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上午11时左右，叶群要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全军副军以上干部名册、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以及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的全套文件送来。
于此同时，在空军办公大楼西侧三楼南侧最西头的办公室里，一个黑会正在进行。王飞、于新野按照周宇驰的布置，研究确定“机关”南逃人员名单和行动计划。
他们先研究了总的名单，然后研究了分别随同黄、吴、李、邱上飞机的分组名单，研究了通知南逃人员的方法，去机场车辆的安排，集中地点，还确定了分别对黄、吴、李、邱的秘书和司机“做工作”的人。
在这中间，王飞叫郑兴和以“首长打靶”为名，到警卫营取手枪30支，子弹2000多发，冲锋枪2支，子弹200发，装到车上。
王飞还提出，会议结束后，他要带几个人去西郊机场，实地察看一下人员集中的地点和上飞机的位置。并计划在第二天凌晨人员集中后，由他进行简单“动员”后，由郑兴和向大家发枪。
深夜约11时40分，叶群神色紧张地把林彪的警卫秘书叫到林彪那里，她让警卫秘书先在门口等着，自己到林彪的客室里，悄声说了几句话，然后把警卫秘书叫了进去。
林彪坐在沙发里，他那张蜡白的脸变得更白了。他对警卫秘书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东西，马上就走。”
3。2 “林彪要飞，我周恩来亲自去”
在一张摆着十几部各种颜色电话机的大办公桌前，周总理正在若有所思地踱来踱去。此刻，他那两道剑眉的中心结成了一个疙瘩。
接着，周总理又接到中央办公厅负责同志转来的林立衡的报告：有一架飞机在山海关机场，是下午林立果坐着来的。
12日黄昏，毛主席刚从外地回到北京中南海。为了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周总理下令采取一系列措施。然后，周总理来到东大厅他的办公室。等他来到东大厅之后，顿时，通往各重要军事机关和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的直通线路都接通了。
周总理打电话给吴法宪：“你调飞机去山海关没有？”
“没有。”吴法宪回答。这件事他确实不知道，这是实情。
“真的没有？”总理严肃地追问一句。
吴法宪知道事情严重，连忙说：“真的没有。绝对没有。
我以脑袋担保。“
“你查一查，把情况迅速报给我。”
总理放下这个电话，又拿起通往海军的电话。因为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的一个机场，所以总理让李作鹏也查一查256号飞机是否在山海关。
隔了一会儿，李作鹏、吴法宪相继向总理回电话报告情况。李作鹏说：“下午到山海关的那架飞机，现在还在那里。”
吴法宪说：“我向胡萍查了一下，确实有一架飞机到山海关。胡萍说是改装好了试飞。我让飞回来，胡萍说飞机出了故障，飞不回来了。”
总理对吴法宪说：“那架飞机修好了，马上飞回来，但飞机上不准带任何人。”并且还指示吴法宪立即到北京西郊机场去查明情况。同时，周总理又派中央警卫局负责人杨德中去西郊机场寸步不离地“协助”吴法宪。派李德生到空军负责指挥。派纪登奎到北京军区加强指挥。
总理放下电话，觉得还不放心，又打电话告诉李作鹏，让他向山海关机场传达了一个命令：山海关机场的那架飞机要有周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
吴法宪乘车来到西郊机场候车室，他让秘书马上把胡萍找来，他从总理在电话中的口气里可以听出今天这架飞机事关重大，因此他也不敢怠慢。秘书转了两圈，没有找到胡萍。
此时，胡萍正躲在一间电话室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是驾驶256号飞机到山海关去的飞行副政委潘景寅。
潘景寅今年40多岁，此人飞行技术很有两下子，林彪、林立果几次外出都是他开的飞机。林彪、林立果欣赏他的飞行技术，认为他是“有用之才”。这么一来，潘景寅对林彪一家感恩戴德，死心塌地为这一家子服务。
胡萍紧握着话筒放低声音，对潘景寅说道：“吴司令说总理追查256号飞机，问为什么去山海关？谁同意的？看来事情闹大了。我跟吴司令讲我不知道，可能是试飞训练。吴司令问我训练为什么不回来？我说查一查。”
停了一下，胡萍又说道：“有人再查这架飞机，你就说这架飞机有点毛病暂时回不来。”他又大声追一句：“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潘景寅回答道：“我就说飞机的油泵出了一点故障，正在修理。”
放下电话，胡萍又打发一个平时亲信的副队长马上到“联合舰队”的秘密据点去，把总理追查256号飞机的情况告诉周宇驰。
干完这些事，胡萍才深深地喘了一口气，到候机室去见吴法宪。
李作鹏接到周总理让他向山海关机场传达命令的电话后，立刻敏感地想到林彪那里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联系到9月6日他通过黄永胜透露给林彪的毛主席巡视南方的谈话，他越发感到总理追查256号飞机很不寻常。他把总理的话在心里反复想了想：“……要有周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
林彪乘的飞机要经过四个人联名批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这四个人里面，林彪的行动对黄、吴、李是从来不保密的，看来四个人一起下命令，关键是要让总理批准才能放飞。
李作鹏毕竟是老奸巨猾，他的独眼一转，就想出一个坏主意。他拿起电话，要通山海关机场调度室，说道：“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周总理、黄总长、吴副司令和我的指示，以上四人，其中一人指示放飞才能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能放飞。”
周总理的命令经李作鹏这么一改，“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变成了“其中一人指示放飞才能放飞”。
11点半，周总理接到叶群打来的一个电话。叶群用一种假惺惺的亲切口气，说：“总理呀，有件事要向您报告，林彪同志想动一动。”从她那沙哑的声音里可以听出，既没有平常那种盛气凌人的腔调又显得十分紧张。
总理用一种严肃而又镇定的语气问：“他准备到哪里去？是空中动还是地面动？”
叶群吱吱唔唔，回答说：“……空中动，需要调几架飞机。”
“你们调了飞机没有？”总理问。
“还没有调，林彪同志让报告总理后再调。”
林彪、叶群他们明明私调256号飞机，为什么却说没有调飞机？这下更加证实了林立衡报告的情况。
为了不惊动他们，总理对叶群说：“今天晚上飞夜航不安全，调飞机的事儿，我和吴法宪商量一下，看看天气情况再说。”
叶群根据林彪的旨意给周总理打电话，本来想试探情况，稳住总理。可是，总理机智的问话，不但使叶群露了马脚，更加引起总理的警惕，而且使林彪、叶群心中更加没底，更加恐慌了。
放下电话，总理想了一下，马上又命令吴法宪：“立即准备两架飞机，如果林彪要起飞，我到山海关机场去拦他。”
3。3 山海关枪声
20多名被从被窝里叫起来的战士，刚刚排成一队。他们弄不清要执行什么“紧急任务”，个个都还背着背包。
公路上，一辆吉普车正在疾驰。车里坐的是警卫副队长，他奉命到山海关机场去控制住飞机。
车库里，一辆大卡车，几辆吉普车正在发动。人们的喊叫声，枪栓的撞击声，汽车的马达声，在夜空中汇合在一起，使这个平日静寂的疗养地，出现了一种临战的气氛。
正在这时，一辆红旗轿车亮着白晃晃的前灯向58楼前的公路开来。车里坐的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和警卫秘书。林彪一上车，就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要飞多长时间？”
林立果回答：“不远，很快就到了。”
红旗轿车就要通过58号楼了，警卫大队长等人冲上公路，挥着手臂，高喊道：“停车！停车！”
汽车里，林立果拿着手枪对准司机的后背，叶群发疯似地喊着：“冲！冲！”汽车加快速度，鸣着喇叭，从人们身旁像一阵狂风似地冲了过去。
突然，坐在车里前排座上的警卫秘书喊了一声：“停车！”
这个秘书，跟随林彪十多年，深得信任，所有车里人都没吭气。汽车急剧停稳，他已经跳下了车。
叶群杀气腾腾地问：“你想干什么？”
这个警卫秘书说：“当叛徒，我不干！”然后，他转身向58号楼边跑边喊：“来人哪！”汽车里向他开枪，击中了他左臂。他和追赶上来的人向汽车连开几枪，可是这辆高级防弹汽车，手枪子弹根本打不透，只在防弹玻璃上留下了几个白印。
林彪轿车发疯似地冲上了公路。车速高达每小时120公里。把尾随它的卡车、吉普车都远远抛在了后面。
但是，在接近山海关机场时，它被先派出去的那辆吉普车压住了。无论它怎么鸣喇叭，吉普车就是不让它超车。这样拖了几公里，前面已经可以看见机场的大铁门了。
前方，要横穿二股铁路线。这时正巧有一列火车要通过。
看道工人亮起红灯，标志杆正在徐徐下落。吉普车一个急刹车停住了，红旗轿车却一打车头，超过吉普车从标志杆下冲了过去，急驰的火车险些撞在它的车尾上。
13日零点18分，红旗轿车冲进山海关机场。一辆油罐车正在给256号飞机加油。汽车开到飞机的旁边，车还没停稳，林立果穿着白衬衣，拿着手枪，从右车门下来，十分慌张地大声喊着：“快！快！快！飞机马上起飞！有人要暗害林副主席，要保卫林副主席！”
紧接着林彪、叶群从车右门下车，跑步直奔飞机。他们顾不得等客梯开来，沿着机组用的小梯子往上爬。叶群打头，林彪在后。叶群一边往上爬一边急促地喊着：“快！快！快！飞机赶快发动！油车赶快离开！”
林立果一手挥舞着手枪，一手抓住梯子，一边往上爬一边高声喊：“快把机场大门关上！后面有追兵，有人要暗害林副主席！”
上了256号飞机，连放在红旗轿车上的手提包、文件都没有顾上拿。没有等机组人员上全，连领航员、通讯员都没有上去，跑道灯也没有打开，飞机就开始发动了。
机场领导目睹这些情景，觉得十分反常，立刻派一辆油罐车到滑行道上拦住飞机。同时，机场领导马上给李作鹏打电话，明确问他：“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回答说：“可以直接报告周总理。”
过去，山海关机场从来没有直接请示过周总理。当时飞机已经发动，怎么来得及报告周总理呢？这一点难道他李作鹏不清楚吗？
零点23分、256号飞机加大油门，在一片漆黑中向跑道滑行。这时，8341部队的追兵赶到机场。机场的灯光全部被关闭了。
“叭”、“叭”几声清脆枪声回响在漆黑的夜空。
4 “九·一三”事件之谜
在生死存亡之际，他们感到恐惧？抑或被仇恨啃啮着？他们有过什么样的求生挣扎与濒死举措？假如他们侥幸逃脱上天的惩罚，那么世界会因此增添几多阴谋，几多悲惨？但是，“绝妙”的死亡使得这一切荡然无存……
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许，林彪叛逃所乘的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草原坠毁，林彪落得个折戟沉沙，遣臭万年的下场。
外电称这是“中国政治之谜”，围绕这一重大事件，制造了诸多耸人听闻的传闻。
当时，中蒙关系正在改善，双方重新互派大使，中国新出任蒙古大使许文益到任刚刚20天，便碰上了这个震惊中外的事件。
4。1 蒙方提出口头抗议
1971年9月14日上午8时，蒙古外交部突然打来电话通知：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要求8时30分会见中方大使。中方使馆人员立刻预感到发生了意外事件。
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已在他宽敞明亮的办公室等候。沙发前的长茶几上摆放着糖果、点心和烟茶，似为欢迎新大使的拜会。额尔敦比列格寒暄几句，对尚未正式拜会就仓促约见表示歉意。
接着，话题一转，他说：“我今天受政府委托，通知如下事情：13日凌晨2时左右，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喷气机失事。”
额尔敦比列格接下来通报了详细情况。那架飞机是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乘员共九人，其中有一名妇女，不幸全部遇难。额尔敦比列格对于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国领土之事，代表蒙国政府提出口头抗议。
额尔敦比列格又通报说，中国飞机失事，乘员全部死亡。
现在天气还比较热，尸体需要按照某种方式予以处理。他又加重语气强调，以此为例，可以认为中国军用飞机是侵犯了蒙国国境。蒙古有关部门正在继续进行调查，蒙方保留就此事再次进行正式交涉的权利。
中方大使听罢，立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首先感谢蒙方通知这件事。他说：“正当中蒙两国关系刚刚开始正常化的时候，我国飞机由于某种原因在蒙古领土上失事，这当然很遗憾。”接着，大使又以提问的语气说：“但我不知道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蒙古方面对飞机采取什么措施？”“出于友好的考虑，请蒙古方面帮助了解，我国飞机因为什么原因误入蒙古境内？”
中国大使是确表示：“对于副部长提出的口头抗议，在我未全部弄清楚和了解事实真相以前不能接受。但我可以把此事转告我国政府。”
“我们可以派人去出事地点看看吗？”中方大使问道。
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并未直截回答，他解释说飞机失事近两天，但只发现九名乘员和尸体，当时没有一个人活着。然后话题一转，他反问道：“大使提出，大使馆是否可以派人去的问题，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你们正式提出派人去看的要求？”
“可以这样理解。”中方大使道。
副外长当即表示：“我们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相信中方能在近期作出答复。”
在中方大使告辞的时候，额尔敦比列格说：“希望中方使馆尽快通知派什么人去、何时动身。”
4。2 启用专线电话
中方大使回到使馆已是9时30分。大家听后都感到事态突然，有些迷惘。大使指出事态的严重性，要求大家沉着镇静，注意保密，当务之急是向国内报告情况，听候国内指示。
大家各自散去，办理有关事宜。
但是，负责机要工作的同志神色不安地报告说，蒙古电报局称，由于线路情况不好，电报不能及时发生，最快也得四个小时以后。当时使馆未设电台，发电报只能经蒙古电报局。
众人心急如焚。
这时，大使忽然想起使馆有一部直通北京的专线电话，已封闭两年多，如能启用，岂不可解燃眉之急？
这种专线电话是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友好时，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架设的，是一种可以直通的高频电话。北京和乌兰巴托之间也顺便安装了这种电话。后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蒙关系变冷，专线电话也随之停用。当时也想到，启用这种专线电话是要担风险的。但事不宜迟，需要当机立断。
大使决定开封启用，有关同志立即行动起来，从库房里拿出一大串钥匙，一把一把地试着开，大概花了半个小时，北京电话台才叫通。但北京台托词外交部的机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