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0月初的一个晚上，细雨霏霏。在刘达五的住处，贺龙不停地吸着烟斗，在房子里踱来踱去。
“你认为我走的路子对吗？”
“你常常说，你要为天下的受苦人打天下，谁能说这条路子不对呢？不过打来打去还没有打出一个天下来，你还在摸夜路啊！”
“你说对了，清王朝倒了，袁世凯死了，全国仍然是乱糟糟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我们这几千人又能怎么样？我天天都在想这个问题。”
不久，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共产党人林祖涵（林伯渠）、谭平山、毛泽东等参加了国民党并成为中央一些部的领导人。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援助下，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共产党人周恩来担任了政治部主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国共合作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的活动，对贺龙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年秋天，黄埔军校一些贺龙的同乡和铜仁籍的周逸群给贺龙寄来了许多书刊和关于广东时局以及黄埔军校开办情况的材料，还寄来了《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章》和《宣言》。
贺龙读后十分欣喜，他高兴地说：“如果在政治上确实按照《简章》和《宣言》中所说的去做，那在政治上就确实找到了出路。”
“只有找到共产党，革命才有办法，部队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发挥作用。”贺龙决定立即动身去广东找共产党。
贺龙把自己的旅长一职交给一团团长谷青云担任，将自己的想法报告给了总司令熊克武。熊克武以部队有任务为由，没有同意贺龙的请求。贺龙从这件事上开始对熊克武的革命诚意和领导能力产生了怀疑。
尽管广东之行未能如愿，但他还是派了刘达五去广东谒见孙中山（刘达五去广东后，孙中山不久即逝世，因此，刘达五并未见到孙中山）。随后，贺龙与湖南共产党有了初步接触。
2。3 对贺龙影响最大的人
1926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号召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争取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贺龙组织响应，率部由黔入湘，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
八月，部队改编，贺龙在常德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旅长、团长没有变动。师参谋长仍然是陈图南，秘书长也仍然是原来的向劲秋。新的变化是成立了两个过去没有的机构：一个是训练处，由刘达五任处长，另一个则是师政治部，主任是周逸群。
周逸群，贵州铜仁人氏。受中华革命党委托，带二十余人的宣传队来到贺龙的部队，贺龙与其一见如故。
周逸群真实身份是共产党员。对于贺龙当时的部队，“共产党”是很新鲜的，他的到来，自然就引起全师官兵分外的注意，互相在打听他的各种情况。由于他出身于高门大户，到过日本留学，又是黄埔学校学生，这一切使得部队中那些行伍出身的军官在思想上自然地与他有一些距离。
贺龙、向劲秋与周逸群接触较多。当有人向贺龙问起对周逸群的看法时，贺龙出乎意料地回答：“是个很有头脑的人！”
秘书长向劲秋的评价是：“博才多学，不愧为书香门第！”
贺龙在全师具有很高的威信，向秘书长又是全师的头号笔杆子，经他们两人这一品评，年轻的周逸群在官兵心目中的分量一下子加重了，也由于他本人各方面的出类拔萃，很快就成了全师官兵欢迎的人物。
但是，也有对他始终持有偏见的，和人们谈起时，总说周逸群是“卖狗皮膏药的”。此人就是参谋长陈图南。
当贺龙弄清了共产党就是他寻找多年的“国际党”时，在周逸群来后的第三天，开门见山地提出要参加共产党。周逸群听后自然很高兴，但显然时机不成熟，于是对贺龙说：“共产党是不关门的，只要够条件，一定会有人主动来找你。”
贺龙从周逸群的话中受到很大鼓舞，对周逸群更加信任了。他向周逸群提出：一要帮助改造部队；二要建立政治部。
周逸群直言不讳地指出：“部队是得改造，但不要指望广东派人来。应该立足自身，招一部队学生来，也可选拔部分青年军官，开办一个青年军官政治讲习所”。
贺龙非常同意周逸群的主张，决定在原随营军官学校的基础上，开办“国民革命军九军一师政治讲习所”，由周逸群带来的大部分宣传队员担任教官，周逸群本人则担任讲习所第一任所长。
开办讲习所，是贺龙方面欢迎左翼宣传队来帮助改造部队的重大决定，也是贺龙和他的部队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开端。
政治讲习所公开招生。不久，报名应试的青年就超过了八百人。
贺龙又辗转找到中共湖南省委，请求援助。1926年9月8日中共《湖南军事报告》中记有：“贺龙近又要我替他在常德办政治讲习所，我们以政治关系想阻其实现未果。现已派（陈昌甫）去主持其事。”还说贺龙派了与省方有旧交的独立旅长唐秉渊专程到湖南省党部“找军事、政治人才替他训练军队，态度颇为诚恳。”
由此可见，当时贺龙不仅热情地留下了周逸群和大部分宣传队员，还早与湖南的中央党组织有重要的联系。
随着贺龙倾向共产党的态度日益明显，特别是他坚持开办政治讲习所的决然行动，使中共湘西省委对贺龙日益重视。
当年九月二十日中共《湘西政治报告》中有这样的记载：“川黔军在湘西……其首领袁（祖铭）、王（天培）、彭（汉章）、贺（龙）各不相下，入湘部队实力以王、贺较大……
我们的政策：一、促其出湘入鄂；二、在军事上扶贺制王。第一点有三个理由：1。军事上有必要；2。湘政局上有必要；3。离湘是他们的去路。第二点有两个理由：1。我们对他们不能消极，必须拉一个有力者，于袁、王、贺中择一；2。袁在历史上绝无希望，王为保定系，贺比较与我们有联系，且对民众亦较好。“
从这个报告可以看出，中共湘西省委对贺龙与他的部队的看法还处于初期，态度比较谨慎。这个政治报告当时虽未引起上面的充分重视，但中共湘西省委对贺龙的基本看法是正确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当时的贺龙不仅“比王天培较左”，而且贺龙从思想到行动上是越来越倾向于共产党的，并由倾向逐渐靠拢，由靠拢转而拥护，直至最终加入共产党。
自贺龙与周逸群结识以来，他们朝夕相处，结下了很深的情谊。周逸群能从政治上影响贺龙，甚至在关键处展开批评，贺龙也能欣然接受，不存芥蒂。贺龙从军事上鼓励周逸群，有时训斥几句，周逸群也并不介意。一军一政，两人相得益彰，互为诤友。
然而，随着贺龙对共产党的日益信赖，部队内部新与老、左与右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政治情况越来越不平静。这主要反映在周逸群和陈图南两人之间。
论出身，论门弟，论才学，陈图南与周逸群可以说是旗鼓相当。但是，在贺龙部队里，两人的作派截然不同。陈图南自视甚高，喜欢空谈理论，敏感，且气量狭窄。由于他是贺龙的同乡，且资深位高，在第一师中下级军官中拥有一批亲信，因而是一个颇有势力的人物。人们最初以为，由于周逸群到来，很快得到贺龙的信任，使他相形见绌了，他对周的轻蔑可能出于嫉妒。可是后来的许多事实表明，这只是部分原因，更深刻的根源是：周是共产党，而陈是国民党中的顽固派。
一次在上不上政治课的问题上，陈图南与周逸群的矛盾公开化了。周逸群坚持政治课非上不可，他平心静气地申诉了许多理由，陈图南却面无表情地说：“我不听你那一套。”
贺龙则完全支持了周逸群每天上一堂政治课的部队整训计划。
还有一次，贺龙与陈图南、刘达五等人在武汉流览市容，当看到武汉三镇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时，贺龙深有感触地赞赏共产党发动民众很有办法，陈图南这时提醒贺龙：“云卿，你的思想越来越‘左’了。”
事实上，陈图南早就看出贺龙心向共产党，因此加紧了拉帮结派的活动。在军官中，如果分为左、右两派，那么以陈图南为首的一派就是右派。这一派的骨干分子有团长柏文忠，营长陈黑、张松如、陈策勋，副营长赵福生、刘九同等。
陈图南整日与这些人沆瀣一气，并暗中勾结蒋介石，进行密谋活动。
1927年4月，贺龙奉命第二次北伐，开赴河南前线。出发前，陈图南利用汪精卫集团不给发饷，士兵不满的机会，唆使少数人闹事，谋刺贺龙。然未遂，贺龙果断处理，交武汉公安局枪决了陈图南，迅速平息了骚乱。
闹饷事件，当年在武汉曾是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虽使贺龙历经风险，但确实增长了政治斗争的经验，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更显示出他与国民党右派的彻底决裂和在政治上历经严酷考验后的进一步成熟。
这一切是与优秀共产党员、贺龙的良师益友周逸群分不开的。他的宣传教育在贺龙思想转变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贺龙自己也说过，周逸群对他的影响，是对他思想上的第三次推动，也使他真正地接近了共产党。
2。4 南昌起义前后
贺龙率领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师于1927年5月11日进驻河南驻马店。6月15日，贺龙所在部队进攻北洋军阀体系的奉系，消灭大量敌军。这时的贺龙已是北伐中的一员左派名将，部队也被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贺龙任军长，周逸群仍为政治部主任。六月二十六日，贺龙奉命率二十军回到武汉。
六月底，武汉形势开始恶化，汪精卫集团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大规模血腥屠杀即将开始。
汉口、汉阳正酝酿着又一次“马日事变”。在腥风血雨中，几十个国民革命军的大部分投靠了蒋介石；依然无所畏惧、毫不动摇地率领全军和共产党患难与共的，只剩下贺龙一人。
这时的贺龙还不是共产党员。
六月二十七日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通宵达旦地讨论应变措施。然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易和陈独秀等领导人对汪精卫集团采取无原则的妥协让步，竟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调往武昌加入张发奎部。不料，由于处理不当导致混乱，纠察队中不少人弃枪逃之夭夭，剩下的被迫缴了枪，且无处安身，贺龙毫不犹豫地收留了他们。
此外，大批从别的部队逃出来或被“遣散”出来的共产党员、进步青年以及和工人纠察队一起被解散了的农民自卫军骨干等先后编入了贺龙的部队。贺龙一如既往地全力保护着二十军里的一千多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此时，贺龙对汪精卫、唐生智之流的假左派已逐渐认识，并与其决裂。这以前，蒋介石为了拉拔贺龙，曾派参谋长朱绍良利用黔军关系，秘密来武汉，向贺龙封官许愿，说什么只要拥蒋，就委为中央委员，当江西省主席，赠送一幢地处南京的大洋楼，条件是要注意周逸群……然而贺龙对此断然拒绝。
与此相反，贺龙对中国共产党和周逸群的信任有增无减。
据当年随军苏联顾问库曼宁回忆：“贺龙决定把从蒋介石部队里赶出来的共产党员欢迎到自己部队里来，但进行得十分秘密，因为当时在武汉还没有张发奎的第四军和第十一军。这一决定如公开执行，必然过早地暴露中国共产党的计划，万一张发奎发觉了贺龙和叶挺部队里增加了共产党员，可想而知，他从武昌出发之前就要全部解除第二十军及第二十四军的武装。”
贺龙为了避开蒋介石方面的说客，经周逸群安排，于六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由英租界搬到了俄租界，住在苏联公使馆内。在这里，贺龙结识了不少中共中央的负责同志。也就是在这里，他对共产党员从思想上、政治上接近，进而发展到组织上的一致了。
七月一日，贺龙的新寓所里迎来了中共中央负责人周恩来。
贺龙对周公的屈尊过访，非常感动。据在座的贺龙堂嫂陈君兰后来回忆，他们当时主要谈论的是军事问题。
贺龙原以为，政治上，共产党员比国民党强；军事上，国民党要比共产党员强，因为共产党还没有直接掌握军队。在周恩来的启发下，贺龙认识到，军事上的优势，没有政治作主心骨是靠不住的。贺龙下决心跟共产党走。
这次会见，是贺龙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他接受中共中央领导，参加南昌起义的思想基础。贺龙后来对部下讲述他思想转变时说：“我遇到了真正的共产党员（指周恩来），他的话对促使我的思想觉悟起了决定作用。”
七月六日，汪精卫高唱东征讨蒋，秘密召集非共产党的将领开会。贺龙也在座，会上，汪精卫公然提出国共分家并要求各将领加强防范军中国共产党时，贺龙坐不住了，他当面驳斥汪精卫说：“没有共产党，没有农工援助，我们革命能够得到今天的胜利吗？我反对分家。谁要分，我就同谁干！”
这番义正词严、铿锵有力的话，弄得汪精卫的会也开不下去了，在场的将领们一哄而散。
七月八日，贺龙派出二十军的轮船将朱德和病中的湖北总工会秘书长刘少奇安全护送到九江。
七月十日，贺龙部队沿江东下。队伍走到黄石港时，汪精卫已公开叛变，与蒋介石合流，就要对共产党下毒手了。
七月十七日晚，贺龙在黄石港召开连以上的军官会议，宣布了汪精卫叛变革命的消息。会上，他着重分析了时局，指出摆在面前的路有三条：一条是把队伍解散，回老家去；一条是跟着蒋介石、汪精卫去反革命，屠杀工农弟兄；一条是跟着共产党干到底。他斩钉截铁地说：“第一条路是自杀的路，第二条路是当反革命的路，都绝不能走，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走这样的路。要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路，坚决走到底！”
第二天，贺龙率领二十军官兵，从黄石港分乘数百条木船，浩浩荡荡向九江进发。到九江后，原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专程会晤贺龙，把党内正在酝酿中的南昌举行武装暴动的计划透露给了他，试探贺龙的意见。贺龙表示热烈拥护，当场许诺：“南昌暴动，无论成功与失败，我都干！”
不久，决定举行南昌起义的计划形成了。与此同时，汪精卫发来通知，命令贺龙和叶挺上庐山“参加军事会议”。汪精卫认为贺龙、叶挺的部队战斗力强，“共产党员多，太红了”，因此准备解除他们的兵权。贺龙识破了汪精卫的机关，与叶挺、叶剑英在棠湖小划子中密商，决定不上庐山，移师南昌。
七月二十八日，党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来到二十军，通知贺龙，党中央已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征求他的意见。贺龙当即向周恩来表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周恩来代表前委，委任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与前来军部的刘伯承一起拟定起义计划，起义总指挥部和参谋团设在中华总公会。
后来，贺龙1946年在延安时回忆当时的情况：“南昌起义那时，我还不是党员，周恩来同志把指挥起义的大权交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