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时也会开玩笑。陈逸从南洋归来参加祖国民族独立解放，抗击日本侵略者；共和国成立之际，他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派他出去收集情报，国民党遗部怀疑他是共产党，要抓捕他；后在共和国的政府里工作，非常时期，又认为他是国民党的特务，遭遇迫害。其实，他一样都不是。他只是一热血的海外华侨，一名平凡的中国人。
记得在父亲去世后，曾收到一封海南三亚来信。读后，方知是陈逸所写。遗憾的是父亲未能看到这封分别三十多年后其战友的来信。他在信中写道：“今日云南省委正为我们这批侨工回国抗日胜利树碑，叙功纪念。所以，我们名正言顺，不要怕了。现在昆明的侨工同乡中你是最高龄的，海南有黄守琛他八十二岁，你要保重好身体……”可惜，父亲刚去了天国。我回信告知父亲已过世的消息，他无比伤感地写来回信：“从被流放十多年的岁月里，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不敢通信。一直至今，多方打听，才知你父情况。我伤心的是他未接信即去世了。我和你父在新加坡时，各住一方。在云南解放初期，我在省军区情报二处工作，为掩人耳目，假装失业，故与你父同吃一段时间，结下很深情谊。”信末，他写道：“寄语你几句，即是当时侨工的志愿！
三分天下两分亡，全民奋起保家乡。
海外赤子怀故国，踊跃从戎赴战场。
负责后方运输职，供应前线炮弹粮。
今日树碑记事迹，勉励将来大发展。”
陈逸，一颗赤子之心，尽管久经风霜，历经坎坷，但他矢志报国无怨，爱国无悔！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1）
岁月如梭，生命匆匆。在人生的历史长河中，有多少难忘的往事可以回忆，又有多少辛酸的旧事不愿再提。当人们追忆那段决定生死的往事时，脑海的闸门总是那样沉重而谨慎地开启，又艰难地关闭。一些回忆让人思维变得模糊，一些追忆又会使人脑子变得清晰。南侨机工的往事就是这样……
1937年，日寇全面入侵我中华，国土沦陷，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关头。800万南洋华侨义愤填膺，同仇敌忾，积极投身于抗战热潮之中。远在南洋45埠的168名代表，于1938年10月齐集新加坡开会，宣布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并选举陈嘉庚为主席。大会通过一项庄严的《宣言》，号召800万南洋华侨精诚团结，誓为祖国政府后盾，出钱出力，支援抗战。当时，普通司机、修理工、富家子弟、工程师、大学生纷纷唱着《再见吧，南洋》，奔赴滇缅公路。有的不满20岁却虚报年龄；有的与未婚妻约好胜利后再相会；有的瞒着家人秘密报名，只在临行前留下一封家书。
《新华日报》1941年1月27日的报道说，“几乎每个人回国来参加抗战的经过，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史实！”
南侨总会的成立，标志着南洋华侨在抗日救亡大前提下，实现了空前爱国大团结，标志着陈嘉庚是南洋华侨众望所归的领袖。在南侨总会的领导和号召下，南洋各地筹赈会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支援祖国抗战行动的高潮迭起，捐款所得数额巨大。据统计，华侨从1937年至1945年，八年抗战中捐款共达13亿多元（国币），平均每年16000多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捐献比重最大。以财力支援抗战的另一项是侨汇，是华侨寄回祖国赡养亲属汇款，数额比捐款更大。仅从1937年至1943年通过银行途径的侨汇，据统计共达55亿元（国币），平均每年约8亿元，数额巨大，而其中南洋侨汇居多。
海外华侨在物力方面对祖国抗战贡献也甚为可观。截至1940年10月不完全统计，共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救护车1000辆，大米一万包，以及大量药品、雨衣、胶鞋等用品。自1937年至1940年捐献物资总数达3000批以上，每月平均100批。以上物资多数亦为南洋华侨所捐献。
抗战中，国内机工及汽车奇缺，运输十分困难。1939年1月，陈嘉庚受国内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委托，自1939年至1940年期间，通过南侨总会在南洋等地招募“经验丰富、技术精良、胆量亦大”的南洋机工9批共3193余人，并捐赠汽车310辆及其他物资。这些华侨机工，满怀爱国热情，离别南洋亲友，回到祖国西南边陲，在滇缅公路崎岖艰险的1146公里运输线上，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运送各种国内急需的战略物资。
南侨机工的抗战史，是中国华侨史上一次人数最为集中、组织最为有序、经历最为悲壮、影响最为深远的爱国行动。
……
21世纪初的今天，有多少人知道南洋旧事，知道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史上，由3193名南洋华侨组成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奔赴滇缅公路抗战的故事。又有多少人知道，在这一英雄群体中，那八百多名海南籍南洋华侨奔赴国难的壮举！这些海外赤子，在国难当头之际，为中华民族洒下热血甚至牺牲生命，一千八百多名南侨机工长眠于滇缅公路上！他们的赤子功勋，在历史中闪耀光芒，尔后又尘封了六十多年。
那是一段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战的光辉历史。中华民族不分党派，团结一切力量，抗击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1945年抗战胜利了，但由于掌握政权的国民党凭借美国的援助发动对共产党的内战，经受了14年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仍然不得安居乐业。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由于错误路线的影响，各种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开始了。特别是可怕的十年动乱，南侨机工这段历史被篡改了，爱国侨胞和抗日英雄成了“特务”，卫国建国功臣变成“反革命”。那是一个是非颠倒的年代，愚昧的疯狂，无知的残酷，无处不有。
在这一特殊时期，我的父亲和大舅也难逃劫难。庆幸的是，父亲坚强地活了下来，而我的大舅却离开了人间。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拨乱反正。人们终于从被禁锢和被歪曲的意识形态中慢慢地走出。国家开始调整经济方针，中国这一条东方巨龙觉醒过来，开始腾飞！老百姓终于过上了安稳的好日子。
2005年4月29日下午，这是一个特别难忘的时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和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双手紧握。这次握手，是时隔60年两党最高领导人的历史性握手，同时，再次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共谋国家统一的历史序幕。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举行了会谈，这也是两党自1945年重庆谈判后再度举行的最高领导人会谈。这是中华民族的子孙60年来的期待，也是全世界华侨华人的共同心愿，全世界的媒体都记录下了这一历史瞬间。接着，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大量地回顾和报道了抗战的历史，中国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主战场上的历史画面、滇缅公路上南洋华侨抗战的真实故事，一一再现。
这期间，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专访“二战”老兵，原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将军联络参谋王楚英（原黄埔军校第17期毕业生，中国远征军战史研究专家，现任南京市政协专员、研究员，现年82岁）接受了采访。他口述中国远征军、中国驻印军在滇缅抗战的历史，真切感人，深深地吸引了我。那一段历史就是父亲生前曾经悄悄向母亲提起过的他在印度、缅甸抗战的历史，现在终于可以向国人和世人公开了。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2）
这突如其来的大喜事，如同闪电般触动了我脑海那一根闲置多年的神经，打开了我尘封多年不愿回忆的往事和对父亲、大舅深深的怀念。
让我们一起，走近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触摸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十三岁飘泊南洋，十五年戎马生涯
他，曾经是一位从南洋回国抗战的南侨机工，是中国远征军、中国驻印军的“二战”老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的三野战士，是抗美援朝志愿军功勋。他历经十五年硝烟弥漫的国际、国内战场，是战争的幸存者。国难当头，他同那3193名南侨机工一样，热爱自己的民族胜过自己的生命。文革中所遭受的磨难，他坚强面对，爱国无罪、报国无悔。
因为有了他们这一代无名英雄，中国才有了今天……
3193名南侨机工，是来自南洋不同的地区，都有相似的经历和命运。据父亲的档案、自传和生前的口述记载，他的一生是这样传奇地走过来的：
我的父亲陈邦兴，1912年出生于海南省文昌市东路镇坑尾村一个极其贫困的家庭。父母兄弟姐妹共七口人，父亲8岁时，祖父就已病逝了。
当时正是民国初期，军阀统治琼崖（海南）期间，摊到琼崖人民头上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共有250多种税，连琼崖人民做饭的锅、挑担的扁担都要缴捐纳税。凡是能够剥削的，反动统治者都不放过，其统治的手段是极端黑暗残酷的。百姓难以生活下去了，只好漂洋过海到国外谋生。可想而知，祖父去世后，单靠祖母的劳动来维持家庭其他六口人的生活是十分艰难的。于是，祖母决定让8岁的父亲和10岁的伯父陈邦光替富裕的大户人家养牛为生；五年后，13岁的父亲跟随四叔母到马来亚太平埠，15岁的伯父跟亲戚到泰国北汶浪，开始了他们幼年的漂泊生涯。当时海南岛的文昌和琼海侨乡，穷人家庭为求生存大都选择出洋谋生。
几块光洋（银元），搭乘木帆船海上漂流一周，父亲便踏上了马来亚这块寻梦的土地。在亲戚的帮助下，他开始在马来亚太平埠的济文咖啡茶馆打工。1928年，他在马来亚怡保合力和美国福特汽车修理行学电工、学开车；同年，又在马来亚的怡保汽车站开商车。这一段经历，为父亲后来的回国参战打下了汽车机工技术的基础。一年之后，他又回到太平埠济文茶馆，后到合美咖啡茶室继续打工谋生，一直到1939年5、6月间。这一期间，合美店的海南籍华侨为数不少，谢川周就是其中的一位。十四年下来，父亲省吃俭用，除每年寄钱回家救济母亲生活外，还有了些积蓄。
1939年已27岁的他，按四叔的意图正准备策划和一位福建籍老板的独生女入赘成亲之事。这时，中国国内日军侵华烽火漫天，国家处于危急存亡关头，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号召南洋爱国青年，参加南洋华侨机工服务团回国抗日。父亲目睹热血沸腾的南洋青年一批又一批回国，感到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便不顾家人的劝阻，果断地中断这桩婚事，于7月中旬从马来亚太平埠赶到新加坡，加入了第八批回国机工的队伍。他在得到陈嘉庚先生的接见和鼓励后，在《再会吧，南洋！》的悲壮歌声中告别了亲人，乘“丰祥轮”经三天三夜的海上航行，从安南（越南）的西贡上岸，然后转乘火车经河内，于同年7月27日抵达中国昆明。他被安置在昆明西南运输处潘家湾训练所步汽教练队，经过几个月的步兵和驾驶训练后，被编入西南运输处汽车运输队华侨义勇队第九大队二十六中队第六班当驾驶兵（车牌号：4486；6人为一班，班长：李家春；驾驶兵月工资：36元国币）。第九大队于1939年12月27日启程到达芒市后，接收第十二大队新车，承担军火物资运输任务，驻扎芒市，主要运输路线是腊戍至芒市，遮放军火库至保山。当时，每个机工都要过翻车、疾病和空袭三道生死关。1940年10月，滇缅公路被封锁了三个月后重新开放，此时，正是滇缅公路运输高峰期。年底（11月），第九大队从芒市（遮放）调来保山，和第十一大队合编成第十五大队，驻扎保山永保书院。主要任务是在保山至芒市和保山至昆明之间运输军火。1942年3月，调到缅甸的八莫（Bhamo），在军事委员会中缅运输局汽车运输队华侨第三大队十一中队承担抢运军火任务（车型：雪佛兰，底盘号码：4394；引擎号码：B32AF1147959；牌照号码：B33）。4月29日腊戍失守，滇缅公路中断。
1942年5月3日下午接命，华侨第三大队抽调人员组成义勇队，两小时后开始炸毁八莫的军火库和所有汽车，以防我军撤退后军火库落到日寇手中。完成任务后，他们最后一批从缅甸八莫步行20多天撤回国内云南下关，沿途从密支那经腾冲至保山瓦窑，穿过怒江和高黎贡山，全程约1500华里山路，平均每日行60华里。一路上，他们因饥饿、蚊虫叮咬，还有日寇飞机的轰炸，伤亡惨重。到达下关时，几百人的义勇队，活着的官兵只存144人。1942年7月13日，这支队伍在大队长雷震阳的带领下，继续撤回昆明，到华侨第二大队报到后，在昆明石塘山（现昆明近郊８公里处的昆明陆军学院）接受步兵和煤碳车驾驶训练三个月。1942年12月，父亲加入中国远征军炮三旅赴印度，参加中国入印远征军，后改编为中国驻印军（Chinese Army In India 简称CAI）。1943年1月，在中国驻印军炮四团三营七连任上等兵（海南琼海籍南侨机工王云峰同在炮四团）。期间，他到盟军大本营——美国设在印度东北部的兰姆伽训练基地汽车学校训练，一星期后拿到毕业证（派司），先留下担任三个月的助教，再回到七连。1945年4月25日，缅北反攻胜利会师芒友后，他回国到昆明，再调到贵州麻江休整和运输抗战物资（注：兰姆伽是印度东北部比哈邦的一座偏僻小镇，美国人在兰姆伽开设了许多军事技术学校，所有教官都是美国人，训练内容按照美国西点军校的军事教程进行。炮四团是一支重炮部队，归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史迪威及其参谋长柏特诺管辖。1944年元月反攻开始后，该团曾分别以一部配属孙立人、廖耀湘指挥过。拥有当时世界上口径最大的火炮155榴弹炮，射程远、威力大。随新22、新38师参加胡康河谷战斗、孟拱河谷战斗及八莫、新维、腊戍等战斗。炮四团团长蒋公权，师长孙立人）。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3）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的神圣使命完成了。当年回国的南侨机工3193人（其中，海南籍约有800多人），他们在抗战中勇于为国捐躯，成为无名英雄的有1800多人，约占机工总数的三分之二。活着的人欣喜若狂，奔走相告，经过艰苦的6年回国抗战，他们即将凯旋南洋和家人相聚了。据统计，重返南洋的南侨机工约有460多人。剩余的600多名南侨机工，一部分人因失散各地，无法联系；一部分人因编入军队和国民党封锁消息等各种原因，失去南返的机会（其中大部分散落在祖国西南边陲的芒市、保山和昆明等地）。抗战胜利后，父亲编入国民党部队的炮兵团，被抽调上内战战场。于是，1947年到徐州进攻鲁南时，于元月4日被解放军打垮，回到徐州连部休息了一个多月。同年3、4月间，炮四团和炮五团解编，他分配到独汽一营二连开车；之后，又调回到炮四团部当司机。父亲与其他爱国华侨，原本一心只为抗日而回国，让他们去打同胞谁也想不通，都不想参加内战。1949年的淮海战役中，炮兵团被解放军包围时，炮兵团的南侨机工利用这机会悄悄脱离国民党军队，开车投诚解放军，并于1949年1月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华野四纵队汽车队战士，投身到淮海战役中，最后，胜利渡过长江解放了全中国。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四纵队奉命以中国人民志愿军身份赴朝鲜参加抗美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