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内容之一。明代东林党人高世泰题无锡东林书院丽泽堂的楹联“身教莫如礼，言教莫如诗”就说明了这一点。
明朝中期以后，随着工商业的进一步繁荣，苏州、杭州等地成为繁华的商业都市，市民阶层进一步壮大，影响力逐步扩大。明代中叶，印刷行业特别发达，为文化和思想的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嘉靖和万历两朝是明代刻书印刷的极盛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市民势力的成长，迫使明朝统治者对思想和文化的控制也逐渐放松。商业经济对传统道德的冲击，更进一步促进人的个性因素得到初步的张扬和重视。著名的思想家王守仁继承并发展了陆象山的心学，完成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王守仁反对理学束缚人性的教条，对动摇长期以来程朱理学的教条统治有一定作用，对当时和以后的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对文学的复兴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以王艮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发展了王守仁哲学中反道学的积极因素，富有叛逆精神。这与当时文学家反对程朱理学、抨击宋代文化的主张是一致的。王学左派的后期代表人物、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李贽猛烈地攻击封建礼教，大胆地攻击儒学，进一步肯定了文学的价值。李贽的“童心说”对“公安派”诗歌有极大影响。
由于工商业的繁荣和市民势力的壮大，满足市民阶层娱乐需要的通俗文学极为兴盛。从整体上看，在明代文学中，传统诗文的地位进一步衰落。明代诗坛虽然人数众多，流派纷呈，风格各异，作品丰富，但优秀的诗人并不多，优秀的诗篇也不多。清代朱彝尊编选的明代诗歌总集《明诗综》有100卷，录存明代诗人3400余人的作品。刘基、高启是明初的著名诗人，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四位诗人号称“明初四杰”。而明代前期诗歌方面最有影响的却是以粉饰现实、歌功颂德为能事的“台阁体”和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诗派”。著名政治家于谦的诗歌直抒胸臆，自然天成，令人耳目一新。明代中期，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掀起了一场文学“复古”运动，给明初以来的道统文学观和虚伪空洞的“台阁体”以沉重的打击，在当时有很大影响。但是，他们盲目尊古，一味拟古，又对文学发展产生了不良后果。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继续在文学上鼓吹复古主张，对于维护文学的独立地位、强调文学的艺术特征起了极大的作用，但他们更强调效法古人，在拟古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对于文学的创新和发展又造成了严重的束缚。徐渭的诗歌独树一帜，开晚明诗歌风气之先声，显示了文学创新的实绩。明代后期诗歌中影响最大的是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对明代后期和清代的诗歌创作影响深远。明末诗人陈子龙、夏完淳等在血与火的战斗中写下了慷慨激昂、光辉灿烂的爱国主义诗篇，成为明代诗歌光彩的尾声。
从总体上看，词至明代已经衰微。明代词人虽然较多，但优秀作品很少。清代王昶编选的明词总集《明词综》12卷，选录明代词人380家。明初词坛，刘基、杨基、高启等人由元入明，作词各具特色，尚存两宋遗风。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工商业的兴盛和财富的积聚，享乐之风盛行，加上发达的印刷业为文学作品的传播提供了便利，《花间集》、《草堂诗余》等词集又恰恰迎合了明人崇艳尚情、追求婉媚的审美心理而独盛一时，成为文士填词的范本。整个词坛被绮丽婉约、香艳淫靡的风气所笼罩，词风日下，日趋凋敝。杨慎、王世贞、汤显祖等人作词虽多，成就并不高。明代末期，陈子龙、夏完淳、屈大均、王夫之等人的出现，为明末词坛抹上一层亮色，为清代词的复兴开风气之先。
与正统的诗文相比，戏曲和小说的形式更自由活泼，更易于反映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其语言的通俗浅近更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而印刷业的空前发达又为通俗文学的广泛流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明代的戏曲和小说在已往的基础上取得了更辉煌的成就。著名文学家徐渭的《四声猿》代表了明代杂剧创作的最高成就。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深受王学左派的影响，其代表作《牡丹亭》是我国戏曲史上最优秀的浪漫主义剧作。除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外，《西游记》、《金瓶梅》足以代表明代小说创作的成就。明代散曲总体上处于盛而不衰的状态，散曲作家作品众多，数量都超过元代，但成就远不如元代。仅任纳《散曲概论》统计的明代散曲作家就有三百多人。与曲调清新自然、语言浅俗活泼的元代散曲相比，明代散曲有脱离民间本色而文人化的趋向。从地域分布和风格特征来看，明代散曲大致上可以分为南北两派，北派大多豪爽雄迈、质朴粗率，南派则清丽俊逸、细腻婉约。明代早期的重要散曲作家是宗室贵族朱有燉，他的曲作以音律谐美著称，至明末清初尚在流传。弘治、正德年间，散曲创作逐渐兴起，康海、王九思、王磐、陈铎等都是当时的名家。王磐的《朝天子…咏喇叭》是为人称颂的名作。明代后期，散曲创作进一步繁荣，杨慎、金銮、冯惟敏、梁辰鱼、施绍莘等都是当时有显著影响的作家。明代散曲作家大多数善诗能文，诗文追摹汉魏盛唐，力求高华典雅，散曲则在沿袭元人啸傲烟霞、嘲弄风月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更多地抒写怡然自得的闲适情绪，或表现声色自娱的生活情趣，格调日趋卑下。
明代民歌十分繁荣，尤其是明代中叶以后，民间曲调广为流传。民间小曲如《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挂枝儿》、《打枣竿》、《劈破玉》等尤其流行。而发达的印刷业更有利于民歌的流传和保存，成化年间金台鲁氏刊行的《新编四季五更驻云飞》、《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新编太平时赛赛驻云飞》、《新编寡妇烈女诗曲》是现存明代最早的民歌集。晚明时期，著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编选的民歌专集《童痴一弄…挂枝儿》和《童痴二弄…山歌》很有特色，显示了明代民歌的主要成就。现存明代民歌总数有1000余首，多数作品以男女情爱为主题，具有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如“不写情词不写诗，一方素帕寄心知。心知接了颠倒看，横也丝来竖也丝，这般心事有谁知？”（《山歌》卷十）而直接反映封建压迫剥削、歌颂农民起义的歌谣保存下来很少。如李开先《一笑散》中有这样一首民歌：“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鹌鹑膆里寻豌豆，鹭鸶腿下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手！”运用比喻和夸张，深刻揭露了统治者贪婪的本质和狠毒的手段。在明末农民起义中，民间歌谣又成为民众战斗的号角，既宣传了起义军的政治主张，又鼓舞着广大人民的斗争。如《明季北略》中的民谣：“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求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叫大小都欢悦。”《明史…李自成列传》载：“（李）岩复造谣词曰：‘迎闯王，不纳粮。‘使儿童歌以相煽，从自成者日众。”
明代民歌的盛行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著名文人李梦阳、何景明、李贽、袁宏道、冯梦龙等都十分推崇民歌，并将民歌作为反对假道学、抒写真性情的手段。李梦阳在文学方面最为推崇民间歌谣，力主“真诗乃在民间”（《诗集自序》）。他的诗歌创作受到民歌的较大影响。他曾改写《童谣二首》，其《长歌行》等诗篇采用了民谣格调。据李开先的《词谑》记载，曾有人向李梦阳请教如何作诗，李梦阳却让他以市井流行小调《琐南枝》为榜样。杨慎广泛学习民歌的长处以丰富自己诗作，曾编纂了民谣专集《古今风谣》，收录上古至明代嘉靖时期的民谣280余首；他的一些诗歌作品具有浓烈的民歌情调，如《送余学官归罗江》全用绵州民歌，后缀四句送行语，构思新颖，别致清新。袁宏道也积极向民歌学习，他的《江南子》等诗篇具有鲜明的民歌风味。
在明代文化教育十分发达的背景下，虽然诗人辈出，作品众多，但由于明代诗歌始终在复古与反复古的反复中前行，而一味尊古拟古的形式主义诗风又长期占据诗坛，因此，优秀的诗人和诗篇却相对较少。只有少数杰出的诗人，如高启、于谦、杨慎、徐渭等继承“诗言志”的传统，独抒心志，善于创新，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青丘子，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洪武七年被杀，年仅三十九岁。高启是元末明初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众体兼长，风格多样。其乐府诗如《养蚕词》、《田家行》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阶级剥削和人民疾苦，质朴真切，富有乡土气息。他的歌行和律诗最能表现他个性特色和艺术才华。如《青丘子歌》表现了他早年张扬疏狂的性格和高昂自傲的精神；《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描绘雄伟壮丽的江山，抒发了国家重新统一带来的喜悦：“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他的律诗如《清明呈馆中诸公》、《岳王墓》等内容主要是登临、怀古、赠答之类，接近盛唐诗人的风格，艺术成就较高。高启被誉为明代诗人之冠，对明代诗歌创作有很大影响。他的诗数量较多，仅自编《缶鸣集》就存诗937首。高启能词能文，其词编为《扣舷集》；文章编为《凫藻集》，均刊行于世。
于谦（1398—1457）字廷益，钱塘人。永乐十九年进士，为官清正，不畏强暴，深得民心，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范。在“土木之役”中，明英宗被俘，蒙古瓦刺部军进逼北京；于谦坚决主战，拥立景帝。英宗还朝复位后，于谦被诬以“大逆不道，迎立外藩”的罪名处死。于谦首先是一个政治家，是一位民族英雄，其次才是诗人，写诗只是他政事之余抒写情怀的方式。惟其如此，却恰恰继承了“诗言志”的传统，发扬了《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诗歌集中表现了他献身国家的志向、忧国忧民的情怀。如他青年时代写的咏物诗《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在巡按各地途中写下了许多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如：《荒村》、《田舍翁》等，表达了他对苦难百姓的深切同情。他居官清廉朴素，不馈赠权要，不拉拢私交，曾作《入京》一诗以见志：“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此诗远近传诵，成为一时佳话。在抗击蒙古军队入侵的战争中，他写下了一系列洋溢着爱国主义的诗篇，如《出塞》一诗表达了他“意气平吞瓦剌家”的壮志。他还用民歌形式为戍边将士写了一首《从军五更转》，激励他们保卫国家。于谦最为人传诵的是他抒写心志、保持高尚节操的诗篇，如《石灰吟》、《咏煤炭》、《北风吹》等。他的诗无论古体还是近体，无论五言还是七言，语言浅显平易，明白流畅，在艺术上不事雕琢，直抒胸臆，刚劲清新，自然天成，独树一帜，与当时盛行的呆板凝滞、华贵典雅的“台阁体”形成鲜明对照，成为明代前期诗坛成就最突出的诗人。于谦的人品和诗品俱称一流，五百多年来，他始终是文人士子学习的榜样。他的《石灰吟》、《入京》等诗篇曾入选中小学语文课本，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属四川）人。他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均举进士，其父杨廷和是明武宗朝首辅。杨慎幼年就随母学习唐代绝句，少年时就以能诗善文著称，曾受到文坛领袖李东阳的赞赏。《明史…杨慎列传》载：“慎幼警敏，十一岁能诗。十二拟作《古战场文》、《过秦论》，长老惊异。入京，赋《黄叶诗》，李东阳见而嗟赏，令受业门下。”正德六年（1511），杨慎举进士第一。明世宗时充经筵讲官，以直言直谏著名。嘉靖三年（1524年），因“议大礼”被谪戍云南30余年，终于戍地。杨慎博学多才，广泛涉猎经史、诗文、书画、训诂、文学、音韵、名物等方面，著述很多，有《升庵集》81卷，其中有诗29卷。他精熟诗词、文赋、散曲、杂剧、弹词，词有《升庵长短句》3卷，散曲有《陶情乐府》4卷，弹词有《二十一史弹词》12卷等，另有《升庵诗话》14卷、《词品》6卷等。《明史…杨慎列传》载：“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杨慎诗存约2300首，内容极为广泛。或描绘山河之美，或抒写离愁别情，或关心民生疾苦，或歌颂历史人物。因居滇30余年，思乡怀归之诗所占比重很大。他广泛学习魏晋唐代诗歌，兼采民歌之长，形成了气势雄伟、清新细腻、浓丽含蓄的诗歌风格。他的词和散曲，写得清新绮丽、华美流畅。他的长篇弹唱叙史之作《二十一史弹词》（又名《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文词畅达流利，广为传诵，其中最著名的是第三章《说秦汉》的开场词《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首词因被移用于明清时期刊行的《三国演义》之首而广为人知。
杨慎的夫人黄峨是文学史上著名的女才子。黄峨（1498—1569）字秀眉，遂宁人，工部尚书黄珂之女。她自幼随母学习诗文，聪明好学，博览群书，通经史，工诗文，少时就以诗词、散曲名满京城。她的诗词、散曲以杨慎谪戍云南为界，前期作品风格清新活泼，语言晓畅明丽，感情真挚动人，如《闺中即事》、《庭榴》等；后期因夫妻长期分离，诗曲大多感事伤怀，凄凉哀怨。如散曲《黄莺儿》：“积雨酿春寒，看繁花树残。泥途江眼登临倦，云山几盘流几弯，天涯极目空肠断。寄书难，无情征雁，飞不到滇南。”《罗江怨》：“空庭月影斜，东方亮也。金鸡惊散枕边蝶。长亭十里、阳关三叠，相思相见何年月。泪流襟上血，愁穿心上结，鸳鸯被冷雕鞍热。”这些作品主要表达个人情感，情意真切，极其感人。1529年，黄峨写下了一首怀念丈夫的七律《寄外》：“雁飞曾不度（一作“到”）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全诗哀婉真切，风韵自然，是广为传诵的名篇。黄峨一生所写的诗曲很多，但她不愿子侄辈看到自己的文字，随写随毁，因而留传下来的并不多。明隆庆以后所刊行的《杨状元妻诗集》、《杨夫人乐府词余》、《杨夫人曲》、《黄夫人乐府》、《榴阁偶存》等，保持了她幸存的部分作品，成为我国女性文学的珍贵遗产。黄峨是继李清照、朱淑真之后又一位成就卓著的女诗人，她的诗曲在明清时期受到著名文学家的普遍赞誉。
徐渭（1521—1593），字文长，号青藤，又号天池，渐江山阴（今绍兴县）人。他多才多艺，独树一帜，在书画、诗文、戏曲等领域都有很深造诣，对明、清两代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少负才名，却八次应试均未中举。因个性孤傲倔强，一生经历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