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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万育还编撰了《增广贤文》一书。全书以韵文的形式，将格言排列在一起，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交错而出，灵活多变，读起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突破了传统蒙学读物往往以一种句式贯穿始终的基本格式。其中有的辑自雅句，有的采自俗语，有的是圣哲语录，惟其如此，全书也就有文言、有俗言、有直言、有婉言、有劝善言、有戒勉言、有世宦治世言、有隐逸出世言，士农工商，无一不备。如：“知己知彼，将心比心”、“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运去金成铁，时来铁似金”、“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饶人不是痴汉，痴汉不会饶人”、“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贫居闹市无人识，富在深山有远亲”、“谁人背后无人说，那个人前不说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有些句子连在一起简直就是诗歌，如：“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寅，一家之计在于和，一身之计在于勤”、“有茶有酒多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有田不耕仓廪虚，有书不读子孙愚，仓廪虚兮岁月乏，子孙愚兮礼义疏”、“庭前生瑞草，好事不如无。欲求生富贵，须下死工夫。”、“竹篱茅舍风光好，道院僧房总不如。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结交须胜己，似我不如无。但看三五日，相见不如无”、“磨刀恨不利，刀利伤人指；求财恨不多，财多害自己”。由于采录广泛，因而纯驳不齐，儒家学说、佛教思想、道教思想的内容在其中也均有体现，时而积极进取，时而感慨自伤，也因此大致反映了古人之人生态度和处世原则，涉及为人处世的谚语很有哲理性，耐人寻味，值得借鉴。《增广贤文》篇幅不长，通行本只有3800字左右；文中极少运用典故，语句接近于口语，易于为人们接受。因此，在民间深入人心，影响深远。人们把它与《幼学琼林》并列，称“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书中许多警句、格言至今仍然传诵不绝。在通行本之外，还有各种重编本，如周希陶的《重订增广》、硕果山人的《训蒙增广改本》等。
有两部唐诗读本值得引起注意，分别是王尧衢的《唐诗解》和徐日琏、沈士骏的《唐律清丽集》。雍正年间，苏州人王尧衢编注《古诗解》四卷、《唐诗解》十二卷，合称《古唐诗合解》，刊于雍正十年（1732年）。其后《唐诗解》传刻很多，而《古诗解》废而不刻，书名遂称《唐诗合解》。其选诗讲究格调平稳，既明白晓畅，又含蓄悠长，往往选取历来为人广为传诵的名篇。所选诗歌五言、七言古风较少，五言、七言近体居多。嘉庆、道光以后直至民国初年，此书是除《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之外最盛行的一部诗歌选本，影响较大。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乡试殿试增试五言六韵诗歌。《清史稿…选举志一…学校条一》载：“乾隆初，覆试兼用小学论。中叶以后，试书艺、经艺各一。增五言六韵诗。”徐日琏、沈士骏二人立即编选了一部专收唐人五言长律的选集《唐律清丽集》，分应制、应试、酬赠、纪述四门，自四韵至百韵，均有选录。其选诗以“清丽”为标准，所选诗歌以初盛唐居多，中晚唐较少，而选杜甫诗最多。历来唐诗选本往往古体、近体兼备，惟独这部书却专选唐人五言律诗。很明显，这是专门为应试举子提供的作诗范本。
“康乾盛世”时期，国力强盛，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常令后人惊叹，在文化典籍的整理编纂方面居功甚伟。康熙皇帝富有雄才大略，是历史上罕见的帝王，他精通儒学，博学多才，重视文教。康熙年间，由曹寅、彭定求等人奉敕编选的《全唐诗》堪称中国古代最大的诗歌总集。这部诗集以明胡震亨的《唐音统签》和清初季振宜的《唐诗》为蓝本，广泛搜集曾散佚遗漏的作品进行校补增订。全书共900卷，收录了唐五代时期2200多位诗人的诗歌48900多首。这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件大事。唐代是我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全唐诗》的编选，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对于诗歌教育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久，张豫章等人又奉敕编次《御定四朝诗》三百一十二卷，其中宋诗七十八卷，作者八百八十二人；金诗二十五卷，作者三百二十一人；元诗八十一卷，作者一千一百九十七人；明诗一百二十八卷，作者三千四百人。这部书对于保存和学习宋金元明诗歌功不可没。此外，还有张玉书等奉敕编《佩文斋咏物诗选》四百八十六卷、陈邦彦等奉敕编《历代题画诗》一百二十卷、郭元奉旨编纂《全金诗》等。康熙帝还诏令儒臣集体编纂了《佩文韵府》和《骈字类编》。
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皇帝亲自主持编定《唐宋诗醇》四十七卷，选取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和宋代苏轼、陆游等六位诗人的作品2660余首，而以李、杜为正宗，以白、韩、苏、陆为羽翼；特别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意义，尤其强调忠君爱国，散发出相当浓厚的封建说教气味。这本书问世后刊刻极多，当时诗人几乎人手一部。乾隆时期纂修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四十四类编排，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有36300多册之多，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其中“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五类，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五属，按照儒家正统“诗教”观念，对历来的诗、词、曲著作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甄别，为清代文人吟诗填词作曲提供了榜样。
清代一些诗人、学者也很重视历代诗歌选集、总集的辑录编纂。如朱彝尊选编了明代诗歌总集《明诗综》100卷、编纂了《词综》36卷。季振宜编选的唐诗总集《唐诗》七百一十六卷，打破唐诗历来按初盛中晚的编排方法，诗人和作品按时代编次，由高祖开始，至无名氏终。每个诗人均附有较详细的小传，并对所录诗篇作了较细致的校勘。此书是《全唐诗》编纂时主要依据之一，当时未刊刻，只有写本传世。王士祯编纂了《神韵集》、《十种唐诗选》、《唐贤三昧集》、《唐人万首绝句选》等，体现了他的“神韵说”理论。沈德潜（1673—1769）编选了《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即《清诗别裁集》）等。他论诗以汉儒“温柔敦厚”的“诗教”说为本，以唐诗的“格调”为用，在作诗上强调为封建政治服务，力求中正平和、委婉含蓄。《清史稿…沈德潜传》载：“德潜少受诗法于吴江叶燮，自盛唐上追汉、魏，论次唐以后列朝诗为别裁集，以规矩示人。承学者效之，自成宗派。”由于他的诗受到乾隆帝的赏识，常出入禁苑与乾隆唱和，因而他的诗论和作品风靡一时，在当时影响很大。他所选辑的各种选本，就是他的“格调说”诗歌理论的体现，是当时诗人学习的范本。这些选本保存了比较丰富的诗篇，在诗歌艺术方面的评语颇有精辟见解，因此广为流传，至今仍有借鉴价值。之后，还有张玉编选的《古诗赏析》、管世铭编选的《读雪山房唐诗钞》、李调元编纂的《全五代诗》、王辏г吮嘌〉摹栋舜 返鹊取Ｕ庑┦柩〖⒆芗谋嘧耄宕搜白魇峁┝瞬煌绺竦姆侗尽�
弹词与鼓词都是清代民间很流行的说唱兼备的曲艺形式。弹词流行于南方，用三弦、琵琶伴奏，多在城镇演唱，主要说唱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往往受到妇女的欢迎。许多有才华的女性也参与了弹词的创作，借以抒发了她们的人生理想，而女性要求突破封建礼教束缚的愿望也在作品中有所体现。著名的女性作品有陈端生的《再生缘》、陶贞怀的《天雨花》、邱心如的《笔生花》、李桂玉的《榴花梦》。弹词的说白部分为散体，唱词部分以七言韵文为主，通常采用第三人称叙述，文字通俗易懂，篇幅往往很大，如《榴花梦》长达三百六十卷、约五百万字。从讲述故事和阅读欣赏的角度来看，许多弹词可以说是一种韵文体的长篇小说。弹词还有许多方言作品，在南方广大地区影响深远。鼓词主要流行于北方，用鼓和三弦等乐器伴奏，主要说唱铁马金戈的战争故事。其形式与弹词很相近，说的部分用散体，唱的部分为七言或十言韵文，句式较弹词更为灵活。传世鼓词主要是一些依托历史讲述战争故事和英雄传说的作品，最著名的是《呼家将》，这些作品反映了人民的爱憎和愿望。还有一些是根据古典文学名著改编而成的作品，如《杨家将》、《三国志》、《水浒传》、《窦娥冤》、《西厢记》等，这些鼓词一般与原作出入不大，对这些文学名著的普及有很大作用。另外也有少数描述才子佳人故事的作品，如《蝴蝶杯》等。鼓词在北方民间流传很广、影响很大。弹词与鼓词作品多出自民间，往往曲折地表达了民众的理想和情感，成为人民自我教育的一种工具。由于这些作品难以摆脱正统思想的控制，往往有着较浓厚的封建伦理色彩，而其主体部分又是以七言为主的韵文，因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起到了诗歌教育的作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少数民族也流传着自己的说唱文学作品。如藏族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传记性史诗《玛纳斯》被并称为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这些史诗都是千百年来各民族生存和斗争经验的积累，篇幅巨大，内容丰富，包括政治、经济、历史、军事、医学、语言、宗教、美学等各方面知识，可称得上是百科全书。它们在各少数民族中代代口耳相传，在生活中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清代文人继续明代学者的遗风，搜集民间通俗歌曲的风气更盛，保存下来的民歌作品远多于明代。清代俗曲总集主要有颜自德辑录、王廷绍编订的《霓裳续谱》，收曲词六百余首；华广生选辑的《白雪遗音》收曲词七百余首。俗曲的内容相当广泛，有根据戏曲改定的，有描绘民间风俗的，有表现诙谐嘲戏的，有玩弄文字游戏的，而比较集中又最有文学趣味的仍是情歌一类。男女相思是民歌永恒的主题，清代都市流行的民间俗曲也多为情歌，庸俗调笑之作较多，其中也有一些思想健康、清新俊爽的作品。由于远离社会主流文化，即使是茶坊、酒馆、青楼传唱的粗俗色情之作，其表达情感的大胆直露，也都对封建礼教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虽然为正统“诗教”论者所不屑，但这些民歌在民间的影响却极其深远。一些诗人收集整理了比较僻远地区的民歌，如李调元辑的《粤风》、黄遵宪辑的《山歌》和无名氏的《四川山歌》。其中《粤风》中后三卷的《瑶歌》、《苗歌》和《僮歌》是南方少数民族民歌，作品多是情歌，反映了少数民族的一些生活习俗。这些民歌曲调简单，感情率真朴实，体现了民歌清新健康的风格，保持了民歌的真正本色。如《四川山歌》之一：“十八女儿九岁郎，晚上抱郎上牙床，不是公婆双双在，你做儿来我做娘！”这是对封建礼教和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的辛辣嘲讽。清代还出现了一些儿歌专集，如郑旭旦辑录的《天籁集》和悟痴生辑录的《广天籁集》等，内容主要是训练儿童语言，向儿童传授知识，一般句子短小，节奏明快，语言平易流畅，适合儿童诵唱。在学校教育之外，民间的诗歌教育极为广泛，其作用不容忽视。
晚清时期的民间歌谣中有不少反映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务团运动的作品。这些民谣是我国人民在同国内外敌人的浴血斗争中产生的，一般都具有高度的战斗性。这些民歌在流传的过程中，既教育人民认清了统治者的反动本质，又进一步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争意志。林则徐领导禁烟斗争，坚决抵抗侵略军，获得了百姓赞颂：“林则徐，禁鸦片。焚烟土，在海边。开大炮，打洋船，吓得鬼子一溜烟。”《三元里民歌》概括反映了广东人民的抗英斗争。“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民谣刻画了清末中国社会的一个“怪圈”现象，既讽刺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又表现了人民对侵略者的蔑视和对自己力量的确信。
十九世纪中期，太平天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获得了人民的热烈拥护。一些歌谣表达了百姓对太平天国的歌颂，充满了自豪的感情。如：“天父天兄手段高，打得清兵四处跑，旗开得胜万民笑，拿下南京立天国。”有一首苗族民歌表现了苗族百姓对太平军的欢迎：“苗家救星是翼王，枯苗得雨喜若狂。从今耕作齐落力，为保太平把兵当。”在彝族、壮族中也都有类似的歌谣。太平天国失败后，太平军依然活在百姓心中，《愁你一去不回头》、《不见哥哥回家中》等民歌就表达了人民对太平军的深切怀念，如：“豌豆花开花蕊红，豌豆结荚好留种。来年种下小豌豆，花儿开得更加红，太平军哥哥五个字，永远记在人心中。”这些民歌的流传，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斗志，成为人民群众自我教育的有效手段。
少数民族中也产生了一些歌颂本民族起义领袖的民歌，如长篇叙事诗《张秀眉颂》（苗族）、《英雄沙迪尔的歌》（维族）等，反映了各族人民的英勇斗争，是具有史诗意义的作品。
义和团运动中所产生的民歌有鲜明的反帝色彩，如：“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那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这首民歌中饱含着对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刻骨仇恨和无比蔑视，表现了人民群众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有的民谣歌颂了义和团英勇战斗的精神，如：“义和团，真勇敢，不怕枪炮和子弹。一心只想灭洋人，顶着枪子往上窜。杀尽洋人头，中国保安全。”有的民歌还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