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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释道诗人而言，其数量之多殊为惊人。唐代僧侣与道士的诗歌共计4000余首。在唐代还产生了不少僧道诗集，如《五僧诗集》、《十哲僧诗》、《三十四僧诗》、《洞天集》、《神仙隐逸诗》等（见《唐音癸签》卷三十）。唐代诗人中的僧侣就有一百多人，僧人诗约3400余首。著名诗僧有寒山、皎然、灵澈、拾得、贯休、齐己等，其中寒山的诗303首，贯休诗712首，齐己的诗821首。唐代诗人中的道士也很多，如司马承祯、吴筠、范尧佐、杜光庭、吕岩等，他们创作的诗约450多首，其中吕岩的诗就有246首，吴筠的诗119首。
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能文能武，曾屡举进士不第。《全唐诗》第七百三十三卷存其诗3首。如《题菊花》：“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两首诗都充满着英雄之气，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历来传诵很广。
以诗取士的考试制度对促进唐诗的繁荣产生了很大作用。《全唐诗》、《文苑英华》、《唐诗纪事》所记录的御试、省试、州试、府试之类的诗，总计约490余首，而举子平时的习作及行卷之诗的数量则远远超过省试诗。如果再加上反映及第或落第的诗与新科进士的雁塔题诗，与科举考试有关的诗歌数量将更加可观。应试诗大多内容一般，形式呆板。这些诗一般均为五言排律六韵，或写景状物，或咏史怀古，或歌功颂德，如敬括的《省试七月流火》、崔曙的《奉试明堂火珠》、钱起的《湘灵鼓瑟》等。有少数诗冲破了这种格式，如祖咏的《试终南山望余雪》、薛能的五绝《省试夜》，黄滔的七律《御试二首》等。崔曙的《奉试明堂火珠》一诗当时曾被评为为文场第一，其中“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是盛传一时警句。钱起的《湘灵鼓瑟》中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是千古流传的名句。祖咏的《试终南山望余雪》是一首很好的五言绝句。《唐诗纪事》载：“有司试终南山望余雪诗，咏赋云：‘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四句即纳于有司，或诘之，咏曰：‘意尽。‘”这首诗是省试中独标一格的诗，历来受人称赞。
唐代诗歌的繁荣与诗歌教育的繁荣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都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唐代诗人创作的诗歌数以万计，为唐代学子读诗学诗提供了丰富的教材。在唐代，明经的地位远不如进士，读经常常被读诗代替。《旧唐书…杨绾传》记载，杨绾在给唐肃宗的奏疏中说：“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从这里可以看出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对当时学子读书内容的影响，当时一些著名诗人的诗集已经成为士子学习的教材。由于科举考试的需要，诗歌地位的提高，教授诗歌也成为家学和私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经学教育，促进了唐人个性和精神的解放。
《毛诗》是唐代“九经”之一，仍然是官学和私学进行诗歌教育的主要内容。孔颖达的《毛诗正义》是官方确定的教材。孔颖达（574年—648年）字冲远，我国隋末唐初著名的经学家和教育家。唐太宗时入国子监任国子博士、国子司业及国子祭酒等职。为结束诸家对儒家经典注疏不一的局面，唐太宗令孔颖达等经学家撰疏《五经》义训，于贞观十六年（642年）完成，奉诏定名《五经正义》。后又经校定增损，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颁行，钦定为全国统一教材。《五经正义》包括《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和《春秋左传正义》五书，共180卷，其中《毛诗正义》40卷。孔颖达的注疏博采诸家学说，《周易》用王弼注，《尚书》用孔安国传，《毛诗》用毛传郑笺，《礼记》用郑玄注，《春秋左传》用杜预注，实际上是对汉魏南北朝以来众说纷纭的解经进行鉴别裁定，进行了一次全面性的总结。《五经正义》以唐初流行语言解释先秦两汉的文字，对意义的解释较前人更为周密，为儒生学习五经提供了一套很好的教材。
《昭明文选》在唐代受到高度重视，要学习诗赋文章，就必须阅读《昭明文选》。《昭明文选》中选录诗歌434篇，是诗歌教育的优秀教材。杜甫写给儿子的《宗武生日》一诗中叮嘱他“熟精《文选》理”。《文选》原只有三十卷，唐显庆年间李善为之作注，并扩充为60卷。现在流行的就是李善注本。李善是当时有名的学者，他注《文选》，谨严翔实、旁征博引，保存了大量资料，为学习历代名家名篇有极大帮助。
唐代非常重视蒙学教育。当时的蒙学教材有许多种，如沿用前代的《急就篇》、《开蒙要例》、《千字文》；唐代编写的《兔园册》、《蒙求》、《杂抄》、《太公家教》。其中《太公家教》与《蒙求》影响最大。这些读本大多采用韵语形式，是诗歌教育的初级教材。
《兔园册》又称《兔园册府》或《兔园策》，已亡佚。据王应麟《困学纪闻》载，此书系唐代蒋王李恽命僚佐杜嗣先仿效应试科目的策问编成；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四却认为是唐朝虞世南所著，“纂古今事为四十八门，皆偶俪之语，五代时行于民间村塾，以授学童”。该书收集古今典故，以对偶骈体文句分类编纂，是唐代和五代时期盛行的蒙学读本。孙光宪《北梦琐言》云：“《兔园策》乃徐、庾文体，非鄙朴之谈，但家藏一本，人多贱之。”《新五代史…杂传…刘岳传》载：“《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故岳举以诮道。”此书开后世《幼学求源》等蒙学读本之先河。
《太公家教》是现存最早的训诫类知识读本之一，出于敦煌遗籍。它既吸取古书上的词句，也吸取流行谚语，其内容大多是讲述忠君孝亲、隐恶扬善、委曲求全、明哲保身等为人处世之道，侧重于对学童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主要采用四言韵语形式，少数属于杂言。其文字通俗易懂，夹杂着不少俗语，使儿童易读易记。如：“一日为师，终日为父。一日为君，终日为主”、“罗网之鸟，恨不高飞；吞钩之鱼，恨不忍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女慕贞洁，男效才良；行善获福，行恶得殃。行来不远，所见不长；学问不广，智慧不长”等。这本书是从中唐到北宋初年最盛行的童蒙课本，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家喻户晓，后渐失传。此书还流传到北方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境内，供北方各民族的学童讽诵。
李翰的《蒙求》是中唐到北宋最为通行的童蒙课本之一。《蒙求》大概是属对用事读本，选材宽广，整齐押韵，把592个典故编成一篇完整的四言诗，训诫说教意味比较淡薄。正文凡596句，2384字，涉及范围很广，包括我国古代天文、地理、历史、神话、医药、占卜、民族、战争、动物、植物等诸多方面。全书所讲大多是历史人物故事，由四字句组成，采用主谓结构，两句一组，互为对偶，隔句押韵，如开头八句：“王戎简要，裴楷清通；孔明卧龙，吕望非熊；杨震关西，丁宽易东；谢安高洁，王导公忠。”其中许多成为后来《三字经》、《龙文鞭影》等蒙学读本的取材来源。在古代语文教育史上，《蒙求》是一部与《急就篇》、《千字文》前后辉映的具有开创性的著作。后世注释《蒙求》者很多，大批蒙书都采用《蒙求》的编法和名称，可见它的影响之大。
中唐时期，蒙馆老师也往往指定某位诗人的作品作为教材。《旧唐书…杨绾传》中载杨绾在给唐肃宗的奏疏中说：“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唐诗纪事》卷三八载：“元微之《长庆集序》云：‘予尝于平水市见村校诸童竞习诗，招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余之为微之也。”可见，白居易、元稹的诗就被蒙馆塾师选定为教材。白居易逝世后，刚即位的唐宣宗在《吊白居易》一诗里称颂他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歌《琵琶篇》。”从中可以看出白居易诗作流传非常广泛。
唐代中后期还出现了供学童讽诵的诗歌选本如《文场秀句》等。《文场秀句》本是中唐诗人王起为庄恪太子辑录的诗歌选集。《旧五代史…冯道传》有“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的记述，可见这本书曾被作为科举应试的诗歌范本，供学子讽诵模仿。
唐末出现的蒙学诗歌读本是胡曾撰写的《咏史诗》。在文学史上，咏史诗最初本不是为蒙童写的，也不大有人用作启蒙教材。唐代一些诗人咏史的组诗数量颇多，如胡曾的《咏史诗》150首，汪遵的《咏史诗》60首、徐寅的《咏史诗》6首，周昙80首，孙元晏《咏史诗》75首。其中，胡曾的《咏史诗》含150首七言咏史绝句，概述从春秋战国到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故事，语言通俗，明快上口，容易背诵，因而在五代和宋代广泛流传。如《五湖》：“东上高山望五湖，雪涛烟浪起天隅。不知范蠡乘舟后，更有功臣继踵无？”《汉宫》：“明妃远嫁泣西风，玉筋双垂出汉宫。何事将军封万户，却令红粉为和戎！”用短诗来传授历史文化知识在当时是十分新颖的做法，对后世蒙书编写多有启迪。
蒙学阶段教儿童读诗学诗，是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的一条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儿童识字后，就要正式读书了。在这个时候，培养他们的读书兴趣是很重要的。如果一开始就让他们学习一些比较枯燥的文章，很可能挫伤他们的学习兴趣。而在此时采用读诗的方法就容易激发他们读书的兴趣。爱大声讽诵是儿童的一个特点，而诗歌恰恰是最适宜诵读的。由于诗歌音调和谐，注重押韵，本来就富有音乐性，诵读时能产生很大的美感快感。学童在诵读诗歌的过程中，尽管不一定能透彻理解诗歌的思想感情和艺术特色，却也足以启发他们想象，开拓他们的胸襟，培养他们良好的语感，促进他们求知的愿望。而这正是进一步学习的基础。
唐代的科举考试中，进士要考时务策和诗赋。而诗、策、赋都有一定的格律要求。如策要用对偶；赋要限韵；诗要用五言排律，12句6韵，中间8句对仗，全诗要讲平仄。这种严格的格律要求，要求应试的学子必须事先接受各种写作技巧的训练，特别是押韵、平仄、对仗、用典等方面的训练。科举及第后做官，也常常要写这类诗文。由于科举考试的需要，学习诗歌写作是当时诗歌教育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在学习写诗过程中首先要进行声律、对仗、集事等单项训练。属对在唐代很受重视，学习属对同时具有学习语音、词汇、语法、修辞和逻辑的作用，对作诗有很大的帮助。《唐诗纪事》卷五四记述了诗人之间的属对：
李义山谓温（庭筠）曰：“近得一联句云‘远比赵公三十六年宰辅，‘未得偶句。”温日：“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宣宗尝赋诗，上句有“金步摇”，未能对，遣求进士对之，庭筠乃以“玉条脱”续也。宣宗赏焉。又药名“白头翁”，温以“苍耳子”为对。
唐代学习诗歌写作的方式有自由作诗、命题作诗和多人联句等方式。自由作诗是最普遍的方式。命题作诗是在科举考试中使用的方式，在一些私人聚会和官场聚会中也常常要作命题诗。这种命题作诗带有评比性质，对诗歌写作的普及也起到了很大影响。联句是诗歌写作中的一种特殊方式。在朋友聚会时往往用联句形式来纪事、咏物、送行、赠人、寄人、怀人等，题材相当广泛。联句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等，而以五言为最多。联句是多人合作写诗，也有比试才情的意思，对于学习诗歌有很大激励作用。
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唐代学者编写了许多为写作提供材料和范例的参考书籍。这些书籍的内容主要是两方面：一是为写作提供材料；二是为写作提供范例。如徐坚等人编纂的《初学记》是唐玄宗时的官修类书，全书共30卷，分23部，313个子目。每子目先“叙事”、次“事对”，最后是诗文。“事对”下有注释，介绍典故的原文和出处。
唐代许多诗人在十岁前后就能写出令人惊叹的诗篇，如骆宾王七岁时写成《咏鹅》诗，至今仍是对幼儿进行诗歌启蒙的首选篇目之一。王勃六岁作诗英迈超人，被誉为神童。女诗人李冶六岁时作《蔷薇诗》，令其父惊叹。薛涛八岁时作《吟梧桐诗》诗。王维十七岁时就写出成名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白居易十六岁作《赋得古原草送别》名震长安。《全唐诗》卷799载，南海一七岁女子被“武后召见，令赋送兄诗，应声而就”《送兄》一诗：“别路云初起，离亭叶正飞。所嗟人异雁，不作一行归。”不可否认，这些诗人有很高的文学天赋，但如果没有较早接受诗歌教育，怕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出现了一个家庭教育方面的奇迹。隰城丞薛元暧的妻子林氏博通五经，能诗善文，名噪一时。《全唐诗》卷七百九十九录其诗一首《送男左贬诗（一作送男彦辅左贬）》。她年轻守寡后，亲自教育其子彦辅、彦国、彦伟、彦云及侄据、摠、播，其子侄七人先后考中进士。《旧唐书…薛播传》载：“初，播伯父元暧终于隰城丞，其妻济南林氏，丹阳太守洋之妹，有母仪令德，博涉《五经》，善属文，所为篇章，时人多讽咏之。元暧卒后，其子彦辅、彦国、彦伟、彦云及播兄据、摠并早孤幼，悉为林氏所训导，以至成立，咸致文学之名。开元、天宝中二十年间，彦辅、据等七人并举进士，连中科名，衣冠荣之”。《新唐书…薛播传》亦载：“播早孤，伯母林通经史，善属文，躬授经诸子及播兄弟，故开元、天宝间，播兄弟七人皆擢进士第，为衣冠光韪。”唐代进士科非常难考，录取率不足3％；而林氏所训导的子侄七人全被录取，的确了不起。在唐代科举史上，即使由男子所训导的家族诸子侄也极少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位林氏实在了不起，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这样的女教育家在唐代并非仅此一例。元稹之母郑夫人、李绅之母卢氏也都是这样。
《旧唐书…元稹传》载：“稹八岁丧父。其母郑夫人，贤明妇人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