唯一敢于表示“谅解罗斯福总统的动机和方法”的领袖。
只有完全控制了自己政党的人才敢于如此彻底地改变方向。“在我听过的希特勒的演讲中，这篇是最好的”，罗茨纳给他的孩子们写道。“我常常不解，为何纳粹能一举将其反对派铲除——例如施特莱斯曼和勃鲁宁——而他又敢发表那样一篇抚慰的讲话！反正，这是有关专政的一件有趣的事情：一涉及外交政策，他们便如羔羊一样驯服，如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大林、毕苏斯基（*约瑟夫·毕苏斯基，1867—1935，波兰将军及政治家；1918—1922任波兰总统，1926—1928及1930任波兰总理——译注）。因为他们清楚，要在国内巩固*？政权，麻烦是很多的，由此，在与外国来往时，凡像是麻烦的事情，他们都设法避免之。很明显，希特勒并不想要战争。”
这篇演讲不但抚慰了西方，而且也进一步向兴登堡证明，新总理是可以信任的。至此时，希特勒已能成功地讨好老头子了。对老头子，他既彬彬有礼又谦顺可恭；他的论点之力量和逻辑，已把老头子对他不相任的最后一点痕迹也抹掉了。“不到三个星期”，希特勒回忆说，“由于我们进展极快，他对我已像慈父一般亲切。”
由于兴登堡已在他之影响之下，在逐步掌握全权的道路上，他已没有什么阻碍了。到初夏，一系列新的法令已确定了纳粹党在德国的统治地位。根据旨在“维护无法解决的血汗关系”的农场限制继承法，首先屈服的是农业组织。结合“以种族为基础的”定居政策，这就为希特勒在征服东部地区后，用只准日耳曼人定居的办法解决这一地区的问题打下了基础。当政府通过在国社党的地区和州政权（不适宜地称作《帝国营养地产》）领导下的农民政治组织，牢牢地控制这块土地时，希特勒本人则致力于征服德国的经济。5月3日，《帝国地产贸易与手工业法》得以通过后，不到一个月，它便起到了“德国工商会”的作用。更有意义的是，6月1日成立了“德国商界阿道夫·希特勒基金会”，使工业界和纳粹党双双受益。这样，由于控制了市场和价格政策又有组织管理，德国的工业便走上了对政府完全奴颜卑膝的道路。
此时，希特勒正准备采取下一个也许是最重要的步骤：消灭政敌。共产党早已被消灭；6月22日，社会民主党被宣布为非法，理由是它“敌视民族和国家”。议会内的社会民主党党员被开除，许多社会民主党领袖则与其他异端分子一起被抛进新近建立的集中营。几天后，民族党自动解散；两星期后——正当希特勒在对其各帝国总督说“现在，我们必须将民主的最后残余消灭干净”时——德国人民党也解散了。
至此时，希特勒已在内阁内增加了5个纳粹成员，所以，当希特勒提出将德国变成一党专政的国家时，反对者便寥寥无几了。这个新建议不但无视宪法，而且也无视授权法本身，因它剥夺了国会的所有权力，歪曲了国会制度。“我们在内阁讨论这一措施时，几乎未遭反对”，巴本回忆说。希特勒宣布投票——一致通过。在7月14日法国革命纪念日那天，它变成了法律。
与苏联一样，德国成了一党专政的国家，党受一人控制，而控制党的人又梦幻迷心。
（5）
在德国的每个村镇，红黑两色的卍字旗与旧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帜一起飘扬。希特勒之用兼收并蓄的办法搞革命的概念正在一个需要革命有秩序地、合法地进行的国家内产生作用。现在，人们已把元首的冲锋队看成几乎是政府的左右手；每个关键部门差不多均由纳粹或受它控制的人把持。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教堂里，褐色革命均受到赞扬和祝福。
希特勒继续在说，动荡是暂时的。“革命并不是永远如此的”，在宣布国家由一党专政的前夕，他对各州总督说，“必须将革命所产生的激流引进安全的进化渠道内。”掌权的唯一标准是才干，不是党员与否。
希特勒并不要流血的起义，也不想搞将普通公民或工业家驱除的全面改革。他给自己的地方长官订下了指导原则。“为了取得权力，我们就得迅速地一举而征服之。在经济领域内，我们的行动必须由其它发展原则来决定。在这里，进步只能逐步取得，切不可采取过激行动将现存的条件打碎，这会危及我们的生存基础的。”这些话，在他的最强大的支持者即冲锋队员们听来甚为反感，几乎惹其他们动武。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多年来他们都在等待，希望有朝一日能有个享受战利品的制度。然而，希特勒却作出了惊人之举。他从下而上挫败了这一革命，且完全是靠自己的人格之力量。
他宣告经济革命已经结束，并将党员经济专家撤换，换上来的是大商家代表。希特勒之社会主义是独一无二的，且服从于他的秘密目标。他之有组织的经济概念与真正的社会主义颇为接近，但是，只有当它能为更伟大的目标服务时，他才愿作一个社会主义者。
他对私有财产的蔑视是波希米亚式的，而不是革命式的。他需要的只是足够的资本以重建武装和恢复经济，使德国享受到适当的命运。他是凯撒，不是列宁。他只将社会主义用来调动群众。假如他认为；资本主义能推动群众，他很可能会举起那面大旗。对希特勒说来，只要能拯救德国，可以不择手段。
从表面看来，他好像在创造一个工人的社会。在工人们看来，他既是兵又是劳工；他们还在宣传这一形象。这样，战时回战败而受辱、平时又因经济处于崩溃边沿而受苦的、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便极易与这种既是战士又是工人的英雄一拍即合。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他们的领袖被关在集中营里——在国家社会主义里找到了一个家。接受希特勒关于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不同的定义是一点儿也不困难的：“德国之社会主义是由德国人领导的；国际社会主义则是犹太人的工具。”
到1933年年中，希特勒已得到了大部分德国人的支持。资产阶级和工人，军界和政界，种族主义者以及国内某些最有头脑的人物，纷纷加入纳粹党，使它庞大起来。权力腐蚀人——这历来都是一条政治原则；但它也能使人变得神圣。一年前还是街头暴徒的希特勒，却也被他的职务带来的权力变得受人尊敬。某些德国人是被贪图方便引诱，但更多的人却是被理想主义的浪潮引诱。改革似乎在席卷全国。再者，经济业已好转；大城市的街头巷角已不再充斥乞丐。
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追随希特勒，连剧作家格尔哈特·豪普曼也拜倒在元首脚下，虽然程度有所不同。那年7月，斯宾格勒与希特勒交谈了一个半小时；他们对法国的政策展开了争论。两人对新教会领导之平庸均表示鄙视。分别时，希特勒对这位作家说，他认为，“将党外人士争取到某项政策上来是非常重要的”。斯宾格勒同意这一见解。元首虽然平淡无奇，却也“是个很正派的人物”——他是带着这种感觉告别希特勒的·理查·施特劳斯——他并不是元首最宠爱的作曲家。他宣布，对德国之变更，他是满意的。当《罗生卡瓦利亚》在柏林首演时，元首前往参加，中间休息时在包厢内接见了施特劳斯。这使他喜出望外。
教会的“王子”们更是急于向希特勒献媚取宠。“希特勒知道如何驾驶航船”，新近被宣布为非法的天主党领袖路德维希·卡斯牧师在晋见教皇后宣称，“在他当总理前我就常与他见面。他思维清晰，既坚持崇高的理想，又面对现实。他给了我深刻印象……只要秩序得以维持，谁来统治都可以。”*？
乌斯十一世也恪守同样的原则。这点可在7月20日希特勒与梵蒂冈签订的宗教协定中得到证明。教会同意不让牧师和宗教界人士参政；希特勒则同意给予全国的忏悔学校完全自由——这是天主教的一大胜利。教皇陛下对希特勒的代表弗兰茨·冯·巴本表示“最诚挚的欢迎，并说对德国政府有一位毫不妥协地反对共产主义和俄国形形色色的虚无主义的首脑，他是多么的高兴”。
梵蒂冈对被承认为一个十足的伙伴感恩不尽，祈求上帝保佑第三帝国。更实际的是，他令德国的所有主教向国社党政府表忠。新的誓词是以含义深刻的话结尾的：“在尽本人之神职时，在为德意志帝国的福利而静默时，本人将尽力避免危及帝国的行为。”
在德国社会的每一阶层，人们均在寻找支持新政府的理由。元首在群众中大受欢迎；人们川流不息地涌向希皮塔耳瞻仰元首的故居便是证明。他们也前往希特勒孩提时代度暑假的农舍。他们爬上房顶拍照，在院子里的木槽内洗手，好像里面盛有圣水似的；他们敲下小块堆谷仓的石头，把一切能带走的东西都带走，以留作纪念。现在的主人从地里回来时，他们常常受到游客们的包围。“简直像赶集一样”，约翰·施图茨回忆说，“他们在牛身上画卍字，一边高唱希特勒的赞歌，一边游村。不久，那个地方便被糟蹋得像废墟。”
1933年7月下旬，希特勒偷空再次拜访白莱特，在理查和科西玛·瓦格纳以及他们的儿子品格菲的墓前安放了花圈。他还参加了一年一度的节日。自他担任总理以来，这是首次拜谒瓦格纳的故乡。他在设在万弗里的图书室内漫步，满足之情溢于言表。“十年前您就是在这儿接见我的”，他对威尼弗里德·瓦格纳说。说完，他便阴郁起来，“那次起义如果不遭失败，一切都会大不相同。那时我的年纪正合适。我现在太老了。我失去的光阴太多了，必须加倍努力。”沮丧情绪来得快也消失得快，一会儿他便预言他将在位22年，“到时我就退休，但首先我得掌握更多的权力，省得再找内阁的麻烦。目前，他们认为完全有权过问根本与他们无关的事务。”在进素食午餐时，他透露，一旦得到全权，他就将寺院解散，将他们的财产全部没收。
那年夏季，希特勒大部分时间在上萨尔茨堡的乡间别墅消夏。他邀请汉夫施坦格尔一家前往瓦申弗尔德度假。汉夫施坦格尔脱不开身，便派赫仑纳和埃贡前往（埃贡已12岁）。他们从慕尼黑乘车出发，希特勒坐在司机身旁。车抵罗森海姆附近一崎岖路段时，突然发生急剧的爆裂声，停了下来。7名卫兵，端着自动步枪，立时将抛锚的车子团团围住。司机凯姆卡连忙检查发动机——由希特勒打手电。“元首，又是老毛病”，司机解释说，“不知是哪个共产党分子往油箱里放了糖块。”希特勒令卫兵加强警戒，兴致勃勃地观看司机拆下一个零件。司机又吸又吹，还往地上吐——汽油和糖。
与其他自豪的家长一样，希特勒领着赫仑纳和埃贡参观瓦申弗尔德。他的住房坐落在二楼，正对着上萨尔茨堡，与其它房间一样，陈设简朴。“室内只有一张小小的写字台和好些简易的书架”，埃贡回忆道，“我特别注意寻找，看元首消遣时看些什么书。”令人惊奇的是，大部分是卡尔·梅依所著的描写荒凉的西部的书籍——这些书更适合于埃贡阅读，而不是总理。
汉夫施坦格尔母子是请来的客人，但住在附近旅店里或寄宿公寓里的党员也会来看元首。“戈林与元首形影不离。他们常在花园的小砖路上走来走去，边走边密谈。走来走去都是那块地。若是坐在屋前的走廊上，他们走过时，也可听到一些谈话内容。说话的总是戈林：‘我刚签完20份死刑书……’据我记忆所及他说的大概只是这些。我母亲也听到过。我们俩都觉得奇怪，堂堂皇皇的国家政策后边，竟有如此可怕的事情。”
他们全在一聘用餐。餐室设在楼下，简朴大方。埃贡吃不惯安吉拉做的奥地利饭菜，尤其是豆荚，因为这菜要与牛奶、面粉和些小糖一块吃。不过，餐桌旁无拘无束的谈话却令他神往。“他们谈音乐，谈政治，还谈中国艺术——实际上，什么都谈。按其标准，希特勒是够开恩的。我是说，他并不让你老觉得他是个元首。照例，希特勒是不与人交谈的，他不是听就是长篇大论，而他之所云又好像具有天主教的权威。但在这里，在他的‘乡村别墅’里，他经常完全与普通的主人一样，举止得宜，是个普通人。他谈得很多的是汽车，发动机，不同型号的船只的性能，以及诸如此类有关技术的事情。”
到此时，元首在瓦申弗尔德别墅的消息已传了出去，全国的旅游者便涌向上萨尔茨堡。他闭门不出，以免被人看见。
一天，一群人将埃贡叫来，问他希特勒是否有可能出来。12岁的埃贡跑到元首跟前，很不自然的说：“希特勒先生，一群虔诚的人在门廊里等您，等得很急。”
希特勒放声大笑，跟着埃贡走出去与众人打招呼。“他们差点儿晕了过去。他进去后，他们大大谢了我一番。有个歇斯底里的女人还把希特勒踩过的卵石拾了一些，放在玻璃药瓶里，欢喜若狂地塞进胸前。”后来，门廊里又来了一群人。埃贡向他们收集了一叠明信片、照片和纸片，一声不响地将它连同一支笔放在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