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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说，像戈培尔和希姆莱之流，竟不为希特勒的战争推波助澜？”凡西塔特问道。
“我重复一遍：我不把他们计算在内。这项决定是希特勒一人作的。”所有将领均“死死反对战争，却又无力反对——除非得到国外的鼓励和支持。我跟你说过，他们知道确切的日期，会不得不在该日进军”。
当被问到是哪一天时，克莱斯特笑了。“哎，你当然知道”，凡西塔特费了一番唇舌，说明英国的领导人并未掌握这份情报，他才相信，“若在9月27日后才采取行动，那就太迟了”。他说。阻止战争的时间最迟不能迟于9月中旬。一定要让希特勒明白，英法两国决不是在虚张声势。英国必须让一名主要的政治家出面讲话，讲话要针对德国公众，要着重指出战争的恐怖。
凡西塔特立刻将会谈情况写成详细汇报，交给了张伯伦。
然而，由于张伯伦一心姑息，对凡西塔特之所云不以为然。次日，汉德逊从柏林发来电报，进一步加强了他的立场。这位大使的看法是，战争的危险不在希特勒身上，（因他拗不过人家），“而在那些加紧备战的势力身上，即德国和捷克的极端分子、共产党人，以及其他有影响的势力和外国普通仇恨纳粹主义的势力。”他奉劝伦敦，“切勿将希特勒先生迫入困境，使其威信扫地，以致不得不向极端分子屈服。”
克莱斯特的看法与真实情况相差无几。在国内，希特勒陷入反战派的重围。他的论点仍不能令其将领们信服。反战派主将贝克将军再次提出辞职，勃劳希契不予接受，他就索性不再上班。为解决这一问题，希特勒接受了他的辞呈，但“出于外交政策方面的原因”，令他保密，不得让公众知道。作为一个忠实的德国人，贝克同意保密，但仍继续支持反希特勒集团——这个集团在暗中策划，待元首最后下令执行“绿色计划”时，便将他逮捕。如此众多的文官武将一周密谋用武力推翻政府，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密谋者包括柏林军区司令埃尔温·冯·维茨勒本将军、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曾为克莱斯特提供护照）、前陆军总司令库特·冯·哈麦施坦因将军，以及代替贝克总参谋长职务的弗朗兹·哈尔德。哈尔德秘密地派出第二个谈判者前往伦敦，将克莱斯特的警告重述了一遍——再次无济于事。这项阴谋还牵涉到赫加尔玛·沙希特和其他文官，包括豪斯霍弗的长子以及外交部主要官员——例如西奥多·科尔特，此人在外交使团中散布有关里宾特洛甫的谎言。
与此同时，他们公开对元首施加更大的压力。8月下旬在一次私人夜宴后威兹萨克将赫斯拉到一边，并提醒他注意，如元首用武力解决苏台德问题，德国势必要与西方开战。赫斯将这一警告传给了希特勒。几天后，财政部长施维林·冯·克罗西格克也提出同样的警告。“我与英国和英国人相识多年”，这位牛津毕业生写道，“我认为，从他们反复声明的态度来看——虽然是用小心谨慎的英国方式表达的——非常明显，他们决心干预一事绝不是虚张声势恫吓。即使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不要战争，但他们身后还站着终将继位的战争贩子丘吉尔和艾登。”
他敦促希特勒要有耐心。他说，时间会为德国效劳的。德国的重新武装和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盟国。再者，法国越来越愿意与捷克斯洛伐克闹翻；美国也有反抗旨在反对帝国之犹太宣传的迹象。“那就是说，只有等待才能取胜。这也是为什么共产分子、犹太人和捷克人现在就疯狂地要将我们推上战场的原因。”
所有这些忠告在希特勒身上都未产生多大效果。他一心要战。那年夏末，在视察陆军的演习后，他用手套拍了一下大腿，对两个副官说，战争是万物之父。“每一代人都要经历一次战争。”他说。
9月3日，他将勃劳希契和凯特尔召至贝格霍夫，讨论“绿色计划”的最后一稿。他惊愕地发现，主攻方向竞选在捷克的防御系统的中央地带，且由第二军担任主攻。他抱怨说，进攻如此森严壁垒的地区将会带来无谓的牺牲，定是凡尔登第二，且正中捷克人的下怀。应该改由第十军攻进波希米亚才对，勃劳希契有气无力地反对，说摩托化部队的景况不好，援军短缺，各级领导又训练不足，等等。但希特勒一概不听，说这是失败主义的论调。他下令给第十军增派摩托师和装甲师。
勇士是前下士希特勒，而不是他的将领。观察家们也生怕希特勒会在即将举行的纽伦堡党代会上公开宣布这点。“无论在德国还是他处”，汉德逊在一封私函中写道，“人们都同样焦虑不安。比诸民主国家的领袖，独裁者会更加独裁，并且开诚布公。”
在那年的纽伦堡党代会期间，纳粹大规模地炫耀其武力和纪律。这次大会是正在日益发展的政治危机的前奏。1938年的节日名称是恰如其分的：“大德国首届党代会”，装饰品也一样。在140年后，希特勒又将第一帝国的标志——皇冠、帝国宝球，王节和皇剑——从维也纳带了来。在向大会介绍这些帝国主义的象征时，他庄严地发誓，说这些宝物将永远留在纽伦堡。但是，无论是在开幕词中还是在次日下午接见所有外国使团时，他都未提到战争。外国使团的代表弗朗斯瓦·本塞在讲话中对他深表感谢，并在结束讲话时说，一个政治家最大的光荣，是达到了其目标而又不使母亲们哭泣。据魏德曼称，希特勒对此报以“一恶笑”。
在纽伦堡大会上希特勒因闭口不谈国际政治问题一事，产生了各种猜测和谣言。其中之一是针对汉德逊的。该谣言说，希特勒已“相当疯了”，一心要不惜一切代价发动战争，在尔后24小时内，汉德逊对希特勒的不少心腹顾问说，在解决苏台德问题上英德应该合作。戈林说，他计划于月底出门狩猎，并“希望捷克人不会在他狩猎中途捣乱，破坏他的打猎计划”。戈培尔还虔诚地希望，在他的闭幕词中，元首会提到与英国人合作一事。“我觉得他很焦急”，怀有疑心的汉德逊报告说，“我怀疑他是否在纵容希特勒走极端。”
正当汉德逊忙于这些会见时，他收到指示，让他以私人名义向希特勒提出一个警告：若发生总体冲突，英国“不能站在一旁”。汉德逊反驳：元首正处于发疯的边缘，只要出现另一次危机，他便会被推到另一边。后来，此事只好作罢。
希特勒坚信，英国无意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冒险进行战争。有鉴于此，他便不顾一切继续推行其入侵计划。这个决定是精明的测算、直观和不可抗拒的冲动的结合。“你知道，我像个流浪汉，必须踩着刀刃过深渊”，希特勒对弗兰克说过，“但是，我必须过去，就是要过去。”在英国人决定不提出警告后数小时，他将勃劳希契、凯特尔和哈尔德召至纽伦堡。9月9日午夜前，他们在德意志旅馆会晤，由新任总参谋长扼要地叙述了修正后的“绿色计划”。令人惊奇的是，主攻的任务仍由第二军担任。不过，这份计划确也提出了讨论时未提到的两面夹攻的战术。希特勒承认，这是个聪明的想法，“但是，能否成功仍太没有把握。从政治观点看，特别需要速战速决。政治上，第一个星期是决定性的，必须大量取得领土。”
他指出，德国的榴弹炮是摧毁不了捷克的防御攻势的。更重要的是，本计划未包括突袭的因素。
希特勒滔泪不绝地教训哈尔德和勃劳希契，使凯特尔目瞪口呆——他已同意元首所提出的一切。凌晨3时，希特勒再也按捺不住了，断然令其将领们按其旨意行动，冷冷地、恼怒地打发他们上路。三人在通道上喝饮料时，哈尔德怒问：“他究竟想干什么？”
“假若你真的不明白”，恼羞成怒的凯特尔答道，“我真可怜你！”
两人眼看要争论下去，勃劳希契便插了进来。这三巨头于是便着手按希特勒的要求作准备。当哈尔德在草拟新的命令时，凯特尔将勃劳希契拉到一旁：“你明知仗还没有打便会输，为什么还跟他（希特勒）干架？谁也不认为因此事仗便会打起来，所以，没有必要为此事去大张旗鼓地搞后卫行动。”
这些劝告，令其“跟班特尔”的绰号流传得更快。此后，凯特尔便对他的上司抱怨，说他对勃劳希契大失所望。约德尔随声附和，在日记中写道：“陆军内只有一个目无军纪的因素——将军们。归根结底，这是他们的傲慢之使然。因为看不出元首之天才，他们既缺乏信心又目无纪律。”他们仍将他看成是大战期间的下士，“而不是自俾斯麦后出现的最伟大的政治家”。
次日，公开宣布对捷克期洛伐克采取行动的是戈林，而不是希特勒本人。“欧洲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国家”，他说，“正使人类的生活无法忍受。没有文化的侏儒劣族捷克人——谁也不知他们来自何方——正在压迫一个文明的民族。人们看到，在他们身后，与莫斯科一起站着的，是犹太恶魔永不消失的面孔！”
这番话若是出自希特勒之口，欧洲想必会吓得发抖。然而，甚至连贝奈斯总统对戈林之咒骂置之不理。“本人坚信，现在所需要的不外乎是道德力量、善意和互相信任”，他在广播讲话中用捷克语和德语说。后来，威廉·希拉在广播大楼的大厅中偶然碰上了贝奈斯总统。这位美国记者警告贝奈斯说，他正与强盗打交道却又没有胆量。他评论说，贝奈斯面孔“严峻，并不真像他的话那样乐观。他知道自己处境恶劣，对此，我是坚信不疑的”。
在公开场合张伯伦表示怀疑。9月11日，首相对一群记者说：“希特勒先生再一次表达其和平愿望。怀疑其是否真诚，这是错误的。”但是，与此同时，在一封私函中，他又表示恐惧：“本人完全明白，若局势最终逆转并发生了侵略，许多人，包括温斯顿在内，都会说英国政府应该承担责任。倘若他们有勇气告诉希特勒：你若动武，我们便立即向你宣战。这就能阻止他。”但是他觉得，让战争与和平这样一个生死攸关的决策权“从我们手中落入另一国的统治者手中，且又是个战争疯子手中”，这无疑是错误的。
纽伦堡党代会于9月12日举行闭幕式。这是希特勒发表全世界都害怕他会发表的那篇讲话的最后时机。晚7时前，他来到那座庞大的露天体育场，在“胜利万岁！”的吼叫声中，在聚光灯照射下，他抬起右臂敬礼，目光直视前方，缓缓朝主席台走去。开始时，他只讲党的斗争。此时，某些外国观察家希望，他不会提到当前的热门话题。猛然间，他开始谴责捷克人了：“本人决不愿在德国的心脏地带出现第二个巴勒斯坦。可怜的阿拉伯人既手无寸铁又遭唾弃。身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人既不会手无寸铁，也不会遭到唾弃。人们应该注意到这个事实。”
听众中“胜利万岁！胜利万岁！”的咆哮应声而起。这正是一周来全世界都在等待的时刻。人们原以为随此急转直下他会提出最后通牒的，但他只为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申张正义。结束时，他在吓唬而不是威胁：“如果此事竟影响或破坏我们与欧洲各国的关系，我们表示遗憾，但责任并不在我们这边！”
法国人，英国人和捷克人害怕希特勒讲这番话后会言出必行。人们却一般认为，希特勒的愤怒和咆哮是给德国的极端分子看的，实际上他要的是和平解决。墨索里尼也有同感。当他从收音机前走开时说：“我原以为他会发表威胁性更大的讲话……什么也未丧失。”
（3）
然而，健康愉快之感却又是短暂的。希特勒对非正义之口诛，使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受到了鼓舞，举行了抗议。至上午，埃格尔全城已挂满了卍字旗。一万多名抗议者走上街头，高呼“我们要自决”的口号。州警开枪射击，死1人，伤10余人。不到24小时，流血的骚乱便遍及整个苏台德地区，死亡人数增至21人。在汉莱茵为自由而斗争的号召鼓舞下，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举行了罢工，还拒绝交税。布拉格宣布对苏台德实行包围。在边境地区还实行军事戒严，更多的苏台德德国人被枪杀。在全欧，谣言又四起，说希特勒又下了最后通牒——或曰立刻入侵。巴黎与伦敦大惊失色。当晚，达拉第紧急致函张伯伦。他说，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否则，法国将履行其条约规定的义务。他建议立即邀请希特勒与他们会晤，搞出个合理的解决办法来。
对此，张伯伦只作了简短的答复，使达拉第几个小时内都摸不着头脑：“不久前，本人作出了决定。我认为这是有益的……眼下，我不能告诉你什么，不过，不久后我会告诉你的。”当晚，张伯伦致电希特勒，建议进行面对面会谈。希特勒既惊奇不已又暗自高兴，用一句会使密尔顿摸不着头脑、极富文采的成语描述了他当时的感觉：“我是天上掉下来的！”当日下午，他电复张伯伦说，他接受张伯伦的提议，并建议于次日中午在贝希特斯加登会晤。
在英国，人们的第一个反应是松了一口气。随之而来的是喜气洋洋：为了保持和平，他们的首相居然采取了一个如此有创见的行动。在布拉格，报童们在高呼：“号外！大英帝国的大人物向希特勒乞求！”捷克的公民们自发上街示威游行，支持他们的总统抵抗侵略。在罗马，墨索里尼对女婿齐亚诺伯爵说：“战争是不会有了，但英国的威信可是扫地了。”
那天清晨，9月15日，张伯伦在广大的人群的欢呼声中，离开了唐宁街10号。在克罗伊登登机前，在哈利法克斯及其他要员的陪同下，他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记者的采访，说：“本人的政策历来是维护和平，本人的建议被立即接受这一事实，使我受到鼓舞，并希望今日出访会有所收获。”
晚8时许，洛克希德·伊莱克特拉号飞机起飞了。首相时年69岁高龄，坐飞机作如此长途飞行还是首次。所以，他激动得他个孩子似的。但是，如果认为他是个老小孩，可任人宰割，那就错了。张伯伦是个讨价还价的能手。他说：“我的方法首先是决定合适的可行途径，然后再将其它东西纳入这一途径。”张伯伦的父亲原是个商人，事业很成功，后来一跃成了杰出的政治家。与他父亲一样，他也笃信英国国教，是维多利亚时代社会道德准则的化身。他身材消瘦，道貌岸然，笑容冷漠，令人望而生畏。他的这副仪容，常使许多人联想到一位小学校长。只有他的心腹才知道，他的严酷的外表系因过分审时度势使然，而在铁甲下边却隐藏着热情和敏锐。
现在的问题是，像他这样一个人，且又确信希特勒是半个疯子因而须小心对付，是否处理得了这种局势？当飞越伦敦上空时，张伯伦觉得“心有点凉”，但一想到自己手中有些硬牌，心头又有点热。他觉得，只要能与元首谈判下去，捷克斯洛伐克便可安然无事。
据一同机人说，在飞往慕尼黑途中，他“与历来一样，超然绝俗，沉默不语，泰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