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这表明，在孔子的时代，《诗经》的音乐已发生散失错乱的现象，孔子对此作了修定工作，使之合于古乐的原状。他还用《诗经》教育学生，经常同他们讨论关于《诗经》的问题，并加以演奏歌舞，对《诗经》的流传都起了重要作用。《礼记…经解第二十六》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可见孔子对诗歌教育的重视。
孔子要求学生“诵诗三百”：“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第十七》）。孔子所说的“兴”即“感发意志”，是指诗歌运用比喻联想，托事于物，因物寄兴，有激发情感意志、使人奋发有为的作用；“观”是“考见得失，观风俗之盛衰”，就是说诗歌可以起到观察社会现实，认识生活，感悟哲理，了解风俗习惯，知晓国家盛衰的作用；“群”是“群居相切蹉”，即互相启发，互相砥砺，引起感情共鸣，改变轻薄妒忌的恶习，培养群体意识，就是说诗歌可以使人们交流感情，达到和谐，起到团结人的作用；“怨”是“怨刺上政”，就是说诗歌可以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的社会和不良的政治，即运用讽刺的形式针砭社会不合理现象，批评当权者的政治；“事父”、“事君”则是懂得伦理道德，培养忠孝观念；“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则是学习自然常识。“兴、观、群、怨”说是春秋时期孔子在文学方面的重要见解之一，全面概括了诗歌的社会作用和审美效果，也是其“诗教”的重要内容。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系统的诗歌教育理论。《毛诗序》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是孔子诗论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孔子的“兴、观、群、怨”学说奠定了中国古代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他整理的《诗经》成为我国诗歌教育教材的典范。
由于诗歌具有多种作用。孔子强调学习《诗》，是认为它可以培养想象力和观察力，用其中的道理修身养性，可以用于政治和社交。孔子指出：“《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因而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第八》）的见解和主张，甚至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篇第十六》），“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他指出学《诗》有两个目的：一是博通政事，能治理好国家；二是做外交使节使于四方，能做好外交工作。古代的使节出使外国时，“受命不受辞”，就是只接受使命，至于如何谈判应酬，全靠自己随机应变，独立行事，这叫做“专对”。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不是指一般人与人之间的谈话，而是外交场所的“专对”。正因为如此，在孔子私学里设有言语科，《诗》是言语科中的主要教材。孔子说：“子说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诗经》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较广泛地反映了周王朝很长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状况，其中有很多做人、做官、治国的经验教训，以及其它各方面的常识可供人参考。所以，在春秋时期，《诗经》不仅是诗歌教材，而且被看作政治教科书，其中的篇章辞句，在当时上层社会的交往中也经常被引用。尤其是在诸侯国之间的一些外交场合中，各国外交人员为了含蓄文雅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更是经常吟诵《诗经》来对答。《汉书…艺文志》记载：“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与不肖而观盛衰焉。”据统计，《左传》中有219处引用了《诗经》中的诗句。鲁襄公十六年，齐国派高厚参加晋国招待各国诸侯的宴会，东道主请各国使者赋诗，高厚也赋了诗，但用得不得体，惹恼了晋国君臣，结果联合与会各国一起攻打齐国。鲁襄公二十七年，齐国庆封防问鲁国，因吃饭时失礼，鲁国的叔穆子当即就赋了一篇《相鼠》，讥讽他“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由此可见，在春秋时期，上层人士学习《诗经》，熟练地运用《诗经》中的诗篇应对是多么重要。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在当时并不是夸张。
《礼记…乐记第十九》载“子贡见师乙问乐”：
子贡见师乙而问焉，曰：“赐闻声歌各有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师乙曰：“乙，贱工也，何足以问所宜。请诵其所闻，而吾子自执焉。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夫歌者，直己而陈德；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商人志之，故谓之商；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志之，故谓之齐。明乎商之诗者，临事而屡断；明乎齐之诗者，见利而让也。临事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这段记述中，乐官师乙向子贡全面阐述了诗歌教育的巨大作用——不同风格的诗歌可以培育不同的性格和品德。这段记载反映出春秋时期虽然战乱频仍，但统治阶级对于诗歌教育还是极其重视的，并形成了关于诗歌教育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司马迁在《史记…乐书第二》中转引了这段话，用来说明“乐教”——其实主要就是诗歌教育——对于培养美好思想品德、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作用。
《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大概一是满足各种宫廷典礼的需要，二是作者借此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到了春秋时期，《诗经》已经成为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和运用《诗经》成为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论语》中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从中可以看出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和上层的人士的子孙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学习《诗经》也具有政治和道德意义。《论语》记载孔子的话，说学“诗”可以“兴、观、群、怨”，“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事奉君主和长辈的道理。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总体上）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的，否则不可能被孔子用来教育弟子。墨子说：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孟篇》）；还说儒者“弦歌鼓舞以聚徒……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墨子…非儒篇》）。自此以后，儒家把《诗》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同时作为宣传儒家学说的重要手段。
第五节战国时期的诗歌教育
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也是中国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是封建制逐步取代奴隶制的转变时期。经过长期兼并战争，春秋初期的一百余诸侯国到战国初期只剩十余国，进入“战国七雄”时代，最后以秦的统一而告终。由于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推广使用，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变成奴隶主贵族的私田，他们将土地出租而转化为封建地主。新兴的地主阶级为了确立封建制度，发展封建经济，先后在各国掀起变法活动，废除井田，奖励耕战，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如魏国李悝变法、楚国吴起变法、秦国商鞅变法，这些变法促进了封建关系的发展和封建制度的逐步确立。由于社会急剧变化，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儒、墨道、法、兵等各个学派纷纷著书立说，宣传政治主张，并互相辩论，形成了学术繁荣的“百家争鸣”局面。“百家争鸣”不仅标志着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第一个辉煌时代的出现，而且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
长期战争破坏了社会安定，也破坏了文化传承，但同时又促进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由于战国时期的大规模战争大多发生在黄河流域，位于长江流域的楚国则相对平静，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格。春秋末期，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相继传入楚国，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南北方文化的汇合促使诗歌在楚国获得重大发展。战国末期，在南方的土地上产生了以屈原的创作为主体的《楚辞》，把先秦文学推向了又一个新的高峰。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创造了一种新诗体“楚辞”，使诗歌获得了饱满的生命力，与《诗经》一起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源头。
这一时期，诗歌教育获得进一步发展。孟子、荀子继承儒家的“诗教”传统并发扬光大，提出了新的主张。《诗经》所收作品，大致到春秋中叶为止。此后北方不会没有歌谣产生，但长期未见收集和整理。但是，《列子…汤问》中记载，当时有两位歌唱家的歌唱艺术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民间歌女韩娥高歌之后“余音饶梁，三日不绝”，歌唱乐人秦青的歌唱“声振林木，响遏飞云”。由此看来，当时民间歌谣应当是相当丰富的，大概是因为战乱的原因，这些诗歌没有流传下来，但当时民间的诗歌教育应当十分发达。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提出“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主张，对后世诗歌教育乃至语文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意逆志”就是说在读“诗”时，读者要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理解作品中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不要受拘束于词句，曲解甚至歪曲全篇的主旨。《孟子》中记述了孟子与弟子咸丘蒙关于“以意逆志”的对话：
咸丘蒙问：“《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答道：“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
孟子教导学生学习《诗经》时不要望文生义，“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而是要多动脑筋，运用自己的思考来探求作者的本意。战国时代，有些人习惯上以断章取义的方式来解诗说诗，往往出现错误。孟子针对这种现象，提出“以意逆志”的主张，主张从诗的整体来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揭示了诗歌教育的本质，对后世文学教育产生了极大影响。
《孟子…万章下》云：“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知人论世”的意思是要根据作者的生平经历和所处的时代背景，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体验作者的思想感情，准确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此后，“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一直是我国文学教育的重要原则。
荀子是战国末期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继承孔孟学说，十分重视传统文化教育，把《诗》与《书》、《礼》、《乐》、《春秋》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发扬了儒家的“诗教”传统。作为儒家的传人和传经大师，他认为“诗言其志也”，要想学好《礼》，就必需先学好《诗》、《书》、《乐》、《春秋》，而《礼》是一种道德规范，它可以维系社会的安定，规范人们的行为。他进一步理清六经之间的关系，明确学习六经的目的，对后代的经学教育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诗歌教育上，他继承发展孔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观点，进一步主张应当以学为基础，学思结合。他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学也。”（《荀子…劝学》）“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在学的基础上，荀子又强调要进行思考，“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荀子…劝学》）
荀子还著有篇幅相当长的杂言体的《成相篇》，以七言句为主，采用民间歌谣形式宣传他的政治思想：“请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怅怅。”诗中已经出现典型的上四下三结构的七言诗句，如“愚暗愚暗堕贤良“、“如瞽无相何怅怅。”这种形式节奏明快，音韵顺口，便于流传。近年在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中，也有好几首类似的歌辞，可见这种歌谣体在战国后期曾经很流行，已经存在形成七言诗体的萌芽。《成相篇》不仅是研究古代民谣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古代诗歌教育史的重要材料。
《学记》是战国后期思孟学派的著作，成书于战国末期，它总结了秦汉以前的教育理论、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是我国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学记》将上古时期的教育机构归结为四类：“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学记》对教学管理作了七项规定。其中第二项规定：“《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孔颖达疏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宵，小也。肄，习也。当祭菜之时，便歌《小雅》，习其三篇，《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取其上下之官，劝其始学之人，使上下顺序也，故云‘官其始也‘。亦谓以官劝其始也。”意谓自开学时就让学生诵习《诗经》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篇，使学生一入学就懂得当官从政的道理。这就首先明确了诗歌教育的目的。从这项规定可看出，当时是把《诗经》作为教材，而且规定了具体篇目。这显然是对孔子“兴观群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时对诗歌教学的重视。《学记》进一步明确了诗歌教育的方法：“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不学博依，不能安诗……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孔颖达疏曰：“‘不学博依，不能安诗‘者，此教诗法者。诗是乐歌，故次乐也。博，广也。依，谓依倚也，谓依附譬喻也。若欲学诗，先依倚广博譬喻。若不学广博譬喻，则不能安善其诗，以诗譬喻故也。”意思是只有学会联想想象，懂得比喻修辞，才能安心学好《诗经》。从这里可以看出，《学记》初步总结了战国后期诗歌教育的目的和方法。
在南方的楚国，也有十分发达的诗歌教育。在南北方文化的共同孕育下，楚国诞生了以伟大诗人屈原为代表的诗人群体和以伟大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