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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很多天没有离开过房间了。多数时候，我都坐在一把旧得随时可能散开的木椅上读圣经。它是埃德温的祖父留下的，由于字体偏大，厚得像一本百科全书。我隐约知道这是我祖祖辈辈最终的归宿，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会选择它。似乎是一种自负，好像自己能跳脱出这种宿命中，但更多地，因为我从没觉得自己能活到三十岁，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夜里醒来，总惊讶于我还活着这个事实。
当我第一次听到圣诞老人一词，我就知道这是不存在的虚构之物，我知道是我的养母在我的床边放下了圣诞礼物。但大概是在八年级的时候，有一个我不记得名字的姑娘和我谈论圣诞节时，用一种随意而天真的语气谈起圣诞老人送给她的贝壳形巧克力时，她使得我相信圣诞老人是真正存在的。在那个时候，已经有同年级的男孩吹嘘他和女朋友上过床，但她不一样，她还送给我一本圣经。
这段回忆说服了我像我的祖辈们一样打开圣经。像是雅夏·梅休尔*一样将自己关进小小的房间里不停忏悔、祈祷。埃德温和我说起治愈的可能性，他不相信什么宿命。只是一种遗传病，导致某种化学物质的失调而已，可以被药物控制下去，甚至治愈。我不想令他失望，他父亲是个心外科医生，他一向比我更了解，所有疾病都强大得令人生畏。但有什么能阻止他怀有这种信仰呢，这种信仰并不是因为出于渴望我病愈而临时随手捡起的，而是他自幼建立起来的。
我继续写着这封信，这么几段话我已经写上了一周。和你一样，我对我的未来也没有什么预知能力。我只是坐在这把木椅上，无声地等待着它的到来。而他正在积极地为我寻求治愈方案。这使我感到自己的无能，不在于身体上的残缺或精神上的疾病，而是我的意志。
而意志有时会非常强大，也许是当一个人不能拥有身体的自由时，他就会紧抓着头脑的自由，于是云霞和羽毛一样飘渺稀薄的意志就会迅速聚集起来，变成了一种活动的岩石般的古怪之物，压得所有人都喘不过气来。审讯我的人和我一起被这种意志逼疯了，他在酷刑中加入简短而尖锐的提问，我总是知道他最不想要的回答，在那种岩石般沉重压抑的气氛中，我已经分不清究竟是谁试图无限期地延长这场双向的折磨、期待着一同走向崩溃。最终我被救了出去，但我非常同情他，你要明白一件事，审讯事实上是一种对于双方的酷刑，在心理上，它伤害审讯者也许不少于被审讯的人。
同时，审讯这种能力并不是人人都有的，也许它先天形成，也许是青少年时期的家庭环境，但等到某个人想到“我要当个审讯员时”，他已经错过形成这种能力的时机了。于是我们从一个功利性的、或者说冷酷的角度来看，一个有价值的审讯对象，大部分时候是难以被一个有相应能力的审讯者匹配的。
说回来，那天我被施以多次水刑，最终我失去清醒的意识，当我的脸被压入水面，冰凉而混着泥沙的水扑在我脸上，我以为我正沉入玻璃海中，流动的液体正来自耶稣渗血的心。近期之前，虽然我经常陪伴娜狄娅去参加教会活动，但我是个无神论者，并不是出于某种对宗教的厌倦和叛逆，我只是非常清楚地明白科学的真实性，这也许与我这种几乎超自然的天赋相悖。所以你看，非常滑稽的是，他们想逼我开口，但却给予我一种他们自己也难以得到的宗教体验，一种超凡神圣之感。我想说的是，这么做，我更加不会向他们泄露机密了。
回想起来，以那种冷酷的角度来看，我就像一块上好的神户牛肉，被他们绞碎了混合黑胡椒和豆蔻粉做成了牛肉饼陪配他们糟透的面饼和薯条。我没有做过什么严谨的调查，但我真的相信只有极少人具备审讯的能力，同时他们的能力也有高下之别。
你得原谅我，我不具备什么写作才能，我不是在写自己的自传。我不明白怎么才能向你讲明白我所经历的事情。当然，也许最终在你看来只是个简单又无聊的故事罢了。只是我要写下来，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
好了，我想说的是，他们极端地追求读心机器是能被我所理解的。这使得我抽离出来，能过接受我本来就不多的亲人都被他们的实验逼死这个事实。毕竟，为了避免浪费上好的神户牛肉，必要的损失是可以被接受的。是的，我只见过迪梅克，但是我相信，或者说我更愿意相信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人。也许可以从遗传学或者别的什么角度来看，如果你不够好，你根本不能在那个没有任何秘密可言的山村里生活下去并留下子女，你必须是发自内心地善良虔诚，丝毫不容得伪装。也许短暂的历史还不足以产生这种自然选择的效果。好吧，好吧，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迪梅克，但你应该不会认为他是个罪有应得的坏人，生活在那种逼仄的环境中，他那种恶劣的性格是后天的。
我要说的是，在我父母死于那场车祸之后，克拉克·希尔和娜狄娅·费提索夫收养了我，娜狄娅不知道，而克拉克是当年参与巴比伦计划的心理医生。说到这里，我有点羡慕夏洛特，她的祖父出于一种理想主义者的狂热参与了阿波罗计划，就算他的名字被淹没在那三十万人中，他也的确为了他的登月梦想进行过千百次枯燥繁杂的运算，而他可以问心无愧地仰望月球如同仰望他永不死去的梦想，夏洛特就算可能对他总是谈论当年登月的情况感到稍微厌烦，但我知道她很自豪于她的祖父。不管怎么说，阿波罗计划是真的，他们真的登上了月球，这无疑是值得自豪的。而巴比伦计划是掩藏于其下的一个邪恶项目，制造着不存在的计算机，使得对读心机器的研究拨款不为人知。对我来说，我养父的事业简直是世界上最丑恶的事业，他参与屠杀我亲人的行动，而我每天和他坐在同一张餐桌上吃饭，接受他对娜狄娅说的心理治疗——虽然巴比伦计划被停止了，但他对读心机器的渴望从来没有熄灭过。
你不要责怪娜狄娅，我不是没有向她抱怨过这种情况。但是我从来没有克拉克能够把开山采煤说成平常人不能理解的保护生态的理想手段那种政客级别的口才。他使得娜狄娅相信，她为了我将来的幸福、我如同正常人那样能拥有的正常精神，她必须配合他，狠下心来说服我不要抵抗他的好意。而且他很懂得如何让自己成为一个称职、受人赞美的养父，他们没有子女，他给那些上流人士开西酞普兰药方而得来的收入从不吝啬花在我身上，他还很擅长用一种赞赏、自豪的语气谈起我。但娜狄娅的确很好，我不喜欢社交，她就陪我做那些两个人的游戏，她给我买书、和我打网球、教我做菜，是的，我很会做那些俄国菜式。人们很容易把我们当做亲母子，大概是由于我们共同的斯拉夫血统。
好了，愿他安息，我不应该继续谈论他的过失了。事实上，我非常善于折磨一个人，也许看起来伤害力不太大，但是我总是不停地说他最讨厌听到的，我让他难堪至极却又无法反驳我一句。长久以来，我们让彼此都生活在地狱中。至于其他人，他们对我的评价大多是，内向但却是个很好的人。我非常懂得如何让自己散发出善意和真诚。
但他没有放弃过，如果他的研究对象不是我，我大概会被他这种百折不挠的学术精神所感动了。公正地说，他有他的优点，就是这种坚定的意志。然而他用在了最糟糕的方向。
诚实地说，我恨他。这两年来我经历了很多事情，心境有了很大的改变，但这种恨意大概会伴随我一生。我不能选择报复，娜狄亚爱他，甚至崇拜他，把他当做一个善良、睿智、品格高尚的学者。除了对精神世界过于狂热的探索以外，他的确是这样的一个人，因此我当年总是感到深深的无力，我找不出任何证据使娜狄亚相信他曾经对我的亲人进行过罪恶的人体试验，他以一种高超的伪善写下了他的手稿记录。
我能想到的只是逃离克拉克，申请大学时，我选择了那些离纽约极为遥远的学校，在加州、华盛顿州，最近的也是马里兰州。但令我震惊的是，最后我被纽约的一所大学录取了。在长时间的研究中，他已经掌握了瞒住我的技巧，他甚至发动娜狄亚劝说我留在纽约。
原本我会在纽约读完大学——如果这样不会导致我在二十岁就精神分裂。但就在我开学不久后，一堂关于美国开国史的大课被骤然打断了。那件改变美国历史的事件发生了，同时它也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们看不见烟雾，很快同学都离开了，他们去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或者需要他们的地方。而我在食堂大厅里看电视上的报道。随后两周，我跟随同学一起做了许多对恢复可能有帮助的志愿工作。
那天是九月十一日，在十月之前，我找到了我该去的地方。我只给娜狄亚留下一封信。
在时报广场的征兵处，我志愿加入陆军。我去到南卡罗来纳州杰克逊堡，等待了一段时间，就开始接受由志愿者转变为职业军人的训练。那传说中的魔鬼九周对我而言并不痛苦，它反而令我非常激动快乐，就像是初入大学校园的学生一般的兴奋，队列训练、体能训练、野外训练，它们比历史和经济学更适合我。等到难得的假期，我和新兵朋友们到哥伦比亚市吃牛扒，蹬着军靴装成超过二十一岁的样子去酒吧里买酒，远比在大学里的迎新晚会要愉快。
长官只向我下达命令，纠正我的错误，要求我不断提高，就算偶尔态度粗暴也比克拉克好得太多。当时我能感受到自己的体能在不断增强，好像有一种神圣的力量不停地注入我的身体中，最终它溢满了我的头脑，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自由。
不需要多长时间，我就发觉自己是个天生的士兵，几乎所有认识我的人都逐渐地察觉了这一点。还有我的读心能力，我一开始就和老兵们相处得很好，他们从没有刁难过我，反而还教我很多格斗和保命的诀窍。随着我拥有了身体上的力量，那种天赋的力量就愈发地显露出来，在实战中，近身制服敌人很容易，我在测试中射击本来就是拔尖的、同时运用在实际射击中也毫无障碍，因为这项天赋我的感官比常人敏锐得太多。快地我对七五游骑兵团的加入申请就被批准了，一年后我又被调入了特别的作战小队里，和一些比我年长、经验丰富的老兵共同作战。
写到这里，我必须承认我并没有资格去憎恨克拉克，我杀许多人，无可狡辩，我同他一样都相信着，为了某种理念、必要的牺牲是可以被接受的。但参军的时间越久，我的心态就越发地平静，我已经忘记在纽约的过去了。我只是接受命令、执行任务，没什么困扰着我。
至于那些关于本土外监狱的恐怖传说，耸人听闻的居多，但是就算去掉那层形状恶心的厚重浮沫，低下那层不多的事实也足够糟糕。他们的审讯技巧糟糕，酷刑有时是为了发泄或取乐而非取得更多的信息。有时我会想，如果我做审讯员会如何呢，没有信息的缺失也没有错误，我们可以更好地安排策略、最大限度地减免损伤。但是我没有，在那个时候，我掩藏得很好，我只是很冷淡地看着这一切发生，没有花一秒钟来考虑这个问题。
时至今日，我并不为此感到内疚，也许这是我的本性、也许是出于对克拉克·希尔的厌恶，我认为这种天赋是强加在我身上的，我不感激它，我也没有权利使用它。它可能曾经给我的生活某些不易察觉的益处，但我发誓我从没有刻意用它谋求利过任何东西——我的意思是并不是说明自己不希望用这种作弊的手段来获胜，而是我根本不愿意使用这项能力。我可以这么想，我用它获知情报信息，可以保护我的战友们避免无意义的牺牲。但下一刻它会带来什么呢，那时我不知道，但是面对那一片巨大的未知，我持有无比消极的态度。
我又问自己，我有资格作出这种决定吗？这是我的火车难题。我认为这世界是多元的，是以一种复杂的方式行进着的，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案永远不是简单的。并不是你决定采取某个行动，你就可以拯救一切，而你不采取就毁掉一切。这种粗暴简单的选择题不属于生活，它们停留在小说或者电影的真空中。
好了，也许你认为我该停止对自己的辩护了。但我相信自己为了这个国家献出了足够多，就算我明白我所做的、我们所做的有多可笑，但我没什么可后悔的。我想对你强调的并不是我曾经的属于军人的荣耀，也无关我的这种抉择是否正确，而是我在对于这些问题的反省中，我明白人的行为其实并不是非黑即白的，道德评判也应该是非常谨慎、周全的。
我有很长的时间反省，在我受伤之后，我被送去迈阿密附近接受治疗，我非常积极、或者说以一种绝命反击般的态度进行复健。但不管怎么说，我永远地失去了大多数人所拥有的权利，我再也不能自由行走了。
你很难理解我对身体力量的依赖——请不要认为我过度放大了自己的痛苦。你也许有六尺八，身体健康强壮，这使得你能够成为很好的橄榄球员，也会为你的个人魅力加分，它对你很重要，但它不是你的唯一支柱，你更加依赖于你的头脑，不断地阅读、不断地体验这个世界才是你生活的支柱，因此你受伤的左手对你的影响并不太大，你已经无视了它对你日常生活造成的困扰，跟别说为此感到自卑了。
当然我明白这样的对比是不相等的。我也不能把我的残疾假成你失去读写能力。好了，我说该写下去了。最终我知道我不可能完全恢复，我真正地绝望了。我不能承受那种绝望，我迫使自己从自身的境遇体验中抽离出来，这样我才能避免窒息，从而勉强地活下去。
而我用一种局外人的视角来考虑自己曾做过的一切，我终于意识到我对他人太多苛刻了。人们头脑里的龌蹉总会被我发现，我从而怀有一种傲慢的心态审视他们，我与他们保持一段距离，因为一种无法消去的厌恶。但是没有人完美，我头脑里也有那些肮脏残忍的思想，我杀人时曾如此冷漠，已经足以说明问题。
身体的残疾是对我的一种惩罚。当我放弃复健课程，坐在庭院里晒太阳，我一方面认为维布·格雷格此人罪有应得，因为他曾残忍地杀害他人、同时他傲慢自大从不懂反省和宽容；另一方面我又觉得非常轻松，当我被自身的问题与对未来的惶恐缠住时，我无暇去观察他人，于是在极度烦扰之中，我的心灵却怪异地达到一种难得的平静。
可是我现在明白，如果当时没有人拉我一下，我就已经发疯了。我会像迪梅克一样在疗养院里度过一生——可我现在等待的结局和他又有什么不同呢。不，我认为它们不同，我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做了许多非常重要的事，就算我终将走向不幸，但这两种路径对我来说是截然不同的。
那天道格拉斯·温特伯恩找到了我。他年纪很大了，却很健康，拄着手杖独自走到我身边，问我是不是维布·格雷格。后来他坐在我身边，告诉我他曾认为自己为了避免我们一族人的衰亡尽到了最大努力，但事实上他什么都没做到，他只是一个虚假的人道主义者。那时我只能茫然地看着他，我失去了那种能力，我不能了解他语言背后的涵义，只知道他可能认识我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