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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够代表西晋一代文学风气的是陆机。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祖陆逊、父陆抗均为东吴名将，地位显赫。东吴被灭后，陆机与弟陆云以文才被召入洛阳，受到北方士大夫的器重。陆机才冠当世，诗、文、辞赋都有成就。《晋书》本传曰“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他的《文赋》形式上别具一格，是文学批评史上的名作。陆机以“诗缘情而绮靡”为准则，语言上过分注重修辞，精心雕琢，文辞繁缛，华美典雅，多用排偶，对南朝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潘岳（247—300）字安仁，荥阳中牟（今河南中牟）人。他少有才名，人品颇遭到非议。
其诗文均以善叙悲哀之情著称，诗歌代表作是追悼亡妻的《悼亡诗》三首，感情真切动人，对后世悼亡文学有很大影响。
左思（约250—约305）字太冲，临淄（今属山东）人，出身于寒素家庭，其妹左芬以文才被召入武帝内宫。他的《三都赋》有“洛阳纸贵”之誉。他的《咏史诗》借古讽今，以刚健质朴的语言表现了对士族门阀制度的强烈不满，是班固以来咏史诗的创变。如第二首：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左思的《咏史诗》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传统，语言简劲，不重辞采，虽多用对偶，但出语自然而不求工巧，直接抒写胸中不平之气，形成雄迈的艺术风格，在西晋作家中别具一格，《诗品》有“左思风力”之誉。
东晋时期，玄学清谈十分盛行，对文学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东晋玄言诗多以抽象语言谈论哲理，使文学成了玄学的附属。东晋时期最杰出的诗人是陶渊明。
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出身于世代官宦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初名将。由于年幼时家境败落，他29岁时开始出仕后仕途不畅，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41岁时彻底弃官归隐。《晋书…隐逸传…陶潜传》曰：“潜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为乡邻之所贵。”陶渊明在诗歌、散文、辞赋诸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诗歌。他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以冲淡平和为主要特征的田园诗，这些诗不仅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更重要的是其中寄托了他的人生理想。如《归园田居》之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之三意境最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陶诗中最著名的是《饮酒》之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陶渊明的田园诗，语言精炼，朴素明净，简洁淡雅，自然真淳，呈现出平和宁静、清明淡远的意境。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开创了田园诗，开拓了诗歌新的题材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对后世中国古代诗歌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诗歌在宋代尤其受到文人的喜爱和推崇。鲁迅先生指出，陶诗不但有“静穆”“悠然”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如《咏荆轲》和《读山海经》具有慷慨悲壮的风格，也为后人称颂。他的《劝农》和《时运》用四言诗来歌咏田园生活，是《诗经》“国风”的继承和创新。
魏晋时期诗歌的繁荣，得益于思想解放与文化教育的普及。魏晋时期的政权性质与两汉政权并无二致，不仅基本政治制度与两汉一脉相承，教育制度也相似，而且同样强调以儒学为先。董卓之乱中太学被毁，曹魏立国后承汉制在废墟上重建太学。《三国志…文帝纪》载：魏文帝五年“夏四月，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太学生在魏明帝时增至千余。魏齐王曹芳正始二年，在洛阳刻制《正始石经》，立于魏都洛阳南郊太学讲堂。这部石经仅刻《尚书》、《春秋》和《左传》，每一个字都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刻成，所以又称《三体石经》或《三字石经》。这部石经对于研究儒家典籍的流传具有很高价值。
西晋时教育体制的重大变化，为五品以上官僚子弟专设国子学，形成了贵族与下层士人分途教育，国子学、太学并立的双轨制。西晋建立后，晋武帝“廓开太学，广延群生，天下磷萃，远方幕训，东越于海，西及流沙，并时集至，万有余人”。晋武帝曾三临太学并行大射礼，王公卿士、博士助教、弟子门人咸在列位；又设宴班飨，对学生的“勤学务礼，遵修旧典”大加赞赏，“人知所劝，宇承风，莫不景慕”，并与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十月二十日立碑颂德，即《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简称《三临辟雍碑》）。《三临辟雍碑》记述了晋武帝司马炎和皇太子司马衷亲临太学视察的经过，虽不无夸大，却也反映了西晋王朝对教育的重视，因而，太学在短期内再次进入繁盛时期。《晋书》卷二四《职官志》载：“晋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咸宁四年，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西晋还设立国子学，以国子祭酒主管国子学，是中国中央管理学务机构之滥觞。西晋灭亡，太学复被毁。
东晋立国之初，重新恢复太学。《晋书…元帝纪》载：东晋元帝司马睿建武元年十一月于建业“立太学”。《晋书…成帝纪》载：东晋成帝司马衍“（咸康）三年春正月辛卯，立太学。”东晋学校教育开始呈现衰微态势。
虽然长期割据战争和政治斗争导致上层统治者难以顾及教育，造成官学处于时兴时废、时有时无的状态，而政治纷争和社会动乱也使得士人生活朝不保夕，不愿积极出仕，但是这一时期的教育仍然取得很大成就。“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使士族子弟享有接受教育的特权和优先仕宦的特权，因而，社会上层人士普遍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诗歌创作和诗人群体也就主要产生于宫廷和士族内部。由于上层统治者的提倡和对文士的尊崇，虽然寒门庶族子弟纵使品学兼优才智过人也很难出人头地，但是，他们通向仕途、接近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仍然是读书做官。左思就是一例。由于官学时兴时废时断时续，难以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导致私学进一步发达，培养了许多文人才子。无论官学还是私学，在教学内容上仍以经学为主。但魏晋时期的读经与秦汉时期的读经有很大的差异。两汉时期儒生必须通读儒家的典籍，而魏晋时期虽然也强调读儒家典籍，但又不作严格的要求，因此，士人读《老子》、《庄子》成为时尚，成为“显学”。由于老庄哲学盛行一时，宣扬道家思想的玄言诗也就出现了。
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迅速发展时期，学习诗文写作已成为社会时尚。《诗经》仍然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与经书相比，由于诗赋文章押韵好读，所以常作为学童阅读初级教材。学童就开始学习诗赋写作，他们或仿写，或命题写，或参加笔会，写作训练比较自由。
由于文学教育的普及，两晋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女文学家，如西晋的左芬、东晋的谢道韫。
左芬是左思之妹，以文才出众被晋武帝司马炎纳入后宫。《晋书》列传第一载：“左贵嫔，名芬。兄思，别有传。芬少好学，善缀文，名亚于思，武帝闻而纳之。泰始八年，拜修仪，……后为贵嫔，姿陋无宠，以才德见礼。体羸多患，常居薄室，帝每游华林，辄回辇过之。言及文义，辞对清华，左右侍听，莫不称美。……及帝女万年公主薨，帝痛悼不已，诏芬为诔，其文甚丽。帝重芬词藻，每有方物异宝，必诏为赋颂，以是屡获恩赐焉。答兄思诗、书及杂赋颂数十篇，并行于世。”如她答赠其兄左思的《感离诗》：
自我去膝下。倐忽踰再期。邈邈浸弥远。拜奉将何时。披省所赐告。寻玩悼离词。仿佛想容仪。欷殻Р蛔猿帧：问钡狈蠲妗Ｓ槟坑谑槭：我运咝量唷８媲橛谖拇恰�
左思兄妹都富有才情，曾一起读书、一起吟诗。左芬对兄长的思念，也是对自由生活的憧憬和怀念。厌弃貌似华贵的宫廷而怀恋诗书自娱的生活，正体现了女诗人清峻高朗的志尚。
再如她的《啄木诗》：“南山有鸟，自名啄木。饥则啄树，暮则巢宿。无干于人，唯志所欲，此盖禽兽。性清者荣，性浊者辱。”诗中以物明志，是咏物诗中的佳作。
谢道韫是东晋最有权势的谢氏家族里出现的一位才思敏捷的女诗人，她是古代最有名的女才子之一，从小便有过人的文才和口才，7岁时赢得了“咏絮才女”的美名。谢道韫所著诗文集原有两卷，后散佚，今存诗2首——《泰山吟》和《拟嵇中散咏松诗》。《泰山吟》大笔挥洒，气度非凡，充满阳刚之气，才华之高令人赞叹。《晋书》卷九十六《列女传》载：“王凝之妻谢氏，字道韫，安西将军奕之女也。聪识有才辩。叔父安尝问：‘《毛诗》何句最佳？‘道韫称：‘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安谓有雅人深致。又尝内集，俄而雪骤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盐空中差可拟。‘道韫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安大悦。……凝之弟献之尝与宾客谈议，词理将屈，道韫遣婢白献之曰：‘欲为小郎解围。‘乃施青绫步鄣自蔽，申献之前议，客不能屈。……道韫所著诗赋诔颂并传于世。”
《晋书》卷九十六《列女传》还记载了晋朝的另两位女才子钟氏、陈氏的事迹：
“王浑妻钟氏，字琰，颍川人，魏太傅繇曾孙也。父徽，黄门郎。琰数岁能属文，及长，聪慧弘雅，博览记籍。美容止，善啸咏，礼仪法度为中表所则。”
“刘臻妻陈氏者，亦聪辩能属文。尝正旦献《椒花颂》，其词曰：‘旋穹周回，三朝肇建。青阳散辉，澄景载焕。标美灵葩，爰采爰献。圣容映之，永寿于万。‘又撰元日及冬至进见之仪，行于世。”
魏晋时期涌现的这些女诗人，除宫廷女诗人甄皇后、左芬外，谢道韫、钟琰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而更多的女诗人已经隐没在历史的长河里。这些女诗人的出现，至少说明当时社会里的女子也能够接受良好的诗歌教育。她们取得的成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魏晋时期诗歌教育的状况。如果没有良好的诗歌教育，也就没有诞生女诗人的土壤。
西晋灭亡后，北方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五个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先后建立了十六个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除前秦苻坚实现短暂统一外，北方长期处于割据混战状态。十六国时期，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受汉文化影响很深，尊崇儒学，重用汉族文人，重视文化教育。在他们统治区域内，儒家经书仍然是官学的主要内容。
汉国开国君主刘渊，字元海，其远祖是匈奴冒顿单于，其父是魏武帝曹操所分匈奴五部的左部帅刘豹。他自幼接受了系统的汉文化教育，学习《毛诗》等儒经，文武全才，深得当时名士的推崇。《晋书…刘元海载记》载：“（刘元海）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于是遂学武事，妙绝于众，猿臂善射，膂力过人。……太原王浑虚襟友之，命子济拜焉。”其子刘和、刘宣、刘聪都接受了包括《诗经》在内的儒学教育。
据《晋书…刘元海载记》，刘渊的儿子刘和“身长八尺，雄毅美姿仪，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刘渊的另一个儿子刘宣“朴钝少言，好学修洁。师事乐安孙炎，沈精积思，不舍昼夜，好《毛诗》、《左氏传》。”
汉国第二代国君刘聪是刘渊的第四子，自幼聪慧好学，汉化程度很高，武艺精强，文武俱佳。《晋书…刘聪载记》载：“刘聪……幼而聪悟好学，博士朱纪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十五习击刺，猿臂善射，弯弓三百斤，膂力骁捷，冠绝一时。”刘聪能写作百余首述怀诗、五十余篇赋颂，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
刘聪的两个妃子刘娥、刘英熟读经书，才貌双全。《晋书…列女传》载：“刘聪妻刘氏，名娥，字丽华，伪太保殷女也。幼而聪慧，昼营女工，夜诵书籍，傅母恆止之，娥敦习弥厉。每与诸兄论经义，理趣超远，诸兄深以叹伏。性孝友，善风仪进止。……其姊英，字丽芳，亦聪敏涉学，而文词机辩，晓达政事，过于娥。”
后赵开国君主石勒出身羯族，是受汉文化影响很深的杰出帝王。石勒采用了汉朝选官制和办学培养人才，下令各级官吏每年推荐贤良、方正、直言、秀异、至孝、廉清各一人，通过答策择用贤能。他还亲自到郡县接见文学之士，对有才能的给以奖励或任用。在其都城襄国设立太学、小学十余所，把将佐豪族子弟送入学校学习；选用太学生中前五名为著作郎。他还下令郡中集学子进郡立学校，并制定了考试三次学业修成的制度。《晋书…石勒载记》载：“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勒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勒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勒巡行州诸郡，引见高年、孝悌、力田、文学之士，班赐谷帛有差。……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于是擢拜太学生五人为佐著作郎，录述时事。”他注意拢络重用有才识的文人，如张敬、张宾、程遐等，组成“君子营”，用张宾为谋主。《资治通鉴》卷八十九记载，他攻下幽州后立即重用名士裴宪、荀绰，说“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
石勒的儿子石弘有很高的文学修养。《晋书…石勒载记》载：“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幼有孝行，以恭谦自守，受经于杜嘏，诵律于续咸。……虚襟爱士，好为文咏，其所亲昵，莫非儒素。”可惜，这位后赵的继承者生不逢时，22岁就因石虎篡位被杀。
前燕王慕容皝崇尚儒学，重用汉族文士阳裕等人。《晋书…慕容皝载记》载：“（皝）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皝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亲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以教胄子。……皝亲临东庠考试学生，其经通秀异者，擢充近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