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凋天龙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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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凋天龙游记- 第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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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之一。明代东林党人高世泰题无锡东林书院丽泽堂的楹联“身教莫如礼,言教莫如诗”就说明了这一点。

    明朝中期以后,随着工商业的进一步繁荣,苏州、杭州等地成为繁华的商业都市,市民阶层进一步壮大,影响力逐步扩大。明代中叶,印刷行业特别发达,为文化和思想的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嘉靖和万历两朝是明代刻书印刷的极盛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市民势力的成长,迫使明朝统治者对思想和文化的控制也逐渐放松。商业经济对传统道德的冲击,更进一步促进人的个性因素得到初步的张扬和重视。著名的思想家王守仁继承并发展了陆象山的心学,完成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王守仁反对理学束缚人性的教条,对动摇长期以来程朱理学的教条统治有一定作用,对当时和以后的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对文学的复兴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以王艮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发展了王守仁哲学中反道学的积极因素,富有叛逆精神。这与当时文学家反对程朱理学、抨击宋代文化的主张是一致的。王学左派的后期代表人物、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李贽猛烈地攻击封建礼教,大胆地攻击儒学,进一步肯定了文学的价值。李贽的“童心说”对“公安派”诗歌有极大影响。

    由于工商业的繁荣和市民势力的壮大,满足市民阶层娱乐需要的通俗文学极为兴盛。从整体上看,在明代文学中,传统诗文的地位进一步衰落。明代诗坛虽然人数众多,流派纷呈,风格各异,作品丰富,但优秀的诗人并不多,优秀的诗篇也不多。清代朱彝尊编选的明代诗歌总集《明诗综》有100卷,录存明代诗人3400余人的作品。刘基、高启是明初的著名诗人,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四位诗人号称“明初四杰”。而明代前期诗歌方面最有影响的却是以粉饰现实、歌功颂德为能事的“台阁体”和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诗派”。著名政治家于谦的诗歌直抒胸臆,自然天成,令人耳目一新。明代中期,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掀起了一场文学“复古”运动,给明初以来的道统文学观和虚伪空洞的“台阁体”以沉重的打击,在当时有很大影响。但是,他们盲目尊古,一味拟古,又对文学发展产生了不良后果。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继续在文学上鼓吹复古主张,对于维护文学的独立地位、强调文学的艺术特征起了极大的作用,但他们更强调效法古人,在拟古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对于文学的创新和发展又造成了严重的束缚。徐渭的诗歌独树一帜,开晚明诗歌风气之先声,显示了文学创新的实绩。明代后期诗歌中影响最大的是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对明代后期和清代的诗歌创作影响深远。明末诗人陈子龙、夏完淳等在血与火的战斗中写下了慷慨激昂、光辉灿烂的爱国主义诗篇,成为明代诗歌光彩的尾声。

    从总体上看,词至明代已经衰微。明代词人虽然较多,但优秀作品很少。清代王昶编选的明词总集《明词综》12卷,选录明代词人380家。明初词坛,刘基、杨基、高启等人由元入明,作词各具特色,尚存两宋遗风。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工商业的兴盛和财富的积聚,享乐之风盛行,加上发达的印刷业为文学作品的传播提供了便利,《花间集》、《草堂诗余》等词集又恰恰迎合了明人崇艳尚情、追求婉媚的审美心理而独盛一时,成为文士填词的范本。整个词坛被绮丽婉约、香艳淫靡的风气所笼罩,词风日下,日趋凋敝。杨慎、王世贞、汤显祖等人作词虽多,成就并不高。明代末期,陈子龙、夏完淳、屈大均、王夫之等人的出现,为明末词坛抹上一层亮色,为清代词的复兴开风气之先。

    与正统的诗文相比,戏曲和小说的形式更自由活泼,更易于反映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其语言的通俗浅近更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而印刷业的空前发达又为通俗文学的广泛流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明代的戏曲和小说在已往的基础上取得了更辉煌的成就。著名文学家徐渭的《四声猿》代表了明代杂剧创作的最高成就。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深受王学左派的影响,其代表作《牡丹亭》是我国戏曲史上最优秀的浪漫主义剧作。除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外,《西游记》、《金瓶梅》足以代表明代小说创作的成就。明代散曲总体上处于盛而不衰的状态,散曲作家作品众多,数量都超过元代,但成就远不如元代。仅任纳《散曲概论》统计的明代散曲作家就有三百多人。与曲调清新自然、语言浅俗活泼的元代散曲相比,明代散曲有脱离民间本色而文人化的趋向。从地域分布和风格特征来看,明代散曲大致上可以分为南北两派,北派大多豪爽雄迈、质朴粗率,南派则清丽俊逸、细腻婉约。明代早期的重要散曲作家是宗室贵族朱有燉,他的曲作以音律谐美著称,至明末清初尚在流传。弘治、正德年间,散曲创作逐渐兴起,康海、王九思、王磐、陈铎等都是当时的名家。王磐的《朝天子…咏喇叭》是为人称颂的名作。明代后期,散曲创作进一步繁荣,杨慎、金銮、冯惟敏、梁辰鱼、施绍莘等都是当时有显著影响的作家。明代散曲作家大多数善诗能文,诗文追摹汉魏盛唐,力求高华典雅,散曲则在沿袭元人啸傲烟霞、嘲弄风月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更多地抒写怡然自得的闲适情绪,或表现声色自娱的生活情趣,格调日趋卑下。

    明代民歌十分繁荣,尤其是明代中叶以后,民间曲调广为流传。民间小曲如《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挂枝儿》、《打枣竿》、《劈破玉》等尤其流行。而发达的印刷业更有利于民歌的流传和保存,成化年间金台鲁氏刊行的《新编四季五更驻云飞》、《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新编太平时赛赛驻云飞》、《新编寡妇烈女诗曲》是现存明代最早的民歌集。晚明时期,著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编选的民歌专集《童痴一弄…挂枝儿》和《童痴二弄…山歌》很有特色,显示了明代民歌的主要成就。现存明代民歌总数有1000余首,多数作品以男女情爱为主题,具有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如“不写情词不写诗,一方素帕寄心知。心知接了颠倒看,横也丝来竖也丝,这般心事有谁知?”(《山歌》卷十)而直接反映封建压迫剥削、歌颂农民起义的歌谣保存下来很少。如李开先《一笑散》中有这样一首民歌:“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鹌鹑膆里寻豌豆,鹭鸶腿下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手!”运用比喻和夸张,深刻揭露了统治者贪婪的本质和狠毒的手段。在明末农民起义中,民间歌谣又成为民众战斗的号角,既宣传了起义军的政治主张,又鼓舞着广大人民的斗争。如《明季北略》中的民谣:“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求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叫大小都欢悦。”《明史…李自成列传》载:“(李)岩复造谣词曰:‘迎闯王,不纳粮。‘使儿童歌以相煽,从自成者日众。”

    明代民歌的盛行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著名文人李梦阳、何景明、李贽、袁宏道、冯梦龙等都十分推崇民歌,并将民歌作为反对假道学、抒写真性情的手段。李梦阳在文学方面最为推崇民间歌谣,力主“真诗乃在民间”(《诗集自序》)。他的诗歌创作受到民歌的较大影响。他曾改写《童谣二首》,其《长歌行》等诗篇采用了民谣格调。据李开先的《词谑》记载,曾有人向李梦阳请教如何作诗,李梦阳却让他以市井流行小调《琐南枝》为榜样。杨慎广泛学习民歌的长处以丰富自己诗作,曾编纂了民谣专集《古今风谣》,收录上古至明代嘉靖时期的民谣280余首;他的一些诗歌作品具有浓烈的民歌情调,如《送余学官归罗江》全用绵州民歌,后缀四句送行语,构思新颖,别致清新。袁宏道也积极向民歌学习,他的《江南子》等诗篇具有鲜明的民歌风味。

    在明代文化教育十分发达的背景下,虽然诗人辈出,作品众多,但由于明代诗歌始终在复古与反复古的反复中前行,而一味尊古拟古的形式主义诗风又长期占据诗坛,因此,优秀的诗人和诗篇却相对较少。只有少数杰出的诗人,如高启、于谦、杨慎、徐渭等继承“诗言志”的传统,独抒心志,善于创新,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青丘子,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洪武七年被杀,年仅三十九岁。高启是元末明初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众体兼长,风格多样。其乐府诗如《养蚕词》、《田家行》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阶级剥削和人民疾苦,质朴真切,富有乡土气息。他的歌行和律诗最能表现他个性特色和艺术才华。如《青丘子歌》表现了他早年张扬疏狂的性格和高昂自傲的精神;《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描绘雄伟壮丽的江山,抒发了国家重新统一带来的喜悦:“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他的律诗如《清明呈馆中诸公》、《岳王墓》等内容主要是登临、怀古、赠答之类,接近盛唐诗人的风格,艺术成就较高。高启被誉为明代诗人之冠,对明代诗歌创作有很大影响。他的诗数量较多,仅自编《缶鸣集》就存诗937首。高启能词能文,其词编为《扣舷集》;文章编为《凫藻集》,均刊行于世。

    于谦(1398—1457)字廷益,钱塘人。永乐十九年进士,为官清正,不畏强暴,深得民心,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范。在“土木之役”中,明英宗被俘,蒙古瓦刺部军进逼北京;于谦坚决主战,拥立景帝。英宗还朝复位后,于谦被诬以“大逆不道,迎立外藩”的罪名处死。于谦首先是一个政治家,是一位民族英雄,其次才是诗人,写诗只是他政事之余抒写情怀的方式。惟其如此,却恰恰继承了“诗言志”的传统,发扬了《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诗歌集中表现了他献身国家的志向、忧国忧民的情怀。如他青年时代写的咏物诗《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在巡按各地途中写下了许多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如:《荒村》、《田舍翁》等,表达了他对苦难百姓的深切同情。他居官清廉朴素,不馈赠权要,不拉拢私交,曾作《入京》一诗以见志:“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此诗远近传诵,成为一时佳话。在抗击蒙古军队入侵的战争中,他写下了一系列洋溢着爱国主义的诗篇,如《出塞》一诗表达了他“意气平吞瓦剌家”的壮志。他还用民歌形式为戍边将士写了一首《从军五更转》,激励他们保卫国家。于谦最为人传诵的是他抒写心志、保持高尚节操的诗篇,如《石灰吟》、《咏煤炭》、《北风吹》等。他的诗无论古体还是近体,无论五言还是七言,语言浅显平易,明白流畅,在艺术上不事雕琢,直抒胸臆,刚劲清新,自然天成,独树一帜,与当时盛行的呆板凝滞、华贵典雅的“台阁体”形成鲜明对照,成为明代前期诗坛成就最突出的诗人。于谦的人品和诗品俱称一流,五百多年来,他始终是文人士子学习的榜样。他的《石灰吟》、《入京》等诗篇曾入选中小学语文课本,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属四川)人。他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均举进士,其父杨廷和是明武宗朝首辅。杨慎幼年就随母学习唐代绝句,少年时就以能诗善文著称,曾受到文坛领袖李东阳的赞赏。《明史…杨慎列传》载:“慎幼警敏,十一岁能诗。十二拟作《古战场文》、《过秦论》,长老惊异。入京,赋《黄叶诗》,李东阳见而嗟赏,令受业门下。”正德六年(1511),杨慎举进士第一。明世宗时充经筵讲官,以直言直谏著名。嘉靖三年(1524年),因“议大礼”被谪戍云南30余年,终于戍地。杨慎博学多才,广泛涉猎经史、诗文、书画、训诂、文学、音韵、名物等方面,著述很多,有《升庵集》81卷,其中有诗29卷。他精熟诗词、文赋、散曲、杂剧、弹词,词有《升庵长短句》3卷,散曲有《陶情乐府》4卷,弹词有《二十一史弹词》12卷等,另有《升庵诗话》14卷、《词品》6卷等。《明史…杨慎列传》载:“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杨慎诗存约2300首,内容极为广泛。或描绘山河之美,或抒写离愁别情,或关心民生疾苦,或歌颂历史人物。因居滇30余年,思乡怀归之诗所占比重很大。他广泛学习魏晋唐代诗歌,兼采民歌之长,形成了气势雄伟、清新细腻、浓丽含蓄的诗歌风格。他的词和散曲,写得清新绮丽、华美流畅。他的长篇弹唱叙史之作《二十一史弹词》(又名《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文词畅达流利,广为传诵,其中最著名的是第三章《说秦汉》的开场词《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首词因被移用于明清时期刊行的《三国演义》之首而广为人知。

    杨慎的夫人黄峨是文学史上著名的女才子。黄峨(1498—1569)字秀眉,遂宁人,工部尚书黄珂之女。她自幼随母学习诗文,聪明好学,博览群书,通经史,工诗文,少时就以诗词、散曲名满京城。她的诗词、散曲以杨慎谪戍云南为界,前期作品风格清新活泼,语言晓畅明丽,感情真挚动人,如《闺中即事》、《庭榴》等;后期因夫妻长期分离,诗曲大多感事伤怀,凄凉哀怨。如散曲《黄莺儿》:“积雨酿春寒,看繁花树残。泥途江眼登临倦,云山几盘流几弯,天涯极目空肠断。寄书难,无情征雁,飞不到滇南。”《罗江怨》:“空庭月影斜,东方亮也。金鸡惊散枕边蝶。长亭十里、阳关三叠,相思相见何年月。泪流襟上血,愁穿心上结,鸳鸯被冷雕鞍热。”这些作品主要表达个人情感,情意真切,极其感人。1529年,黄峨写下了一首怀念丈夫的七律《寄外》:“雁飞曾不度(一作“到”)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全诗哀婉真切,风韵自然,是广为传诵的名篇。黄峨一生所写的诗曲很多,但她不愿子侄辈看到自己的文字,随写随毁,因而留传下来的并不多。明隆庆以后所刊行的《杨状元妻诗集》、《杨夫人乐府词余》、《杨夫人曲》、《黄夫人乐府》、《榴阁偶存》等,保持了她幸存的部分作品,成为我国女性文学的珍贵遗产。黄峨是继李清照、朱淑真之后又一位成就卓著的女诗人,她的诗曲在明清时期受到著名文学家的普遍赞誉。

    徐渭(1521—1593),字文长,号青藤,又号天池,渐江山阴(今绍兴县)人。他多才多艺,独树一帜,在书画、诗文、戏曲等领域都有很深造诣,对明、清两代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少负才名,却八次应试均未中举。因个性孤傲倔强,一生经历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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