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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民》叙述后稷的母亲姜嫄祷神求子，踏了神的脚印而怀孕，生下了后稷，不敢养育而把他丢弃。后稷却历难而不死：“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訏，厥声载路。”这段描写具有强烈的神话色彩。后稷长大后发明了农业，所种的庄稼非常茂盛。他在邰（今陕西武功）成家立业，建立了周民族的基础。因而后稷就成了周民族的始祖和农业之神。这首带有神话传说色彩的诗歌，反映了周民族的历史观念和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
《公刘》叙述后稷的曾孙公刘率领部族从邰迁徙到豳（今陕西彬县），在豳开辟土地、建屋定居的历史。其中写到：“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十分传神地描绘了周人在公刘带领下刚到豳地住下时一派欢歌笑语的情景。和《生民》相比，公刘身上已经没有了神话色彩，而完全是一个历史人物。
《绵》叙述了公刘的十世孙、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从豳迁徙到岐下（今陕西岐山）直到文王受命为止的历史。先写古公亶父从豳迁徙到岐下，同姜女结婚，在岐下筑室定居，从事农业生产，建造宗庙宫室，建立国家，委任官吏，消灭夷人的过程，最后是文王受命。描写建筑场面时，用了许多拟声词语，气氛浓郁，气势盛大：“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那盛土、倒土、捣土、削土的声音，把巨大的鼓声都掩盖住了。整首诗结构严谨，叙事条理分明，描写生动形象，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以上三首史诗，叙述了周文王以前的周民族历史，大概是西周初年王朝的史官和乐师根据民间传说写成的。此外，《皇矣》从太王、太伯、王季叙述到文王的伐密伐崇，《大明》从文王出生叙述到武王伐纣，记载了周民族的开国历史，也应当是出于史官和乐师手笔。
除了西周前期的《大雅》中的这些史诗之外，在西周后期的《小雅》中也有一些史诗性的叙事诗，如《出车》记周宣王时南仲征伐玁狁，《常武》写周宣王亲征徐夷，《采芑》、《六月》记周宣王时同蛮荆和玁狁的战争等等。如果把这些诗篇有次序地排列起来，那末，西周以前及西周时期的历史就能够理出一条比较清晰的线索。
这些诗篇作为周民族的史诗，既用作宗庙祭祀，又是上层贵族对子孙进行家族历史教育的教材。学习这些诗，可以了解古代的典章制度和历史文化，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
西周后期至平王东迁之际，由于西戎侵扰，诸侯兼并，统治秩序遭到破坏，形成社会的剧烈动荡。《大雅》、《小雅》中产生于这一时期的诗，有很多批评政治的作品，应当是出于士大夫之手。这大概就是古籍中所说的“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国语…周语》）。在这类诗中，有些作者对统治阶层内部秩序的混乱和不公正现象提出了批评。如《瞻卬》中说：“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悦之。”《北山》中说：“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牺迟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社会关系正在发生激烈变化，有人升官，有人降职；有人为国事辛苦劳碌而无所得，有人无所事事却安享尊荣。而诗人则站在公正立场上，希望纠正这种混乱的景象。
更多的政治批评诗，既表达了作者对艰危时局的极端忧虑，对自身所属的统治集团，甚至最高统治者的强烈不满，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自身命运的忧惧。如《十月之交》，《毛诗序》认为是“大夫刺幽王”之作。诗人从天时不正这一当时认为十分严重的灾异出发，对统治者提出严重警告。其中写道：“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峷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这里描绘了一幅大动荡、大祸难即将发生的景象。而令诗人痛苦的是，当时的人竟然都不去阻止，依然醉生梦死、悠闲生活。但同时，作者并不敢自豪无畏地同他所属的集团公然对抗，而是小心翼翼，对自己的处境充满恐惧，生怕不能见容于众人：“黾勉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嚣嚣。”这并非单独的例子。又如《正月》，作者同样对朝政十分不满。“今兹之正，胡然厉矣！”但同时他又极其恐惧害怕：“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再如《雨无正》，作者对“戎成不退，饥成不遂”，“周宗既灭，靡所止戾”的危急局面忧心如焚，对“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的态度十分怨愤，但同时又畏惧地说：“维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既怕得罪天子，又怕结怨于朋友，突现了仕途的危险和艰难！这是因为诗人们要尽量避免同所属的统治集团的直接冲突，或者说，他们总是感受到集团内部力量的威迫。一方面，诗人们强烈地表示出对于国家命运和民众生活的关心，而批评其他人缺乏这种关心，这是一种矛盾；但另一方面，这种关心，本质上也是关心统治秩序的安定，是整个统治集团公认的正确立场和道德原则，他们所批评的现象正是对这种立场和原则的背离。当他们认为大多数人都已背离了这种立场和原则时，既感到迷惘和悲愤，又感到恐惧和无奈，却决不敢张扬纯属个人的态度，把自己置于同统治集团对抗乃至决裂的地位。
这些诗篇由于作者均是统治集团的一员，因而“怨而不怒”，“止乎礼义”，保持“中和”，以委婉之词寄寓讽谏之意，因此能够被上层统治者接受并予以保存、流传。这些诗篇并不是作于一时一地，而风格却大致相同，除了“删诗”说的原因外，恐怕是周王朝的上层统治者提倡并用来对子孙进行教育的结果。到了春秋时期，孔子整理“诗三百”并作为学生学习的教材，恐怕不是一时之举措，而是对周王朝诗歌教育传统的继承。
《大雅》、《小雅》这类诗歌，开创了中国政治批评诗的传统。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述《诗经》说：“……此盖所谓怨诽而不乱，温柔敦厚之言矣。然亦有甚激切者，……”这些诗中所表现出的忧国忧民的情绪，只有站在社会公认的正确的道德立场上才能进行批评的方法，以及避免张扬个人态度的写作特色，对后代的政治批评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十五《国风》以《豳风》的年代最早。其中《七月》一篇，是极古老的农事诗，一般认为产生于西周初年。与《周颂》中的农事诗不同，它以相当长的篇幅，叙述农夫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记录了当时的农业知识和生产经验，似乎是记农历的歌谣，真实而细致地描绘了奴隶制社会的劳动情景。诗的作者似乎是一个奴隶中的管理者——其本人也属于奴隶，只是地位稍高些，率领一群农夫和自己的妻子儿女为“公”和“公子”工作。所以诗中既嗟叹农夫的辛劳，又将此作为农夫应尽的义务，并为“公”和“公子”热情祝颂。
从诗中可以看到，农夫们既要在田中耕作收获，又要种桑养蚕，纺麻织丝，打猎捕兽；农闲时还得到奴隶主的城堡里去修理房屋，就是在寒冬里还要凿取冰块藏入地窖，供“公”及“公子”在来年夏日里享用；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一切好物品，全归主人所有。他们吃的大抵是苦菜、野果、葫芦、麻子这一类东西：“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享葵及菽，八月剥枣”；“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言私其豵，献兀в诠保蚶吹囊爸恚蟮墓椤肮保〉牟殴樽约海弧拔抑炜籽簦由选保境芍旌焐恋囊铝希歉肮印弊鲆律溃荒昵崦览龅呐右补椤肮印毕碛茫骸按喝粘俪伲赊榔钇睢Ｅ纳吮肮油椋 敝挥性谛履晔苯冢肮被崛萌嗽琢四垩颍雅┓蛎钦偃ァＳ谑侵谌恕磅冶斯茫票速铞。蚴傥藿 薄肮焙汀肮印辈坏硎芰伺┓蛎堑睦投晒骨顾俏约焊吆敉蛩辍�
豳是周王朝的发源地之一，是其祖先公刘定居的地方，历经十世，一直到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时才从豳迁徙到岐下。从诗歌内容来看，虽然有“女心伤悲”的成分，但表现更多的却是奴隶们自甘情愿地为奴隶主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这样驯顺的奴隶正是统治者所需要的，而这样的上下关系也正是所谓“美政”的体现。这首豳地的民歌，被周天子用来观赏风俗、体察民情，本身就体现了这首诗所具有的教育价值。用这样的诗歌教育培养出来的正是安享富贵尊荣的奴隶主贵族的子孙。《礼记…王制》云：“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云：“《书》曰：‘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这说明，古人在“诗言志”的认识基础上，已注意到“采诗观志”，并曾经把“采诗”作为一种制度，力图充分发挥诗的认识作用，使之为统治者的政治服务。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这首诗是典型的民歌，是后代田家诗的滥觞。从唐代李绅、白居易、杜荀鹤、聂夷中等人的诗篇中，依稀能够看到这首诗的影子。
《豳风》中的《破斧》、《东山》是关于战争和劳役的作品。其中《东山》写出征多年的士兵在回家路上的复杂感情，在每章的开头，他都唱道：“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他去东山已经很久了，现在走在回家路上，天上飘着细雨，衬托出他的忧伤感情。他一会儿想起了恢复平民生活的可喜，一会儿又想起了老家可能已经荒芜，迎接自己的也许是一派破败景象：“果赢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也觉得还是老家好：“不可畏也，伊可怀也！”一会儿又想起了正在等待自己归来的妻子：“鹳鸣于垤，妇叹于室。……自我不见，于今三年。”然后又想起妻子刚嫁给自己时那么漂亮，三年不见，不知现在如何了：“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全诗通篇都是这位士兵在归家途中的心理描写，写得生动真实，反映了人民对和平生活的怀念和向往。这首诗对于后来的诗歌也有一定影响。
《小雅》的《采薇》也表现了参加周王朝对玁狁战争的士兵的苦恼：“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眼看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回家之事却毫无指望，因而独自黯然神伤，“曰归曰归，岁亦暮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最后终于盼到了回家的那一天：“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他当兵出征时正是春天，杨柳迎风摇曳，似乎为他送行，又似乎表示挽留；他回到家乡时正是冬天，雪花随风飘洒，似乎表示欢迎，又似乎表示冷漠。他走在回乡途中，身体又饥又渴，心里充满悲哀。这四句诗历来受到后代文人的高度评价，晋代谢玄就认为这是《诗经》中最好的诗句（见《世说新语…文学》）。后世诗歌中所表现的以折柳赠别远行之人的风习，似乎最早就是渊源于此诗，因为此诗最早将杨柳与远行组合到了一起，使人产生了杨柳留人的印象。
这些关于战争和劳役的诗篇，是周王朝社会历史的真实反映，因而具有“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的作用。其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情感态度也为奴隶主阶级所欣赏，因此成为他们日常吟诵的对象和教育子孙的教材。
《豳风》中的《鸱鸮》是《诗经》中仅有的有明确作者的一首诗，根据《尚书…周书》的记载，此篇的作者是周公姬旦。《尚书…周书…金滕》载：“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艺术的进步，周朝的学校教育在夏、商两代的基础上更加发达，并建立一套组织完备的学制系统。《古今图书集成》载：“周承四代之制，立四学于京师，辟雍居中（即成均），东胶在左（即东序），瞽宗在右（即右学），虞庠在国之西郊，其在侯国之都者曰泮宫，自乡遂而下，则庠序并设。”由此可见，西周的学校大致分国学和乡学两级。国学包括京师四学和泮宫，乡学指“庠序”。
周代教育贵族子弟的六种科目称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萌芽在夏代已见端倪，经商代至西周而进一步完善。《周礼…地官…保氏》记载：“保代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礼”包含政治、道德、行为习惯等内容；“乐”包含音乐、舞蹈、诗歌等内容；“射”是射箭技术的训练；“御”是驾驭战车技术的培养；“书”是识字教育，当时已有识字读本《史籀篇》——我国有文献记载的第一部韵文形式的识字课本；“数”包含数学等自然科学技术及宗教技术的传授。“六艺”教育的特点是文武并重，知能兼求，并依照年龄差异及学科不同而施教。“六艺”中礼、乐、射、御称为“大艺”，是贵族从政的必具之术，在大学阶段要深入学习；书与数称为“小艺”，是民生日用之所需，在小学阶段是必修课。“六艺”服务于奴隶主阶级的需要，但也反映了教育的普遍规律，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
国学包括京师四学和泮宫，为大奴隶主贵族所有，以诗、书、礼、乐为主要学习内容，按学生年龄又分为大学、小学。乡学是中小奴隶主子弟受教育的场所，以书、数为学习内容。辟雍是当时的最高学府。辟雍亦作“璧雍”，本为西周天子为教育贵族子弟设立的大学，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环而为名，在金文中已见记载。《礼记…王制》：“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汉班固《白虎通…辟雍》曰：“辟者，璧也。象璧圆又以法天，于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五经通义》曰：“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礼乐，宣教化，教导天下之人，使为士君子，养三老，事五更，与诸侯行礼之处也。”泮宫是西周时期诸侯所设的国学，其规模小于天子之国学辟雍，大于乡学，用于教育一国中的贵族子弟。由于政教不分，泮宫同时也是举行饮酒、献俘等典礼之所在。其制为东、西、南三面有水池，形似半璧，因其半于辟雍，故称为泮宫、泮水。《诗…鲁颂…泮水》：“思乐泮水，薄采其茆。鲁侯戾止，在泮饮酒……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虎臣，在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说文…水部》注释：“泮，诸侯乡射之宫。”西周时期规定，王太子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公卿长子、大夫嫡子，十三岁入小学，二十岁入大学。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