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在农村的母亲得以落实政策返城了。
次年，父亲退休了。但他还到离家很远的汽修厂工作。每天早晚两次赶公交车，有时被挤得摔倒在地，或是手被车门夹破，但他回家从未有过一声叹息，还哼着他的家乡小调找家务事做……
读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红岩》等革命小说成长的我，最大的向往就是申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我接受多次的家庭出身审查和团组织对我的考验。看着和我一起写入团申请书的同学已经成为一名共青团团员，那一刻，我恨透了父亲。是他影响了我，影响了我的进步，影响了我对组织的渴望……
可生活中，父亲在养育着我。再苦再累，他都默默承受。
每当家里炖汤煮肉，母亲总要把我和弟弟拉到一边悄悄交待：“你父亲年纪大了，让他多吃一点，你们年轻，有的是机会。”
在困难时期，父亲总是抢着吃玉米饭，母亲很无奈。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年过八旬的父亲再也累不动了，躺倒在病床上。
在医院的三个月中，不知何故，医生查房或来人探望，父亲讲的全是海南话。医生用问询的目光回头看我，我学会了简单的海南话。
回家养病的父亲基本不能下楼了。
心路漫漫（7）
那天清晨，母亲焦急地打来电话，说父亲不见了！
我连忙赶到家里，母亲告诉我说，她出去取牛奶，回来就不见了病床上的父亲。实在想不到，久病的父亲居然能走动，而且还下了六楼，不见了！
晨风中；我与母亲四处奔寻。终于在昆明的翠湖公园湖畔，看到了伫立在湖边的父亲。一根拐杖支撑着他瘦弱的身躯，纹丝不动！
“你！你来这里干嘛？”喘息不已的母亲急忙搀扶着父亲。
“我，我想回海南岛！到新加坡！看‘天和堂’！”
听着父亲一字一句地从嘴里蹦出来的这些想法，我和母亲感到非常的惊异。
“好，等你病好了，就回海南岛、到新加坡。”我和母亲劝慰着父亲，慢慢地把他扶回了家。
从此，再未下楼的父亲一直躺在床上深深地惦念着他的家乡，他的第二故乡——直到病故。
父亲走了，留下一张行军床、一只美国军用水壶、一本华侨登记证。
心路漫漫
人们经历过的种种事情，时间久了便沉淀为许多记忆。有些记忆是需要拿出来回放的，并细细回味。酸的变甜，甜的发酸。
人生需要有回忆！
在我幼年的记忆中，幼稚园的老师特别偏爱我。我的衣裙在当时穿的总是与别的小朋友不同，色彩鲜艳，款式独特。印象最深的是一条紫红色的连衣裤，开口在左肩上有一排纽扣，每次方便，都需老师帮忙。此时，老师就说：“看你这衣着，就知你家与众不同！”
回到家，我问母亲，母亲告诉我：“你穿的衣裙是你新加坡大伯母寄来的，当然就与别人的不一样喽！”
“新加坡在什么地方？”
“听说在南洋，很远很远。”
母亲把她所知的点滴向我输入。若干年后，我从父亲一些往来的信件中得知，新加坡的伯母一直盼着父亲回去，因伯父在新加坡沦陷后不久生病去世，父亲和伯父与两个海南同乡共同投资开办的“天和堂药店”需父亲回去照料。但父亲在两次机工复员时都因被派工作，没有赶上再返新加坡。后来伯母曾来信说，若父亲实在回不去，送一孩子回新加坡也行（伯母身边没有孩子），父亲没有把身边的孩子送过去。新加坡“天和堂药店”的股份和经营全留给了伯母。
……
我的家庭的确与别人的有点不一样。尤其是和我同龄人的父亲相比，我的父亲是一位老人，我出生时父亲已62岁。在我家居住的四合院里，邻居们都亲切地称他为“陈爷爷”。
我家居住的四合院里，共住着五户人家。楼上两户、楼下三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位双足被缠成三寸金莲的彭奶奶。她随时穿一身整洁的对襟衣服，说话总是很温和。据说，彭奶奶是个大家闺秀，受过良好教育。她能读书、写字、知书达理，很受人们的尊重。
那年我七岁，在我刚步入校门不久，不明白一家人怎会各居一方。母亲带着弟弟下放到了农村，父亲被隔离审查。
独居的我经常得到彭奶奶的照顾，冷暖、温饱她都会过问。夜晚我关门入睡，用被子把自己的身子从头到脚裹得严严的，即使裹得全身冒汗也不松开被。童年对黑暗的恐惧，使我总想一直亮着灯。迷迷糊糊中，就会听到彭奶奶轻轻的声音：“睡了吧？关灯！”
这位老人几乎每晚都在我入睡后，才去休息。
黑暗中，进入了我童年的梦乡。
清晨，又是在她温和的喊声中，我起床上学。
年少时期孤独的我，期盼成了我生活的主题。盼着哪天放学回家，门上的锁不再挂着。
呵！家里有人。一种快感从心间流过。母亲、父亲终于能分别不定期地回家来了。
母亲回来，打扫卫生、清洗被褥、千叮万嘱，又赶车回农村了；父亲回来，做好够我吃几天的饭菜，陪着我吃一顿饱饭又回单位了。
快乐时光总是那样的短暂，只在指间停留片刻，就匆匆溜走。
假期，我到农村找母亲和弟弟。做完田间的农活，回到家里我把在学校里学到的歌曲大声地唱出，弟弟也跟着唱，而且唱得非常卖力，母亲开心地笑了。歌声、笑声飞出了那村庄里简洁的房舍……
中秋节，四合院里的两家人早早地就邀我晚上到他们家过节。我选择了到楼上的王奶奶家。他们老两口及两个孩子加上我，围着一张圆桌对着门外的月光，开始过节。桌上摆满食品，月饼、什糖、水果、板栗……我不明白，为何要在这一天晚上，家人聚在一起对着月光尽兴地说笑，美美地饱餐。主人一家对我热情，不分里外。我不时地左右转身接着两边送过来的食物，听着他们一家人不紧不慢地聊着家常以及楼下彭奶奶的那个大家庭中传出来的欢笑声。此刻，我丝毫感觉不到过节有什么好处！
透过楼道的那一扇窗，我盯着月亮狠狠地看。为何月要圆！月圆人团圆？不明白，真的不明白！
父亲、母亲，月光下，您们身处何方？
那晚，我睡在床上没有开灯。屋子里洒进了洁白的月光，温馨、明亮。她默默地注视着我，似乎轻轻地对我呢喃：“睡吧，我会陪在你身旁。”那月光温柔地拥着我渐入梦乡。
哦！大自然是美的！
心路漫漫（8）
想念父亲，我搭车到了地处郊区的父亲所在工厂。经人指引，我找到了一幢已很破旧的楼房。那楼内是一内走廊，若无灯光，漆黑一团。顺着楼道右边走到底，在最后一间，我敲开了门。果然是父亲！一套洗得发白还打了补丁的劳动布工作服穿在身上，罩在里边的依然是那件很旧的印有“奖”字的纯棉内衣；几根花白的头发有点零乱，曾经圆润的面廓似乎一下子拉长了、还布有皱纹；扶着门框显得粗糙的双手还留有未褪尽的工作时的气味，一双脚套在同样是洗得发白的劳动球鞋里。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浑身散发着劳动气息。
这就是父亲，我打心眼里不希望的父亲的形象，可他地地道道的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看到我，眼光有些散乱。愣了片刻，急忙拉我进屋。
“以后可不许乱跑，不安全。”
屋里除了一张床、两个小凳子、一个保温瓶，几乎没有更多物件。还没吃午饭，父亲用一个小煤油炉煮面条，我到另一房间去接水。那里积满污水，走到水龙头前，要从一块块垫高的砖头上走过。提着满满的一桶水，小心翼翼地走出来，一个念头在我心中一闪：年过七旬的父亲每天这样用水，万一跌倒怎么办？我心一慌，天哪！赶紧把这念头止住，不敢再往下想。
饭毕，父亲催促我快回家，因下午开会他要向群众交待他的历史问题。我想，他是不想让我看见他低着头的形象！
去看父亲，就吃了一碗酱油面，还带回一份心酸。
小学四年级，母亲生病住医院。做完手术，父亲送来鸡汤。我到医院门口接过父亲熬好的鸡汤。他询问了母亲的病况，待我转身要走，“宝玉”，父亲叫着我小名，我回过头，看到父亲即将要迈出的右脚又慢慢地放回了原地，他欲言又止的样子使我感到困惑。“没什么”，他费力地摆摆手，“让你母亲好好休养。”但我从他的目光里看到了焦虑、期盼和无奈。父亲原地不动地目送我走向母亲所在的病房。
那时我不明白，父亲为何不上病房看望母亲。
“你爸爸呢？”
“还在医院门口。”
母亲捧着手中的鸡汤发了一阵呆，才低头慢慢咽下。
小学毕业，班主任通知每位同学交户口册按户籍分中学。我急得坐卧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我的户口在农村！
当年报名入学后不久，全家下放，我的户口随母亲一起下放到了农村。弟弟随户口所在地报名入学。他的小学和当地农村孩子一样，几乎在田间完成，农忙完了才进教室学会几个简单汉字。而我侥幸坐在昆明的学堂，但还是“黑人黑户”地出入学堂。
怎么办？“愁”上了心头！
傍晚，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学校找到班主任，艰难地吐出了真相。
她沉默片刻说：“我明白了。”
我顺利地跨入了中学。
读书期间，我最怕的是开家长座谈会。同学的父亲不是穿军装就是四个吊袋的中山装，且个个年富力强。我曾闭着眼睛梦想：如果父亲穿军装、如果父亲穿中山装——但睁开眼睛，活生生的父亲却永远总是着劳动布工作服的老人形象。
唉！父亲，年轻时你的精力投在何方？
初中时，一家人团聚了，但父亲也退休了。为了供我们姐弟读书，他不顾年迈体弱，早出晚归，仍然出去工作，每月多挣四十元钱以补贴家用。每天清晨，父亲早早就出门。目送着他微驼的背影渐渐远去，我的心也有点驼了。
记得有一次，我患急性肠炎住进医院急诊室。母亲上班，我只好让小伙伴陪我输液。忽然病房门口出现了一个十分熟悉的身影——是父亲。他站在病房门口默默地看着我。面对旁人，我无力地叫了一声“爸爸”，把头转了过去。从他注视我的眼神里，我感到了父亲的关怀！他在病房门口足足站了几分钟，而我感到这几分钟的时间是如此的漫长。我希望他赶快离去！父亲看着我没有多大问题，才转身慢慢离开。看着他步履蹒跚的背影，我的泪水随之溢出了眼眶……
我好渴望父爱！可父亲能给我感受到的只是一种沉重、忧郁，无言的关爱。哦！苍老的父亲，对周围、对同学、对社会，我真希望您的背是直的，而不是微驼的老人形象！那种心境，是旁人无法体会的！
在我家居住的四合院里，茶余饭后，邻居们都喜欢聚在一起听父亲讲他的经历，他的所见所闻。在他昆明方言夹杂着很浓的海南方言中，父亲讲得绘声绘色，邻居们听得津津有味。偶尔，还能听到父亲闭着眼睛陶醉地哼出地道的琼腔琼调来……
也就在他与邻居们乐此不疲的讲述中，我不经意地听到了“南侨机工”、“滇缅公路”这些陌生的称谓。
仿佛，它们是那样的遥远。
那时，常看到来家里坐的那几个叔叔，他们说着与父亲相同的口音，见面都称呼父亲一声“伯爹藻”。他们在一起快言快语地谈笑风生，其乐融融。我左顾右盼地想听个明白，却似懂非懂。尤其是看到他们每当聚在一起时必定要喝咖啡，喝一口总是那样的陶醉！那咖啡的香浓，似乎也只有他们知道。
谈到往事，几个人更是言语不断，激动得挥手比划。
看似平凡，却另有别味的几个“异乡人”！
心路漫漫（9）
许多年以后，我曾问翁老：“您们以前为何不相聚？”
翁老笑着说：“五十年代，我们要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忙于祖国的大跃进；六十年代我们这些身份特别的人不能随便走动，身不由己；七十年代后期，抑闷的空气有了一点流动，那份蓄积已久的情感在慢慢蓄发，我们都在相互寻找啊！”
是乡音、乡情、乡恋聚集了他们？
他们人生的脚步如何停落于红土高原？
时间似乎在这里凝结！
父亲的衣着终于有了改变。
多年来，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身上穿的都是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作服。他对母亲说：“以后我老不在了，你仍旧让我穿着工作服去吧！穿新衣服，烧了太浪费！”母亲不忍，硬是把她做裁缝的哥哥叫来给父亲缝制了一套纯棉布的银灰色中山装。
那天，父亲很认真地穿上那套衣服出门了。
晚上回来，他高兴地哼起了海南家乡小调。
几天后，父亲拿回一张照片——“抗日时期回国侨工服务团留昆同仁集会”。
“他复员回马来亚，又来看我们来了。和我一批回国的。”
父亲指着照片里名叫陈安的人兴奋地说着。
看着照片中“战友”一词，我对父亲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战友”是那样的崇高、亲切！
一直以来，我对父亲一直有一种难言的忧伤和自卑。
“他怎么还会有战友？”我在心里犯嘀咕。
那是我所知道的父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他的同仁留下的合影留念。
1987年7月28日，乌云厚重。父亲在雷雨声中，艰难地吐出几个字“想回家乡——”，长舒一口气，走了！身穿那套银灰色的中山装静静地走了。
贴身的，依旧是他那印有“奖”字的纯棉内衣。
“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困苦年代，在国共合作拯救中华民族危难时期，陈昭藻同志响应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号召，以实际行动支援祖国抗日救国斗争，积极参加南洋华侨机工抗日回国服务团，战斗在当时与国外的唯一通道滇缅公路上，出生入死地为祖国的抗战服务，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呆呆地听着父亲的悼词，静静地看着闻讯赶来向父亲作最后痛别的“异乡人”，他们面对父亲的遗体，一个个老泪纵横！我相信了，父亲生前的确有过战友！
许多年以后，我从翁家贵老机工那里得知，与父亲同一批回国的机工王文松，早在1946年末担任美军翻译时，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驾车在昆明东站不幸发生车祸，送到昆明惠滇医院抢救无效身亡。翁老、父亲等几名机工前去送别，悲痛至极。
之后，我才理解父亲为何一再地提及惠滇医院——那里，有他和战友最悲痛的离别。
父亲走了，伤心之极，我欲哭无泪！
弟弟捧着父亲的骨灰，把他深深地埋入土中。父亲完全地留在了云南昆明！
父亲真的走了吗？
父亲的背影，我挥之不去！
人真是奇怪，在很容易就能够获取之时，往往对事物的存在无所谓。而当意识到真正失去之时，又恨不得使劲地刨、使劲地搜，希望寻得那曾经很容易得到的东西。
父亲，看似平凡，却有着不平凡的人生！在他生前，我没有认真地琢磨他。自从知道他有“战友”之后，在我自卑的心中，父亲的形象有了一点点挺拔。
父亲的背影，驼的。忘不了，的确忘不了！
1989年7月，“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在昆明西山落成。举行隆重的落成典礼，母亲作为南侨机工遗孀被邀请参加，我也作为南洋华侨机工的后代随母亲前往。
仰视着刻在纪念碑上的“赤子功勋”、“南洋华侨机工”这几个醒目的大字，我的心中涌起了一股激流。“南侨机工”！正是这特殊的称谓，让我开始解读父亲和他的“异乡人”。
在纪念碑前，熟悉的、陌生的，一张张似曾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