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凋天龙游记- 第62部分

　　　　隋末学者王通，学问渊博，号“文中子”，终身不仕，致力于聚徒讲学，闻名天下。他力主汉儒的诗教说，认为诗当“上明三纲，下达五常”，“征存亡，辨得失”（《中说…天地篇》），对南北朝以来的著名诗人如谢灵运、鲍照、庾信、徐陵等几乎全部一笔抹煞。他的主张对儒家诗教传统的恢复产生了较大影响。

　　　　第二节唐代的诗歌教育

　　　　618年，李渊建立唐朝，定都长安。唐朝先后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疆域广大，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成为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座高峰。无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还是科技、文化、商业、建筑，唐朝均处于世界前列。唐都长安成为当时国际文化交流的中心，洛阳、扬州、成都都是闻名的商业都市。由于国内南北文化的汇合和国际文化的交流，再加上统治者的重视，唐代书法、绘画、音乐、舞蹈全面繁荣，雕版印刷技术逐渐成熟，文化艺术出现了灿烂辉煌的局面。安史之乱后，唐王朝逐渐走向衰落。宦官专权、军阀割据和黄巢大起义导致唐朝衰亡。907年，朱温建立后梁，唐亡。

　　　　政治上的高度统一，经济上的迅速发展，国力的极度强盛，各种文化的交融汇合，统治阶层的多元化，思想控制的相对宽松，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再加上最高统治者的提倡，有力地促进了唐代文学的繁荣发展，而诗歌作为唐代文学的主流更是大放异彩。唐代政治气氛宽松大度，在李家统治的二百九十年内，文人中没有发生因文字触犯忌讳而被判罪的现象，即便是讽刺了皇帝也没有被杀头的。李白被流放夜郎也只是受到永王李璘的牵连，不久就遇赦放还。作为一个强大的统一王朝，唐代始终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单一的思想统治，而是儒、释、道并兴。而道教和佛教在统治集团和整个社会中也受到极大的重视。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偏爱，道教或佛教有时候甚至被排列于儒学之上。儒、释、道三种思想并存，对诗歌创作影响极大，这三种思想往往错综复杂地交织在诗人的思想意识上和他的诗歌创作上。唐玄宗既有歌颂孔子的《经邹鲁祭孔子而叹之》，也有赞扬老子的《过老子庙》，又有咏佛家的《为赵法师别造精院过院赋诗》等诗篇。王维早年怀有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有扫除边患、为国建功的儒家思想，如“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而晚年却是“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的佛家思想。晚唐著名诗僧贯休的诗篇中也强烈地表现出忧民忧国和希望“致君活国济生人”（《杜侯行》）的儒家思想，是外僧内儒的典型。唐代诗人在思想上的兼容并收，使诗歌内容更为丰富多彩。

　　　　唐代是一个极其重视文化教育的封建王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等历代皇帝都有极高的文化艺术修养。唐朝历代皇帝大都喜好诗歌并重视以诗取士，对唐诗的繁荣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高祖李渊有较高文化修养，《全唐诗外编》卷一录其《为秦王制诗》一首。唐太宗经常与群臣饮宴赋诗，如《宴中山》、《于太原召侍臣赐宴守岁》等，还给群臣赐诗饯诗，如《赐魏征》、《赋秋月悬清光赐房玄龄》、《赐房玄龄》、《饯中书侍郎来济》。据《文苑英华》、《全唐诗》所载，唐太宗与群臣的唱和诗至少在百篇以上。唐高宗好作诗，提倡群臣赋诗。他的一首诗《谒大慈恩寺》，奉和应制的诗共36首。仪凤三年（678）七月丁巳，高宗宴近臣诸亲于九成宫之咸亨殿上，赋七言《咸亨殿宴近臣诸亲柏梁体》诗，“皇太子、霍王、相王、侍臣并和”。（《全唐诗》卷二）武则天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所作诗文很多。《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她有《垂拱集》一百卷，《金轮集》十卷，可惜现在仅存诗46篇，收录在《全唐诗》中。武后有《九日游石淙》诗七律一首，命群臣和作，其石刻至今犹存。她的原唱中有“万仞高岩藏日色，千寻幽涧浴云衣”，可谓一时佳句。她曾自制商调曲《如意娘》，最能表现其浪漫性格。唐玄宗李隆基非常爱好诗歌，每与群臣饮宴必赋诗，而群臣则奉和应制。史青因五步诗《应诏赋得除夜》而得到唐玄宗的赏识，并授为“左监门卫将军”。唐玄宗还常常让喜延后进的贤相张说查访颖悟超群、富有诗才的儿童，如奇童李泌、神童刘晏等，经张说的推荐，都受到唐玄宗的重用。唐德宗李适擅长诗歌，提倡君臣唱和；非常重视以诗取士，对科举极为关切。据《唐诗纪事》载：“帝善为文，尤长于篇什。每与学士言诗于浴堂殿，夜分不寐。贞元中，昭义节度李抱真荐贝州宋庭芬之女若昭，召入禁中试文，帝咨美。帝每与侍臣赓和，若昭姊若华等五人皆预，呼学士。”“帝晚年工诗句，臣下莫及。”（卷二）唐文宗李昂好作五言诗，诗调清俊。他曾想置“诗博士”，因大臣阻谏而止。唐宣宗李忱每曲宴与学士倡和，大臣公卿出镇，常赋诗饯行。他的《瀑布联句》“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显示出豪迈的气魄。他的《吊白居易》一诗对白居易的诗歌作了高度评价，表明他对诗人的重视。最高统治者的提倡是唐诗繁荣的重要原因。

　　　　除了得益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重视外，唐诗的繁荣与教育的普及繁荣密切相关。唐太宗极为重视文教事业，先后令颜师古校定《五经定本》、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作为教材颁行天下。《诗经》被定为科举取士的“九经”之一。唐文宗下令将《诗经》等十二部经书刻成石经，于开成二年（837年）竣工，总计650252个字，立于长安国子学内，供学生抄录诵读，被称为“开成石经”。《旧唐书》卷十七载：唐文宗开成二年“癸卯，宰臣判国子祭酒郑覃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时上好文，郑覃以经义启导，稍折文章之士，遂奏置五经博士，依后汉蔡伯喈刊碑列于太学，创立《石壁九经》，诸儒校正讹谬。”“开成石经”对于儒家典籍的保存和传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唐朝的中央官学继续实行分科教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的学习内容分《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五个专业。唐代在州、县等行政区域设立学校。《新唐书…选举志下》：“唐取人之路盖多矣，方其盛时……诸馆及州县学六万三千七十人。”可见唐代教育之盛。自唐立国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儒学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停止。儒学的地位较之魏晋南北朝有所提高，却并没有获得统治性的地位。一般地说，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

　　　　唐代继承并完善了隋朝的科举制度，学校教育体系也进一步完备。唐代科举以进士、明经两科最重要，在进士科和明经科的科举考试中，包括《诗经》在内的儒家经典“九经”是必考内容。在最受社会重视的进士科考试中，诗赋也是主要内容。唐朝的中央官学有国子监领导下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和广文馆等“六学一馆”。此外，还有隶属于门下省的弘文馆和隶属于尚书省的崇玄学。其中，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分别面向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僚子弟，学生主要学习儒家经典。国子学有生员三百人，太学有五百人，四门学有一千三百人，入学年龄为十四岁至十九岁。高宗龙朔二年（662），又在东都洛阳设立了一个国子监，与长安国子监合称“两监”。国子监长官为国子祭酒，下设司业为副，及丞、主簿、录事。诸学有博士、助教、典学、直讲等学官，掌教学。唐代前期，进士及第者大多由两监生徒出身，主考官在取舍中也有意偏重生徒，当时进士如不由两监出身则深以为耻。安史之乱后，由于政治混乱及财政困难，学校教育由盛入衰，生员不及旧时三分之一，太学、四门学的入学资格只好降低，生徒在应科举者中的比例亦大为减少。

　　　　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都是完善科举制度的关键人物。唐太宗进一步扩大科举考试范围，常设考试科目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等十多种，考试的体制更加健全。贞观年间，每年参加进士科考试的举子达上千人，录取很严，录取率仅百分之一二，进士的第一名称为状元。唐太宗曾自豪地说：“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有人写诗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武则天也大力提倡科举，曾将应试举子集中在洛阳宫殿里亲自出题，主持面试，开创了殿试之先河；她还设立了武举科目。在武则天当政时期，科举应试者多达上万人。唐玄宗时，将诗赋定为进士科的主要考试内容，他曾经在长安和洛阳八次亲自主持科举面试。开元年间，科举出身的宰相占到三分之二。《唐摭言》中说：“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进士及第享有很高的荣誉，时称“登龙门”。新科进士不仅要在长安的曲江参加国宴，还要在大雁塔下题名留念。周匡物的《及第谣》就反映了当时的盛况：“水国寒消春日长，燕莺催促花枝忙。风吹金榜落凡世，三十三人名字香。”而孟郊的《登科后》则写尽了举子一朝及第后的喜悦心情：“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学而优则仕”得以真正实现，激发了士人读书的积极性，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尤其是进士科重视诗赋考试，极大地促进了诗歌的繁荣。

　　　　诗歌创作的高度繁荣使唐代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唐代诗歌的作者群非常广泛，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都热情地从事诗歌创作，这是过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现象。唐人上自帝王后妃、王子公主、文臣武将、举子秀才，下至士卒小吏、渔人樵夫、村妇小儿、僧道乞丐、宫女娼妓，大多会诗能吟。孟郊《教坊歌儿》写道：“十岁小小儿，能歌得朝天。六十孤老人，能诗独临川。”中国真正成为“诗的国度”。初唐以后，宫廷文学就逐渐失去了在诗坛上的主导地位，真正有突出成就、对诗歌创作产生重大影响的诗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其家庭出身大多并不显赫，政治地位也并不高。有的著名诗人如白居易晚年仕宦显达，但他在诗歌领域的地位与其政治地位没有直接关系。总体上看，诗歌创作在唐代社会中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诗人数以千计，作品数以万计，形成群星璀璨的盛大局面。由于唐代诗人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其中许多诗人来自社会中下层，他们对社会各方面情况有更深刻的了解和体验，自身的经历也往往更为曲折丰富，因而，唐诗广泛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诗歌的题材与内容来说，咏史怀古、饮酒赋诗、壮丽河山、农家田园、边塞战争、塞外风光、友谊爱情、琴棋书画、音乐舞蹈、参禅礼佛等，都在唐诗中得到具体而生动的反映。唐诗中各种传统诗体兼备，无论古体诗，还是近体诗，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格律诗——五律、七律、五绝、七绝、排律进一步成熟并定型，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

　　　　唐代是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诗歌教育的黄金时期，诗歌的广泛普及正是诗歌教育兴盛的结果。唐高宗以后，进士科考试逐渐偏重于以诗赋取士；唐玄宗将诗赋定为进士科的主要考试内容，促进了唐诗的进一步繁荣，也促进了唐代诗歌教育的普及。唐代文学百花齐放，诗歌成就最为显著，名家辈出，流派峰起，作品繁多，异彩纷呈，百花争妍，万紫千红，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成为中国诗歌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词是产生于唐代的又一种新的诗歌形式，但它和传统的诗歌有显著区别。词最初孕育于唐代繁华城市中的歌楼妓馆，是歌妓们按照新兴的燕乐演唱的小曲，为了适应乐曲的需要，渐渐形成句子长短不齐而有定制的文学形式。由于当时词是酒宴上的歌曲，以抒情委婉细致见长，而很少表现严肃重大的社会内容。晚唐出现了温庭筠、韦庄这样大量作词的文人。唐代的诗歌教育就植根于这一时期灿烂的诗歌文化之中。

　　　　“初唐四杰”卢照邻、骆宾王、王勃、杨炯都是英姿逸发的少年天才，文学史习惯称之为“王杨卢骆”。骆宾王生年七岁即能诗，被称为神童。杨炯年十岁即应童子举，翌年待制弘文馆。王勃十六岁时，被称为神童而荐于朝廷，拜为朝散郎。四杰以诗文兼长齐名海内，冲破了唐初宫廷诗风的束缚，揭开了唐诗变革的序幕。四杰中成就最高的是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他的名篇，其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唐诗中数一数二的名句。杨炯的名作《从军行》以“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表达了投笔从戎的豪情。卢照邻以《长安古意》著称，“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是流传至今的名句。骆宾王以《讨武氏檄》名闻天下，《帝京篇》和《在狱咏蝉》是他的名作。

　　　　陈子昂（659—700）字伯玉，射洪（今属四川）人，家世豪富，性情豪迈，二十四岁举进士。他顺应时代需要，高唱汉魏风骨，清晰透辟地提出了文学革新的主张。他的代表作《感遇》三十八首或讽刺现实、感慨时事，或感慨身世、抒发理想，都表露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充满着积极进取精神。《登幽州台歌》以无限的时空为背景，树立了一个孤傲的自我。陈子昂从理论和创作两个方面为唐诗注入蓬勃的生命力，开启了盛唐诗人，赢得千秋万代的仰慕。

　　　　孟浩然（689—740），襄阳（今属湖北）人。在盛唐诗人中，孟浩然是年辈较早的一个，其人品和诗风深得时人的赞赏和倾慕，如李白有《赠孟浩然》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倾大力写作山水田园诗的诗人。他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宿建德江》、《过故人庄》和五绝《春晓》等，都是流传后世的著名诗篇。

　　　　王维（700—761）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省祁县）人，是盛唐文化全面高涨时期的一个多才多艺的诗人。他精通音乐，书法上擅长草、隶各体，绘画才能尤为特出。他曾自负地说：“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偶然作》其六），而后人甚至推许他为南宗画派之祖。他的文学创作就建立在这样全面的艺术修养之上，因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王维九岁就能写诗。十七岁时写出名篇《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王维于各种诗体无所不长，堪称全才。他的五律如《山居秋暝》、《观猎》、《使至塞上》，五绝如《辋川集》二十首、《鸟鸣涧》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七绝《送元二使安西》为当时的梨园乐工广为传唱，名曲《阳关三叠》的歌词就是这首诗。王维写相思别情的小诗如《相思》（红豆生南国）、《杂诗》其二（君自故乡来）传达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情思，千百年来传诵不绝。王维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山水田园诗。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的创作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艺术，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之涣（688—742）字季淩，绛州（今山西新绛）人。今存诗仅六首，均是绝句精品，如《登鹳雀楼》、《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是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