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凋天龙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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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凋天龙游记- 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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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这表明,在孔子的时代,《诗经》的音乐已发生散失错乱的现象,孔子对此作了修定工作,使之合于古乐的原状。他还用《诗经》教育学生,经常同他们讨论关于《诗经》的问题,并加以演奏歌舞,对《诗经》的流传都起了重要作用。《礼记…经解第二十六》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可见孔子对诗歌教育的重视。

    孔子要求学生“诵诗三百”:“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第十七》)。孔子所说的“兴”即“感发意志”,是指诗歌运用比喻联想,托事于物,因物寄兴,有激发情感意志、使人奋发有为的作用;“观”是“考见得失,观风俗之盛衰”,就是说诗歌可以起到观察社会现实,认识生活,感悟哲理,了解风俗习惯,知晓国家盛衰的作用;“群”是“群居相切蹉”,即互相启发,互相砥砺,引起感情共鸣,改变轻薄妒忌的恶习,培养群体意识,就是说诗歌可以使人们交流感情,达到和谐,起到团结人的作用;“怨”是“怨刺上政”,就是说诗歌可以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的社会和不良的政治,即运用讽刺的形式针砭社会不合理现象,批评当权者的政治;“事父”、“事君”则是懂得伦理道德,培养忠孝观念;“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则是学习自然常识。“兴、观、群、怨”说是春秋时期孔子在文学方面的重要见解之一,全面概括了诗歌的社会作用和审美效果,也是其“诗教”的重要内容。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系统的诗歌教育理论。《毛诗序》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是孔子诗论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孔子的“兴、观、群、怨”学说奠定了中国古代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他整理的《诗经》成为我国诗歌教育教材的典范。

    由于诗歌具有多种作用。孔子强调学习《诗》,是认为它可以培养想象力和观察力,用其中的道理修身养性,可以用于政治和社交。孔子指出:“《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因而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第八》)的见解和主张,甚至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篇第十六》),“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他指出学《诗》有两个目的:一是博通政事,能治理好国家;二是做外交使节使于四方,能做好外交工作。古代的使节出使外国时,“受命不受辞”,就是只接受使命,至于如何谈判应酬,全靠自己随机应变,独立行事,这叫做“专对”。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不是指一般人与人之间的谈话,而是外交场所的“专对”。正因为如此,在孔子私学里设有言语科,《诗》是言语科中的主要教材。孔子说:“子说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诗经》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较广泛地反映了周王朝很长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状况,其中有很多做人、做官、治国的经验教训,以及其它各方面的常识可供人参考。所以,在春秋时期,《诗经》不仅是诗歌教材,而且被看作政治教科书,其中的篇章辞句,在当时上层社会的交往中也经常被引用。尤其是在诸侯国之间的一些外交场合中,各国外交人员为了含蓄文雅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更是经常吟诵《诗经》来对答。《汉书…艺文志》记载:“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与不肖而观盛衰焉。”据统计,《左传》中有219处引用了《诗经》中的诗句。鲁襄公十六年,齐国派高厚参加晋国招待各国诸侯的宴会,东道主请各国使者赋诗,高厚也赋了诗,但用得不得体,惹恼了晋国君臣,结果联合与会各国一起攻打齐国。鲁襄公二十七年,齐国庆封防问鲁国,因吃饭时失礼,鲁国的叔穆子当即就赋了一篇《相鼠》,讥讽他“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由此可见,在春秋时期,上层人士学习《诗经》,熟练地运用《诗经》中的诗篇应对是多么重要。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在当时并不是夸张。

    《礼记…乐记第十九》载“子贡见师乙问乐”:

    子贡见师乙而问焉,曰:“赐闻声歌各有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师乙曰:“乙,贱工也,何足以问所宜。请诵其所闻,而吾子自执焉。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夫歌者,直己而陈德;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商人志之,故谓之商;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志之,故谓之齐。明乎商之诗者,临事而屡断;明乎齐之诗者,见利而让也。临事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这段记述中,乐官师乙向子贡全面阐述了诗歌教育的巨大作用——不同风格的诗歌可以培育不同的性格和品德。这段记载反映出春秋时期虽然战乱频仍,但统治阶级对于诗歌教育还是极其重视的,并形成了关于诗歌教育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司马迁在《史记…乐书第二》中转引了这段话,用来说明“乐教”——其实主要就是诗歌教育——对于培养美好思想品德、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作用。

    《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大概一是满足各种宫廷典礼的需要,二是作者借此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到了春秋时期,《诗经》已经成为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和运用《诗经》成为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论语》中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从中可以看出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和上层的人士的子孙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学习《诗经》也具有政治和道德意义。《论语》记载孔子的话,说学“诗”可以“兴、观、群、怨”,“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事奉君主和长辈的道理。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总体上)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的,否则不可能被孔子用来教育弟子。墨子说: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孟篇》);还说儒者“弦歌鼓舞以聚徒……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墨子…非儒篇》)。自此以后,儒家把《诗》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同时作为宣传儒家学说的重要手段。

    第五节战国时期的诗歌教育

    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也是中国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是封建制逐步取代奴隶制的转变时期。经过长期兼并战争,春秋初期的一百余诸侯国到战国初期只剩十余国,进入“战国七雄”时代,最后以秦的统一而告终。由于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推广使用,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变成奴隶主贵族的私田,他们将土地出租而转化为封建地主。新兴的地主阶级为了确立封建制度,发展封建经济,先后在各国掀起变法活动,废除井田,奖励耕战,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如魏国李悝变法、楚国吴起变法、秦国商鞅变法,这些变法促进了封建关系的发展和封建制度的逐步确立。由于社会急剧变化,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儒、墨道、法、兵等各个学派纷纷著书立说,宣传政治主张,并互相辩论,形成了学术繁荣的“百家争鸣”局面。“百家争鸣”不仅标志着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第一个辉煌时代的出现,而且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

    长期战争破坏了社会安定,也破坏了文化传承,但同时又促进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由于战国时期的大规模战争大多发生在黄河流域,位于长江流域的楚国则相对平静,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格。春秋末期,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相继传入楚国,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南北方文化的汇合促使诗歌在楚国获得重大发展。战国末期,在南方的土地上产生了以屈原的创作为主体的《楚辞》,把先秦文学推向了又一个新的高峰。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创造了一种新诗体“楚辞”,使诗歌获得了饱满的生命力,与《诗经》一起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源头。

    这一时期,诗歌教育获得进一步发展。孟子、荀子继承儒家的“诗教”传统并发扬光大,提出了新的主张。《诗经》所收作品,大致到春秋中叶为止。此后北方不会没有歌谣产生,但长期未见收集和整理。但是,《列子…汤问》中记载,当时有两位歌唱家的歌唱艺术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民间歌女韩娥高歌之后“余音饶梁,三日不绝”,歌唱乐人秦青的歌唱“声振林木,响遏飞云”。由此看来,当时民间歌谣应当是相当丰富的,大概是因为战乱的原因,这些诗歌没有流传下来,但当时民间的诗歌教育应当十分发达。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提出“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主张,对后世诗歌教育乃至语文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意逆志”就是说在读“诗”时,读者要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理解作品中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不要受拘束于词句,曲解甚至歪曲全篇的主旨。《孟子》中记述了孟子与弟子咸丘蒙关于“以意逆志”的对话:

    咸丘蒙问:“《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答道:“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

    孟子教导学生学习《诗经》时不要望文生义,“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而是要多动脑筋,运用自己的思考来探求作者的本意。战国时代,有些人习惯上以断章取义的方式来解诗说诗,往往出现错误。孟子针对这种现象,提出“以意逆志”的主张,主张从诗的整体来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揭示了诗歌教育的本质,对后世文学教育产生了极大影响。

    《孟子…万章下》云:“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知人论世”的意思是要根据作者的生平经历和所处的时代背景,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体验作者的思想感情,准确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此后,“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一直是我国文学教育的重要原则。

    荀子是战国末期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继承孔孟学说,十分重视传统文化教育,把《诗》与《书》、《礼》、《乐》、《春秋》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发扬了儒家的“诗教”传统。作为儒家的传人和传经大师,他认为“诗言其志也”,要想学好《礼》,就必需先学好《诗》、《书》、《乐》、《春秋》,而《礼》是一种道德规范,它可以维系社会的安定,规范人们的行为。他进一步理清六经之间的关系,明确学习六经的目的,对后代的经学教育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诗歌教育上,他继承发展孔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观点,进一步主张应当以学为基础,学思结合。他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学也。”(《荀子…劝学》)“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在学的基础上,荀子又强调要进行思考,“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荀子…劝学》)

    荀子还著有篇幅相当长的杂言体的《成相篇》,以七言句为主,采用民间歌谣形式宣传他的政治思想:“请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怅怅。”诗中已经出现典型的上四下三结构的七言诗句,如“愚暗愚暗堕贤良“、“如瞽无相何怅怅。”这种形式节奏明快,音韵顺口,便于流传。近年在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中,也有好几首类似的歌辞,可见这种歌谣体在战国后期曾经很流行,已经存在形成七言诗体的萌芽。《成相篇》不仅是研究古代民谣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古代诗歌教育史的重要材料。

    《学记》是战国后期思孟学派的著作,成书于战国末期,它总结了秦汉以前的教育理论、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是我国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学记》将上古时期的教育机构归结为四类:“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学记》对教学管理作了七项规定。其中第二项规定:“《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孔颖达疏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宵,小也。肄,习也。当祭菜之时,便歌《小雅》,习其三篇,《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取其上下之官,劝其始学之人,使上下顺序也,故云‘官其始也‘。亦谓以官劝其始也。”意谓自开学时就让学生诵习《诗经》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篇,使学生一入学就懂得当官从政的道理。这就首先明确了诗歌教育的目的。从这项规定可看出,当时是把《诗经》作为教材,而且规定了具体篇目。这显然是对孔子“兴观群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时对诗歌教学的重视。《学记》进一步明确了诗歌教育的方法:“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不学博依,不能安诗……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孔颖达疏曰:“‘不学博依,不能安诗‘者,此教诗法者。诗是乐歌,故次乐也。博,广也。依,谓依倚也,谓依附譬喻也。若欲学诗,先依倚广博譬喻。若不学广博譬喻,则不能安善其诗,以诗譬喻故也。”意思是只有学会联想想象,懂得比喻修辞,才能安心学好《诗经》。从这里可以看出,《学记》初步总结了战国后期诗歌教育的目的和方法。

    在南方的楚国,也有十分发达的诗歌教育。在南北方文化的共同孕育下,楚国诞生了以伟大诗人屈原为代表的诗人群体和以伟大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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