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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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乞丐到元首- 第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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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总理府,施密特从未见人们这样忙碌过。“匆匆赶来求见元首的部长和将军们,带着各自的党员,随从副官,各级军官或各部门的头目,或坐或立,比比皆是。”希特勒东奔西跑,详细地阐述他的观点,对人家的劝告则一概不听。待戈林前来讲理时,元首已回到了冬园。戈林发现前外长牛赖特也在客厅,便邀他一同去见希特勒。然而,一进入会议室,辩论的重负反落在牛赖特身上了。“我的元首”,他说,“不管情况如何您都要发动战争吗?当然不行!”
  里宾特洛甫在冬园外徘徊,希望元首请他入内。戈林从园内出来,怀着敌意朝他大步走去,大声喊道:“冯·里宾特洛甫先生,假如战争爆发,本人将第一个告诉德国人民,是你把事情搞到如此地步的!”当着一群群副官的面,这两位高级领导便开始唇枪舌剑,又是恫吓,又是辱骂。里宾特洛甫指责对手怕战;戈林吼叫着反驳说,只要元首“进军”一声令下,他将乘坐领头的飞机出发——条件是,里宾特洛甫必须坐在他身后!“若不是局势如此严重”,魏德曼回忆说,“这两个‘神经质演员’,如同经常发生在彩排前的舞台上的情况一样,互相攻击,是非常可笑的。”
  过了一会儿,上午11时,里宾特洛甫终被召进冬园,以便出席与弗朗斯瓦·本塞的会晤。这依法国大使挥舞着地图预言,若向捷克斯洛伐克进攻,战火必然会蔓延至全欧。“自然,你有必胜的信心,就像我们有信心打败你一样。不过,你的主要要求无须战争便可得到满足时,你为何要冒险?”
  很明显,弗朗期瓦·本塞的一席话,又慢慢地扭转了乾坤,有利于和平了。希特勒已不再火冒三丈,但也不能为这位法国人的逻辑作出回答。突然,一个副官插话说,阿托利科大使在门外求见,说带来了罗马的急信。
  一眼瞥见元首从冬园出来,阿托利科老远便不客气地大声呼叫,说他身上带有墨索里尼的急信!“意大利总理通知您,不管您作何决定,元首,法西斯意大利都作您的后盾。”喘匀气后,他补充说:“然而,意大利总理的意见是,您还是接受英国的建议为好。他求您勿搞总动员。”
  “告诉意大利总理,我接受他的建议。”希特勒说完便进了冬园。他对弗朗斯瓦·本塞说,墨索里尼刚询问他是否接受他的建议——却未说明他已同意这样做。两人继续会谈。但希特勒心神不定。很明显,他仍在考虑墨索里尼的意见。一会儿后,他站起身来,表明会晤到此结束。弗朗斯瓦·本塞问,他是否应通知其政府,说元首的态度不变。希特勒心神不定地回答说,他将于下午作出答复。
  人们继续一个个进入冬园。中午过后几分钟,汉德逊在接待室内挤开人群,进入冬园。“事情好办些了”,一个德国朋友小声对他说,“只是要吃得住。”在会议室内,希特勒耐心地倾听着。施密特将张伯伦的提议译了出来:他将立刻前来柏林与他磋商。希特勒答道,他得先与墨索里尼通话。
  墨索里尼赞成这个想法。他建议大家在慕尼黑开会碰头。希特勒同意后,便匆忙向达拉第和张伯伦发出邀请。发给张伯伦的邀请书是于后者在众院发表讲话时抵达的。这时,玛丽王后正与哈里法克斯、鲍尔温及其他要员们一起站在走廊里。张伯伦刚宣布希特勒已接受墨索里尼关于推迟总动员的建议一事,财政大臣便递给他一张纸条。首相的脸色立时变了。他断断续续地说:“不止于此,我还有话对诸位说。我得到希特勒先生通知,他邀请本人明日上午在慕尼黑与他相见。
  他还邀请了墨索里尼先生和达拉第先生。“不知谁喊了一声:”为首相感谢上帝!“此语一出,全场便空前歇斯底里地喊了起来。作为自制象征的玛丽王后,与肯特女公爵和张伯伦夫人一起,竟放声大哭。约翰·西蒙爵士在回忆录中写道:”欢呼声从四面八方传来。未欢呼者为数极少。大家一致同意立即休会。我亲眼看见,男人们(有些人曾蔑视张伯伦)含着泪水,走了过去,使劲地握着首相的手。“”众议员中也有少数人未动感情,其中之一是温斯顿·丘吉尔。“”捷克斯洛伐克怎么办呢?“有人听他痛苦地说:”难道没人想到要征求他们的意见吗?“
  在民主国家内,人民也如释重负,例外者只寥寥无几。在巴黎、伦敦和纽约的街头,人们兴高彩烈地争阅宣布危机已经结束的号外新闻。布里特大使从巴黎给他的朋友罗斯福的信中说:“今晚,我真是轻松极了,真想见人就拥抱。我真希望我是在白宫,好在您的秃顶上狠狠地吻一下!”罗斯福总统则从华盛顿给张伯伦发了一封仅有两字的电报:好人。
  从另一位总统(贝奈斯)那里,首相收到了一封较长的电报——是个请求:“本人真诚地求助于张伯伦先生,因为我们真心希望为和平作出贡献。所以,我请求你们,在未听到捷克斯洛伐克的申诉前,勿在慕尼黑作出任何决定。”
  大多数德国人也感到松了一口气,但反希特勒集团却惊诧得目瞪口呆。这条新闻破坏了他们武力捉拿希特勒并建立军事统治的计划。当哈尔德得悉要在慕尼黑开会时,他觉得“在此情况下已再无法将起义计划付诸实施”。
  下午6时,在群众的热烈的欢呼声中,意大利总理的豪华专列离开了罗马。他神彩飞扬。眉飞色舞。这是因为,他不但被作为和平的救星而受到全球的欢呼,而且还因帮助希特勒度过难关而赢得了他的感激。墨索里尼也觉得,在一场外交战中他赢了英国。在与齐亚诺一起进晚餐时,他友善地取笑了他们。“在一个人们将动物崇拜到如此地步,以致要为它们建造房屋和医院,为它们修筑墓地,甚至连遗产也可由鹦鹉来继承的国度里,你尽可以相信,它已开始腐朽了。此外,别的原因不说,这也是英国的国民结构的一个后果。有400万妇女盈余,400万妇女的性欲得不到满足,人为地造出一系列问题来——目的在于抚慰她们的理智,或让它兴奋。因为无法去拥抱一个男人。她们只好去拥抱全人类。”
  (6)
  次日清晨,9月29日,元首在慕尼黑与边界之间迎接墨索里尼。此举不独是给予一个盟友的礼遇,而且还使希特勒有机会将事态的最新情况告诉墨索里尼。当两个独裁者乘坐元首的专列开往巴伐利亚的首府时,希特勒透露说,“‘西壁’一旦竣工,他就用不着害怕来自那里的攻击了。假若英法两国真的笨到发动突然袭击的地步,那么,敌人还来不及动员战争便会结束。”“我没有必要去动员。德国陆军严阵以待,只消请求行动,我的目标便能实现。”
  参加慕尼黑会议的另外两名成员是乘飞机前往的。张伯伦离开赫斯顿时,天下起了小雨。他对记者们说:“小时候,我常常说,‘第一次若不成功,那就努力,再努力!’这就是我现在的所为。待我回来时,我希望我能够说,正如霍斯帕在‘亨利四世’中说过的那样,‘冲破艰难险阻’我们摘下了这朵鲜花——安全!”
  法国总理在“达拉第万岁!”、“和平万岁!”的喊声中,在勒布盖机场登上了飞机。飞机是在浓雾中起飞的。上午11时15分,这架双引擎飞机在慕尼黑机场降落了。弗朗斯瓦·本塞是看着达拉第走下飞机的。他发现,达拉第双眉紧锁,眼角的皱纹既多又深。他离开时,城里既紧张又可怕。但是,令他惊奇的是,他发现德国人竟兴高采烈。他们用热情的欢呼声迎接他,好像他是个英雄似的。
  张伯伦是在午前数分钟着陆的。在前往里奇纳宫旅馆途中,他也受到了盛大的欢迎。在旅馆里仅留数分钟后,他坐上敞篷汽车前往新近落成的元首大楼——会议将在那里举行。这座元首大楼系国家社会主义党围绕科尼希广场而建的大楼群之一,用巨石砌成,建筑紧凑,中央厅宽广异常,高65英尺,宽100英尺。大厅里有两座壮观的石阶,通向会议室。
  张伯伦及其两名同事,身穿黑色制服,首先来到会议室。
  接着前来的是墨索里尼——他抬头挺胸,步履轻快,无拘无束,好像他是主人似的。最后抵达的是元首。他的目光严厉而奇特,使达拉第感受不浅。会议参与者及其助手们座位设在小餐厅内的长台上,他们彼此互相打量,客气但冷冷地握着手。希特勒极力装出和蔼可亲的样子,他在眉宇之间却现出关切,因为客人们大都不讲德语,他不能与他们自由交谈。
  拘谨地进完自助餐后,希特勒领着众人进了一间四方形的房子——鸟瞰着科尼希广场。房子很是壮观,四周的墙壁用皮革覆盖,还有不少花草和各种画。墙上还有个大理石砌成的壁炉,壁炉上方悬挂着仑巴赫画的巨幅俾斯麦画像。
  由于准备工作极差,且又没组织好,会议一开始便混乱不堪,且越开越糊涂。会议既无主席又无日程,也没有大家同意的程序,完全成了各有关人士间的自由交谈。一次,在关于就苏台德地区的财产向捷克人提供赔偿的问题上,张伯伦表示关切而且喋喋不休。这令希特勒坐立不安。他喊道:“我们的时间非常宝贵,不能消费在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
  墨索里尼就如何解决苏台德问题提出了一份书面提案,使会议稍稍有了点儿程序(这份提案实际上是德国人起草的,但墨索里尼将它作为自己的提案提出来)。那时已是下午3时了,会议体会进午餐。午餐后,会议开得更加混乱,简直是乱七八糟。经常三四个人同时发言,使施密特无法进行工作。
  他坚持,发言者应在会议发言译文宣读后才进行。在外边透过玻璃门看热闹的人们看来,他活像是个正在纠正混乱的课堂秩序的小学校长。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外人也纷纷闯进会议室。戈林、弗朗斯瓦·本塞、汉德逊、阿托利科、威兹萨克等人,带着书记、秘书和随从,大摇大摆走了进来。他们一进来便围绕主要与会者而坐,而主要与会者则在大壁炉前形成一半圆圈而坐,这样一来,整个会场看上去就像高筹码赌注就要揭晓时的赌场一样。
  会议已由墨索里尼主持了。墨索里尼能操四种语言,其余三位会议参与者只能讲各自的语言。他的英语讲得十分吃力,法语讲得像意大利语,德语是否能让人听懂还是个问题,他仍像个首席翻译,像个无秩序的合唱队的指挥——唯我独尊但和气可爱,他用德语向希特勒提问,将回答的要点而不是原话分别用英语和法语转告给英法两国代表团。“那天我很开心”,他后来对党卫队上尉多尔曼(他带他前来当译员)说,“所有人的眼光都集中在我身上,不是集中在达拉第先生或张伯伦先生身上。这真是个值得凯撒出席的场合。你记得不记得?”
  快到傍晚时,室内的空气更加紧张了。后来,英国终于端出了一份提案。除苏台德公民投票以及要为捷克的新边境提供国际保证等条件外,其余全被接受。在讨论——冗长但并不特别刻薄——抵达高潮时,多尔曼被召了出去,有位罩着面纱的神秘女人求见。在哨兵室,他发现此人原来是阿托利科大使的夫人。她要求让希特勒先生“立刻毫无延误”地将会议进行情况告诉她。因为她曾在罗列托的香客教堂向圣母玛丽亚许过愿:若会议开得成功、世界和平得以维护,她会携一支金色的大蜡烛回来。她的火车还有半小时就要开了。
  多尔曼说,此事他不能去问希特勒,问问墨索里尼或齐亚诺还马马虎虎。问他们可不行;她叫他去问无事不晓的希姆莱。
  多尔曼无计可施,只好去找帝国元首。“起初,他觉得惊奇,一想又觉得好笑。他授权我宣布,和平已有保证。”
  协议看来可以签订了。但仍有若干点需要澄清。那时已是晚上8点了,希特勒已不耐烦了。他原已准备好了酒席以庆祝会议结束;此时饭菜已凉了。他建议休会,先去赴宴,因为讨论还可能再拖上几个小时。英法两国代表以要向政府打电话为由婉言拒绝了他的邀请。但施密特却觉得,他们无心思出席宴会。“和平是取得了,但名声却遭到重大损失。”英方代表匆匆返回“里吉纳”饭店,法国代表则赶回“四季”旅馆——回去后,他们让人将饭菜送至房间。与此同时,德国人与意大利人则在元首大楼用香槟酒和各种佳肴欢庆胜利。
  当代表回去和他们的顾问们在壁炉前坐下来时,已是晚上10点多了。他们重又将协议作了广泛的修改。由于拖拖拉拉,一直到深夜后才达成协议。“实际上,这早已成定局”,戈林后来对一位美国心理学家说,“无论是张伯伦还是达拉第,他们谁都无意为拯救捷克斯洛伐克而作出任何牺牲或去冒险。这对我是清楚不过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在3小时内便决定了。他们后来喋喋不休地争吵的是‘保证’这个字眼。
  张伯伦关注两方;达拉第则对事事都不加注意,他就这样坐着。“(戈林滑了下去,半躺半卧地坐着,脸上还作出厌烦的表情。)”他只不时点头称是,事事都没有一星半点儿反对意见。希特勒竟如此轻易地左右了这件事,这今我惊奇不已。毕竟,他们也很清楚,斯科达公司等,在苏台德开有兵工厂,捷克斯洛伐克完全受我们摆布……当他建议将苏台德界外的某些军备在占领苏台德后立即搬迁进去时,我原以为会大吵特吵的——但是没有,连斜着看一眼也没有。我们得到了所要的一切,可说是如愿以偿了,而且是这样得到的。“(他爽快地弹了一下指头。)
  凌晨1时30分,一份众人皆可接受的文件被正式放置在一张红木台上——靠近做工考究的大墨水池。条约规定,从10月1日起,苏台德的撤退工作将分四阶段完成。协议还规定建立国际委员会,以决定在何区举行公民投票,以及最终划定疆界。
  希特勒显得心满意足。由于第一个签字的是他,他发现那个大墨水池是干的,便忙令取个新的来代替。最迟来的是他,但第一个走的也是他。“希特勒眼中放射着胜利的光芒,大步走下元首大楼的宽阔的石阶”。此情此景,令记者威廉·希拉印象尤深。
  张伯伦和达拉第又呆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才离开。他们的责任是相当痛苦的:要把捷克的命运通知捷克人——捷克的两名代表整天在焦急地等待着。凌晨2时15分,他们被带至张伯伦的旅馆房内。这两名代表在听候宣判时,室内的气氛窒息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张伯伦长篇大论,如此这般讲了一通,达拉第便把一份协议书递给捷克人——此时,张伯伦开始打哈欠了。一个捷克人哭了。“相信我好了”,弗朗斯瓦·本塞告慰他说,“这些都不是最终的。它不过是一个刚开场的故事的一刹那,而这个故事也必将将此旧事重提。”
  达拉第一觉醒来,听见旅馆外欢声四起,简直令人神魂颠倒。他们又唱又跳,高呼“亲爱的小达拉第”快出来——达拉第无奈,只好步出房门,到阳台上与众人相见。
  当日上午晚些时候,达拉第乘敞篷车前往希特勒寓所举行最后一次会谈。在街上,他又受到了慕尼黑市民的欢呼。英国首相此次德国之行还担负着一项重大使命。他已草拟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希望希特勒能在此声明上签字。这份声明,远远超过了在元首大楼签署的文件的意义——它表明,两国决心永不再交战。“如果他签字”,吃早餐时,他对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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