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华侨的工作态度：认真、吃苦耐劳、胆大心细，技术全面；但有部分人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放弃国外舒适的生活回来吃苦，有时还会漠视他们，但华侨都非常的团结。他说：“我特别地敬佩他们，因华侨是滇缅路上的运输主力军，他们特别英勇顽强。”华侨先锋队是由机工中最优秀的人才组成的，牺牲也是最多的。
……
日军早就对滇缅路的运输虎视眈眈，想方设法要扼住这军需咽喉，使抗战窒息。
“……断我赖以生存之滇缅路，我后方军民则无异困守孤城，坐以待毙……”⑤
7月18日，英日签署协定，滇缅公路被迫关闭。前线军需告急！
炮弹、枪支、燃油、药品、汽配、钢材等，尚在仰光待运。国民政府仅有的十余架运输机及兵工厂，因燃料缺乏，被迫停飞、停工。
“血线”不能及时输血，国内抗战乏力。
南侨机工眼睁睁地看着滇缅路运输停滞，心急如焚！
9月26日，日军攻占越南海防；10月7日，日军空军进驻河内，英政府在东方的殖民地受到威胁。
10月18日，被英政府关闭三个月的滇缅公路重新开放，南侨机工立即投入到更为艰巨的运输任务之中。
心路漫漫（4）
是日，日本侵略军首次空袭功果桥。
不但道路充满艰难险阻；还要躲避敌机的狂轰滥炸，滇缅路上的运输险象环生。
11月，父亲从下关调缅甸腊戍修理厂，在那里抢修从腊戍待发的车辆。整整一年，滇缅路上的运输高峰持续不断。
“……南侨机工以每日输入军需物资达300吨以上……”⑥
1941年年底，世界战局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英等国结为同盟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面对日军的猖獗，盟军深感中国战区的重要性。在中国战区，中国军民牵制住了日军上百万。而要制服这上百万的日军，滇缅公路的运输决定着战争的胜负。
难怪后人在对滇缅公路的考查中，发出感叹：“无法想象，没有滇缅公路，中国抗战的历史将会如何书写！”
随着日军铁蹄的步步逼近，缅甸局势岌岌可危。12月初，父亲他们受命从缅甸腊戍撤离回国，派到西南运输处设在昆明黑林铺的汽车修理总厂服务。不久，父亲调往距昆明七公里的美国陆军（SOS）第十修理厂做电工。
1942年初，中国军队出征缅甸。远征军跨出国门，赴缅作战。
滇缅路承载的使命更重了。
南侨机工不仅要抢运抗战物资，又担负起从滇缅路送走一批批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任务。
在缅甸坚守到最后撤退的人员，奉命对屯积在腊戍、八莫的仓储物资实施爆破。王文松是留守到最后的人员之一，在八莫军事运输事务所撤退时，负责破坏各仓库。档案记载负责这项破坏工作的人员名单如下：
所长：赵廷珍；监察科科长：黄得望；运输科科长：庄汉良；第三大队大队长：雷震阳；驻修队技师：王文松；美技术员：FANDEL；等 （云南省档案馆54…12…193） 。
1942年5月3日下午，驻缅甸八莫军事运输事务所突然电报不通，两小时后接命开始撤退。军运所全体人员随中缅运输局汽车运输队华侨第三大队官兵步行撤退，从八莫经密支那至中国保山。
其所长赵廷珍在回国后的辞呈中写道：“由八莫步行撤退时，目睹各机构撤退毫不畏惧，反振作精神，努力工作，无一人旷职。本所自翊此种精神可与前方执枪战士媲美。自踏上征程，栉风沐雨、饥寒交迫，半途又遇敌人阻截，连晚绕道，生死置之度外，饮痛忍受，毫无怨言……”（云南省档案馆54…12…193）。
中国远征军在缅作战失利。日军越过国门，沿着滇缅路向前推进。
1942年5月5日，眼看日军先遣队已到达滇缅路咽喉——惠通桥，中国军队果断引爆炸药，惠通桥被炸。日军被紧紧地锁在怒江西岸，日军的铁蹄在这里画上句号。两军隔江对峙。
滇缅路运输中断后，南侨机工遭当局遣散。他们报国无门，回归无路，多数南侨机工无以为业。由于言语不通，举目无亲，部分南侨机工流落街头，甚至冻死、饿死。
南侨机工只有自助了！
海南籍机工黄守琛，第三批回国，任华侨先锋第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在昆明西站空军招待所谋到经理一职，当即召集了近百名南侨机工（其中有30多名海南籍机工）到招待所就职，以解决他们的吃饭和住宿问题……
此时，父亲就职于昆明东站美国陆军第十修理厂。
1942年秋，美空军十四航空队开辟了在当时航空史上被视为禁区的喜马拉雅山脉和缅甸茂密丛林上空的一条空中航线，即有名的“驼峰”航线。其航线是在滇缅公路运输中断后开辟的空中运输线，驾机飞越“驼峰”的是美国陈纳德将军所率领的神勇的飞虎队。
刚从滇缅路上退下来的南侨机工，先后有两批（每批50人左右）被盟军征募到印度汀江机场，承担飞虎队的地面运输工作。
同为海南籍的机工罗杰在赴印度之前，父亲用钢材精心地制作了一枚精美印章送与罗杰。罗杰临行前担心带去遗失，十分不舍地交其叔叔罗开瑚保存。
与罗杰同行的海南籍机工林明月病故于印度汀江机场。
飞虎队员从极其惊险的“驼峰”航线频繁飞越，所运战争物资也倾注着南侨机工的一份血汗。
……
2006年11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被称为“飞虎月亮花”的世纪老人黄欢笑家中，我有幸认识了曾任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翻译的美籍华人黄永裘先生。黄先生1942年就读于西南联大译训班，后入陈纳德驼峰飞虎队当翻译，随美军在云南驿机场工作了两年多。
一件当年美国飞虎队员所穿的飞行服，把南侨机工王亚六和黄永裘先生一起带回六十多年前那段相同经历的回忆中。王亚六说，那时候云南驿机场很大，从印度汀江机场起飞的“驼峰飞虎队”飞机所运物资全都空运到云南驿机场；在那里服务的南侨机工，几乎都是与身着这种飞行服的美军飞行员一起忙于当时的军事运输。飞行服背面印有：“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字样。
可见，云南当时已是国际反法西斯战场之一。
……
另有一部分南侨机工赴印度兰姆伽加入中国远征军新一军孙立人部队的炮兵旅运送弹药。在这之中，有海南籍的机工陈邦兴、王云峰、庄镜波、谢川周等。
心路漫漫（5）
昆明南郊的巫家坝机场，是陈纳德总部的所在地。1943年中旬起，父亲凭着在远洋轮上所学到的西点制作的厨艺，分别在巫家坝美空军招待所、云南驿美空军招待所制作西点。西点的美味使不少美军士兵认识了父亲这名“厨师”。在保山华美餐厅，父亲看到美军军官酒后殴打士兵，父亲曾作为证人飞抵印度，在美军的军事法庭上为被殴士兵出庭作证。
南侨机工没有辜负南洋父老的嘱托，坚持到抗战胜利。
一千八百多名南侨机工永远地沉睡在滇缅路上。
“可以说，我们南侨机工回国抗战，没有一个人当逃兵，也没有一个人给南洋华侨丢脸！”
这是如今健在的几位老机工在回首那段往事时发出的感言！
1945年，抗战胜利了。幸存的南侨机工自发地组织成立“华侨互组会”，向国民政府提出请求，要求复员。
若干年后，我在查阅南侨机工档案时，无意间触摸到那段历史。沉寂已久的历史档案让我走近和了解华侨，认识了南侨机工团结互助、亲切温暖的“华侨互助会”。
华侨互助会，于1943年9月发起，1944年1月成立。
1942年5月，惠通桥被炸，滇缅公路运输中断。之后，大部分南侨机工无以为业。他们谋生无方，流离失所，浪迹街头，急待救济。热心于侨胞事业的南侨机工及侨胞白清泉、侯西反、胡春玉等，发起为难侨施赠医药。同年12月，又酝酿成立华侨互助会，并呈请备案。1944年1月21日，华侨互助会在昆明南强街福建会馆成立，分九批从南洋归来的机工们在昆明有了“家”。
在华侨互助会1944年的工作总结中，这样写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各地相继失守。滇缅路中断，侨工陆续失业，流落街头，无人垂顾，侨童无书可读。本会旨在于为华侨和侨工解决困难，热心侨胞展开侨之收容训练。并提出：‘侨应自谋力更生，以侨救侨’”（云南省档案馆44…2…314）。
由此可见，华侨互助会完全是根据当时南侨机工的生存状态，由归侨自发组织的自救、互助团体。
华侨互助会在筹集到救济资金后，用途如下：
1、聘请昆明惠滇医院的陈永祥、周文辉两名医师为生病的侨工义务诊疗；
2、会内设疗养室，由专人照顾病侨的起居饮食；
3、会内设收容所，收容失业侨胞，介绍职业。
设在昆明黄土坡观音寺的南侨机工收容所，人数是逐天增加。华侨互助会还制定出训练概要：
1、智能训练：政治、军事、技术；
2、精神训练：讨论抗战、批评与自我批评；
3、劳动服务：每日一小时；
4、课外娱乐：南洋音乐演唱或演奏（云南省档案馆44…2…314）。
真是巧合，1984年我从学校毕业后，来到了昆明市儿童医院工作。在多年后，当我整理南侨机工史料时，方知昆明市儿童医院的前身就是与南侨机工有一定历史渊源的惠滇医院。难怪父亲在生前谈及我的工作时，老是重复念叨着一句话：“惠滇医院！”我当时是莫名其妙，叹他病糊涂了！
……
在海外华侨呼吁下，在联合国远东国际难民组织的帮助下，经华侨互助会造册登记、核实，国民政府开始安排南侨机工分批复员。
父亲在办理复员登记时就职于空军第五军粮所。军粮所设在昆明柳坝。该所纪律严明，不允许随便外出、请假。在他复员登记表中清楚地写着，回归地——新加坡。毕竟，南洋是他的第二故乡。所发临时护照号码为473201（云南省档案馆92…2…146）。
1947年9月12日，父亲奉命出发在渝蓉线驾车运输物资，错过了大批机工启程复员的时刻。翌年2月5日回昆后，他曾向云南省侨务委员会提交申请，要求延期他的护照。在1948年8月1日，由华侨委员会、云南侨务处刊出的《侨讯》第十六期中，登载了包括父亲在内的留昆81名机工复员名单，要求他们即日内乘机飞抵广州，转香港乘轮出境。而此时，父亲却再次受命出差，在送车到南京的途中，回昆明已是1949年2月初（云南省档案馆92…2…152…8）。
1949年2月19日上午，云南省侨务委员会向空军第五军粮所供应中队发文一份，“希尽可能准予暂缓调遣陈昭藻、林熙庾等，以便等待联合国国际难民组织广州办事处来人核办处理”。
空军第五军粮所回函：
侨委会云南侨务处：
（1）侨务字第0049大函收悉；
（2）查该库不隶属本队，所请未便照办；
（3）请呈向军粮股洽办。
昆明巫家坝空军供应中队中队长：蒋方锦（云南省档案馆92…3…8…33）。
但是，父亲已经再也没有复员的时机了。
次月，该军粮所郝绍连所长对父亲在内的三名南侨机工说，已没有机会再返新加坡了，要派遣他们随部队前往台湾。
或许是出于对未来社会的憧憬与向往，父亲选择留在大陆。
他辞职离开空军第五军粮所，开始了新的生活。
父亲、母亲
留在大陆昆明后，父亲与母亲相识了。
1949年底，伴随着共和国诞生的欢呼声，父亲、母亲开始了他们的婚姻旅途。父亲、母亲年龄相差整整三十岁。
心路漫漫（6）
母亲幼年丧母。过早地失去了母爱，在她的内心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她的一生都不善于言笑。在她那过于严谨的神态下，蕴藏着女性的善良、淳朴。
20世纪50年代初，父亲就职于昆明裕成商行。“新社会，要有新知识！”父亲送母亲到文化夜校学习。
“你父亲送给我一支派克笔，上课的时候拿出来，班上好多同学都羡慕。”每当掏出藏在母亲心底的那一份回忆，她的脸上就会闪烁起一种难以捉摸的微笑。那是我们平时很难捕捉到的。
“你父亲身材魁梧，身子特别直。休息天他就穿西装系领带，头发还打上发油，走出去，有点与众不同。”
不知母亲特别爱整洁的习惯是否是从她的婚姻开始。
母亲先后生育了姐姐、我和弟弟三人。
1952年，父亲无职在家。当时的生活来源，主要靠新加坡姑母寄过来的侨汇。华侨事务处派人来家，问是否需要救济。父亲说不想白拿国家一分钱，需要的是一份工作，在任何地区做任何工作都行。
于是，经华侨事务处介绍，父亲来到云南垦殖局蒙自分局做驾驶工作。同年10月，由于工作的需要，父亲连人带车调往森林工业局开远分局，往返于林区运送木材。
父亲在祖国大跃进时期，工作干得不分昼夜。
“我们南侨机工，不管是在国家民族争独立时期，还是在国家百废待兴的建设时期，都是为国家付之心血的。”这是我在对尚健在的老机工王亚六访谈时，他的肺腑之言。
在父亲的档案中，记录有他的诸多荣耀：1956年参加森林工业局先进生产者会议，得奖章一枚；获物质奖励六次（胸前印有奖字的纯棉内衣）；1958年到1959年，分别获得安全行车十万公里以上和先进生产者的奖状各一张。
工作单位欲送父亲去疗养，父亲说：“我身体好好的，怎么去浪费国家的钱？”
对那几张无任何装裱的奖状，父亲收藏如宝，直到“文革”中才被撕毁；而那几件印有“奖”字的纯棉内衣，则一直紧紧地陪伴着他的身体，直到临终随父亲化作了一缕轻烟……
那个“奖”字，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我的童年是在多彩的记忆中度过的。
由于父亲常年在林区工作，很难有机会回家。在我4岁以前，我见不到父亲的音容笑貌。于是，大我十岁的姐姐背上我，从昆明乘上火车，沿途又几次站在路边招手搭车，终于到达罗平的林业局车队。
父亲看到我们姐妹俩，顿时惊喜得发呆了！
“你们怎么来的？”
“只要看到写有‘林业’字样的车，我就招手！”姐姐大声地说。
“我告知他们您的名字，他们都说：‘知道，老华侨！’”
着一身劳动布工作服的父亲，从此，留在了我幼年模糊的记忆中。
之后，父亲调到昆明近郊工作。
休息天，父亲偶尔带我们到南屏街当时昆明少有的咖啡店喝咖啡。那一刻，我总是高兴得跟着父亲一路走、一路跳。一次，邻桌的人看着我和父亲的样子，对我说：“小姑娘，你的爷爷真好！”顿时，我的心沉了下去。以后，再也不愿跟随父亲一同上街了。
20世纪60年代后期，父亲被隔离审查了。母亲被迫带着弟弟随时代的潮流下放到了农村。
又要离别。临行前，父亲对母亲说：“凤英，你带着孩子先去吧！我虽然年纪大了，还挖得了地。等我回单位接受完审查，就到农村来，你不要嫌弃我！”“相信我，我不是特务……”
每当母亲回想起父亲的这番话语，她总会鼻子发酸。
我们一家开始了分居三地的生活。父亲回单位接受审查。他的审查一直延续到1973年1月。
母亲带着弟弟在农村起早贪黑地干活，全年所挣工分收入只能维持基本口粮。母亲吃苦耐劳的本领扶持着整个家庭生活。
1975年，在农村的母亲得以落实政策返城了。
次年，父亲退休了。但他还到离家很远的汽修厂工作。每天早晚两次赶公交车，有时被挤得摔倒在地，或是手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