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本，如朱熹的《训蒙诗》、方逢辰的《名物蒙求》、王应麟的《三字经》等。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自幼颖悟好学，十八岁贡于乡，中绍兴十八年进士第。他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一位卓有成效的大教育家。他编注的《四书》、《五经》成为南宋之后科举考试的必读书；他提出的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已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等读书方法至今仍有很大影响。朱熹并不排斥文学，曾校注《诗经》、《楚辞》，有很高的文学修养，能诗善词，作品很多，是宋代道学家中文学成就最高的诗人。他和著名诗人辛弃疾、杨万里、陆游等人往来密切，相互唱和，尤其与陆游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的诗作现存1300余首，其内容主要是借助诗歌阐明义理，将义理通俗化，诗风平和纯正，100首《训蒙诗》就是典型的代表。《春日》、《观书有感》、《水口行舟》等将道学理趣与自然意象密切结合，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著有《晦庵词》一卷，其词语言秀正，风格俊朗，无浓艳或典故堆砌之病，但理性色彩往往较浓，如《菩萨蛮》（暮江寒碧萦长路）、《水调歌头》（富贵有余乐）、《南乡子》（落日照楼船）、《念奴娇》（临风一笑）等。
朱熹继承儒家诗教传统，把诗歌作为传授理学思想的工具，非常重视诗歌教育。他的《诗集传》是诠释《诗经》的里程碑式名著，是元、明、清三代读书人必读的权威性读本。他在《近思录》卷十一《教学》和《小学》外编《嘉言》中专门摘录了程颢关于诗歌教育的观点：“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诗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关雎之类，正家之始。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日使人闻之。此等诗，其言简奥，今人未易晓。别欲作诗，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事长之节，令朝夕歌之，似当有助。”（《小学》外编《嘉言》第五）他还亲自写作100首七言诗结集为蒙学教材《训蒙诗》，其内容完全着眼于向儿童进行封建伦理道德教育，对于语言文字艺术基本不加考虑。如《天》：“气体苍苍故曰天，其中有理是为乾。浑然气理流行际，万物同根此一源。”《致知》：“此心原自有知存，气蔽其明物有昏。渐渐剔开昏与蔽，一时通透理穷源。”《中庸》：“过兼不及总非中，离却平常不是庸。二字莫将容易看，只斯为道用无穷。”由于缺乏艺术感染力，这部《训蒙诗》流传不广，影响有限。
朱熹的弟子陈淳仿照《训蒙诗》编著了《小学诗礼》，将《礼记》中的《曲礼》、《内则》、《少仪》的主要内容编写为43首五言诗，分为事亲、事长、男女、杂仪四部分，向儿童传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如“父立则视足，父坐则视膝。应对言视面，立视前三尺。”“父母或有过，柔声以谏之。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男女不杂坐，嫂叔不通问。内言不出阃。外言不入阃。”“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法不敢道。非德不敢行。”“入境必问禁，入国必问俗，入门必问讳，与人不问欲。”“临丧则不笑，临祭则不惰。当食则不叹，让食则不唾。”陈淳还用三言韵语写成《启蒙初诵》一书，目的也是让儿童接受儒家伦理教育，如“天地性，人为贵，无不善，万物备。仁义实，礼智端，圣与我，同心然。”从内容上看，这可能是《三字经》的先河。他还编著了《训童雅言》等。这些蒙学读本曾在东南地区流行。
真德秀编录的《文章正宗》正续集共四十卷，其正集体例包括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类，收入诗歌320余篇。这部书流传较广，对于诗歌教育有一定促进作用。
南宋刘克庄编辑的《千家诗》全名是《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全书共22卷，收录360余人的作品，其中绝大部分为唐、宋诗人所作，少数为南北朝和五代诗人的作品。录诗1270多首，全是律诗和绝句，分别按照时令、节令、昼夜、百花、竹木、天文、地理、器用、昆虫、人品等十四个方面进行编排。这部《千家诗》选录广泛，不拘一格，不论作者的名气大小、地位高低，注重选录简洁短小、通俗易懂、脍炙人口的诗篇。从入选的作者来看，既有帝王将相（如唐玄宗）和士大夫，也有无名氏（如《题壁》《答人》）和僧人（如僧惠洪、释处默）。署名谢枋得编选的七言《千家诗》是在此基础上编录的。
作为蒙学教材通行的七言《千家诗》分为上下两集，上集收七言绝句94首，下集收七言律诗48首，共142首。所选诗歌大部分浅近易懂，内容上于儿童成长有益或者至少无害，其中包括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如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程颢的《春日偶成》（云淡风轻近午天）、朱熹的《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等。这本书在选编时充分照顾到了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表明当时一些学者已经开始认识到儿童在教育中的地位。七言《千家诗》在宋末广为流传。一是所选诗篇大多是名家名篇，以此开展诗歌教学，能使学生更好地学习语言，掌握诗歌艺术。二是所选诗篇大多浅近易懂，读起来上口，学起来容易，而且便于背诵，极适宜儿童学习。如程颢的《春日偶成》：“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知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这首理学家程颐的七言绝句，自咏闲居之乐趣，把他追求自然舒畅的精神境界写得平淡自然而亲切。又如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些都是倍受群众喜爱的名篇佳作。三是所选诗中有许多警策名句，对学童有思想教育意义。四是所选诗篇内容丰富，基本按季节岁时为序，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学习它可使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进一步了解社会生活。《千家诗》对于诗歌教育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是针对儿童身心特点而专门编选的教材。尽管有人对这部诗集有不同的看法，但它无疑是古代最风行的且流传时间最长的诗歌基础教育读本。后人把《千家诗》作为初级教材，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合起来简称为“三百千千”，作为蒙学的基本教材。
方逢辰编撰的《名物蒙求》继承了孔子关于“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主张，主要介绍各种名物知识，涉及天文、地理、花木、鸟兽、器物、耕作、亲属、家庭、伦理等方面的名称和常识，采用四言韵语形式，全书凡2720字。如：“天尊地卑，乾坤定位。轻清为天，重浊为地。丽乎天者，日月星辰。润以雨露，鼓以风霆。云维何兴，以水之升。雨维何降，以云之蒸。物无知者，为草为木。”这本书通俗易懂，是古代很受欢迎的一本启蒙教材。
南宋末期又有了新的蒙学课本《三字经》。关于《三字经》的作者，一般认为是大学者王应麟。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南宋著名学者，十八岁中进士，以博学多才名振朝野。宋亡后不仕，隐居乡里著书立说。著有《困学纪闻》、《玉海》、《深宁集》等。其《三字经》继承了历史上编写蒙学教材的传统，集中了《急就篇》、《千字文》的优点，是一部集识字、自然常识、历史知识、读书方法和伦理教育于一身的综合性蒙学教材，是古代童蒙读物中的典范教材之一。它继承了孟子以来儒家传统的教育思想，开篇即从性善论出发论述教与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其中包含着大量合理的内容和有益的经验，至今仍不失其教育意义。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三字经》里的句子往往言浅意深，采用诗歌的形式，每三字一句，整齐排列，讲究押韵，读起来琅琅上口，非常易于儿童诵读记忆。因此，自诞生后，《三字经》就盛行于元、明、清三代，成为古代社会最有代表性的一种蒙学教材。清代道光年间，学者贺兴思增补了关于元、明、清三代的历史记述共二十四句。通行的《三字经》共416句、1248个汉字。七百多年来，《三字经》不但是蒙学基本教材，而且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家喻户晓，老幼皆知，对中国社会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89年10月，《三字经》英译本由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并向全世界发行。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三字经》确定为儿童道德丛书之一。
在宋代的蒙学中，属对是基本的必修课程，属对和韵律训练是基本的语言文字训练。学习作诗是蒙学的一项基本内容。蒙学中学习作诗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填诗，二是模仿。教学童写诗，重点是教“填诗”，首先是背会三十类韵，接着是用匡纸表韵头，以便填诗时查阅。而模仿则是实践训练的一种好办法。朱熹说：“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盖学之既久，自然纯熟。”（《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九《论文》上）严羽在《沧浪诗话…诗法》中说：“学诗有三节：起初不识好恶，连篇累牍，肆笔而成；既而识羞愧，始生畏缩，成之极难；及其透彻，则七纵八横，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矣。”这些都说明宋代蒙学的写诗教学已经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上承北宋遗风，南宋时期的诗话著作很多，如周紫芝《竹坡诗话》、叶少蕴《石林诗话》、葛立方《韵语阳秋》、许顗《彦周诗话》、吴聿《观林诗话》、陈岩肖《庚溪诗话》、周必大《二老堂诗话》、杨万里《诚斋诗话》、尤袤《全唐诗话》、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严羽《沧浪诗话》、刘克庄《后村诗话》等。词话著作有张侃《拙轩词话》、周密《浩然斋词话》、沈义父《乐府指迷》等。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总结了诗词创作规律，为南宋诗人写作诗词提供了理论指导。张炎的《词源》总结了格律派词创作的艺术规律，是一部重要的词学理论著作，对后世词人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严羽字丹丘，一字仪卿，自号沧浪逋客，邵武（今属福建）人。生卒年不详，一生未仕。其《沧浪集》收入古、近体诗146首。他作诗主要学习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但成就并不高。他在文学上的最大贡献是写出了一部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沧浪诗话》，这是宋代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全书分为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个方面，提出了“诗道亦在妙悟”、“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的主张，概述了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线索和轮廓与历代诗人的风格和流派，归纳了诗歌的基本写作方法和写作艺术特点，主要评析了宋代之前历代诗人及其作品，并对一些诗篇的作者、异文等进行了考辨；附录的《答吴景仙书》是一篇为自己的诗歌理论所作的答辩。在理学方兴时期，严羽论诗完全不涉及诗歌与儒道的关系及其政治教化功能，而重视诗歌的艺术性和“吟咏情性”的作用，与理学家的文学观形成鲜明对立，体现了他极大的勇气和超凡的胆识。这本著作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关于诗歌创作的理论，尖锐批评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做法，重视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和艺术特点，对两宋之后古代诗歌的发展有极大影响。元代和明代诗人推崇盛唐诗歌的主张，清代王士祯“神韵说”与袁枚“性灵说”的观点，与严羽的诗歌理论大有关系。
第六节辽、夏、金的诗歌教育
辽、夏、金虽然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但他们受汉文化的影响很深。金在中原建立稳定的统治后甚至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在辽、夏、金统治时期，文人写作诗词歌赋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尤其是汉族文士，他们的文学素养并不比两宋文人差许多。辽、夏、金三国都出现了相当多的诗人，虽然在历史上成为名家的不多，但金末诗人元好问是足以与两宋诸名家比肩而立的。由于辽、夏、金的文人受儒学的制约毕竟不像宋朝那么严重，他们的文学创作也较少受到限制，其文学作品突出地表现出率真任情的特色。金代的市民文学也很发达，有些方面甚至占据着领先的地位，如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就代表了当时说唱文学的高峰。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诗歌教育也是极为普遍的，成效也是极其显著的。
辽是我国北方的契丹族于唐末五代之际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1225年亡于金，恰与五代和北宋相始终。907年，耶律阿保机通过部落联盟选举的方式继任可汗，成为契丹族领袖。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国号契丹。947年，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立国以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采纳汉族知识分子的建议，仿效中原汉族王朝，实行君主世袭制，改革契丹族的一些旧制度，极大地推进了辽代文明。辽太祖重视发展契丹文化，命通晓汉文的耶律突吕不、耶律鲁不古创制了契丹文字；辽太祖弟迭剌又依回鹘文创制了契丹小字，辽太祖下令颁行天下。在辽朝统治期间，契丹文字和汉字同时使用，辽国皇帝和契丹文人多精通两种文字。辽太祖在都城上京修建孔庙，并亲自拜谒孔庙，尊崇儒学。他大力推行汉族文化，大量任用汉族知识分子，如韩知古、韩延徽、赵思温等，推进了契丹发展的步伐。文字的创立和对汉族文化的引进，对契丹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辽国的强盛远远超过了中原诸国，“契丹”开始成为中亚以及其他一些亚洲民族，甚至部分欧洲民族对中国的称呼。
辽代建国以后积极推行发展文化教育的措施。一方面积极兴办学校教育；另一方面，学习隋唐，实行开科取士。辽代学校的兴建始于辽太祖时，其后各代君主都相继扩建或增设，学校的设置由京城向各地发展，最终形成了遍及全国的规模。辽国的中央教育机构包括国子监和五京学。辽太祖建国初在都城上京设立国子监，作为京城教育的管理机构；上京还设有太学，招收生员传道授业。辽太宗时又建南京太学。辽道宗时相继兴建中京、东京、西京太学，后又诏建中京国子监，并亲临祭祀孔庙。辽国初期，地方官学还未普遍设置，以后随着儒学传播逐渐建立起来。辽道宗时下诏设学养士，扩大学校规模，将儒学五经传疏颁赐给地方官学，在重要的府、州、县普遍设立了学校，并委派博士、助教作为专任职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地方教育体系。这套教育体系是仿照北宋学校模式而建立的。除了中央和地方的各类学校以外，辽朝廷还专门为宗室子弟设置诸王文学馆，保证了皇室成员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如耶律倍、耶律隆先、圣宗耶律隆绪、兴宗耶律宗真、道宗耶律洪基、萧柳、萧观音、萧瑟瑟等，或为皇亲国戚，或为帝王后妃，都具有极高的文化修养，其文学艺术成就在契丹文人中首屈一指，即使在整个辽代也是出类拔萃。辽国历代皇帝都尊崇孔子，推崇儒学，因此，辽代的学校教育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