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掌故以百数。申公卒以《诗》、《春秋》授，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徒众最盛。及鲁许生、免中徐公，皆守学教授。韦贤治《诗》，事大江公及许生，……传子玄成，……玄成及兄子赏以《诗》授哀帝，至大司马车骑将军，自有传。由是《鲁诗》有韦氏学。”《汉书…儒林传》还记述了鲁许生、免中徐公的弟子王式传授鲁诗的事迹，其弟子“张生、唐生、褚生皆为博士。……由是《鲁诗》有张、唐、褚氏之学。张生兄子游卿为谏大夫，以《诗》授元帝。其门人琅邪王扶为泗水中尉，授陈留许晏为博士。由是张家有许氏学。”可见鲁诗在西汉传播之广。
《汉书…儒林传》载：“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诸齐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候始昌最明，自有传。”“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毛公，赵人也。治《潍》，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可见齐诗、韩诗传播也较广，而毛诗则逊色许多。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反而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就记载了西汉初贾谊学诗诵诗的情况：“贾生名谊，雒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於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汉书…贾谊传》引用了这段记载。这段话表明贾谊在十八岁以前曾经学习《诗经》，并“以能诵诗属书闻於郡中”，后有因廷尉吴公的举荐被汉文帝任命为“博士”。
西汉早期，黄老之学盛行，私学兴盛，官学衰微。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以后，大力推行儒学教育。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汉书…董仲舒传》）的建议，在长安设立太学，专设五经博士教授儒家学说，置博士弟子50人，以儒家的五经（《易》、《诗》、《书》、《礼》、《春秋》）为主要教材，排斥其他各家学说。《汉书…武帝纪》载：“（五年）夏六月，诏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悯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在厉贤材焉。‘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元帝时博士弟子已达千人。西汉末年，仿孔子弟子三千，太学增至3000人。王莽秉政时为了笼络广大儒生，树立自己的声望，在长安城南兴建辟雍、明堂，博士弟子达一万余人，太学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自此，儒家典籍就成为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主要教材，一直沿袭了二千多年而没有大的改变。这一时期，无论官学还是私学都得到空前发展，并逐步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的学校制度，太学成为国家的最高学府，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学校教育制度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儒家学说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尤其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工具。董仲舒把孔子所说的“诗”奉为“经”，此后便称“诗经”。《诗经》是汉代确立的“五经”之一（《乐经》早已失传）。贾谊说：“为之称《诗》，而广显道德，以驯明其志。”（《新书…傅职》）董仲舒说：“《诗》道志，故长于质。”（《春秋繁露…玉杯》）《毛诗序》中对诗歌抒发志向的作用更有具体的阐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古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以蹈之也。……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汉代学校分为官学和私学两种，其使用的教材有所不同。《急就章》云：“宦学讽诗孝经论，春秋尚书律令文。”说明了官学的基本教材。《礼记…内则》曰：“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诗经》是官学的主要教材之一，也是私学选学教材。汉代的儒生对《诗经》是极其熟悉的，如著名文学家扬雄在辞赋的创作中就多次直接引用《诗经》里的句子，这说明汉代学校教育对于《诗经》的学习十分重视，而且效果显著。
西汉时的学校教育重视进行各种文体训练，训练的文体有诗赋类、书表奏类、颂箴铭类、论说类。受当时社会风气及利益的驱动影响，汉赋倍受人们的青睐。汉成帝妃嫔班婕妤出身文学世家，有深厚的文学修养，是西汉后期著名的女辞赋家，她的《自悼赋》是第一篇出于女性之手的宫怨赋，更为真切地诉说了宫廷内不幸女子的怨恨惆怅之情，语言清丽流畅，描写细致生动，善于借景抒情，对后世“宫怨”类文学的影响很大。
汉儒教学大都采用“自学——提问——讲解——讨论——练习”的方式口口相授。为了配合学生自学，有的学者就记录、整理和汇集著名经师的讲授内容，形成了“传”、“章句”等阅读参考书。有了“传”和“章句”，学生不用求师，通过自学也可以学到最好的学问。
当时的教育特别注重朗读。《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吴人也。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新樵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载相随，数止买臣，毋呕（讴）道中。买臣愈以疾歌。”朱买臣的呕与歌就是朗读。这种朗读情动于衷，声情并茂，能够深入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并融入自己的体会和感受，是古人非常重视的学习方法。
作为诗歌教育的特殊形式，西汉时期出现了更多采用韵文形式编写的蒙学识字教材。《汉书…艺文志》载：“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
西汉初期，闾里书师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后人称为“秦三仓”）进行删改合编，去其重复字，以60字为一章，凡55章，统称为《仓颉篇》，用以教学童识字。如：“仓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昭，谨慎敬戒。勉力风诵，昼夜勿置。苟辑成史，计会辨治。超等轶群，出元别异。”形式上四言成句，二句一韵。这本书在唐代以后逐渐亡佚。
西汉学者编写的韵文识字教材有史游的《急就篇》、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扬雄的《训篡篇》、李长的《元尚篇》等。这些识字教材中，《急就篇》在语文教育史上影响最大。这些识字教材完整保留至今的只有《急就篇》，它是现存最早的识字和常识课本。
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的《急就篇》（又名《急就章》）以识字为主，同时介绍各类知识，是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广泛流传的蒙学识字教材。今存《急就篇》用三言、四言、七言，主体部分为七言韵语。《急就篇》共34章，前32章，每章63字，后两章每章64字，合计2144个字。史游写了31章，每章都是63个字，每句以七字、三字为多，也有一些四字句。南宋王应麟认为第7章、第33章、第34章是东汉人续写的。《急就篇》把相近的字分类编写在一起，讲究押韵，便于记忆；内容上注重实用，知识丰富，包括100多个姓，400多种器皿，100多种动植物，60多种人体器官，70多种疾病药物名称，还有官职名称、法律知识、地理知识等，而且注重思想教育和读写结合；可分为三部分：一是“姓氏名字”，400多字；二是“服器百物”，1100多字；三是“文学法理”，440多字。第一部分用三言，如：“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二、三部分用七言，如：“稻黍秫稷粟麻粳，饼饵麦饭甘豆羹。”第三部分的末尾有一小部分用四言，歌颂汉德，这段文字最为浅近可读，如“汉地广大，无不容盛。边境无事，中国安宁。”总之，这本书在开头几句之后，接着是姓名，然后是各种事物，再就是百官的名称和吏治有关的事情，最后写汉代昌盛的局面。如第一章：
“急就奇瓠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布局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请道其章。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周千秋，赵孺卿。爰展世，高辟兵。”
从这一章的内容可以看出，《急就篇》句式整齐押韵，整齐中又有变化。三字、四字句隔句押韵，七字句每句押韵。这样的句式整齐而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符合儿童的心理。章太炎《论篇章》中说：“详儿童记诵，本以谐于唇吻为宜，故古人教字，多用此种体制。”
《急就篇》到了东汉尤为盛行，一直到唐代还是主要的识字教材，一直沿用了600多年。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一中说：“汉魏以后，童子皆读史游《急就篇》。”“自唐以下，其学渐微”。作为一种儿童读物，其使用时间之长在世界教育史上实属罕见。《急就篇》在我国古代识字教材史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编写体例和内容对对后世童蒙教材和国外的小学教材都有很大影响，后世盛行的《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等都受其影响。此书自成书后就被广泛流传，并被传播到中国周边国家。这本书曾经流传到日本，并产生过很大影响，如日本的《官话急就篇》就借用了此书的名称，采用了与此书相似的体例。
西汉时期民谣颇盛行。这些民谣是当时社会现实最尖锐、最直接、最迅速的反映，往往具有强烈的讽刺性。汉武帝宠爱卫子夫，卫氏一族权倾天下，当时有《天下为卫子夫歌》：“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汉成帝时外戚横行，民间有《五侯歌》：“五侯初起，曲阳最怒。坏决高都，连竟外杜。土山渐台西白虎。”西汉后期奢靡之风日盛，长安童谣唱道：“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广袖，四方全匹帛。”这些歌谣对于广大人民认识社会的本质有极大的教育作用。
第三节东汉时期的诗歌教育
西汉末年，朝政腐败，土地兼并十分严重，社会动荡不安。公元9年，外戚王莽篡汉自立，建立新朝，政治更加混乱，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赤眉军、绿林军推翻了新朝。公元25年，西汉皇室刘秀依靠地方豪强势力，利用农民起义军的胜利果实，建立了东汉王朝。光武帝刘秀惩治贪官污吏，减轻农民负担，社会逐渐安定，经济走向繁荣。东汉继承了西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在“光武中兴”之后数十年里，东汉保持了兴旺的势头。首都洛阳人口多大百万，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其富庶繁华远远超过西汉首都长安。东汉元兴元年（105年），蔡伦总结前人经验发明了造纸术，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文化传播。元初元年（117年），蔡伦负责监典校订经书，将所抄副本颁行各地，形成了大规模用纸抄写儒家经典的高潮，使纸本书籍成为传播文化最得力的工具。东汉中期以后，由于皇帝年幼，国家政权逐渐被宦官操纵。随着士人阶层的壮大，特别是豪门士族力量的壮大，士人的集团意识日益强烈——他们要求与皇权达成某种平衡，强调“士大夫”对国家的责任和权力，坚决反对宦官擅政。因而士人集团、外戚集团与皇权专制、宦官专权斗争非常激烈，“党锢之祸”不断，导致东汉中期以后上层权力结构很不稳定。桓灵之世，宦官对士人集团的打击日益残酷，士人的反抗也日益激烈。在黄巾军大起义的冲击下，东汉王朝土崩瓦解，四分五裂。
汉代的儒学自西汉初年就分成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派。西汉200多年间，一直是今文经占统治地位，朝廷所立的14家经学博士均为今文学家。西汉末期，刘歆向皇帝建议将古文经列入学官，但遭到今文经学博士反对，从而引起双方的激烈斗争，直至东汉末年郑玄杂糅两派学说，这场斗争才暂告结束。今文经学是官方学说，偏重于政治上的实用性，多讲阴阳灾异、天人感应。古文经学是民间学说，虽注重阐释经书的政治和伦理原则，穿凿附会成分少，但地位一直不高。东汉时期，今文经学进一步滑落为“谶纬之学”，脱离经书，专门伪造和推究神秘妖异的预言，其愚昧繁琐，导致今文经学的进一步衰落。东汉灭亡后，儒学整体上衰微，其中今文经学趋于灭绝，古文经学则仍保持着虽非统治性的却仍然重要的地位，并为后世重新改造利用。就《诗经》来说，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人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汉代是我国文学从自发到自觉的过渡时期。当时虽还没有形成后世关于“文学”的观念，但却已把诗赋作为一个门类，并把《诗经》作为楷模。《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评《离骚》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在汉代文学中一向并不显得重要的诗歌创作，到了东汉中后期，由于乐府民歌的长期影响与社会生活的需要，开始出现初步兴盛的局面。四言是《诗经》的主体，也可以说是先秦时期黄河流域的诗歌的主体。但从东汉时期起，四言诗在诗歌中的主体地位就逐渐被五言诗所取代。汉代以后，四言诗虽断断续续一直有人写，但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诗体了，反而在辞赋、颂、赞、诔、箴、铭等特殊的韵文文体中，运用得很普遍。
东汉王朝继续设立乐府，采集民间诗歌。一般认为现存汉代乐府民歌，大都是东汉乐府机构所采集的。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收入了宋代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东汉乐府民歌中整齐的五言诗越来越多，艺术上也越来越高。在东汉乐府诗中，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董娇娆》、蔡邕的《饮马长城窟行》等五言诗的出现，可以大略看出乐府民歌对文人创作的影响，和文人在民歌基础上的改造与提高，说明乐府诗的创作开始受到文人的重视。
东汉前期，楚歌已逐渐退出诗歌舞台，但还有个别作品值得重视，如梁鸿的《五噫歌》。此后，以班固的《咏史》诗为代表，标志着五言诗正式登上了文人诗坛，开始取代楚歌的地位，在文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东汉中后期文人诗歌的内容，一方面具有批判精神和反传统精神，一方面非常注重抒情，而歌功颂德之风已消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