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纲领”，其实也是中国诗歌教育“开山的纲领”——重视思想道德不仅成为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和诗歌鉴赏的重要标准，注重思想道德教育也成为我国诗歌教育的基本原则和传统而一直延续至今。
《尚书…虞书…益稷》有这样的记载：
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飏言曰：“念哉！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成，钦哉！”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
从这里能够看出，舜帝与他的大臣夔和皋陶等都是善于作歌的，通过诗歌来歌功颂德，表达政治主张，起到宣传教育的作用。
《礼记…乐记第十九》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孰，然后赏之以乐。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缀远；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故观其舞，知其德；闻其谥，知其行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备矣。韶，继也。夏，大也。殷周之乐，尽矣。”《史记…乐书第二》对此作了进一步阐发：“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作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时孰，然后赏之以乐。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时则伤世。事者，民之风雨也，事不节则无功。然则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舜之道何弘也？……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南风”即《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从这段记载来看，舜帝已经有意识地运用诗歌教化百姓，与民同乐。“凡音由于人心，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故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与之以殃，其自然者也。”“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故乐所以内辅正心而外异贵贱也；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也。”这应是正史中关于诗歌和音乐教育的最早记述，而那时的诗教与乐教融为一体，难以截然分开。
第二节夏商时期的诗歌教育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产生，原始公社制度开始瓦解，原始部落统治范围的扩大、人口的增多、阶级的分化、奴隶的出现等，导致国家组织逐渐产生，国家机器趋向成熟。约公元前2070年，在黄河流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和奴隶制国家——夏，中国历史开始进入奴隶制社会。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登封发现了夏朝早期的都城遗址，在偃师二里头发掘出了夏王朝的大型宫殿遗址。夏朝经历了400多年，至夏桀而亡。
夏朝衰败之际，活动于黄河下游的商国逐渐强大起来。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商汤战胜夏桀后，建立了又一个奴隶制王朝——商。由于水患和政治动乱，商朝曾多次迁都。商王盘庚将都城迁到殷（今河南安阳）后，商王朝从此有了固定的国都，统治地域不断扩大，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在河南安阳发现了商都遗址和包括甲骨文和大型青铜器在内的大批文物，在郑州也发掘出了商朝的城市遗址，证明当时城市的规模已相当大。商朝历经500多年，至公元前十一世纪中期，商为周王朝所取代。
夏、商作为中国最早的两个奴隶制王朝，都兴起于黄河流域。奴隶社会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奴隶主役使大量奴隶从事集体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技术有所提高；手工业、畜牧业逐渐发达，并与农业开始分离，同时商业也发达起来，城市也逐渐发展起来。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分工更细了，有一部分人能够专门从事脑力劳动，如巫、吏、卜、贞等成为脱离生产的文化官吏，他们在一定的时期内具有促进文化及社会发展的进步作用。据史料记载，在夏代已经有用鳄鱼皮蒙制的鼍鼓。商代已经出现木腔蟒皮鼓和双鸟饕餮纹铜鼓。青铜器制作影响所及，商代已出现了编钟、编铙乐器。与此同时，也就产生了中国最早的用于维护统治秩序的思想学说、礼仪制度、文化机构。从安阳殷墟发现的数量巨大的甲骨文和大型青铜器来看，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商王朝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而发达的文化。
夏商两代的乐舞已经渐渐脱离原始氏族公社时期的氏族共有的特点，它们更多地为奴隶主所占有。在内容上，它们渐渐离开了原始的图腾崇拜，转而为对征服自然的人的颂歌。例如夏禹治水，造福人民，于是就出现了歌颂夏禹的乐舞《大夏》。夏桀无道，商汤伐之，于是便有了歌颂商汤伐桀的乐舞《大蠖》。商代巫风盛行，于是出现了专司祭祀的巫（女巫）和觋（男巫），直接为奴隶主服务，在行祭时舞蹈歌唱，是最早以歌舞音乐为职业的人。奴隶主以乐舞来祭祀天帝、祖先，同时又以乐舞来放纵自身的享受，死后还要以乐人殉葬。奴隶主阶级的需要，生产力的发展，职业音乐歌舞人员的出现，促使音乐歌舞迅速发展起来。
巫和觋虽然不是职业的诗人，但他们传唱着当时流行的歌谣，为奴隶主祭祀祖先服务。他们歌颂着奴隶主祖先的丰功伟绩，对奴隶主贵族的子孙进行着家族历史的传递，间接地起到诗歌教育的作用。正是他们的代代传唱，把上古时期的音乐歌舞保存了下来。
使用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目前还没有发现夏朝使用成熟文字的确切证据，但二里头遗址的陶器上已经出现数量较多的文字符号。从半坡文化遗址和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的文字符号和商朝甲骨文的出现来推断，夏朝应当有比刻画符号更先进、比甲骨文更原始的文字。商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文字的使用。清末民初，在河南安阳商都遗址发现了大批用于占卜、刻有文字的甲骨，证明汉字在商代已经基本定型，汉字最重要的特点——在每个单一符号中包含音、形、义三要素——也已经形成。甲骨文虽然很简略，却是关于占卜结果的完整记录，已经是一种十分成熟的文字。目前已发现商朝后期的单字就有3500字左右，并出现了会意、形声、假借等构词法。这个时期还出现了“金文”（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甲骨文和金文都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历史文献，记述了奴隶社会包括文化教育在内的一些历史情况，是研究和了解古代社会的重要依据。
文字的发明为文化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从甲骨文的记载来看，我国奴隶制社会的文化已经有了很大发展，相传夏已有了历书——《夏时》，已发明了节气和干支记日法。商代有了一定的天文和数学知识，积累了较多的医学知识。从文学角度来说，文字既为书面文学提供了基本条件，也在某些方面决定了文学的特点，譬如，中国诗赋重视音韵和谐和骈偶对称的现象，就是从汉字摹形拟声的特点中产生的。
夏王朝的统治者是非常重视诗歌教育的。《尚书…虞书…大禹谟》有这样的记载：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
这段记载说明夏的开创者禹在舜帝时代就认识到“歌”的重要作用，通过“歌”来宣扬德政，教化百姓。“劝之以九歌俾勿坏”，正好说明了诗歌教育的目的。
《尚书…夏书》记载：“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如其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五子之歌》的内容充满劝诫的意味。
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学校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据历史学家和教育史学研究，我国古代学校的设立大致起源于虞舜时期。虞舜时代有上庠和下庠，夏代有东序（大学）和西序（小学），商代有右学（大学）和左学（小学）。庠、序就是早期的学校名称，就是早期的教育场所。《礼记…王制篇》曰：“有虞氏（舜）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禹）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国老”、“庶老”是负责教育的长者，“庠”、“序”就是供国老庶老教育学生的场所。虽然“庠”、“序”还不完全是专门的教育场所，仍然兼有养老作用，但它的出现表明，与直接的生产劳动相脱离的专门的学校教育已经开始。当时的教育内容仍然保持着综合性的特征，把学习舞蹈、音乐、礼仪、语言文字和学习射箭、驾车等技能融为一体。这时接受学校教育的学生，只能是奴隶主阶级的子孙。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教育的萌芽在夏代已见端倪，经商代，至周朝而进一步完善。截止目前，有确切的考古证据表明，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能够带兵作战的女统帅，这说明商朝时上层贵族家庭的女子能够接受相当广泛的教育。
夏桀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之一，他自比为太阳，无休止地征发百姓，建造许多华丽宫殿，不分昼夜与妃子宫女饮酒作乐。他的暴政遭到平民和奴隶的反抗，百姓传唱着歌谣：“时日曷丧，予与汝皆亡”，借此表达他们心中的痛苦和愤怒。
商纣王是商朝的末代国君，也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之一，他建造鹿台，日夜与后妃嬉戏游乐。他修筑宫殿园林，以酒为池，以肉为林，尽情享乐，使用炮烙酷刑镇压百姓。他也是一位喜好靡靡之音的君主。《史记…乐书第二》记载：“纣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国亡。……纣之道何隘也？……夫朝歌者不时也，北者败也，鄙者陋也，纣乐好之，与万国殊心，诸侯不附，百姓不亲，天下畔之，故身死国亡。”“北鄙之音”大约就是商朝国都朝歌格调低下、内容淫荡的流行歌曲，看来这位商纣王曾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有些艺术细胞，能够吟唱流行歌曲，这也正是亡国之君的“本色”——似乎中国的历代亡国之君莫不如此。司马迁从“教化”的角度将商纣王亡国的原因归结到喜好“北鄙之音”上，虽然有点偏颇，却也并非毫无道理。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又一次证明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道理，只不过商纣王时期上层的诗歌教育起到的却是与“教化”完全相反的作用。
从甲骨文的内容来看，它仅仅是占卜的记录，并没有将夏商时期流传的歌谣记录下来。只有极少的几首流传下来，如《大学》中记载：“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首三言歌谣篇幅简短，反映了商王朝初年统治者励精图治、除旧布新的气概。更多的歌谣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销声匿迹了。其原因大概一是歌谣本身有易于消失的特点；二是缺少书写材料，虽然文字已经成熟，却仍然无法用文字对诗歌进行保存，唯一的保存办法只能是口口相传；三是类似“焚书坑儒”之类的人为破坏阻断了歌谣的记录和保存。依据现有的历史资料基本可以确定：夏、商时期的诗歌教育仍然主要是结合礼乐歌舞教育而进行的。当时的习礼、习舞、习乐和学艺等教育活动常常与诗歌教育结合在一起，难以分开。
第三节西周时期的诗歌教育
周原是主要活动于泾水和渭水流域的一个部族，成为商朝的一个属国。以后沿黄河向东扩展，至周文王时，国力进一步强盛起来，成为商朝境内最强大的附属国。周武王继承王位后，开始伐纣灭商。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在牧野大战中取得完全胜利，建立了新的奴隶制王朝——周朝。周王朝起初定都镐京（今西安附近），史称西周。西周是奴隶制社会的鼎盛时期。由于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周文化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周王朝实行分封制。西周初年，周武王和周成王大封亲属、功臣，“桐叶封弟”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中这几句诗，常被人们引用来说明周天子的权威。但严格地说，这只是象征性的表述，绝不意味着周王享有后世封建专制集权皇帝的权力。除了开国之初的特殊时期，周王实际上并不能处置各个邦国的土地和人民。自周王朝立国后，各邦国以武力相兼并的过程从未停止过。相传周初有一千余国，春秋时期只剩一百余国，战国时期更只剩十余国。
西周时期，周王宫廷首先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总结前代史诗性质的典章乐舞，出现了所谓“六代乐舞”——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蠖》，周时的《大武》。这些乐舞融诗歌、音乐、舞蹈为一体。
周王朝建立了采风制度，收集民歌，以观风俗、察民情，保留了大量的民歌。到春秋时期经过孔子的删定，形成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入乐诗歌共305篇。《诗经》中的诗歌，可以确定具体写作年代的不多。大致地说，《颂》、《雅》和《国风》中的《豳风》产生年代较早，基本上都在西周时期。就诗歌的性质来说，《颂》和《雅》基本上是为特定的目的而写作、在特定场合中使用的乐歌，《豳风》是周王朝发源地的民歌。
《周颂》是周王室的宗庙祭祀诗，产生于西周初期。除了单纯歌颂祖先功德而外，还有一些于春夏之际向神灵祈求丰年或秋冬之际酬谢神灵的乐歌，反映了周民族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和西周初期农业生产的基本状况。如《丰年》中唱道：“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当时的人们在丰收的日子里兴高采烈，举行隆重的礼节祭祀先人，希望他们赐给更多的福分。而《噫嘻》则描绘了周成王时进行大规模耕作的情形：“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在祭祀活动中，周朝王族的子孙耳听着对祖先的颂歌，回想着祖先的功业，接受着礼仪文化的教育。这种教育的主体部分就是这些祭祀诗。
《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是一组周民族的史诗，记述了从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到周王朝的创立者武王灭商的历史，其产生的年代应在西周初期。
《生民》叙述后稷的母亲姜嫄祷神求子，踏了神的脚印而怀孕，生下了后稷，不敢养育而把他丢弃。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