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对这些党的骨干进行训导，教他们如何完成职责；另方面是为庆祝对3000名精心挑选出来的年轻人进行政治训育的开典——他希望内中有一人能继承他的衣钵。
他活像是梅特涅或马基维利教导自己的儿子似的，谆谆教导他们应如何玩弄政治和外交手腕，在实际中应如何左右群众。“一个组织只有在它能自然而然地压制个人的自由使全体受益时，它才会有前途。”他们不能容忍高于民族的权力的原因就在于此。“不管它是什么人，连教会也不行。”他将其极权主义与民主作了一番比较，把后者比作一个蚁窝，使人人各自四散奔逃。这些民主分子可以为所欲为，因此，他们是毫无价值的个人。“他们软弱，一文不值，毫无抵抗力。”让一般人去关心会使更高级的人物头痛的问题，这是多么荒谬可笑。想象一下吧，若把最后的决策重担，例如莱茵兰危机的决策重负，加在“如此渺小的人虫”身上会出现什么情况吧！假若不得不把四年计划首先提交给一个民主议会，情况会怎样？“只有犹太人才想得出这种蠢见”。
接着，他便提出了选择未来的领导人的问题。他说，地位和财富是无关紧要的。这可说是在谈论他的童年。“唯一需要的是才能。他们的父母是谁，这是毫无关系的。纯粹的抽象思维是毫无价值的。元首必须有能力领导。他必须能够说，‘必须这样做，我心里明白’。他必须与贯彻执行他的计划的人们磋商，但是归根结底，他要能坚持自己的主意并作出决定。决定必须由他来做。”还有什么真正的民主比这更漂亮的呢？
在对一系列问题作出实际指示后，他突然把话题转向犹太人威胁问题。他的话虽然说得模棱两可和含混不清，但大厅内的每个人都是心照不宣的。“就本人而言，我迈出一步后不得不再抽回来，从而给我们带来损害。你们知道，我常常是铤而走险的，但决不过分一步。我们得问一问：‘我能捞到什么？什么捞不到？’”厅内出现了笑声和掌声。希特勒立时动用感情予以回答。“我不准备立刻向我的对手提出决斗。我说‘决斗’，并不是单纯要打架取乐。相反，我要说，‘我要消灭你。我要动脑筋将你逼入死角。除非一剑穿你心房，否则，我将不动你毫毛！就得这样’。”他最后说的那句话的意思，毫无疑问，是要用屠杀犹太人的方法将问题解决。听众自发的嗜血成性的尖声怪叫把他的话淹没了。这次令人毛骨悚然的狂笑还保存在录音带上，以提醒人类的子孙后代，人类的原始野蛮残暴是什么样子；同时，它也可提醒人们，这种狂叫与罗马圆形大剧场内，观众看到格斗者倒毙于地时发出的喊叫声是何其相似乃尔！
狂笑声沉寂后，希特勒又变得心平气和，又据理讲了一大堆实用可行的方法，好像刚才讲的一席话要秘密收藏起来似的。演讲结束时，他号召全国全面武装起来：“我所要求的，是让德国人民振兴，成为欧洲最强大的民族，不是第二等或第三等的民族！”厅内响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即使是无谓的牺牲，在我看来，这也不是德国历史的最后一章 ，而是倒数第二章 。最后一章 将由我们来写！”
除了对他的最亲近的追随者，希特勒从未如此坦率过。演讲方式之随便，以及几乎未动用感情——除了在短时间内，即当他泄露其对犹太人的可怕的计划时——这本身就是可怕的。若抛去其虚伪，这是一篇冷冰冰的、早有预谋的独白演讲，是几乎享有绝对权威的人所作的演讲。
（2）
几乎完全是独裁者的希特勒，他依然是个画家。对他而言，艺术与政治是不可分的。为了推行纳粹之艺术与建筑，他的第一个步骤是解散鲍豪斯建筑学派组织。这个组组始于世界大战结束，奠基人是建筑师瓦尔达·格罗皮埃斯，其目的在于通过综合利用绘画、雕刻、工业设计和建筑艺术，试行创立一种实用建筑学。这个学派吸引了一些欧洲最有才能的建筑师和画家（例如克利、康汀斯基、费宁格和蒙迪里安等人），是现代派的缩影。因此，对属古典派和浪漫派的希特勒而言，这简直是十恶不赦。
最受他推崇的建筑师是保罗·路德维希·特鲁斯特教授。“我再也无法容忍在此之前我所画的东西了”，希特勒后来向斯佩尔承认，“能碰上他我是多么有幸！”他对教授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曾对特鲁斯特的娇妻私下说过，“一旦他上台并成为德国人民的领袖后”，他一定要去拜访她的丈夫，因为他的杰作“明快、有力，高雅。”（在他的回忆录中，斯佩尔说常常陪希特勒去特鲁斯特的工作室，把教授看作是他的“第二个老师”。他说，他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特鲁斯特太太却矢口否认这点。本人1971年采访她时，她说，施佩尔从未见过她的丈夫，只是在她丈夫逝世后，他才被带去过教授在慕尼黑的工作室）。
也许，使希特勒记忆最深的工程是为慕尼黑设计建造的德国艺术馆——所需建筑费用是公众捐献的。希特勒本人曾于1933年秋参加该工程的奠基典礼。盛典开始前，数以万计的冲锋队、党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沿着普令斯雷根坦大街，一直游行至建筑工地。泥水监工和工人们穿着中世纪的服装迎接元首。乐队奏完《诗乐会》序曲后，希特勒发表讲话，再次宣布其关于德国文化任务的理论，之后便将“德国艺术首府”的雅称赐给了慕尼黑。片刻后，在他为艺术馆奠基时，人们的心凉了半截儿——他用的是银锤，由于用力过猛，锤子断了。人们沉默了，因为按迷信的说法，为奠基时锤子断裂，建筑师就会死去。戈培尔试图将此事搪塞过去：“元首抡锤时，锤得坚定有力。”在希特勒看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因为他相信这是个凶兆。特鲁斯特也心中害怕，不到几天他便因心绞痛而住院。几个月后，他死于肺炎。
特鲁斯特太太继承了丈夫的事业。每逢去慕尼黑，希特勒总要去她的工作室看她。他们的关系远远超出了建筑学。她是个自信心很强的女人，说话也直截了当。一天，有人问她对斯佩尔有什么看法时，她转身对元首说，如果希特勒先生要她丈夫设计一座高100米的大楼，特鲁斯特教授就会想一想，次日便会向他回禀说，从建筑学和美学观点看，此楼只能高96米。“但如果你对施佩尔说，‘我需要一座高100米的大楼’，他就会立刻回答说，‘我的元首，200米！’你会说，‘我看中你了’。”希特勒不但没有被触怒，反而与众人一起大笑。“他总是喜欢大笑”，她回忆说，“说真的，希特勒真有幽默感——是发自内心的，不像施佩尔说的，是冷嘲热讽。”
特鲁斯特太太的攻击并未使希特勒反感，这使他的副官们颇觉惊奇。与她争论只令他激动——在某次值得纪念的场合却是例外。1937年夏天，德国艺术馆落成了。为庆祝该馆的落成，他们准备在该馆搞一次大型的艺术展览。所用的展品由评判人（包括特鲁斯特太太在内）进行选择。一大批现代画入选了。希特勒认为这些都是堕落的作品，于是，在开幕前一天，他与特鲁斯特太太在展馆内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她争辩说，这些展品都是好的，因为它们代表了德国艺术的典型性。她指着一叠被拒绝的作品说，“这些都是灰色的。我们的祖母就已不接受这些作品。”画的颜色已褪为暗黄。希特勒指着一幅巨画——画的是一个男人在山上拉小提琴——问，这幅为何没有中选？“不可能入选”，她反驳说，“太漂亮了，展览不起。”她问希特勒，为何要在第二次打击后他才接受某个画家？争吵越来越尖酸刻薄，随行人员都往后退缩。希特勒一直未提高嗓门，但态度却很冷淡，且一本正经。她置这些风暴信号于不顾，说她不能背叛自己的艺术信念。“既然您不批准我们的展品，且又有不同看法，我立刻退出评判团。”元首冷冷地与她道了再见，把选择展品的任务交给了摄影师霍夫曼。然而，几个星期后，希特勒又前往特鲁斯特工作室，好像什么事未发生过似的。
7月10日展览开幕那天，慕尼黑的大街小巷内都挤满了歌颂德国两千年文化史的游行队伍。胸挂大卍字图案的条顿武士抬着一轮巨大的红日，其他人则抬着用锡箔裹好的大卍树模型——据传说，这是宇宙树，能将天、地和地狱连在一起。与旧式展览相比，这次的展览并不怎么让人们唤醒过去。最现代派的画莫过于阿道夫·齐格勒等画家的作品。展品中虽然有不少好的作品，尤其是雕塑作品，但大部分却是异想天开或豪气冲天的作品，不是充满田园诗意就是充满对农家生活的幻想，对战后德国生活之困苦描写得很少。
在当天发表的演讲中，希特勒宣称，德国艺术馆系为德国人民的艺术，不是为国际艺术而设计建造的。他说，画家的责任不是留恋过去，或进行歪曲或丑化。“在今天新的时代里，应该创造新人。男人和女人都应更加健康，更加强壮；对生活应有新的感受，应有新的快乐。”腐朽的现代派搞出了些什么呢？“是畸形的拐子或白痴；若画女人，她们则令人讨厌；若画男人，他们则更像是野兽；若画孩子，他们，若活在人世的话，则肯定是受上帝诅咒的对象。”假若这些“艺术家”果真如此看待事物，“那末，人们只好问一声，你这种视力缺陷从何而来？如果是遗传得来的，那末，内政部长就得负责，不准让这种严重的视力缺陷存在下去——或者，如果你不相信现实，把自己的欺诈强加在全国人民头上，那末，这便要由法庭来处理的犯罪案件了。”他发出威胁，既要剥夺有视力缺陷的现代派艺术家的生产能力，还要将其他艺术家当作危险的罪犯加以处置。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表明他对于艺术的重要性的信念了。他把德国最有威望的艺术家列入这个范畴，连同情国家社会主义的表现派大师埃米尔·诺尔德也属此列。与此同时，他已开始对这类画家实行镇压。数以千计的诺尔德·巴尔拉赫、费宁格、科林特和格洛茨等人的作品已被没收；一些外国画家（诸如毕加索、马迪塞、万·戈·布拉克和齐桑纳）的作品也遭同样的厄运。约730幅这种作品同时在慕尼黑被作为“堕落的艺术”展出。这些画不但没有装上镜框，且被胡乱挂在墙上，旁边还被加上“病态心理就是如此看待自然”、“犹太人眼中之农民”之类的粗暴无理的按语。展览中有一部分是说明黑人艺术之影响的。还有一部分是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再有一部分是展出犹太画家的作品。
展品还包括疯人画的作品，目的在于表明，现代派所创作的东西更加杂乱无章。科科斯卡创作的两幅肖像素描竟与一疯子画的印象派头像挂在一起。“这些画家应该与他们的作品捆在一起，好让每个德国人往他们脸上吐口水”一位参观者怒气冲冲地说。虽然，类似的恶意攻击比比皆是，但这次展览——后来还在全国巡回展出——却吸引了两百万参观者，尽管要买门票。这个人数比列队进入德国艺术馆以领略希特勒之德国艺术上品之概念的人数还多出四倍。应该承认，两百万人中，许多人是受到下流广告宣传的引诱而前往的。但是，毫无疑问，许多人是为了对遭查禁的伟大艺术的成果最后看上一眼才前往参观的。
（3）
那年的党代会是在9月6日开幕的。希特勒于星期一下午抵达纽伦堡。在检阅了他的贴身卫队后，他乘车进城。城内到处旗帜飘扬；教堂的钟声齐鸣；到处是欢呼的人群。次日，在《巴登维勒进行曲》的乐声伴随下，与通常一样，他出现在会议大厅。宣读他的文告的瓦格纳是他的“另一个声音”。在将布尔什维克的暴力和流血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之温和作一番对比后，他攻击说，在过去的一年里，曾有过试图在东方和西方散播共产主义混乱的团结一致的行动。有件事是肯定的，且令人欣慰：“全世界可开始在我们四周放火，但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将在大火中屹立，像白金一样。”德国已和平地、公平地解决了她的社会问题，而其它国家则在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鼓动家掀起的罢工和恐怖主义的打击下摇摇欲坠。
这篇讲话的目的是要使民众洋洋自得，而不是燃起他们的好战精神，而他自己则准备向一盟国献媚——他知道，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本尼托·墨索里尼已同意出访德国，但有两个条件：他不带晚便服前来；应给予他与民众见面的机会。
他穿一身崭新的特为此次出访裁制的法西斯民兵制服，于9月23日离开意大利，随员达100人。两天后，身穿简朴党服的主人在慕尼黑车站迎接了他。希特勒伸出双手向他表示欢迎。此时，鼓声大作，群众高喊“元首！”和“总理！”
墨索里尼一行，沿着铺在车站里的红地毯缓缓前行，然后隆重地乘车前往元首的住处——在普令斯雷根坦广场。在这里，他们首次交谈。由于墨索里尼讲德语，译员施密特便有机会将两人加以比较。由于他的头发很乱，希特勒之波希米亚式的外表看来很不整齐。“他的声音很粗，有时甚至沙哑。无论是对我还是对墨索里尼说话，他常发r的卷舌音。有时候，他双眼突然闪闪发亮，有时又突然变得暗淡无光，好像神不守舍似的。”墨索里尼却迥然不同，“他身体笔直，坚定有力，说话时臀部不停地摆动（原文如此——译注）。他之凯撒式的脑袋可说是古代罗马人的翻版。他前额宽阔，嘴巴又大又阔，又方又大的下巴向前突出。当轮到他咒骂布尔什维克或国联时，他的语言比希特勒的要生动得多。在他的富于表情的脸上，愤怒、鄙视、坚定和狡猾的神情交替出现。他亦富有拉丁人独有的装模作样感。”然而，他的话有恰到好处之妙，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他们的笑之不同也使施密特印象深刻。希特勒之笑中含讥讽；墨索里尼则笑得自如，发自心底。
在长达一小时的会晤中，他们在总体上同意向日本表示友好，支持佛朗哥，挫败英法之野心。这是此次访问的唯一的政治会谈，证明希特勒已开始明白：试图诱使英国去承担其扩张计划，那怕是秘密进行，希望是微乎其微的。从那时起，墨索里尼便紧张地参与一系列的参观活动，既参加盛典，也公开露面。他还检阅了党卫军操正步前进的大规模游行——这使他终生不忘——参观了陆军在梅克伦堡的演习，还视察了克虏伯设在埃森的大型工厂。9月28日下午，参观达到高潮。当两位独裁者分乘的两列火车快要抵达目的地即奥林匹克运动场附近的火车站时，希特勒的专列沿着另一条轨道，与墨索里尼的专列并排行驶了15分钟。两列火车的司机为此曾排练了多日。所以，这次行动进展非常顺利和成功，使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可通过敞开的窗户进行交谈。之后，希特勒的专列便开始加速——几乎看不出来——比墨索里尼的专列先行几秒钟抵达车站。这样，希特勒便有时间走过月台，待墨索里尼的专列一停，便向他伸出手去欢迎他。这是效率之最，加上士兵们的正步操练，产生了希特勒所预期的壮观。
更有甚者。从车站至柏林市中心，沿着凯旋大街的两旁——百万群众——许多人是用专列从邻近各省拉来的——夹道欢迎。市中心挂满了法西斯和国社党的旗帜。长条幅从房顶垂到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