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李绅之母卢氏也都是这样。
《旧唐书…元稹传》载：“稹八岁丧父。其母郑夫人，贤明妇人也；家贫，为稹自授书，教之书学。稹九岁能属文。十五两经擢第。”《新唐书…元稹传》载：“稹幼孤，母郑贤而文，亲授书传。九岁工属文，十五擢明经，判入等，补校书郎。”
《旧唐书…李绅传》载：“绅六岁而孤，母卢氏教以经义。绅形状眇小而精悍，能为歌诗。乡赋之年，讽诵多在人口。”《新唐书…李绅传》载：“绅六岁而孤，哀等成人。母卢，躬授之学。为人短小精悍，于诗最有名，时号‘短李‘”。
元稹、李绅二人均早慧且成为唐代著名诗人，她们的母亲功不可没。在唐代，这样的奇女子还有许多，可惜的是她们的事迹史书多不传。
唐代民歌也极为繁荣，尤其江南地区民歌依然盛行。《全唐诗》汇集的民歌共二十卷（第10—29卷），唐代民间诗歌教育之盛可见一斑。民歌的繁荣也给唐诗带来很大影响，如皎然、灵澈等人生活在民歌兴盛的吴地，他们曾汲取民歌率直自然、活泼朴素的特色来写诗。刘禹锡多次被贬官到南方，他常常收集民间歌谣，学习民谣进行诗歌创作，如《竹枝词》、《杨柳枝词》、《堤上行》、《蹋歌词》等就是他完全仿照民歌创作的诗篇。
诗歌在唐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极其广泛，连当时寺院宣讲佛经的“讲经文”也多采用韵文形式。讲经文在讲说时大量采用赋体的形式铺陈描写虚幻世界，在咏唱时多用七言歌行和五言诗体，使讲经过程富有艺术感染力，而为僧俗民众喜闻乐见。还有一种篇幅较为短小的“押座文”，它是在正式讲经之前所唱诵的叙述经文大意的七言韵文，其性质与后来话本的“入话”、弹词的“开篇”相似。因此，押座文可以看作是七言叙事诗。“讲经文”和“押座文”都具有劝善的作用，在这一方面与传统道德是一致的。
唐代“变文”是民间流行的一种与“讲经文”类似的韵文体曲艺作品，其文辞韵散相杂；唱词有七言体，有六言体，还有三、三、七句式的。其内容或演唱佛经故事，或演唱历史故事，或演唱民间传说，或演唱当时重大事件。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降魔变文》、《伍子胥变文》、《王陵变文》、《王昭君变文》、《孟姜女变文》、《张义潮变文》和《张淮深变文》等。而历史故事多带有传说色彩，民间传说常涉及历史人物，二者往往相互渗透。这些作品往往宣扬忠孝观念，赞美英雄人物，惩恶扬善，表达了人民群众的良好愿望，在当时受到普遍欢迎。目连救母的变文在唐代流传甚广，相传张祜曾戏称白居易《长恨歌》中“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二句是“目连变”（《本事诗》）。从“变文”的影响和作用来看，它也是民间诗歌教育的一种有效的形式。
“讲经文”和“变文”具有的韵散相间、有说有唱的形制，对后来的说唱文学、戏曲文学和各类小说的影响极为深远。后世话本小说中常常夹杂许多诗词的现象、古典长篇小说往往夹杂许多诗词歌赋的特点，都与“讲经文”、“押座文”和“变文”的影响密切相关。追本溯源，可以发现，诗歌对其它文学形式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唐代的诗歌教育还波及周边邻国。唐诗在日本广泛流传，白居易的诗尤其受到日本人喜爱。唐都长安是当时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日本、新罗等国家纷纷派遣留学生来长安学习，一些留学生也成为写诗能手。如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侣，汉名晁衡，与李白结下深厚友谊，李白曾因听到他渡海回国而遇难的传闻而深情写下《哭晁卿衡》一诗。新罗留学生崔致远12岁入唐求学，18岁考中进士，曾写下大量诗文，其文集《桂苑笔耕》流传至今。中日诗人歌吟两国友好的诗篇至今尚存120多首，中朝诗人歌咏两国友谊的诗篇至今尚存70余首。唐文化以儒学为核心，经留学生的学习和传播，儒学在日本的影响也相当大。如日本在大学寮设明经科，以孔颖达《五经正义》为教授课本。
宋元明清时期的诗人，绝大多数都曾受到过唐诗的影响。如北宋初的“西昆派”专学李商隐；北宋后期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派”则把杜甫奉为祖师。南宋后期诗人争学晚唐五言律诗，而北方的金元诗人都学中晚唐七言律诗。明代中叶兴起的复古运动甚至以“诗必盛唐”相号召，前后七子都标榜盛唐诗法，以此为学诗的最高境界。可见唐诗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第三节五代时期的诗歌教育
907年，朱温篡唐建立后梁以后，中国历史又进入了一个短暂的分裂时期。除梁、唐、晋、汉、周外，当时还先后出现了北汉、南唐、吴越、南汉、前蜀、后蜀等十个小国，总称五代十国。这种分裂状态，实际是唐代末年藩镇割据混战的延续。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逐步消灭割据政权，大体上结束了分裂局面。
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来看，五代十国时期是唐朝的继续。在文学上，最突出的文学形式仍然是诗歌，而文人词已很兴盛，倚声填词蔚为风气。而西蜀（前蜀、后蜀）与南唐二地，军事力量虽弱小，却是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因而成为词人荟萃的两大基地。
西蜀词人的词，大多数汇集在赵崇祚于广政三年（940年）所编的《花间集》中。这部词集收录了晚唐温庭筠、皇甫松以及韦庄、薛昭蕴、牛峤、毛文锡等十六位由唐入五代在蜀地作官或与蜀有关的词人的五百首词。西蜀词人的创作基本沿续了温庭筠的词风，题材大抵以男女艳情、离愁别恨为中心，语言则善于藻饰，精心雕琢，艳丽精美，其描写男女情爱的大胆露骨程度则远超温庭筠，因此受到后世具有正统观念的学者的严厉批评。总体上说，《花间集》是一部带有浓郁宫体气息的词集，这些词人常被称统称为“花间词人”。“花间词人”上承南朝宫体诗人，下启宋代婉约派词人，明清时期绮靡颓废的艳情文学深受其影响。
南唐词人中以冯延巳、李璟和李煜最为出色，而李煜的成就最高，对后世的影响最大。
冯延巳（903—960）字正中，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南唐中主时任宰相。他的词介乎五代花间词风与北宋词风之间，一些作品虽还带有秾艳色彩，但词风已转向了清新流畅、深婉含蓄。他的词以写恋情为主，也有离恨伤感，但语言清新流畅，通过自然意象与心理变化来抒情，如《更漏子》、《归自谣》、《谒金门》等。北宋重要词人晏殊、张先、欧阳修都受到他的影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评价他“虽不失五代风格”，但已“开北宋一代风气”。《全唐诗》卷八九八录其词78首，卷七百三十八另存其诗1首。
李璟（916—961）字伯玉，是南唐第二代国君，他治国无能，但文学修养很高，能诗善词，周围曾聚集了韩熙载、徐铉、冯延巳等著名文士。据说他十岁就写出咏竹的佳句“栖凤枝梢犹软弱，化龙形状已依稀。”他传世的诗词很少，《全唐诗》卷八录其诗2首，卷八八九录其词3首。《摊破浣溪沙》（菡萏香销翠叶残）是他的名作。马令《南唐书…党与传》记载，冯延巳有一次与南唐中主李璟闲谈，李璟引了他《谒金门》词中一句说：“‘风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冯延巳回答：“未若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这是词史上的一则著名佳话，可见他文学修养之高。其子李煜、李从善、李从谦均有诗传世。
李煜（937—978）即李后主，字重光，是李璟的儿子。他多才多艺，洞晓音律，工书善画，诗文俱佳，尤擅于作词，是五代时期成就最高的词人。与其父相似，也无治国才干，文学修养很高，喜招引文人学士。三十九岁时，南唐为北宋所灭，李煜开始了俘虏生活，后被宋太宗毒死。他前期的词的多写宫廷生活、歌舞宴饮和男女恋情，如《清平乐》（别来春半）；后期的词写思乡之情、亡国之恨和人生感慨，如《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等。《全唐诗》卷八八九录其词34首。他的词多采用白描手法，精心选择意象，注重抒发情感，语言自然流畅，艺术感染力很强，为文人词另开了一个新境界。他善作五、七言律诗绝句，《全唐诗》卷八录其诗18首。其皇后周娥皇精通书史，善解音律，既会谱曲，又能填词，惜其词不传。
五代时期虽然处于分裂状态，特别是北方朝代频繁更替，对于文化教育的发展极其不利，但统治者承袭唐代遗风，普遍崇尚文化，重视文士。五代政权沿袭唐代的教育制度，重视国子学，儒家典籍依然是官学和私学的主要教材；继续实行科举取士，写诗作赋依然很重要，因而这一时期的文化教育仍有一些发展。《五代会要》载：（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广为抄写，仔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请依所印刻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七载：“（后唐长兴三年二月）辛未，初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一载：“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丁巳，板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这次雕印儒经工作，从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开始，到后周广顺三年（953年）才全部完成，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朝代，用了二十一年时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官府主持进行大规模雕版印刷儒家经典，开创了经书印刷之先河，对后世影响很大。
五代时期出现了一位作诗上万首的诗人王仁裕（880—956），其诗数量之多前所未有。其诗当时流传颇广，人们竞相传诵。蒙学经典《幼学琼林》中说：“王仁裕多诗，时人号为诗窖”。他能文善诗，通晓音律，涉猎领域，既广且丰，著述颇多，数量惊人。可惜这些著作特别是诗集几乎佚失殆尽，《全唐诗》卷七百三十六仅存其诗不足16首（五律2首、七律13首、残句2句）。《旧五代史…周书…王仁裕传》载：“王仁裕，字德辇，天水人。少孤，不从师训，年二十五，方有意就学。一夕梦剖其肠胃，引西江水以浣之，又睹水中砂石，皆有篆文，因取而吞之。及寤，心意豁然，自是资性绝高。有诗万余首，勒成百卷，目之曰《西江集》，盖以尝梦吞西江文石，遂以为名焉。”他善于发现人才、奖掖后进，门生、弟子数以百计。他曾在《示诸门生》里写道：“二百一十四门生，春风初长羽毛成。”后汉乾裕年间，他掌贡闱时中进士者多达33人，其中的佼佼者如王溥、李恽、许仲宣、李昉等，后来都成了一代文杰。《舆地纪胜》云：“王仁裕知贡举时，所取进士三十三人，皆一时名公卿，李昉、王溥为冠。”他很重视诗歌教育，现存诗篇中写给门生的就有3首。他在《与诸门生春日会饮繁台赋》里写道：“烂醉也须诗一首，不能空放马头回”。他在作诗上为弟子做出了表率。
五代时与王仁裕同以诗文知名、以善于选拔人才著称的诗人是和凝（898—955）。《旧五代史…周书…和凝传》载：“和凝，字成绩，汶阳须昌人也。……凝幼而聪敏，姿状秀拔，神采射人。少好学，书一览者咸达其大义。年十七举明经，……十九登进士第。……唐天成中，……寻诏入翰林充学士，转主客郎中充职，兼权知贡举。贡院旧例，放榜之日，设棘于门及闭院门，以防下第不逞者。凝令彻棘启门，是日寂无喧者，所收多才名之士，时议以为得人。……又好延纳后进，士无贤不肖，皆虚怀以待之，或致其仕进，故甚有当时之誉。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他少年时好为曲子词，流传和影响颇广，契丹称之为“曲子相公”。他善于选拔人才，门生弟子众多，声誉卓著。《全唐诗》卷七百三十五录其诗109首，卷八百九十三录其词24首。
冯道（882─954），字可道，瀛州景城（今河北沧州）人，生于唐末，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事四姓十君，六次任宰相，自号长乐老。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官方雕印刊行儒家经籍的倡议者和主持人，于后唐长兴三年奏请朝廷刊印九经，在他的组织下，历时二十一年才得以完成。他少时刻苦读书，长即以文学和仁孝知名。《旧五代史…冯道传》载：“其先为农为儒，不恒其业。道少纯厚，好学善属文，不耻恶衣食，负米奉亲之外，惟以披诵吟讽为事，虽大雪拥户，凝尘满席，湛如也。”《新五代史…冯道传》载：“道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天成、长兴之间，岁屡丰熟，中国无事。……明宗问曰：‘天下虽丰，百姓济否？‘道曰：‘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因诵文士聂夷中《田家诗》，其言近而易晓。明宗顾左右录其诗，常以自诵。……道少能矫行以取称于世，及为大臣，尤务持重以镇物，事四姓十君，益以旧德自处。然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而喜为之称誉。”他吟诵聂夷中的《田家诗》讽谏后唐明宗，正是“诗教”的典型例子。冯道很重视诗歌教育，也很善于进行诗歌教育，他的《天道》、《偶作》、《赠窦十》等诗的内容就是写立身处世和教育子女之道，《赠窦十》一诗流传颇广。《全唐诗》卷七百三十七录其诗五首。
由于江南地区相对比较安定，经济相当繁荣，文化教育比较发达。儒家经典仍然是学习的主要内容。《开蒙要训》、《千字文》《太公家教》和《蒙求》依然是蒙学阶段的主要读本。由于最高统治者的爱好与提倡，南唐、前蜀、后蜀、吴越等国的诗歌教育仍然十分发达，涌现了一大批诗人。《全唐诗》中收录了五代十国时期众多诗人的大量作品。
南唐三代君主李昪、李璟和李煜都是当时著名诗人，均喜招延文学之士，因此南唐文学兴盛一时。因唐代贞元中，洛阳人李渤与其兄李涉曾于庐山白鹿洞隐居读书，故南唐升元四年（公元940年），在其遗址建立了白鹿洞学馆，亦称“庐山国学”。《新五代史…南唐世家》记载，南唐先主李昪年轻时“独好学，接礼儒者”。据说李昪九岁时就作《咏灯》诗：“一点分明值万金，开时惟怕冷风侵。主人若也勤挑拨，敢向尊前不尽心。”《全唐诗》卷八录入这首诗。他立国后重视文化，爱好文学。其子李璟、其孙李煜在南唐宫廷浓厚的文学氛围中成长起来，成为我国词史上的著名词人。
在南唐宫廷周围聚集了众多诗人。徐铉，十岁能属文，早岁与韩熙载齐名，江东谓之“韩徐”。《全唐诗》卷七百五十一至七百五十六录其诗298首。韩熙载，《全唐诗》卷七百三十八录其诗5首。宋齐丘，《全唐诗》卷七百三十八录其诗3首。李中《全唐诗》卷七百四十七至七百五十录其诗310首。张泌，《全唐诗》卷七百四十二录其诗19首，卷八百九十八录其词27首。伍乔，南唐时举进士第一，《全唐诗》卷七百四十四录其诗21首。成彦雄，《全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