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传世。而诗歌对散文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现代所谓的“散文诗”，不就是散文化的诗歌吗？当代的作家在写作散文时也常常讲究音韵和谐、平仄相对，常常使用整齐的句子来表达思想感情。至于古今散文中引用的诗句，那简直数不胜数，层出不穷。古典诗歌对小说的影响也很大，古代相当多的小说家本身就是诗人，而古典小说中出现的诗歌就更多了。以“四大名著”为代表的传统章回小说往往从诗歌开始，又以诗歌结尾。至于戏剧与诗歌的关系则更密切，人物的韵白和唱词本身往往就是诗歌。从古代作家的成长历程来看，归根结底，诗歌对其它文学形式的影响和作用，往往是通过诗歌教育来传递的。
中国语文教育发展史，实际上主要是诗歌教育发展史。从远古到清末，诗歌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诗教”对中国人的影响可谓深矣！自夏、商、周以来，学习读诗、写诗、用诗一直是古代语文教育的主要内容。中国古代的宫廷颇重视“乐教”（诗歌是主要内容），因而历史上出现了许多能够即兴赋诗的帝王，其中几位成就突出，对古典诗歌的发展贡献很大。而自孔子之后，《诗经》一直是儒学教育的基本教材之一。两汉以后，以《诗经》为主的诗歌教育成为古代教育的重要方面，学习《诗经》是“诗教”的基本途径，凡是读书人有谁不知道“关关雎鸠”？谁没读过“杨柳依依”？魏晋南北朝以后，特别是唐代之后，中国的传统文人自出世就一直浸泡在诗歌的海洋里，甚至可以说是在诗歌的海洋里泡大、泡老一直泡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天，诗酒风流成为他们基本的生活状态。隋唐之后，科举考试制度与诗歌教育的关系非常密切。翻一翻中国历史，有哪一个秀才、举人、进士、状元不会作诗？而自两宋之后，吟诗填词就成为古代文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日常事务；甚至一些统领千军万马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帅也以诗词闻名于世。在一些书香门第，也涌现出了许多才学卓绝、成就非凡的女诗人，其芳名足令后人仰慕。流风所及，就连古代的青楼女子也以能诗善词而自诩风流，其中也的确孕育了几位诗名远播的女诗人。
根据有限的资料判断，在漫长的远古时代，文艺活动具有歌、舞、乐互相结合的特点，诗歌教育具有综合性、全民化的特点。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学校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学校教育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在夏、商、周三代，为了满足奴隶主阶级的需要，无论国学还是乡学，都是培养奴隶主贵族子弟的地方，奴隶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奴隶制国家的文学艺术和文化教育都为奴隶主阶级的官府垄断，即“学在官府”，诗歌教育也主要是为大大小小的奴隶主贵族服务。这种“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到了春秋时期才被打破，私学应运而生并逐渐繁盛起来，以《诗经》为代表的诗歌教育才能逐渐走向平民化、大众化。西汉之后，随着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封建时代的诗歌教育始终强调“温柔敦厚”。《礼记…经解》中说：“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教者也。”唐代孔颖达的《礼记正义》解释说：“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曰：温柔敦厚，诗教也。”因为封建统治阶级需要的是驯顺的奴才，而不是诗歌创作上的天才，因此，封建社会的诗歌教育也往往是培养奴才的教育。在隋唐科举制度产生以后，这种奴化的诗歌教育愈来愈严重，直至明清两代发展到顶峰，其流毒至今仍然存在。
民歌是文人诗歌的源头，在文学史上，民歌曾经对诗、词、曲的形成和文人的创作发生重大影响。民歌是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创作出来的作品，是他们总结生产知识、归纳生活经验、表达喜怒哀乐的一种手段，其数量非常庞大，若非有意保存，就会很快消亡。在正统诗歌教育之外，民间歌谣的流传显示了另一种诗歌教育形态，它在内容、形式和目的上都与正统诗歌教育有显著不同，尤其在内容和目的上有时甚至与正统观念相对立。它虽然是主流之外的一条若隐若现的小溪，也值得引起重视和研究。
诗歌教育在中国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至今仍余音未歇。问一问今天的中国人，有几人不知道李白杜甫？有几人不知道唐诗宋词？问一问今天的小学生，有谁没背过“鹅鹅鹅”？问一问今天的成年人，谁不知道“四喜诗”？……可惜的是，今天的诗歌教育已经是强弩之末。所谓“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多”的传言恰恰说明了诗歌创作和诗歌教育的现状，而“梨花体”诗歌的泛滥表明当代文人诗歌正在趋向消亡。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偶尔也能读到“且持梦笔书奇景，日破云涛万里红”这样的诗句；而当代流行的民谣也要比所谓“诗人”的所谓“诗歌”更像诗歌。即使是一些童谣，也比所谓“诗人”的所谓“诗歌”更有价值。前几年，一些小学生传唱的童谣曾引起极大的争议，比如，有这样一首童谣：“太阳天空照，骷髅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着炸药包？……”这至少证明诗歌的种子仍在生长。在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的时代，物质文明高度繁荣的背后是人文精神逐渐荒漠化，诗歌的苟延残喘正需要诗歌教育来拯救！可是，谁来拯救诗歌教育呢？
本书在简述古代诗歌教育史时，将其下限一直延续到清末，涵盖了所谓“近代史”部分。这是因为所谓的“近代史”的主体就是清朝末期，而清末的诗歌教育与清代前期、中期的诗歌教育并无不同，人为割裂一个朝代似乎不太妥当，故一并加以概述。
奇闻逸事集 009 青铜时代——三皇五帝夏商周
第一章诗歌教育的青铜时代——三皇五帝夏商周
第一节远古时期的诗歌教育
在中国大地上，很早就有人类生存。在云南，考古学家发现了生活于约170万年前的“元谋人”的牙齿化石和遗物。“元谋人”是我国境内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在陕西，又发现了生活于约80万年前的“蓝田人”的化石。在北京周口店，又发现了生活于约七十万至二十万年年前的举世闻名的“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和遗迹。考古工作者在四川、山西、内蒙古、河南、山东、江苏等地，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古人类的化石或活动遗迹。旧石器时代，人类尚处于野蛮蒙昧的阶段。
同民族文化起源有直接关系的，是大约始于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文化。迄今为止，我国已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有几千处，如浙江的河姆渡文化、陕西的半坡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距今约7000年前的河姆渡的原始居民过着定居生活，已经能够挖掘水井，饲养牲畜，建造干栏式房屋，制造刻有动植物图形的陶器，制作简单的用作耳饰的玉器和原始的乐器——骨哨。距今约6000年前的半坡居民居住在半地穴式房子里，能制造绘有各种各样美丽图案、栩栩如生、色彩鲜明的彩陶，已经会纺线、织布、制衣；陶器上还有一些刻画符号，被认为是我国早期文字的雏形。距今约5000年前的大汶口的居民的农耕经济和手工业更加发达，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私有财产已经出现，贫富分化特别明显，能够制作更加精致的黑陶和白陶，制造十分精美的玉器工艺品。在陕西的半坡文化遗址、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的陶器上，出现了一些刻画符号，这应是最简单最原始的文字符号，应当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文字。但这种文字符号还处在雏形阶段，不能连贯组句，所以至今仍难于识别确认。
地下发掘证明，在新石器文化的晚期（距今约6000年至4000年之间），原始社会已经发生显著的阶级分化，上层人物拥有远远超过常人的财产，以及标志身份、权威的器具（如墓葬中精致的玉斧）。这表明原始氏族社会正在瓦解，国家机器开始形成。我国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大致就是这个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个原始族群之间，为了夺取更多的土地、人口、财富，扩大生产规模，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源，不断发生兼并战争。我国上古时代的大规模战争，如炎帝与黄帝之战、黄帝与蚩尤之战等，主要发生于北方。根据现存的上古神话传说来看，原始部落之间的战争在中国北方远比南方来得剧烈。在中国早期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中，虽然长江流域也出现了十分发达的古代文明（如四川三星堆文化），但黄河流域的文化显然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最早产生的歌谣大约就是“杭育杭育”之类。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说：“人类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动，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就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这类“杭育杭育”的劳动号子，大约就是诗歌最原始的源头；这种歌谣的口耳相传应当就是最早的诗歌教育，并有着多方面的教育作用，如统一劳动节奏、传授生产经验、表达劳动心情等。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诗歌教育具有综合性、全民化的特点。远古时代的文艺活动具有歌、舞、乐互相结合的特点。《吕氏春秋…古乐》中记录的“葛天氏之乐”中的所谓“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的乐舞就是最好的说明。当时，人们所歌咏的内容，诸如“敬天常”、“奋五谷”、“总禽兽之极”反映了先民们对农业、畜牧业以及天地自然规律的认识。这些原始乐舞还与氏族部落的图腾崇拜相联系，例如黄帝部落曾以云为图腾，他的乐舞就叫做《云门》。尧时则有《咸池》，舜时则有《韶》，这些歌舞中应当有一些原始的歌谣。
清代沈德潜选编的《古诗源》收录了许多远古和上古时代的歌谣，如：
《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尧戒》：战战栗栗，日谨一日。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
《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伊耆氏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卿云歌》：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有史可稽的中国第一首情诗——《候人歌》，据《吕氏春秋》所记，系涂山氏之女娇因思念丈夫大禹所作。这首歌的歌词仅只一句：“候人兮猗”，而只有“候人”二字有实意。
远古诗歌的基本形式就是歌谣，远古歌谣的产生与先民的集体生活密切相关，他们通过歌谣来传授生产技能，协调劳动节奏，表达内心感受，娱乐群体生活，直接或间接地起到教育的功能。而歌谣是与原始歌舞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最初的歌舞往往就是他们日常劳动生活情景的重演或是庆祝、祭典活动本身。原始歌舞具有诗、乐、舞合一的综合性——舞即有乐，伴以吟唱应和，就有了诗。因此，远古时的诗歌往往不是单独存在的，而诗歌教育也就与劳动生活直接融合在一起，仅仅是他们劳动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教育是生存的一种必需，这样的教育同时也是劳动技能教育。例如《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短短八个字概括了从制作工具到猎取动物的整个过程。这样的诗歌既是歌词，又可以看作是劳动教育的教材。现今广泛流传的关于交通守则的歌谣“一看二慢三通过”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远古歌谣是诗歌教育最初的萌芽和起源。
由于文字正处于草创阶段，仅仅被用来对生产劳动进行最简单的记事，大量的口头语言和少数的文字符号是脱节的，因此，三皇五帝时期的诗歌教育只能通过口口相传来进行。根据《尚书》、《吕氏春秋》等古籍的记载来看，远古歌谣的内容广泛、形式简单而多样，数量应当十分庞大，只是当时无法用文字记述而已。而歌谣作为口头文学，本身又具有口口相传的特点，在生活中随时会产生，又随时会消失。就拿春秋时期的《诗经》来说，所保存的诗篇也只是上古时期诗歌中的很少的一部分——《史记》中记载孔子“删诗”一说，表明最初的诗篇至少应当在3000首以上。即使是在今天，虽然科学技术已经十分发达，文字数量已经非常庞大，使用人群已经相当广泛，运用技巧已经相当熟练，但要想把所有的民间歌谣记述下来也不可能！而即使能够用文字记载下来的，也仅仅是合乎当时政治思想意志和正统道德观念的很少的一部分而已。
据历史学家和教育史学研究，我国古代学校的设立，大致从虞舜时代就开始了。《礼记…王制篇》曰：“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舜帝已经设立两级学校：上庠（大学）和下庠（小学），“国老”、“庶老”是负责教育的长者。“庠”的设立，说明教育场所已经开始和直接的生产劳动相分离，不过它还不完全是专门的学校，还兼有养老功能。当时的教育内容具有综合性的特征，把习舞、习乐、习语和学习射箭等劳动技能活动融为一体。
《尚书…虞书…舜典》中记载了舜帝和乐官夔的一段对话：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译文：舜帝说：“夔！我任命你为乐官掌管音乐，用音乐教导我们的子孙，使他们正直而温和，宽厚而恭谨，刚强而不暴虐，简约而不傲慢。诗用语言文字抒发思想情感，歌用旋律配合歌词徐徐咏唱以突出诗的意义，音调的高低要合乎吟唱的节奏，音律要能够谐和五声。八种乐器的音调能够调和，不失去相互间的次序，让神和人听了都感到和谐。”夔说：“好吧！我轻重有致地击打石磬，能使各种兽类都能随着音乐舞蹈起来。”）
按舜帝的观点，诗歌和音乐是人的内心情感的表现，是重要的教育手段——和谐的诗歌和音乐可以陶冶人的内在情操，培养性情高雅的君子；诗歌教育的目的就是促进人的精神和谐，行为优雅，人格完美，最终目标是感天动地，天人合一，维护团结统一。如果《尚书》里的记载可信，那么，从这段话来看，到了原始社会末期，部落首领已经认识到诗歌音乐的教育功能，开始有意识地利用诗歌音乐对青少年进行全面培养。舜帝对夔说的这段关于诗歌音乐教育的作用的谈话，后来被儒家当作“诗教”的经典言论，也成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的文艺观，成为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主要部分之一。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序》中认为“诗言志”是中国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其实也是中国诗歌教育“开山的纲领”——重视思想道德不仅成为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和诗歌鉴赏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