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刘政富，继承了父亲的产业和手艺，但由于家庭入不敷出；又迫使他学会了吹唢呐这个为人轻视、但又是当时婚丧嫁娶不可缺少的行业。刘政富除了种田、打铁，就是四处流浪，流浪的生活使这个农民养成了正直、开朗、助人为乐的性格，加上他比较聪明、靠自学懂些书理，因此在村中颇有声望，乡邻关系很好。
也许是老天爷怜恤刘家的遭遇，也许是刘家不该如此破落下去。有一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刘家竟慢慢地富裕了起来。那一年，刘政富与几个儿子播种时，错把早稻种当成一般稻种种上了，谁知这一年大涝，刘家的稻子收割了以后，接连几天大雨，别人家的稻子都淹死了，但水退后，刘家稻田的余根竟又长了一茬，这么一来，刘家卖了点余粮，再加上织点席子、搞点副业，便渐渐摆脱了贫困。生活中的这一变化，使刘政富“望子成龙”的思想抬头，他选中了六个孩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孩子进私塾读书，这个孩子就是刘伯承的父亲——刘文炳。
刘文炳出世的时候，刘家的经济已有根本好转，俗话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么儿”，刘文炳得天独厚，读了十多年私塾，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执笔编撰过《刘氏家谱》；曾参加过开县县试，并考中秀才。在封建社会，哪家子弟考中秀才，社会上公认是一件极其荣耀的事，家中必须大摆宴席，秀才本人也要披红戴花，骑马游街、光宗耀祖。刘家几辈贫寒，而今出了这么一个秀才，进而还可以府试、殿试，说不定可以得到举人、进士等功名，因而刘家的主人刘政富便借来一匹大红马，亲自给儿子披红戴花，带着几个儿子敲锣打鼓，很是热闹了一番。
没想到，刘政富这一举动激怒了赵家场一些榜上无名的富家子弟，于是，他们雇请了一些地痞流氓羞辱刘家，同时，还联名向开县知县衙门和夔府衙门递了禀贴，声称“开县浦里刘氏文炳者，祖宗三代以司乐为业，出身卑贱，违典应试，有辱先贤圣哲……”，控告刘文炳犯了欺君辱圣之罪。在清朝，参加婚丧嫁娶和祭祀活动的司乐人（俗称吹鼓手）是被社会歧视的，清律明文规定，这些人的子孙属于优人之后，优人和他们的后代都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如果隐瞒了出身，一经查出，不但本人要革除功名，而且连同保人、主考官一起问罪。没有多久，夔府衙门问罪下来，刘家花了几百两银子求人疏通，这件公案才不了了之。从此以后，刘文炳就弃文务农，常为邻里写碑文和对联、书信等。成了赵家场一带有名的“泥腿子文人”。
刘文炳生有四男三女。妻子周寅香，出生于贫农家庭，朴实善良、勤劳能干。刘伯承是她四个男孩中最大的一个，因此，便格外受到器重。在刘伯承八、九岁时，父辈们就分了家。因刘文炳夫妻忠厚老实，分家时，田地房屋先让几位兄长挑选，自己只分得一座三间茅草屋和几亩坡地。起初，家中人口少，生活还能勉强维持，不几年，孩子接连出世，生活也就一年比一年艰难。
幼年时的刘伯承聪明、活泼，但顽皮、好动，爬树掏鸟蛋、上房捅野蜂窝、什么都敢干。当时，刘文炳要养活全家九口人，生活日益艰难，况且在遭到科举考试的不公正对待后，他已无心仕途，但他看到五岁的孝生聪明伶俐，智力发展快、接受能力强，便很想早点送他入学读书。但附近的几所塾馆都离家较远，而且要涉水过河，很让人放心不下，所以此事也就搁了下来。
天无绝人之路，恰在此时，一位流落开县的“乞丐”来到刘家门前，引起了刘家的注意，他就是刘伯承的第一位启蒙老师——任贤书。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刘文炳发现任贤书不仅学识渊博、品德高尚，而且还熟谙兵法，精通武术。因此，他对任贤书也更加敬重，为了解决这位外乡孤老的生计问题，同时也使孩子能就近入学，在取得任贤书同意后，由刘文炳出面，邀集了四方邻里二十多名学龄儿童，在刘文炳老屋附近的一座茅屋里办起了一所私塾。这样，刘伯承就在任贤书名下启蒙读书了。
孝生进入私塾后，开始和孔夫子、孟夫子打上了交道，整天学习《三字经》、《千家诗》，读《四书》、《五经》，但是，“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并没有使他完全归顺，贪玩逃学之事时有发生。
然而，一个偶然的事件使他改变了顽皮的性格，正视了自己的学业。有一天，不识字的母亲盯着儿子背书，孝生急于出去玩耍，便闭着眼睛瞎背一通，碰巧这天父亲没出门，也在里屋看书，听见孝生乱背一气，便高声斥责他：“孝生，你欺负你妈不识字，乱背什么？我告诉你，我没有南庄田、北庄地，只有一管笔、一锭墨留给你，你不用功，看你以后怎么过？”
听了父亲的话，母亲方知受骗，伤心地边哭边说：“谁叫我小时候家里穷，念不起书，连自己的儿子也欺骗我不识字，叫我怎么不伤心呢？”
看着伤心的母亲，孝生内心震动很大，他觉得很对不起母亲，便向父亲保证：“从今以后，我再也不逃学了，一定好好念书，你们就看吧。”
从此以后，小孝生立下志向，发奋读书，他每天第一个到课堂读书，晚上回家读到深夜。他读书非常认真，凡是读过的书，他都要弄通，并且仔细地圈阅和批注，一部《孟子》他圈阅过数遍；练习书法更有耐力，常常一个字练习几十遍，直到和字帖上的字差不多了才接着练下一个字。在学习中，他常常用“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温故而知新”的道理鞭策自己。他除了运用一般的学习方法外，还逐条逐条地背字典，字典中的许多条目他都能够背下来，使他日后成为一个知识丰富，文字基础扎实、记忆力很强的人。
功夫不负苦心人，由于勤奋、努力，孝生的学习有了长足的进步，各门学科的成绩远远超过一般学生。孝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从他的老师任贤书那儿更多地汲取着精神养料。任贤书早年参加过太平天国革命，他不仅学识渊博，品德高尚，而且熟谙兵法，精通武术。他除了严肃认真地向学生授课外，在课余时间还教学生操练武术，而且，他还很注意对学生道德情操的培养。他经常给学生进述岳飞、文天祥、郑成功等民族英雄的事迹和《三国》、《水浒》的故事；教学生吟诵《满江红》、《正气歌》等充满爱国主义的诗篇。在任贤书的影响下，孝生不仅将《汉书》、《说岳全传》、《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看了又看，还能将书中重大战役、主要故事情节讲述出来，他尤其赞赏劫富济贫的梁山好汉、钦佩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诸葛孔明、更敬慕文武双全的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这一切对他的心灵和思想无不产生影响。
1904年，年仅十二岁的刘伯承，立志报效国家，参加了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刘文炳自早年参加县试受挫后，早已抛弃了参加科举考试的念头，但为了陪同儿子应试，他还是违心地报了名。第一轮考试结束后，父子二人双双中榜。不料却又被人检举了上辈人做过吹鼓手的身世，结果，父子两人被双双逐出考场，这使年幼的刘伯承心灵受到极大的伤害，他不解地问父亲：“爸爸，什么是‘优人之后’？为什么‘优人之后’就不能考秀才呢？”
父亲满腔悲愤地告诉他：“还不是你爷爷年轻的时候家里穷，虽然有打铁的手艺，但仍填不饱一家人的肚子，所以，你爷爷就留心学会了吹唢呐，逢上别人家有红白喜事，都来请他当吹鼓手。从此，你爷爷就成了‘优人’，我们就成了‘优人之后’。”
父亲接着说：“但若论起家世来，我们还是‘皇族之后’呢！咱家谱上说，汉高祖时代，刘家有兄弟三人：刘元、刘仲和刘季，刘季就是汉高祖刘邦。我们家就是刘仲的后代，高祖得了天下后，封刘仲为颉羹侯。”
年幼的孝生鼓动父亲说：“我们既是皇族之后，那我们找考官说理去”。
父亲叹气道：“咱家这一支后来破落了，咱家没有做官的，又拿不出钱来，谁替咱说话呀！”
孝生愤愤地说：“这个科考的办法太不合理了，难道穷人就永远穷下去不成，我就要争这口气。”
经过这次事件后，刘文炳积郁加劳累，终于一病不起，竟于1906年病逝。从此，养活全家的重担便落在了刘伯承这个家庭长子的肩上。贫困的生活，沉重的家务使他无法继续读书，他退学了。
回乡之后，他白天种田、割草、砍柴、替人挑粪，晚上回家织席、舂米，这使他更多地接触了社会，尤其是下层的劳动人民，懂得了社会这部“大辞典”里不仅有正义、光明、美好和善良，而且也充满着丑恶、黑暗、残暴和不公平。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早就对清政府不满的刘伯承摒弃“好铁不打钉、好郎不当兵”的陈腐观念，说服母亲和家人，毅然从戎。此后，这个“优人与皇族”兼而一体的继承者并没有因“优人”成为一个平庸的人，也没有因“皇族”成为封建社会的卫道士，而在几十年之后，成了一颗闪烁在中国上空的帅星。
1。2 “使此人得志，何忧乎四川”
刘伯承的青少年时代，虽然是在贫困和被人歧视的环境下度过的，但他聪颖、勤奋、对事物分析独到、富有思想，因此，他的老师和朋友们对他不同于凡人的表现倍加赞赏，称他为“同辈人的楷模”，甚至惊叹“天才何故如此罕出？”
刘伯承的第一位启蒙老师任贤书在对刘伯承进行了六年的启蒙教育后，深感自己已力不从心，他曾对刘伯承的父亲说：“这个孩子学习刻苦，记忆力强，不仅能背诵正文，连注释也能背诵，将来肯定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并建议刘文炳送刘伯承去县城书院或名师门下深造，但当时开县几所书院和名师塾馆收费都很昂贵，所以也只能惋惜地谈论谈论而已。
恰值此时，开县地主阶级开明人士刘华英在家乡灯草坝创办了一所名为“汉西书院”的中西学堂，刘华英所在的刘氏宗族是西汉王朝皇室后裔，他创办“汉西书院”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本家的十几位少爷，希望他们效法祖宗有所作为，但他也接纳少许成绩特别优秀的贫苦学生，并免费供给膳食、书本和文具纸张。
刘文炳与刘华英虽贫富悬殊，又不同宗支，但在开县刘姓续谱连宗时相互认识，所以，刘文炳父子连夜翻山越岭赶到刘华英家里求学，刘华英对刘文炳送子深造的行为很是感动，当即表示愿意接纳刘伯承。刘伯承在汉西书院开始接触算术、地理等自然学科，一切都感到很新鲜，因此，他更加勤奋地猎取文化科学知识，成绩也远远超过那些富家子弟。对此，刘华英赞叹不已地说：“明昭这个娃娃，家贫志宏，勤学善思，大有造化，无愧炎汉子孙，实乃吾族中之姣姣者！”并常常教育他的子侄们：“明昭年少志诚，对学业锲而不舍，顽强刚毅、堪为汝辈楷模，宜效法之”。
刘伯承求知欲强烈，并且富有思想。在开县高等小学堂就读时，他结识了一批留学归来的进步老师，如傅让三、朱璜等。这些进步老师经常向学生宣传孙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思想，把同盟会员吴玉章、邹容等人创办的《鹃声》、《革命军》等杂志借给学生看，从而使他们知道了许多闻所未闻的事，了解了革命形势，懂得了过去不懂的道理。
在当时的高等小学堂里，各种势力和政治思想并存，有思想激进的进步人士，也有沉迷于“皇权至上”的封建卫道士。1907年，开县爆发了红灯教起义，贫苦百姓扬眉吐气，恨不能把平日作恶多端的汉奸、洋人斩尽杀绝。高等小学堂一位姓邵的体操教师，自恃会武功、懂军事，想借用红灯教徒们的鲜血为自己染红一枚顶子，便毛遂自荐，充当侯知县的保镖，一同前往镇压红灯教。但红灯教将士英勇顽强，一举击溃团练、并将邵师爷乱刀砍死。
不久，红灯教被残酷镇压，一批批红灯教徒和无辜的百姓被压向刑场，他们的亲属——白发苍苍的父母、怀抱婴儿的妻子或去牢中探望父兄、子侄，或去刑场收敛丈夫、儿子的尸体，一时间血流成河，悲声震天。目睹这一切的刘伯承悲愤不已，他无比崇敬红灯教徒的爱国热忱和英勇牺牲精神，痛恨封建官府惨绝人寰的暴行。对那个体操教师的死，他感到由衷的高兴。在侯知县为邵师爷大办葬礼的祭奠仪式上，刘伯承和他的同窗挚友邹靛澄、谢南诚一起借祭奠郡师爷之名，用二元钱买了一张草纸，写了一幅挽联抗议封建官府的暴行。
刘伯承写的挽联上联是：战马长嘶浦里河畔湘楚壮士八面威风下联是：昏鸦悲啼凤凰山麓洞庭孤魂四季寂寞横批：呜呼哀哉这样一幅挽联，在绢、纺、绸、缎等各色溢美之词的挽联、祭幛中显得格外醒目而奇特，吸引了许多前来祭奠和看热闹的人，有的点头赞许，有的惊讶不已，许多人都盘桓细看，反复咏味，久久不肯离去。侯知县看了，总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横竖挑不出毛病，只好气往肚里咽。
1908年，夔府中学堂招生，因家境贫困打算放弃继续读书的刘伯承在几位老师和好友的劝说下才参加了考试。他的各科都考得很好，但不久公开张出的新生录取榜上却没有他的名字。全校师生都非常诧异，傅让三等几位老师去问校长：“刘明昭是高等小学堂的高材生，怎么冷落榜呢？”
校长也不知缘故，只好去问学署教谕：“刘明昭品学兼优、为何不录取？”
这一问才得知，原来是侯知县一直对挽幛之事怀恨在心，以出身卑贱、思想偏颇、言行不轨、恐有新党之嫌的名义拒绝录取刘伯承。事情传出，刘华英先生、傅让三等知名人士和教师十分愤慨，纷纷找侯知县评理，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侯知县才不得不收回成命，补取了刘伯承。
1911年，刘伯承从戎，他参加过护法讨袁之战，十多年来苦苦在军阀混战中搏杀，努力想找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1923年10月，他在“讨贼之役”中腿部受伤。在成都治伤期间结识了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玉章，并通过吴玉章认识了革命志士杨闇公，与吴、杨的相识使刘伯承的人生道路发生了转折。
刘伯承与杨闇公一见如故，并很快成了知己。杨闇公对刘伯承在军事、时局以及道路选择方向的见解极佩服，而且评价很高。他在日记中写道：“伯承机警过人，并且很勤学，头脑也异常清晰，不是碌碌者可比；又兼有远大志向，得与之交，我内心是很快活的。目前我们虽说不上深厚的感情来，但我决意与渠长久交好，因他堪当益友之列，并可同行于一个道路，十年来的友人，有才识而抱大志者，不过四人而已，今得伯承，又多一良友，真是可喜。”
在论军事和时局问题时，他赞叹说：“伯承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军中尤其罕见。返川许久，阅人不可谓不多，天才何故如此罕出。”
1924年，杨闇公与吴玉章组织了中国青年共产党，当他们征求刘伯承参加时，刘伯承说：“见旗帜就拜倒，觉得太不对了，因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正拟极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
杨闇公说：“这是何等真切、何等真诚哟！比起那些因情而动、随波而靡的人来，高出万万倍。此后拟设法使其人从本方向走，若能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