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就把江青、康生迫害贺龙的罪恶掩盖过去了。“
1975年6月9日是贺帅逝世六周年纪念日，党中央选择了这一天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江青又大嚷大叫，说什么“这是用死人压活人”，不准见报，不准广播，不准一切公开宣传，要尽量降低规格，甚至不让在医院中的周总理知道。
但是，周总理还是知道了，他不顾重病在身，以羸弱之躯赶到八宝山革命公墓。薛明事先知道没有通知周总理，没有料到总理会来参加仪式。她和亲属好友正在休息室等待，室外突然传来周总理的声音：“薛明在哪里？”薛明迎上前去，扑到总理怀里，总理沉痛地说：“薛明哪，我没能保住他呀！”贺龙的女儿贺晓明看到总理太悲伤，便上前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呀！”总理说：“我的日子也不长了！”休息室里一片哭声。
由于压低了规格，仪式由军委主办，原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辞。叶帅看见总理到会，计上心来，便随机把悼辞递给总理：“请总理致悼辞！”叶帅巧妙的这一招，就把军委主持的仪式变成了中央主持。江青虽然不满，却也奈何不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薛明汇报贺帅被害详情的客观条件完全成熟。于是，她写下了《向党和人民的报告》。《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贺帅被害真相大白于天下。
1980年12月6日及后来的一些日子，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薛明列席旁听。
她回忆说：“我们听到法官一声命令：带吴法宪！一阵热血涌上心头，回头一看，吴法宪垂头丧气地由法警押上来了。这个人，过去一见到贺龙，就连连点头哈腰，一副恭顺相，后来操纵着‘贺龙专案组’，手段是够毒辣的。他招供出许多罪行，真使人惊心动魄。比如说，叶群整贺龙的假材料，和他合计把我弄到边远地方，这些，我都是听了吴法宪的招供才知道的。”
1982年10月16日，党中央发出［1982］43号文件，作出了为贺龙彻底平反的决定，高度评价贺龙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肯定他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是我军的创始人之一”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指出：过去加在贺龙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辞，“完全是林彪、康生等为陷害贺龙同志而蓄意制造出来的谎言。”并对贺龙在林彪、江青一伙的诬陷迫害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气节和高尚品德”给予高度评价。宣布撤销原来中发［1974］25号文件和中发［68］71号文件，为贺龙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对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强加给贺龙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倒；同时为受贺龙冤案所株连的所有同志彻底平反，消除影响。
贺龙元帅当告慰于九泉之下！
彭德怀元帅之谜
1 吹尽狂沙始到金
——性格之迷
性格组合是人物分析的一种新兴理论。如果一个人的性格中真的存在多元组合的话，那么，彭德怀无疑可以算作最好的典型了，在他的身上，纯朴与憨厚比肩，倔强与执拗携手，大爱与大恨并行，且在每一方面都不乏深沉和执著。人们不禁要问，这种复杂而又矛盾的性格本身，于他是一种幸运，还是潜伏着的祸根？
1。1 根深蒂固的农民情结
彭德怀算不上伟人，他只是一个从穷乡僻壤走出来的不同寻常的凡人。贫穷、困苦、受欺的下层生活是他降临到这个世上之后感受最早、最深的人生体验，纯朴、善良、寡欲的下层农民是他成长过程中接触最多、感慨最强烈的众生群体。这一切，构成了他人生的起点，是他生命的根基和源头。
也许正是带着这种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和感慨，从这一起点出发，彭德怀由一个沿门乞讨的叫化子，地主家的放牛娃，受人剥削的煤矿工，旧式军队中的普通一兵，一步一步走向了红军，走向了共产党，走向了为他所熟悉和爱戴的穷人谋利益的事业，直到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将军和党政要人。
但是，在他人生的每一个过程之中，他都始终未敢忘怀他的生命之源，并不断从中汲取新的动力。他曾在《彭德怀自述》之中说过这样一段话：童、少年时期的这段贫困生活，对我是有锻炼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回忆到幼年的遭遇，鞭策自己不要腐化，不要忘记贫苦人民的生活。因此，我对幼年的生活经历，一直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的确，在这位生于农民，长于农村，从穷乡僻壤来到繁华都市的元帅的性格深处，有着极强的农民意识和摆脱不掉的农民情结。
这种农民情结的最直接的表现，便是他对下层群众真挚的厚爱和对欺压人民、剥削别人的地主阶级的刻骨仇恨。
彭德怀爱劳动群众胜过爱他自己的生命。正是从这种本能的厚爱出发少年时期的彭德怀便有了明显的杀富济民、为下层群众谋利益的思想和行动。在湘军当兵期间，彭德怀便秘密组织成立了“济贫会”，并制订了以下纲领：1。灭财主，实行耕者有其田；2。灭洋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3。发展实业，救济贫民；4。实行士兵自治，反对笞责、体罚和克扣军饷，实行财政公开。从这一章程我们可以看出，彭德怀成立“济贫会”的根本目的和出发点，是反对剥削和压迫，为下层人士谋利益，并已和国家的存亡联系到了一起。另外，从当时中国的状况来看，彭德怀成立“济贫会”时，中国正处于外有列强瓜分，内有军阀混战，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时的彭德怀还只是旧式军队中的普通一兵，并没有找到中国共产党，没有系统地接受西方的进步思想，因此，彭德怀成立“济贫会”，完全是出于朴素的阶级情感以及他所体验到的下层生活，而幼年时所积累起来的对贫苦群众的感慨和同情，无疑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
新中国成立以后，彭德怀当上了国防部长，但这种植根于性格深处的农民情结并未因职位的升迁而减弱。相反，正是出于这种对人民群众无私的厚爱，使他经常深入下层群众之中，了解他们的疾苦，为他们的不平而鸣。1958年，当他去西北考察时，一个贫农家五口人共用一条裤、合盖一条被的凄惨状况使他伤心落泪；在湖南考察时，由于急于向人民公社化过渡而造成的广大群众无处栖身的景象使他怅然神伤；在去庐山开会途中，火车站成群成群的难民更使他难过得食不下咽。他没想到，他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的劳苦群众，在革命成功后。仍然过着这种可怜的生活。这一现象促使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进行了深刻的思索，并在庐山会议上提出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虽然因此而遭到批判、之后又被罢官，但他内心无憾，他坚信自己，也相信历史会对他作出正确的评价。
“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与这种对劳苦群众的厚爱相反，彭德怀对剥削、压迫穷人的地主阶级恨得咬牙切齿。《彭德怀自述》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彭德怀在湘军当兵期间，湖南南县有个恶霸地主欧盛钦，仗着他哥哥是督军署的高级少将参议，仗势欺人，横行乡里，“无恶不作，为害群众比土匪还甚”。彭德怀得知此事后，经过一番调查，便在一个晚上化妆来到欧家，杀了欧盛钦。后来事情败露，彭德怀也被迫逃离湘军。
在彭德怀的眼里，也许可以容得沙子，却绝对容不得这种人的存在。虽然他以后曾将这一举动概括为“打抱不平的英雄主义思想”，但这一自发的举动所赖以产生的心理原因，在当时恐怕是很难用“打抱不平”几个字来概括的。
彭德怀农民情结的另一表现，便是他对农村生活本能的眷恋和向往，并能怡然自得地生活于其中，成为其中普普通通的一员。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被罢免了国防部长之职，不久，他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具体谈了他今后的打算，其中一条是：“作些社会调查，自食其力地参加一些生产劳动。”
毛泽东以其“年岁已高”为由拒绝了他。几年之后，他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下决心当一辈子农民，去外地国营农场当农民”。在这期间，他举家从中南海迁到北京西郊的吴家花园，这虽然是个小村庄，而对彭德怀来说，却如同鸟又回到了森林，鱼又回到了水中。一到这里，他便高兴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锄头一响，不愁吃穿！”其兴奋和激动之情是溢于言表的。在这里，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植树垦田，积肥种麦，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书是他的知己，村民是他的朋友。这种安然自得的生活，彭德怀一直过了六年。
寄情田园山水，借以慰藉心灵的创伤，是仕途失意的中国古代文人的普遍选择。几百年前的陶渊明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并以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诗文名句而为后世所称羡。但彭德怀的向往农村和陶渊明的皈依田园有着本质的不同：陶渊明是封建地主阶级中失意的一员，彭德怀则是苦大仇深的受压迫者中觉悟的代表；陶渊明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彭德怀则是出于生命本能的自然回归；陶渊明是归隐，彭德怀则是寻根。这是我们在谈到彭德怀农民情结时所必须强调的一点。
彭德怀的农民情结，还过多地表现在他对事物农民式的观照方式上。他缺少哲人的远见卓识和睿智洞察，而多是从本能的经验出发，凭借已有的结果来推测断定事物或人事的功过是非。这一点，也许彭德怀自己也早已有所认识，在他的《彭德怀自述》一书中有这样几段话：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几次“左”倾路线中，王明路线时间是最长的一次。它以国际主义为幌子，穿着马列主义外衣，使人更不容易看出其真面目。我对王明路线，是在一个又一个的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后才认识的。直到看到王明路线对福建的态度，我才开始把它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作了比较的认识。
所以，直到1938年秋六届六中全会时，我才明确表示反对王明路线。
我对立三路线的认识比较早些，原因有许多，对我最直接的因素是打武昌。当时如果执行打武昌这一指示，三军团有全部被消灭的危险，这是一个生与死的威胁。所以，对立三路线的冒险性，是从这样一个具体行动上认识的。这种认识是肤浅的，不深刻的。
这种通过结果认识过程的认识问题的方法，一方面影响了彭德怀的主观态度和是非取向，如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对是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还是执行王明错误路线的问题上，彭德怀的意见就比较模糊，“在会上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客观上等于支持了错误路线，因为在这样的原则分歧上只能采取拥护或反对的态度，而不能采取两可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为他后来的不幸埋下了祸根，“文革”中强加给他的“一贯反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搞独立王国”等罪名，除过人为的因素之外，恐怕也与此不无关系。
即使在对1958年的大跃进的看法上，彭德怀仍然表现出这一先天不足。农民式的直觉经验，使他对各地的“高产卫星”持有怀疑，经过实地调查之后，问题得到证实，因而他才给毛泽东同志写了那封信。但也正是这种农民式的观照方式，使他只能看到问题、而没能或者说不能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因而，这封出于他真诚地关心人民疾苦和国家命运的信，终于以“彭德怀的意见书”的面目出现并引起一场争论，最终给他带来沉重的灾难。
1。2 关羽式的忠与张飞式的直
自《三国演义》问世以来，关羽和张飞，两个性格截然相反、各具不同审美意义的艺术形象，便一代又一代地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并受到人民群众不同形式的喜爱和赞扬。
对关羽，无论上层社会还是民间，都将其视为一位半人半神的人物，曾一度出现于各地的关公神像和关公庙、便说明了这一点。而对张飞，人们则以“张飞穿针——大瞪眼”、“猛张飞”等文学形式表现出褒贬不一的评价。无疑，在世代人的心目中，关羽是忠义的化身，而张飞则是鲁莽、粗率的代名词。
然而，在彭德怀的身上，我们却分别能找到关羽和张飞的影子：既有关羽的忠，又有张飞的直，二者矛盾而又和谐地融在一起。
彭德怀的忠，具体表现在他对毛泽东同志的态度和他对他所从事的事业坚贞不移的追求上。无庸讳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彭德怀和毛泽东，两个来自同一个地方，为了同一个目标而走到一起的战友和朋友，在历次的路线斗争中有过分歧，有过冲突。毛泽东便曾说过“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的话，彭德怀自己也承认他曾在多次路线斗争中犯过错误，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有过模糊认识，“同主席关系对半开”。但这些，仅仅只能说明彭德怀对具体问题的认识上有过一个较长的过程，并不能说明他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有过怀疑和反对。而事实上，经过多次教训之后，他对毛泽东怀有更多的尊敬和敬慕，同时有溢美之词：在粉碎张国焘反党阴谋之后，他非常称赞毛泽东的做法，认为是“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典范”；在和张闻天谈到要认真学习历史时，他称赞毛泽东“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并将毛泽东同斯大林作了比较，认为斯大林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是犯有错误的。而“毛主席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析得很清楚。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
彭德怀对毛泽东的忠，不是盲从，更不是崇拜，他也反对将毛泽东神化，反对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而是在斗争中求统一，在探讨中求团结。他反对毛泽东的一些缺点，如晚年的盲目乐观和急于求成、骄傲思想和个人独断。他也反对毛泽东的一些具体做法，如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但他之所以反对毛泽东的这些具体做法，完全是在“忠”的前提下，希望革命和建设事业能搞得更好。
也许正是彭德怀这一特殊的忠，才有了他的“万言书”，有了庐山会议上的那封信，即使在林彪、江青一伙的压迫和禁闭之中，他还在给毛泽东写信，陈述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关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而他则是身陷囹圄也依旧关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应该说，在对毛泽东个人的态度上，他既有称赞，也有反对，而在对待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和建设方针上，他始终都是一个光明磊落、忠贞不二的执行者。所以，当有人攻击他“搞独立王国”、搞“军事俱乐部”时，彭德怀发火了，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
与这种关羽式的忠相比较，彭德怀身上张飞式的鲁莽和直率则表现得更为浓厚和明显。毛泽东便曾多次公开地称他为“张飞”。他爱骂人：在陕北时期，他曾在一次闲谈中对彭雪枫和张爱萍说：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喜欢骂人，你们都是挨过我骂的人，很对不起；对不同意见容易急躁发火；无论在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