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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些意见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严烟所供“不写帖立簿”，并不是指天地会内部一直流传的载有关于天地会起源传说、诗词等内容的《会簿》。严烟所供这段原文是：“凡传会，在僻静地方设立香案，排列刀剑，令在刀下钻过，即传给会内口号，结为弟兄，连父母妻子不许告知，也不写帖簿。”＇108＇往下内容，就是前面提到的关于天地会的缘起。很清楚，严烟这里所谈的只是结拜天地会的仪式，并突出结会的秘密性质。本来，所谓“写帖”系指天地会结拜弟兄之拜帖，也不立入会花名册，丝毫没有涉及其他问题。且不说严烟所谓“不写帖立簿”究竟是他入会时的真实情况，还是他出于保护其他更多会员不至于进一步遭到逮捕而有意作了隐瞒，因为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破案的杨光勋结拜添弟会时是立有属于花名册性质的会簿的。我认为，如果以严烟所供“不写帖立簿”为根据，断然否认严烟时代“还不存在嘉庆年间和以后那种形式的《会簿》”，至少是对严烟供词的误解。
乾隆、雍正年间，甚至更早，是否存在嘉庆年间以来所发现的那种会簿呢？请看事实：
道光十二年（1832年），湖南巡抚吴荣光奏道：“上年闽浙总督孙尔准咨送访拿会匪折稿内称，乾隆四十年以后历办添弟会匪案内起获花帖、会簿，俱有五房吴添成等名目。其中歌诀亦与张摒等本语句大略相同，是张摒等借得歌本，系由从前搜查未尽转辗抄写，由来已久。”＇109＇吴荣光奏折表明，开列天地会五房名目的会簿“由来已久”，早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以来就已经被清政府所发现。
道光元年（1820年）正月，广西巡抚赵慎畛称：“粤西自嘉庆十二年广东惩办洋匪后，内河土盗潜至西省，与依山附岭种地之各省游民结伙抢劫，兼勾引本地愚民，或拜弟兄，或拜添弟，或数人，或数十人，或有会簿、腰凭，称为大哥师傅，传授口号，俱系抄袭百余年前旧本。”＇110＇赵慎畛多年在两广任职。嘉庆十七年（1812年）出任广东惠潮嘉道，逾年，擢广西按察使，二十年（1815年）迁广东布政使，二十三年（1818年）升任广西巡抚，直到道光二年（1821年）再度升迁闽浙总督＇111＇。他在两广，尤其是广西任职内，经办多起天地会案件。他向清廷专报审理天地会案件的奏折多达数十件。赵慎畛在这里指出广西发现的天地会会簿，“俱系钞袭百余年前旧本”，并非信口雌黄，主观臆测，而是他对当时所发现的大量天地会文物作出鉴定之后提出来的。所谓“百余年”，假定为一百一、二年，从道光元年上推，当为康熙四十年前后。这说明，早在康熙中后期就已经有天地会会簿存在。嘉、道以来发现的大量天地会秘密文件，只不过是转辗抄袭康、乾以来的“旧本”。
如果我们进一步检查保存至今年的有关天地会案卷。更可以发现嘉庆年间以来流传的《会簿》、《花帖》等天地会秘密文件，都是根据先年“旧本”传抄而来，并非嘉庆年间以来的新作。
嘉庆十七年（1812年）正月，广西巡抚成林奏称：“窃照上年十二月十三日接据署平乐府庆吉禀报，据该府所属荔浦县之甲长绅士呈报，该县有已革监生李遇恩结党抢劫，拐卖妇女，被害之家甚众，呈恳究办等语。该署府以其为害闾阎，情节可恶，反复究诘，始知李遇恩结拜天地会，现在纠结人数众多等事。庆吉当与署平乐协副将明德密商，带同兵候绅士甲长连夜亲往查拿，先将李遇恩等拿获，即在伊家搜获悖逆册簿四本，红布二块，上书不法字迹。带至该县，严密审讯，据李遇恩供称：嘉庆五十八年，有浙江人范七于病故之前传他簿子一本，内载反清复明，真人出在四川边等语。”＇112＇显然，乾隆五十八年范七去世这前就已经得到一个天地会“簿子”，而且不是仅仅列有姓名的天地会花名册。
嘉庆五年（1800年），清政府在广东破获仇大钦结拜天地会一案，并查获“旧丰天地会盟书”一件，“盟书内语多悖逆”＇113＇，有“恢复明祚”和“从前在河南少林寺中偶遇朱洪竹，愿结拜同盟之语。”＇114＇据觉罗吉庆奏称，这个盟书并非仇大钦自行编造，而是“福建漳州人何其昌送给”，而“何其昌已于本年（嘉庆五年）二月回漳州去了”。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仇大钦所持“天地会盟书”，并不是一般的结盟誓辞。仇大钦在纠人结会之时，曾根据盟书内容制作了新的结盟誓辞，并填上姓名，改换首尾，“添入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等悖逆之语”。“歃血饮酒焚收各散”。清政府搜获的盟书所记“从前在河南少林寺中偶遇朱洪竹，愿结拜同盟之语”，实际上就是姚大羔会簿中“西鲁故事”传说的主要情节。应当指出的是，这个盟书不是嘉庆五年新冒出来的东西。因为，仇大钦纠人结拜天地会始于嘉庆五年三月，而传授盟书之人何其昌早在二月就回漳州去了，可见，何其昌这件盟书早在嘉庆初年以前就已存在。
嘉庆七年（1802年）四月十一日，广东惠州府归善县民陈亚本起意纠结蔡步原、陈天生、罗亚五、陈应和等十六人结拜天地会，买备得烛、色布，四月十五日在陈亚本家正式结拜，写五色布旗，上书“顺天行道”等字样，每人分给一块收藏身边，作为暗号。而且，布旗内还“有讨江山悖逆语句。意欲何为，各供系照天地会旧本抄写，并非自作，加以刑夹，矢口不移”＇115＇。由此可知，嘉庆初年陈亚本制作的反清布旗，基本思想内容，来自早已流传的“天地会旧本”。
嘉庆七年（1802年）七月，广东博罗县陈烂屐四发动上万人参加的天地会起义。起义军军旗上明确写着“顺天行道”和“五票头”，“一九底”、“二九底”、“上四七底”、“下四七底”诗句。《一九底》云：“清连心家和兴洪顺天，常乐我情本姓洪结义。”《上四七底》云：“结骨盟心为兄弟，万姓同来共一宗，扶李相信守口胆，齐心协力讨江山。”《二九底》云：“结万和同李桃洪顺天，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旗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门外号”、“门内号”之下，书写着：“洪英，雍正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时，星出我亦出”字样＇116＇。显然，这张布旗是根据天地会早已流传的天地会起源传说文件制作的。天地会的起源时间已经不是什么乾隆二十六年（1671年），至于为什么是雍正甲寅年（1734年）七月二十五日，容后再议。陈烂屐四于嘉庆六年（1801年）七月开始纠人结会，他参加天地会的时间更早＇117＇。这张布旗上所写的诗句，在乾隆年间早已流传。因此，布旗上所记载的内容，至少是来自乾隆年间天地会内部流传的秘密文件。吉庆奏称，陈烂屐四与广东惠州府归善县陈亚本并非“伙党”，他们系各自“自行纠伙结拜”。＇118＇由此可以进一步证明，陈亚本案所交代的“天地会旧本”，乃为乾隆年间秘密文件。
嘉庆六年（1801年），广东雷州府海康县林添申等九十九人结拜天地会时，曾有“天地会旧表一纸”，内有“复明，万姓一本，合归洪宗，同掌山河，共享社稷，一朝鸠集，万古名扬”字句。杨林添申交代，此表是嘉庆五年（1800年）十二月福建同安县陈姓来海康地方看相传授的。“林添申坚称，至表本悖逆句语，俱系照旧书抄写。”＇119＇据两广总督吉庆在嘉庆六年（1801年）四月十五日和和十一月二十八日给清廷的两封奏折记载，这位传授天地会旧表的福建同安县陈姓，即陈礼南。陈礼南在籍时，“曾听从陈飘学结拜天地会，陈飘学转给陈礼南盟收一本。嗣陈礼南贫苦来粤佣工”。五年（1800年）十二月来到海康，引林添申入会，并传给天地会旧表一纸。六年（1801年）正月到广东广州府属东莞县中堂墟地方，传播天地会。陈礼南曾取出陈飘学所给盟书让大家看。二月，他又引籍隶新宁之佣工叶世豪加入天地会，“并将会簿一本交叶世豪收存。嘱令在处寺方纠人，俟伊往别处转回，再行结拜”。嘉庆六年八月，叶世豪即邀约余笼壮等结拜天地会。叶世豪曾将陈礼南所给会簿“给余笼壮等看过，写的洪为姓，拜天为父，拜地为母。”＇120＇嘉庆初年由福建同安经陈飘学、陈礼南转辗传授到广东地方的天地会会簿，显系乾隆年间相沿而来“旧本”。
嘉庆十一年（1806年）六月二十八日，闽浙总督阿林保、福建巡抚张师诚奏：“南平县已革武生林应伟，平日游荡破家，近又纠人结合，并收藏会簿一本，现经搜获呈缴。……臣等弟查簿本，已残缺不全，内有悖逆语句，殊堪发指。”林应伟交代，这本会簿是从天地会“逸犯”郑瑞观处得来。郑瑞观“犯案后被拿严紧，各处躲避。有会簿一本，系天地会相传旧本，伊于丙辰年抄得，恐被搜拿，托林应伟代为收存，林应伟应允，带回翻阅，簿内有悖逆语句，不敢声扬，随将破簿藏在家内，致被林松龄搜获呈首。”＇121＇据阿林保折片称：“簿内有顺天李朱洪，五点二十一，以及祖是万大哥等句。严诘林应伟，坚供簿系郑瑞观所交，实不知作何解说，矢口不移。”阿林保还说：“上年江西省拿获已正当逆匪杜世明案内伙匪吴洪竹其人，入会之人，都要扶助朱洪竹，并山东有个万大哥，那里人势更强等语。……今林应伟收藏郑瑞观簿本，亦有李朱洪竹、万大哥、顺天等字样，似系沿习旧闻编造哄诱。”＇122＇我们从阿林保所说“内有悖逆语句，殊堪发指”的话，可以窥见林应伟得到的这个会簿是充分反映了天地会政治宗旨秘密文件。而且，其中还有“西鲁故事”中的核心人物朱洪竹、万大哥和天地会诗词。它不是杨光勋所立的那种单纯花名册的会簿确定无疑。郑瑞观向林应伟交待，这个会簿是他在丙辰年抄得的“天地会相传旧本”。这里所说的丙辰年，即嘉庆元年丙辰（1796）年。因此，可以肯定，郑瑞观传与林应伟的会簿至少是乾隆年间流转的“旧本”。
嘉庆十五年（1810年）福建巡抚张师诚奏，在福建汀州破获钟家旭结拜天地会一案，并搜缴《花帖》等物。钟家旭即钟振，籍隶长汀，曾听从谢佩成加入天地会。十年（1809年），谢佩成“给钟家旭结会花帖一张，称系江西人曾德广所传，照此抄写，便可自行传徒，……帖内所写祖在甘肃及洪祖师万大哥”，及“五房吴天成、李色弟等姓名”，“系天地会相沿旧名”。清政府反复鞫讯，“钟家旭坚供，谢佩成给帖之时，只说系会内相传名字，小的都不认识。至顺天两字，谢佩成说会中本有此号，并非新编。”＇123＇
张师诚指出，“历来起获会本，词句大略相同。”钟家旭花帖“系沿习旧闻，”“辗转流传，混行抄写。”＇124＇曾德广、谢佩成、钟家旭辗转传抄的这个花帖会薄，也不是嘉庆年间的产物，而且，从会簿中记有五房及祖的甘肃、万大哥等名字看，这是一本载有天地会起源传说内容的会簿。这里，我们不必再去引用更多材料，就拿嘉庆十六年（1811年）清政府搜获的姚大羔《会簿》来说，它也不是嘉庆十六年（1811年）的作品。这个《会簿》是嘉庆十六年（1811年）在武缘县简兴福家查获的。据成林奏称，“姚大羔籍隶广东平远县，来至武缘裁缝生理。”＇125＇嘉庆十五年五月，吴通贵遇见姚大羔，共谈贫苦。姚大羔告知，他“在广东稔悉结拜添弟会”，邀约吴通贵、简兴福、林国祥等结拜天地会。清政府搜获的会簿就是姚大羔转交简兴福收藏的。而在此之前，姚大羔还邀约谭训诰等六人入会。姚大羔在武缘县多次纠人结会，先后参加结拜者共六十余人次。每次结拜都给众人三角木戳、红布各一块。红布上载有乾隆年间就已流传的天地会诗词。姚大羔所给红布，作为拜会凭据，嘱令会众收藏，“勿使人见”。清政府多次提审收藏红布的被捕会员，都坚供“共会簿一本，伊等从未见过，姚大羔亦未向其告知。究竟得自何人，作用用处，实难指出。”＇126＇可见，象那当然在羔那种《会簿》是秘不示人的。即使一般天地会员也是见不到的。由于姚大羔被捕后“于解审中途病故，无从根究”，给我们查究《会簿》的由来带来了困难。但是，我们根据成林奏折可知，姚大羔在嘉庆十五年（1810年）来到广西武缘之前就在原籍广东参加了天地会。仔细研究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这个《会簿》原件，当系姚大羔辗转传抄之物。《会簿》中的许多诗句，诸如“木立斗世知天下，顺天行道合和同”、“三姓结万李桃红”、“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等，早在乾隆年间就已流行。“五票头”在陈烂屐四军旗上已经出现。由此，可以进一步推定，这个《会簿》乃是据嘉庆以前天地会“旧本”辗转抄传而来。
总之，以上大量事实雄辨地证明，自康、乾以来，天地会内部一直流传着内容十分丰富、政治色彩极其鲜明的秘密文件，它不仅仅是只开列会员姓名、住址那样一种会簿花句册。这些文件，经过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辗转流传（包括口头流传），多次易手，不可否认曾经后人加工修改。天地会本身的发展变化，也必须要不断地充实丰富其内容。加之天地会会众彼此之间思想文化水平等参差不齐，辗转传抄之本也会存在繁简之别，谬误之差。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勿视它是相沿抄袭“旧本”的基本事实，甚至把它看成仅仅是嘉庆乃至咸丰、同治年间的产物。既然如此，利用这些文件研究天地会的起源，就不是什么“用后世产生的史料，证明前代存在的历史。”我国封建文化典籍，可谓汗牛充栋。但是，真正属于当时当地历史人物所留下的第一手原始记录毕竟有限。今天，我们研究某些历史问题，往往要借助于后人的有关记载。而且，有些问题甚至只能借助稍晚的重要史籍去揭天前代历史之谜。否则，很难越雷池一步。因此，一般来说，“用后世出现的史料去论证前代存在的历史”并不算错。就拿天地会起源“乾隆二十六年说”论，他们所使用的最关键材料不正是嘉庆年汪志伊的奏折吗！这是否也算作“用后世出现的史料去论证前代存在的历史”呢？我认为就历史研究方法而言，运用天地会内部流传的秘密文件探讨其该会的起源，是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事实上，从清朝统治者断定这些文件“多有悖逆语句”、“殊堪发指”来看，它的指导思想就是天地会一以贯之的“反清复明”，它所记叙的内容已经涉及天地会起源传说即“西鲁故事”并不是嘉庆年间才逐渐形成的。就拿乾隆的间的天地会案卷来看，它的某些情节，主要人物就已经见诸记载。例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底，杨咏交代，严烟向他“说及起会的根源，是广东有个姓洪的和尚，叫洪二房，同一个姓朱的人起的。洪二方和尚住后溪凤花亭，不知是何府何县地方。那姓朱的年才十五、六岁。”＇127＇林功裕交代，“林三长曾经千以有朱洪德，系食仙桃孕生，约有十五、六岁”。＇128＇杨咏说的那位十五、六的朱姓少年，林功裕说的这个“朱洪德”，就是“西鲁故事”中的小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