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之宗，月乃太阴之象。虹名螮蝀，乃天地之淫气；月里蟾蜍，是月魄之精光。风欲起而石燕飞，天将雨而商羊舞。旋风名为羊角，闪电号曰雷鞭。”因此，《幼学求源》虽然没有完全采用诗歌形式，但对于学童增长见闻、学习对句和作诗依然帮助极大，因而是我国明清时期广泛流传的蒙学读物，在乡塾蒙学教育中影响深远。清代把它与《增广贤文》并列，人称“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书中许多警句、格言至今仍然传诵不绝。
自隋唐实行科举取士以后，吟诗作赋成为文人士子的必备能力，而作诗尤其讲究声律对仗，因此，学童入学后除须熟读四书五经外，还须学习声律对仗的技巧。唐代之后出现了许多教授学童学习声律对句的启蒙读物。司守谦的《训蒙骈句》也是为学童学习声律对句而编写的一部教材，内容丰富，伦理说教气息较淡薄。全文采用平水韵平声的三十个韵部，按韵部次序编排，每韵三节，每节由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十一言的五对骈句组成。如开头第一节：“天转北，日升东。东风淡淡，晓日濛濛。野桥霜正滑，江路雪初融。报国忠臣心秉赤，伤春美女脸消红。孟柯成儒，早藉三迁慈母力；曾参得道，终由一贯圣人功。”词句讲究平仄，隔句押韵，对仗工整，想像力异常丰富。学童熟读这本书，就能为作诗奠定很好的基础。在这本书的影响下，清代学者又编写了类似读物《笠翁对韵》、《声律启蒙》等。
《蒙养故事》（《龙文鞭影》）是明代万历年间学者萧良有在唐代李翰《蒙求》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蒙学教材，学者夏广文为之作注，后经明末清初时期的学者杨臣诤加以增订，改名《龙文鞭影》。其内容主要来自史书中的人物典故，同时又从古代神话和笔记小说中广泛收集故事，辑录了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如孔子、庄子、司马迁、诸葛亮、李白、杜甫、岳飞等人的轶闻趣事。全书包括孟母断机、毛遂自荐、荆轲刺秦、鹬蚌相争、董永卖身、红叶题诗等两千多个典故，使用平水韵平声的全部三十个韵部，按韵编排，采用四言韵语，每句概括一个典故，两两相对，对仗工整，文字简明，易读易记。如开头部分：“粗成四字，诲尔童蒙。经书暇日，子史须通。重华大孝，武穆精忠。尧眉八彩，舜目重瞳。商王祷雨，汉祖歌风。秀巡河北，策据江东。太宗怀鹞，桓典乘骢。嘉宾赋雪，圣祖吟虹。邺仙秋水，宣圣春风。”这部书问世后，成为明清时期颇受欢迎的童蒙读物之一。清朝末年，学者李晖吉、徐兰畦二人合撰了《龙文鞭影二集》，取材和体例与杨臣诤増订者相同，篇幅也大体相当。清末和民国时期出版的《龙文鞭影》一般都是将初集、二集合在一起出版。
第三节清代的诗歌教育
满族的前身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女真族，在两宋时期曾经建立了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金朝（1115—1234）。明朝建立后，在东北地区设置了管理军政事务的机构“奴儿干都指挥使司”。1616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儿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基础上建立了大金（史称“后金”），定都赫图阿拉（后改称兴京，今辽宁省新宾县）。1635年，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1644年，明朝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覆灭。清军乘机入关，逐步平定了各地的反抗势力，统一了全国。随着强大封建帝国的建立，社会经济恢复很快。康熙、乾隆在位时间均长达六十年，国力强盛，史称“康乾盛世”。但是，由于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浪潮中，中国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开始衰退。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资本主义列强争夺瓜分的对象。1911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二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国历史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清朝统治者在政治上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将各种权力集于皇帝一身，形成了极端专制的封建统治。在思想上继续尊孔崇儒，推崇程朱理学，康熙亲自主持编写了《性理精义》，又重新刊印《性理大全》颁布全国，同时采用高压政策对毁谤程朱理学者大开杀戒，严格限制、排斥各种不利于专制主义统治的学说，以巩固其思想统治。在文化上强化了专制控制，对文人继续施行高压与笼络的政策，不断制造文字狱。其案件之多，株连之广，惩治之酷，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如顺治二年（1645年），江阴人黄毓祺因诗句“纵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还”被指为反清复明而灭门戮尸。康熙五年（1666年），山东发生了黄培诗案。康熙五十年（1711年），发生了戴名世“《南山集》案”，当时知名文人方苞、汪汾等三十二人都被牵连其中，涉案人数达三百人之多。雍正六年（1728年），炮制了吕留良诗文案，牵连数百人，手段残忍，震骇天下。雍正八年（1730年），徐骏的诗集里有“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这样的诗句而被杀。根据《清代文字狱档》，自乾隆六年到五十三年就有文字狱53起。乾隆年间的文字狱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如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卓长龄《忆鸣诗集》案、蔡显《咏紫牡丹》诗案等，文化专制主义达到顶峰。清王朝也以各种手段笼络士人，康熙十七年（1678年）、乾隆元年（1735年）均曾特开“博学鸿词科”以网罗名士；朝廷还组织了大规模的图书编纂工作，以示对学术的重视和对文人的优容。如康熙时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康熙字典》等，乾隆时编纂了规模空前的《四库全书》。但是，这些整理文化典籍的措施也是文化专制主义的一部分。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四库全书馆”，网罗了大量的御用文人，大规模篡改、销毁了许多反抗民族压迫、反对封建专制的历史文献，查缴的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余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全书》所收书籍一样多。在这个过程中，古典文化也遭到了一场浩劫。
清朝统治者除了在思想上、文化上钳制士人外，还继续采用科举来诱导知识分子就范。清朝沿袭明代“八股取士”制度，对前代科考制度又有所增损，形成了一整套极为完备的制度，一直持续到1905年才废除。各级学校都变成了科举应试的预备场，其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都与科举产生了直接联系。科举制度更加僵化，完全走进了形式化的泥淖，对当时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和学风等产生了极大影响。《儒林外史》第三回中，当童生魏好古请求周学道出题面试诗词歌赋时，周学道说：“‘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学他做甚么？况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难道是来此同你谈杂学的么？看你这样务名而不务实，那正务自然荒废……”《儒林外史》第十一回里写道：“鲁编修因无公子，就把女儿当作儿子，五六岁上请先生开蒙，就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教他做‘破题‘、‘破承‘、‘起讲‘、‘题比‘、‘中比‘成篇。……这小姐资性又高，记心又好，到此时，王、唐、瞿、薛，以及诸大家之文，历科程墨，各省宗师考卷，肚里记得三千余篇。自己作出来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团锦簇。鲁编修每常叹道：‘假若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闲居无事，便和女儿谈说：‘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小姐听了父亲的教训，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一部的文章，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人家送来的诗词歌赋，正眼儿也不看他。家里虽有几本甚么《千家诗》、《解学土诗》，东坡、小妹诗话之类，倒把与伴读的侍女采苹、双红们看；闲暇也教他制几句诗，以为笑话。”从这里的描述可以看出，清代学子的“正务”就是学习做八股文，而诗词歌赋都被看作“杂览”，儒家正统的“诗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削弱了。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在专制主义重重压迫之下，古典文学仍然绽放出一抹异彩，小说、诗词、戏曲、散文等各个文学领域都取得了新的发展。《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优秀的文言小说和长篇章回小说对封建制度和统治阶级的揭露批判达到了新的高度。在戏曲方面则出现了《桃花扇》、《长生殿》等优秀作品。散文方面出现了众多的作家和不同的流派，但在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影响下，取得的创作成就有限。乾嘉时期，骈文尤盛，成为文学奇观。诗词领域作家众多，流派纷呈，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有少许创新。诗话、词话等理论著作十分丰富，从不同方面总结了历代诗词创作的经验和规律，对当时的诗人和词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清初的诗坛上，吴伟业、王士祯是最著名的诗人。清代中期，郑燮、袁枚、赵翼反对模拟古人，直抒性情，多有创新，在诗歌创作上取得较大成就。优秀诗人龚自珍的出现，开近代诗歌之先声。晚清时期，以黄遵宪为代表的具有变革意义的“新派诗”成为旧体诗到新体诗之间的一种过渡。在历经元明两朝的沉寂后，词于清代重新复兴。从清前期到中期，成就较高、影响较大的词人有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张惠言、周济等。清代后期的词又进入了新的衰落期。
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太仓（今属江苏）人，明崇祯四年进士。明亡后迫于清廷压力而出仕，不久辞归。他出生于儒学世家，七岁开始读家塾，十四岁能属文，成为明末复社领袖张溥的弟子。他的诗歌专学唐人格调，辞藻华丽，尤其长于七言歌行。早期的诗如《子夜词三首》等善于用清丽之笔抒写青年男女的缠绵之情，儒雅风流。明亡后，其诗风苍凉沉痛，晚年学庾信，尤见风骨。他写下了许多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的诗篇，尤以长篇七言歌行最能代表他的艺术风格与成就，最著名的是《圆圆曲》。其七言歌行融合了初唐四杰和白居易的特点，文词清丽，音节和谐，注重抒情，委婉含蓄，堪称是唐代以后七言歌行一大家。《清史稿…文苑传一…吴伟业传》里说他“诗文工丽，蔚为一时之冠”。他的诗歌对清代诗人影响很大，康熙帝曾亲制御诗《题〈吴梅村集〉》：“梅村一卷足风流，往复搜寻未肯休。秋水精神香雪句，西昆幽思杜陵愁。裁成蜀锦应惭丽，细比春蚕好更抽。寒夜短檠相对处，几多诗兴为君收。”他也善词，词作虽不多，但传诵颇广。另有戏曲作品传世。
王士祯（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县）人。顺治进士，官至刑部尚书。他出生于官宦世家，五岁入家塾，六岁读《诗经》，幼时即以诗闻名于四乡。他论诗以“神韵”为宗，主张诗歌应意境高妙、韵致天然、音节清亮并富有言外之味。他的成名作《秋柳四首》就体现了这个特点，此诗一出，在大江南北广为传诵，应和者很多。他在《论诗绝句》说：“风怀澄淡推韦柳，佳处多从五字求。”表明他的诗歌主要偏爱王孟韦柳一派，《江上》、《青山》、《真州绝句》等诗篇就是这一风格的体现。他曾选录王维以下四十二人的诗为《唐贤三昧集》，进一步推广他的诗歌理论。《清史稿…王士祯传》载：“士祯姿禀既高，学问极博，与兄士禄、士祜并致力於诗，独以神韵为宗。取司空图所谓“味在酸咸外”、严羽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标示指趣，自号渔洋山人。主持风雅数十年。”作为诗坛一代领袖，他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对清代诗人影响很大。他的诗歌作品受到康熙皇帝的喜爱，曾亲自抄录编定《御览集》。《清史稿…王士祯传》载：“上（康熙）留意文学，尝从容问大学士李霨：‘今世博学善诗文者孰最？‘霨以士祯对。复问冯溥、陈廷敬、张英，皆如霨言。召士祯入对懋勤殿，赋诗称旨。改翰林院侍讲，迁侍读，入直南书房。汉臣自部曹改词臣，自士祯始。上徵其诗，录上三百篇，曰御览集。”“士祯以诗受知圣祖，被眷遇甚隆。”可见王士祯在当时的影响之大。王士祯亦有词名。
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出身于以讲究气节著称的文学世家，其父陈贞慧是明末著名的“四公子”之一。他少负才名，能诗善词工骈文，尤以词著称，与当时名士吴伟业、冒襄、王士祯、朱彝尊等均有交往。在清初词坛上，他与朱彝尊并称，合刊过《朱陈村词》。陈维崧的词作数量很多，约有一千八百首，为古今词人所罕见，现存《湖海楼词》就有1600多首。其词题材广泛，风格豪迈奔放，兼有清真娴雅之作，继承了苏、辛以诗为词的传统。著有《陈迦陵文集》、《湖海楼诗集》、《迦陵词》（或称《湖海楼词》）等。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他博学工诗，和王士祯同时驰名诗坛，当时有“南朱北王”之称。他的诗有浓重的学究气息，辞藻丰富，富丽典雅，缺乏激荡奔放的气概。他尤工于词，是浙西词派的开创者。他主张宗法南宋词，讲究字句声律，尤以姜夔、张炎为宗。其词现存500多首，他的词声律严整，精工隽永，艺术成就很高。著有《曝书亭词》、诗文集《曝书亭集》。他曾选编明代诗歌总集《明诗综》100卷，录存明代诗人3400余家的作品，保留了许多明代诗歌资料；还编纂了《词综》36卷，收录唐宋金元词人六百多家的2250多首词，为词的研究和创作提供了重要资料。
纳兰性德（1655—1685）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纳兰明珠长子。他是康熙十五年进士，官至一等侍卫。后因患急病英年早逝，年仅三十一岁。他自幼敏悟，善骑射，好读书，经史百家无所不学，有深厚的儒学文化修养。他能诗善词，尤好填词，与当时众多名士如陈维崧、朱彝尊等均有交往，是清初独成一家的词人。他与词人顾贞观尤为契厚。他的词以小令见长，多感伤情调，间有雄浑之作；往往直抒胸臆，自然流丽，风格颇近李煜。著有《通志堂集》、《纳兰词》。《清史稿…文苑传一…性德传》载：“性德善诗，尤长倚声。遍涉南唐、北宋诸家，穷极要眇。所著饮水、侧帽二集、清新秀隽，自然超逸。……好宾礼士大夫，与严绳孙、顾贞观、陈维崧、姜宸英诸人游。贞观友吴江吴兆骞坐科场狱戍宁古塔，赋金缕曲二篇寄焉，性德读之叹曰：‘山阳思旧，都尉河梁，并此而三矣！‘贞观因力请为兆骞谋，得释还，士尤称之。”《纳兰词》存词342首，在当时社会享有盛誉，问世后屡屡受到文人学士的高度评价，成为清代词坛的杰出代表。其弟纳兰揆叙、其妹纳兰氏也都是当时文坛上的知名诗人。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其先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