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卷八百九十八录其词27首。伍乔，南唐时举进士第一，《全唐诗》卷七百四十四录其诗21首。成彦雄，《全唐诗》卷七百五十九录其诗27首。
前蜀经济繁荣，崇尚文化。王建虽然出身草莽，但很尊重士人，也能作诗，《全唐诗》卷八录其诗1首。著名文人韦庄、冯涓、许寂、周庠、张格都受到他的重用，著名诗僧贯休、道士杜光庭晚年都依附于他。王建妃子徐氏二女皆有国色，均能作诗，《全唐诗》卷九录其诗16首。后主王衍，颇知学问，能作艳词。《全唐诗》卷八录其诗5首，卷八百八十九录其词2首。前蜀宫廷周围聚集了大批文人学士。牛峤曾有歌诗三卷，《全唐诗》卷六百六十七录其诗6首，卷八九二录其词26首。牛峤之侄牛希济以词著名，《全唐诗》卷八百九十三录其词12首，卷七百六十录其诗1首。顾夐善作艳词，意象清新生动，《全唐诗》卷八百九十四录其词55首。薛昭蕴擅长作诗填词，才华出众，好唱《浣溪沙》词；《全唐诗》卷八百九十四录其词19首，其中《浣溪沙》8首。
值得注意的是，前蜀出现了两位波斯裔诗人——李珣、李舜弦。李珣是著名医药学家，又是著名诗人，有诗集《琼瑶集》，《全唐诗》卷八百九十六收录其词54首，卷七百六十录其诗3首。其《南乡子》词17首，歌咏南国风物人情，明快清新。李珣之妹李舜弦颇有文才，被王衍纳为昭仪。李舜弦工于诗，其诗多受文人赞赏，《全唐诗》卷七百九十七录其诗3首。
前蜀还出现了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才子黄崇嘏（883—925）。她是临邛（今四川邛崃）人，父亲曾在蜀中任州郡长官，她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工诗善文，棋琴书画，无一不精。12岁时父母相继亡故。成年后，她才艺出众，特立独行，常女扮男装，游历川东川西。她的诗引起著名文人周庠叹赏，因为当时她扮作男子，就举荐她代理司户参军。上任一年，卓有治绩。周庠见她英俊多才，三十尚未成家，就主动提出把心爱的女儿嫁给她。黄崇嘏作《辞蜀相妻女诗》表明身份。后归家守贫，全璧而终。《全唐诗》卷七百九十九录其诗2首。金元杂剧《春桃记》、明代徐渭杂剧《女状元辞凰得凤》均以黄崇嘏之事为蓝本。明代杨慎的笔记《杨升庵外传》亦记此事。黄梅戏《女驸马》也以她为原型。清人吴任臣所著的《十国春秋》中记载了黄崇嘏的生平事迹。
后蜀文化相当发达。《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一载：“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毋昭裔是五代后蜀著名文人、藏书家，河中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他出身贫寒，嗜好读书，曾借书来读，遂博学有才名。孟知祥镇守四川时，他为掌书记，后擢御史中丞。后主孟昶继位，任后蜀宰相16年，以太子太师致仕。他酷好古文，精于经术，极嗜图籍，致力于藏书。早年向人借《文选》、《初学书》等书，人面有难色，他曾立志刻印书籍，惠及天下学子。后蜀广政年间（938—965），他奏请刻板印行九经。他命张德钊书写九经，刻石立于成都学宫；又出私财营建学宫，立印舍刻印九经；又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书写《文选》、《初学书》、《白氏六帖》等书，刻板印行。后又命人印行《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他还著有《尔雅音略》。北宋平蜀后，其子毋守素将藏书与刻板献于北宋朝廷，印行于世。
嗣主孟昶有诗词传世，《全唐诗》卷八录其诗1首，卷八百八十九录其词1首。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是当时一位著名的女诗人。花蕊夫人费氏（一说徐氏）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幼即能文，尤长于宫词，以才女著称一时。因受蜀主孟昶宠爱，被赐号花蕊夫人。其宫词用语以浓艳为主，偶有清新之作。其《述亡国诗》历来为人称道，令无数须眉汗颜：“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谢甲，更无一人是男儿。”世传《花蕊夫人宫词》150余首，其中可靠者90余首。《全唐诗》卷第七百九十八其名下有诗158首。
由于统治者对文化的重视和对文学的爱好，后蜀宫廷周围也集聚了许多诗人。杨玢，卷七百六十录其诗3首。徐光溥，卷七百六十一录其诗2首。刘义度，卷七百六十一录其诗1首。毛文锡作词较多，《全唐诗》卷八百九十三录其词32首。欧阳炯能诗善词，曾拟白居易讽谏诗五十篇，《全唐诗》卷七百六十一录其诗6首，卷八百九十六录其词48首。韩昭，卷七百六十录其诗2首。鹿虔扆，卷八百九十四录其词6首。魏承班，《全唐诗》卷八百九十五录其词21首。尹鹗，《全唐诗》卷八百九十五录其词17首。毛熙震，《全唐诗》卷八百九十五录其词29首。阎选，《全唐诗》卷八百九十七录其词10首。
后蜀赵崇祚于广政三年（940年）编成《花间集》十卷，著名诗人欧阳炯为之作序命名。书中收录了晚唐五代时期温庭筠、皇甫松、韦庄、薛昭蕴、牛峤、张泌、毛文锡、牛希济、欧阳炯、和凝、顾夐、孙光宪、魏承班、鹿虔扆、阎选、尹鹗、毛熙震、李珣等十八位词人的五百首词。《花间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人词总集，集中体现了词律的规范化，确立了词这种新的诗歌形式的文学地位，奠定了五代之后词的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它是研究我国古代诗词发展史的重要原始资料，是我国文学艺术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吴越国文化也兴盛一时。吴越王钱镠虽起于草莽，兴于行伍，但立国后颇好吟咏。《全唐诗》卷八录其诗2首，《全唐诗外编》录其诗16首。《新五代史…吴越世家》载，钱镠的儿子钱元瓘“亦善抚将士，好儒学，善为诗，使其国相沈崧置择能院，选吴中文士录用之。”钱镠的孙子钱倧、钱俶皆能吟咏。钱俶自编其诗为《正本集》，《全唐诗》卷八录其诗1首。
五代十国中的其它政权也出现了一些诗人。如后唐庄宗李存勖自幼喜欢音乐歌舞，洞晓音律，文才颇高，能作词，《全唐诗》卷八百八十九录其词4首。荆南诗人孙光宪，素以文学自负，有集五十余卷，《全唐诗》卷七百六十二录其诗八首，卷八九七录其词79首。
第四节北宋时期的诗歌教育
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凭借手中的兵权发动陈桥兵变，定都开封，建立了宋王朝，史称北宋。此后20年间，北宋王朝先后平定了南方的后蜀、南唐和北方的北汉等割据政权，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混乱局面。北宋王朝汲取了唐朝后期擅政、藩镇割据的教训，采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不断削弱地方权力，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成为一个以成熟的文官制度为基础、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王朝。自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后，历代皇帝都对军事将领深加忌防，并多用儒臣治军，把军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北宋对内偃武修文，大力抑制武臣，对外一味妥协退让，在军事上无所作为，屡屡屈服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宋代是对外关系最软弱的时期，所谓“唐乌龟、宋鼻涕”一说，可见宋之软弱。1127年，金军攻破东京开封，北宋灭亡。
宋代的科学技术相当发达，丝织业、制瓷业、造船业均领先世界，沈括的《梦溪笔谈》记录了当时科学技术方面的突出成就。北宋城市规模之巨大，商业之繁荣均超过前代，纸币“交子”的使用就是明证。当时海外贸易尤其发达，广州、泉州是闻名世界的大商港。北宋都城开封已经是人口超百万的大型城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市。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生动地表现了开封当时的繁华景象和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北宋时期繁荣的经济、发达的科技，为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市民阶层的壮大和文化消费的增长也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词的兴盛与城市经济、特别是娱乐业的繁荣有极大关系。宋仁宗庆历年间，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促使印刷业迅速发展起来，对科技文化的传播产生了巨大作用。北宋印刷业空前发展，公私刻书业的兴盛使书籍得以大量流通，不但皇家秘阁和州县学校藏书丰富，就是私人的藏书也动辄上万卷。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等以私人藏书为对象的目录学专著的首次出现就是一个明证。
北宋王朝十分重视文治教化。赵匡胤和赵匡义以下历代皇帝都好读书，重用文士。城市规模的扩大、经济的繁荣为教育发展提供了契机，农业技术的改革极大的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宋代的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三位宰相相继兴学又极大地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北宋继承唐代教育制度，在府、州、县、路等行政区域内设立学校。北宋初仅设国子监，学生名额甚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倡导“庆历兴学”，在东京兴办太学，采用胡瑗的湖学法制订“太学令”；在各州县设立学校，应科举者需先受300日的州县学校教育；考试先考策论，次考诗赋，不考贴经、墨义。宋神宗赵顼时，王安石倡导“熙宁元丰兴学”，进一步扩建太学，学生名额增加到两千四百人，并重订太学条制，推行三舍法；整顿地方官学，统一学校和科举内容；科考取士本于学校，取消诗赋、帖经考试。宋徽宗赵佶时，蔡京倡导“崇宁兴学”，兴建辟雍作为外学，太学（包括辟雍）共有学生三千八百人，同时，停罢科举，在各州县普遍设立学校，由学校选拔人才，学校教育达到极盛时期。《宋史…选举志一》说：“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而熙宁以来，其法浸备，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除了从国子学到县学的各级官办学校外，私立学校也日益兴盛。官学、私学与书院构建了宋代的办学格局。宋代书院尤盛，一般皆选山林名胜之地为院址，蒐集图书，延聘学者，聚徒研习儒家经典，讲授孔孟学说。声名最著者为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睢阳书院等“四大书院”。南唐的白鹿洞学馆，亦称“庐山国学”，北宋改称白鹿洞书院，就是著名的藏书与讲学之地。四大书院的规模和学术水准都堪与官办学校媲美。宋代学者普遍重视教育，教育的普及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宋代士人的总体学术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宋代成为中国文化教育高度发展的时期。
在继承唐代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宋代科考的内容和侧重点不断变化，时而重经文，时而重诗赋，时而重策论，但诗赋始终受到文人的重视。宋代科举实行弥封制度，进士及第都要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考选，每科所取的人数常超过唐代十倍，科举成为国家笼络知识阶层的有效手段。宋代政治权力对平民阶层广泛开放，文人的仕途出身集中于科举一路，“学而优则仕”得以真正实现，社会门阀势力完全消失，使宋代社会具有前代所没有的平等程度。宋真宗赵恒的《劝学诗》（又名《励学篇》）为读书人描绘了美妙的前景：“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因而当时士人皆以读书为第一要务。在宋代的名臣和著名文人中，像欧阳修、梅尧臣、苏氏父子、黄庭坚等，都出身于寒微家庭。宋王朝优渥文士，文人士大夫地位之高、待遇之优，其它朝代都难以相比。宋代对待文人的政治环境相当宽松。据说宋太祖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宋太宗也曾说文臣弊病多如鼠洞堵塞不尽，不必过分追究。士大夫生活待遇颇为优渥舒适，如吕蒙正天天吃鸡舌汤，宋祁夜夜拥妓豪饮，文人对国家政权的依赖性越来越大。
宋代是一个君权高度强化的专制社会，宋王朝通过科举加强了对文人的思想控制。北宋王朝以崇尚儒学为标榜，同时也提倡佛、道思想，“三教合一”的趋向在这时开始形成。从维护高度专制的政权出发，大多数士大夫以儒学安身立命，既要保持儒学的优势地位，也对儒学加以适当改造，希望以伦理道德的内化来解决社会矛盾，儒家伦理观念被不断强化。宋代科举考试的内容自真宗以后由诗赋、策论转变为集中于儒学，立论必须依据儒家经典，诸子书籍不合儒学的都不许采用。自仁宗以后，进一步在各州县建立学校讲授儒学，作为培养士子的基地，更深化了官方思想对读书人精神生活的控制。在这样的背景下，宋代的语文教育，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教学实践，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诗经》被确定为“十三经”之一，诗歌教育的内容、形式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北宋也是一个思想统治开始严厉的时代。熙宁年间，苏轼就因“乌台诗案”被捕受审而险些丧命。宋代士大夫在政治上和学术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往往以天下为己任，文人大都只能在忠君报国的前提下确定自我角色，注重道德情操，重理智而轻感情，个性内敛，“修身齐家”成为文人的自觉追求。这种思想倾向对宋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主导性的影响，文学被当作政治与教化的工具，受政治及伦理观念的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宋代文学就是在儒家思想约束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宋代文学、尤其是被视为正宗的诗文中常常充满政治说教和道德理念。
北宋文学又有了新的发展。古文运动在唐末五代一度衰颓之后，得到宋代作家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的热烈响应，他们更加紧密地把道统与文统结合起来，使宋代的古文真正成为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而又切于实用的文体。城市和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和市民文化的兴盛。戏曲、说话等通俗文艺在宋代也有迅速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话本和诸宫调、杂剧、南戏等戏剧样式为代表的通俗叙事文学，从而改变了中国古代文学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重视正统文学而轻视通俗文学的局面，并为后来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诗歌方面，注重反映社会现实，题材、风格倾向于通俗化，这种趋势最终形成了与唐诗大异其趣的宋诗。词是市井文化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与都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文化的兴起关系密切。北宋词的境界进一步得到扩展，从题材到形制，从作家到作品，词的创作达到巅峰状态，成为与唐诗并称的奇葩。
北宋帝王崇儒好学，多具有较深厚的文化修养，爱好文学，多能诗词，愈往后愈甚。宋太祖赵匡胤在未发迹时就曾吟咏过一些表现宏大志向的诗篇。宋太宗时，姚铉以一首《赏花钓鱼侍宴应制》赢得太宗的激赏，为时人羡慕。宋真宗赵恒的《劝学诗》很有名气。由于道统文学观的兴起和理学的逐渐形成，诗歌也被视为传道的工具而较少表现纯粹的个人生活情感，宋代文人真正最重视的、也最能反映他们的思想性格的文学体裁，仍然是诗歌。傅璇琮领衔主编的《全宋诗》收录两宋9000余位诗人的作品二十余万首。唐代诗人对宋代诗人影响很大，最突出的是杜甫、白居易、韩愈、李商隐等人。北宋著名诗人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都对杜甫推崇备至，各自从不同方面继承了杜甫的特点。苏舜钦、梅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