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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创办这所学校煞费苦心，想培养武文兼备的人才，以加强自己的力量。但是事与愿违，许多学生毕业后成了共产党的骨干。除徐向前外，薄一波、程子华、王世英、张友渔、郭洪涛、郑季翘、李逸三等都曾在国师学习，从事革命活动。阎锡山这时怎么也不曾料到，在他创办的这所学校里，有一个不太起眼又安分守己的学生，几年之后，跃然变成了威震中国的著名军事将领，成了共产党三大主力红军之一——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他统帅下的红军，在大别山、川陕地区，把国民党军队几万几万地消灭，后来，成了新中国战功赫赫的元帅。然而正是阎锡山培养武文兼备人才的办学宗旨，开掘了徐向前潜在的军事才能，为徐向前后来走向黄埔，成为优秀的革命家、军事家做了必要的思想、知识和体力储备。比如当时学校开设武术课，教些各路拳术，太极拳是其中一种，后来成了徐向前一直延用的健身方法。从那时开始，他一直坚持了六十多年，成为他长寿的秘决之一。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他带病坚持到太行前线，亲自将一支地方武装训练成为主力兵团，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创造了以少胜多，屡克顽城的奇迹，降伏“卧牛”、横扫晋中、攻克太原，将阎锡山赶出了老家，解放了山西，成为阎锡山的掘墓人。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时期，徐向前接受了毛泽东的委派，和周恩来去太原，利用同乡的关系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阎锡山很赞赏徐向前的军事指挥才能，对他的部下说：徐向前缺粮少弹，蒋介石剿了他几年，都没剿垮，你们要多加留意。
阎锡山很想借国共和作之机，把徐向前拉过去，甚至说出了“政治上依靠薄一波，军事上依靠徐向前”的话。
其实，如果不是阎锡山在山西反动、腐败的统治，逼得徐向前无法安身立命，他也许会过另一种安贫乐道的平淡生活，他在学校所受的军事思想启蒙教育将会消失在萌芽状态，历史也将会是另一种写法。因为当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学校毕业之时，从没有想过要去做一名军人，而是满怀“教育救国”的热情投入到小学教育当中。可在短短的三年教学生涯中，他却两次被辞退。这对于一个热爱教育，并准备献身于教育事业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心情：“从谋生的角度来说，一个学徒工，考入师范，又做了教师，是不容易的；还有一个角度，那就是理想和报负。‘五四’运动以后，在先进思想影响下，我心里也逐渐萌发起改造黑暗社会的念头。当上教师我就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学生从小就理解这一点，长成有用的人才，担负救国救民的重任。我不能走我父亲以教书谋生的老路，要与他同行不同路。没想到，学校断了我的路。”
当他因向学生讲述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京、辛亥革命、巴黎和会等事件，遭到校长的干涉，并被阎锡山创办的河边村川至中学小学部辞退后，父母为他的前途焦急，要他托托人情，再找个教书的地方。求亲告友挣个教书匠，徐向前不做了，愤而离家，跑到太原想另谋生路。
正当他踯躅街头，谋生无路，报国无门之时，得到了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张榜招收学生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他串连了几个同乡，凑了一点路费，由阎锡山部队中一位姓郭的军官介绍，乘火车南下到上海参加初试，并最终考取黄埔军校。徐向前第一次踏出山西省界，把他的眼光转向全中国。他无法预见自己的前途。既然教育救国的想法碰了壁，此路不通，只好投笔从戎，走用枪杆子救国的路，在黑暗中探出一条光明的路来。
山西省偏僻而落后的生活，从反面刺激了徐向前的求知欲望。被阎锡山黑暗统治逼向黄埔军校的徐向前，迈出了踏向革命征程的第一步。此后，他从黄博军校出发，一步步走向元帅之路。
1。3 “跨党分子”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很多共产党人加入了国民党，被称之为“跨党人士”。这时，有人劝徐向前跨党，加入CP（共产党），徐向前却斩钉截铁地说：“我决不做跨党分子”。他的这一言行令很多进步同学感到困惑不解。是徐向前对共产党的策略抱有偏见，还是他不愿随波逐流，抑或有什么别的原因？
1924年，徐向前来到黄埔军校后，上的第一节课是填表，集体加入国民党。徐向前毫无思想准备，想不到加入国民党的手续这么简单，一堂课下来，他和同学们都成了青一色的党员了。后来他和一些人说起来，都当是笑话。尽管当时徐向前加入国民党不是自觉自愿的，但因为在考入黄埔军校前后，他曾多次聆听过孙中山的讲演，被“孙中山”这个响亮的名字所吸引，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逐渐有所了解，并对孙中山产生了钦佩之情，也就欣然接受了这个组织。徐向前是不愿盲目崇拜一个人，更不肯盲目去做一件事的，总要搞清是什么、为什么，再决定做什么。他一旦接受了三民主义，就要全心全意地去实行。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见他积极拥护共产党人的主张，积极参加共产党人组织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就劝他参加共产党。实际上，一方面他接受共产主义教育是无意识的，主要还是出于对孙中山“联俄联共”主张的拥护和支持，本身对共产主义缺乏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他单纯地认为一个人只能有一种信仰，不能“脚踏两只船”，而不知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国共合作的需要，并非放弃自己的信仰。所以他严辞拒绝了同学的建议。
后来陈炯明叛变革命，徐向前做为学生兵参加东征，进行讨伐，并在东征的路上升为排长。在东征回师广州的路上，徐向前和同学们得到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的恶耗，难过地流下了眼泪。徐向前心中默念着开学典礼时孙中山的一句话，“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并用这句话勉励自己，告诫同事。这时，徐向前真心实意拥护三民主义，原为实现三民主义奋斗。他没有想到，从此之后，三民主义逐渐成了国民党反动派骗人的一个口号。
徐向前在黄埔军校一年，从一个普通的入伍生，成为一名军官。黄埔军校的教育，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对他是宝贵的，使他开始懂得了许多救国救民的道理，学得了一些军事知识。在校期间，跟随孙中山镇压广州商团武装叛乱和讨伐陈炯明，培养了他的实战精神，锻炼了他的革命意志。海伦在她的访问记中说：“黄埔军校的传统在红军中就表现在徐向前身上。对此他自己也是有所认识的。在我们的会谈行将结束的时候，他总结红军之所以战无不胜的原因，说：”红军真正发扬了中国革命的传统精神，保持了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红色中国内幕》）黄埔军校的生活给徐向前留下了永生难忘的美好记忆。
1990年徐向前去世后得到了高度评价，被称誉为是杰出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这一评价是中肯的，也是举世公认的。那么，不肯做“跨党分子”的徐向前，是如何从一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转变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呢？
1926年，徐向前辗转来到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准备参加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他先到武汉军校（全称“中央军校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南湖学兵团当指导员，后到分校一队任少校队长。武汉分校号称“第二黄埔”，校址在两湖书院。它是黄埔军校四个分校中，最享有盛名的一所培训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许多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在这里担负领导工作或任教。武汉生气勃勃的革命形势和两湖书院的政治气氛，使徐向前又有了读书和思考的机会。这时，又有人劝他加入共产党。这时的徐向前，经过一年多的颠沛流离，耳闻目睹军阀混战、国民党腐政、人民遭殃等现象，变得更加深沉。在形势逼迫下，他不得不思考究竟是三民主义好还是共产主义好。他还抽空阅读了列宁的《二月革命》、《远方来信》、《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李季的《通俗资本论》等共产主义书籍。
读书是进步的阶梯，思考是前进的动力。要真正迈开步子走，还要有人引导。徐向前任队长后，薪水较高，又孑然一身，经济上算是“大户”了。一些黄埔同学或山西老乡常常“敲”他的竹杠，让他请客聚餐。几乎每星期一次，大家戏称为“星期日聚餐”。说是聚餐，其实并非吃喝玩乐，而是借此研讨革命，谈论主义。聚到一起就开展辩论，从辛亥革命谈到三民主义，从《共产党宣言》，谈到《资本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不亦乐乎。徐向前在交谈和争论中，思想认识不断变化，原来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一些模糊认识，逐步得到了澄清，思想认识产生了飞跃。他终于认识到“三民主义不如共产主义，国民党不如共产党”。（《历史的回顾》）
1927年3月，在国共合作面临分裂的严重时刻，徐向前选定了自己的奋斗方向，由樊柄星、杨得魁两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4 南方升起一颗北方帅星
1955年在毛泽东亲自授衔授勋的十大元帅中，徐向前是唯一的北方人。然而这位令北方人感到骄傲的元帅，同样是在南方成熟成长起来的。
徐向前从小生长在山西，在他23岁投考黄埔军校以前从未离开过这里。他熟悉家乡的一草一木，也熟悉北方的风土人情。在黄埔军校毕业留校后，他因为过不惯南方的生活，也思念家乡的亲人，很想回北方图谋发展。适值1924年10月直奉战争爆发后，直系将领冯玉祥倒戈，回师发动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的北京政府，并与段祺瑞、张作霖组成由段祺瑞执政的“临时政府”，电邀孙中山大总统北上，共商统一大计。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发表《入京宣言》，然后北上。一时之间，“统一”在望，形势喜人。于是，徐向前和几个山西老乡商量，想回北方去冯玉祥部工作。恰好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正想插手国民二军，“改造”冯玉祥部，就批准了他们的要求，还亲自召见了他们。
冯玉祥是国民党将领中的一位有识之士。徐向前到国民二军后被分配在河南安阳的第六混成旅，先任教导营教官，后任参谋、第二团团副等职。这对初出茅庐，又没有什么靠山的徐向前来说，可算仕途风顺、出人头地了。加之军阀混战，他又很有军事才干，应能成就大业。但是这位未来的帅星，为什么没能在北方升起，却又很快回到了南方呢？
原来，自从孙中山逝世后，各派军阀势力重新组合、角逐，所谓“统一”，早已化为泡影。在北方，以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主，联合被推翻的吴佩孚，于1925年下半年开始向冯玉祥的国民军进攻。冯军寡不敌众，节节败退。被派去进攻山西的国民二军也被阎军击败，军长岳维峻被俘，部队士无斗志，无人指挥，四散溃逃。
满怀“救国救民”理想的徐向前，想在北方安身立命、图谋大业的美梦破碎了。这时早已不满于第六混成旅二团团副这个有职无权，不参不谋，无所事事的官差的徐向前，趁机脱离军阀部队，和几个同乡回了趟家。但这时的徐向前再也在家呆不住了。几星期后，一同回家的几个同事都不愿再出来，他独自来到北京。
当时全国形势很乱，北方是军阀之间时而混战时而联合的场面，南方是国共两党又合作又斗争的场面，报纸上的消息一天一个样，甚至相互矛盾。这时有人劝徐向前在北方的军阀部队里干，他婉言谢绝了。在国民二军的一年，他对于军阀部队的骄奢腐政、横暴无道，以及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有了实际感受。他厌恶军阀部队，痛恨军阀混战，不愿为军阀个人争夺势力而卖命。
他眷念起黄埔时期的革命战友和战斗生活。想起在东征的路上，军校学生一路高唱着：“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的校歌，日夜奋战在东江地区。他们每到一地，动员群众，宣传群众。队伍中响亮地提出“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的口号。东征军严明的纪律，英勇的举动，深得群众的欢迎和拥护。部队所到之处，战必胜，攻必克。经过两个月的作战，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占领了东江的大部分县城。征战的路上，士兵们热爱他这个排长。老乡们虽然言语不通，却看到了这位年轻的军官和和气气，他领导下的兵不拉，不打骂人，晚上睡在露天下。老人翘起姆指称赞，妇女们称是“文明军”，儿童跟着他们学唱“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军歌。往事历历在目，令人怀恋。
徐向前决心仍然回南方去。经天津到上海后，传来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攻占了武汉的喜讯，更加坚定了他去找革命队伍的决心。1926年11月底他来到武汉军校，并在那里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
海伦说：徐向前是红军指挥员中不多的几位理想主义革命家之一。正因为有明确的革命理想，所以徐向前能在复杂的环境中辨别航向，预见革命进程。决定行动方向。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严重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徐向前毫不灰心丧气，孑然一身，从武汉去上海寻找党组织。嗣后，高举党的武装斗争旗帜，参加广州起义，坚持东江游击战争，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人之一。鄂豫皖时期，他先是抵制了“立三路线”令红军包围和攻打武汉的“左”倾错误，继而又与曾中生一道反对张国焘“攻打安庆、威胁南京”的冒险计划，确保了红军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红四方面军西征期间，在漫川关附近的深山峡谷中遭敌重兵包围，情势险恶万分。张国焘主张分散游击，徐向前坚决反对，主张集中兵力突围。结果突围成功，保存了主力，开辟了川陕根据地。
从广州起义崭露头角，到挺进大别山、威震中原，直至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徐向前每走一步都很艰难。他不仅要与凶顽的敌人斗，而且要与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外行指挥斗。
他凭着顽强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在战火硝烟的洗礼中，逐渐成熟成长起来。在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进程中，徐向前的威名，在红军内部，在敌人当中，广泛传开来。一颗北方帅星从南方冉冉升起。
徐向前不是一个天生的革命家和军事家。徐帅的崛起，一方面，是北方军阀的反动和落后排斥了他，逼迫了他，使他无法在北方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而南方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吸引了他，南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启迪了他，南方黄埔军校的正规化军事教育培养了他，南方早期的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思想指引了他，使他能够凭着自己不畏艰险，勇于并善于克服困难的坚强韧性和革命斗争意志，在南方这块革命的土壤上发芽、结果。
另一方面，他少年时代在父亲严格教育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