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凋天龙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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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凋天龙游记- 第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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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还出现了一部用五言韵文编写的蒙学历史课本《鉴略妥注》,作者是明代学者李廷机。《鉴略妥注》以五言诗的形式,按时间顺序概述了上自远古、下至元明的历史进程,可以说是一部诗歌体通史。全书仅万余字,行文言简意赅,叙事条理分明,如《三皇纪》:“乾坤初开张,天地人三皇。天形如卵白,地形如卵黄。无行生万物,六合运三光。天皇十二子,地皇十一郎。无为而自化,岁起摄提纲。人皇九兄弟,寿命最延长。各万八千岁,一人兴一邦。分长九州地,发育无边疆。有巢氏以出,食果始为粮。构木为巢室,袭叶为衣裳。燧人氏以出,世事相迷茫。钻木始取火,衣食无所妨。结绳记其事,年代难考详。”每句五字,隔句押韵,很有歌行体的风格。这本书在明清时期颇受士人喜爱,与《三字经》、《幼学琼林》、《增广贤文》并列为蒙学基本读物,又被称之为《五字鉴》。

    上述两类蒙学教材都是古代诗歌教育的基础性读本,直接或间接为学童学习作诗服务。有一些读本至今仍在诗歌教育中发挥着作用,是古人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既要注意珍惜和保存,也要充分研究和利用,尤其是要将古人编写蒙学教材的经验总结出来,继承并发扬光大。周谷城先生在为岳麓书社出版的《传统蒙学丛书》撰写的序文中说:“产生和流传于封建社会的蒙学书,同样属于封建文化的范围,其局限性和落后性自不能免,但无论如何,它们绝不比庙堂之文、大雅之作更加局限和落后。有的蒙学书能够长久流行,为社会长期接受,在传授基本知识、进行道德教育、采取易于上口易于记忆等形式方面,确实有其长处和优势,是不能也不应一笔抹杀的。仅仅在这一点上,即自有其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价值。”

    五是民间歌谣,是指民间流传的民歌、民谣、童谣、谚语、格言等。

    远古时期的歌谣是诗歌最初的源头,当时的文艺活动具有歌、舞、乐互相结合的特点,其诗歌教育具有综合性、全民化的特点。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曾经产生了数不清的民间歌谣,在古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它们都是民间诗歌教育的教材,而且对古代文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一部分歌谣被官府或学者收集、整理、加工之后,就登上大雅之堂,成为古代学校教育的诗歌读本,如《诗经》里的部分诗篇、汉代的乐府诗等。其中一些诗篇在古代诗歌教育中还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如《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木兰诗》、《敕勒歌》等。历代农民起义军也往往利用歌谣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因此,古代民间歌谣在诗歌教育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第二节古代诗歌教育的基本方法

    古代诗歌教育的基本途径大致有两种:一是官学诗歌教育,是历代统治者主导的以各级官学为主体的诗歌教育,《诗经》自西汉之后一直是历代官学最主要的诗歌教材;二是民间诗歌教育,是广泛存在于民间的以各类蒙学为主、以民间歌谣自发流传为辅的诗歌教育。在统治阶级的政治、文化、教育和官吏选拔制度影响下,官学诗歌教育往往主宰着民间诗歌教育的基本走向,为民间诗歌教育的发展限定一个大致的范围;民间诗歌教育往往是官学诗歌教育的附庸,蒙学阶段的各种诗歌教育教材都必须符合统治阶级的要求,为维护统治秩序服务,但民间歌谣有时也会偏离主流方向,出现一些与社会正统思想观念不一致的现象。

    由于古代民间歌谣除少数篇章外,主要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流布四方,往往具有很强的自发性,也并没有什么特定的方法,因此,论及古代诗歌教育的主要方法,主要是指古代各类学校进行诗歌教育的方法,涉及官学诗歌教育和蒙学诗歌教育两个方面。从古代诗歌教育的过程来看,简而言之,其基本方法主要有三种:讲授解疑、熟读背诵、模仿练习等。

    一、讲授解疑。这是古代学校教育的基本教法,也是诗歌教育的主要方法。

    在古代学校中,教师的讲解是学生进一步学习理解的基础,伦理道德规范的传授正是通过这一过程得以实现。古代官学与私学的教学过程和方法大致相同:每学习一首诗歌,往往先由教师教读,然后学生自己温习熟读;下一次上课时,教师先检查温习情况,然后再逐字逐句讲解大意;之后就由学生自己熟读领会,如有疑难,教师再作解答。明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王阳明曾在《教约》中规定了蒙学教学的具体方法:“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凡习礼歌诗之数,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瑕及于邪僻。教者如此,则知所施矣。虽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则存乎其人。”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在《牡丹亭》第七出《闺塾》中生动形象地概述了陈最良为杜丽娘讲解《关雎》的过程:

    【绕池游】〔旦引贴捧书上〕……〔末〕昨日上的《毛诗》,可温习?〔旦〕温习了。则待讲解。〔末〕你念来。〔旦念书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末〕听讲。“关关雎鸠”,雎鸠是个鸟,关关鸟声也。〔贴〕怎样声儿?〔末作鸠声〕……〔末〕此鸟性喜幽静,在河之洲。……〔末〕胡说,这是兴。〔贴〕兴个甚的那?〔末〕兴者起也。起那下头窈窕淑女,是幽闲女子,有那等君子好好的来求他。……〔旦〕师父,依注解书,学生自会。但把《诗经》大意,敷演一番。

    【掉角儿】〔末〕论《六经》,《诗经》最葩,闺门内许多风雅:有指证,姜嫄产哇;不嫉妒,后妃贤达。更有那咏鸡鸣,伤燕羽,泣江皋,思汉广,洗净铅华。有风有化,宜室宜家。〔旦〕这经文偌多?〔末〕《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没多些,只“无邪”两字,付与儿家。书讲了。春香取文房四宝来模字。……

    上面所引内容对家塾教学过程的概述虽然有浓重的游戏成分,但仍然真实地反映了明代私塾进行诗歌教育的大致过程和基本方法。清代学者龙启瑞制定的蒙童课程表中就规定:“每天早起温习读书,背诵。上生书时,老师讲解毕,命学生复述一遍,乃就位念一百遍……”从中可以看出清代蒙学的教学过程,这与《牡丹亭》中的描述是一致的。

    古代一些儒学名师弟子众多,往往数以百计,甚至多达千人。这些名师在教学中往往只亲自面授少数高才生,其余学生则由这些高才生转相授业。东汉学者郑玄师从马融的学习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著名经学大师马融门徒上千,长年追随在身边的就有四百余人。《后汉书…郑玄传》载:“(玄)以山东无兄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在这种教学方式下,学生的自学就尤其重要。

    二、熟读背诵。这是古代士子学习的主要方法,在诗歌教育中有显著作用。

    诵读是学习诗歌的基本方法,历史非常悠久。据《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西周时期的“乐教”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内容,其中“乐语”包括“兴、道、讽、诵、言、语”,“讽”与“诵”主要是诗歌教育,要求学生能背诵诗歌并能按照音乐节奏吟咏,而且能够恰当应用。在“讽”与“诵”的过程中,也进行着社会经验和伦理道德的传授。

    《汉书…艺文志》载:“《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我国古代的诗歌往往分为“歌”与“诗”,能合乐而唱也能诵的是“歌”,不能合乐唱而只能诵读的是“诗”,可见能诵读正是“诗”的特征之一。从《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来看,大概在经历秦朝焚书坑儒之后,《诗经》在西汉初期就已经不能歌唱而只能诵读了,因而被儒家称为《诗经》。《诗经》自西汉之后就成为历代文士必读的诗歌教材,古代的学子往往要将《诗经》里的所有诗篇和有关注疏全部背诵下来。

    宋代有“童子科”考试,年龄限在15岁以下,主要内容即是背诵经书,应试者必须熟习经史。而要获得神童称号,则必须熟读成诵。仅以“七经”来说,背诵总量至少为28。3万余字,其中《毛诗》39224字。明清时期,蒙学阶段就要求儿童先背诵《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之类,进而背诵《千家诗》;进而背《四书》、《五经》。

    古代一些大学者特别重视总结读书方法,尤其重视诵读的作用。他们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南宋思想家、教育家朱熹的读书方法被其弟子归纳为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已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等六种,至今仍有很大影响。朱熹的读书方法很好地体现了“教化”思想,通过循序渐进、熟读精思,再经过虚心涵泳、切已体察,最终达到潜移默化的思想境界。他说:“大抵观书,须先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如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朱文公文集》卷七十或《朱子大全…读书之要》)“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齐整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子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子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朱熹《童蒙须知》)

    明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继承儒家“诗教”传统,主张把教读诗歌作为蒙学中进行道德教化的主要手段。他在《教约》中进一步规定了蒙学教读诗歌的具体方法:“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每学量童生多寡,分为四班,每日轮一班歌《诗》;其余皆就席,敛容肃听。每五日则总四班递歌于本学。每朔望,集各学会歌于书院。……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讽诵之际,务令专心一志,口诵心惟,字字句句䌷绎反覆,抑扬其音节,宽虚其心意。久则义礼浃洽,聪明日开矣。……凡习礼歌《诗》之数,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暇及于邪僻。教者知此,则知所施矣。虽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则存乎其人。”(《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后世所传的《王文成公训蒙教约》也规定有同样内容。

    清代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学者曾国藩的治学经验很丰富,也非常重视诵读。他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就曾特别强调诵读诗文的方法和益处:“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曾国藩文集…书信二》)

    古代的诗歌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可以配乐歌唱的,流传至今的一些名篇原本就是流行乐曲的歌词。格律诗尤其讲究韵律和谐、平仄相对、隔句押韵,具有音乐美、节奏美、音韵美,只有通过诵读才能品味到诗歌艺术之美。而诵读讲究字正腔圆、感情充沛,需要融情于诗,用心感悟诗人的情思,把情感体验用声音传达出来,从而实现诗歌艺术的再创造。清代流行着“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的说法,可见诵读对于诗歌教育的重要作用。

    蒙学阶段教导儿童学诗、读诗,是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的一条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在儿童识字以后,培养他们的读书兴趣十分重要。如果一开始就让他们学习一些比较枯燥的文章,很可能挫伤他们的学习积极性。而在此时采用读诗的方法就容易激发他们读书的兴趣。喜欢大声讽诵是儿童的一个特点,而诗歌恰恰是最适宜诵读的。由于诗歌音调和谐,注重押韵,本来就富有音乐性,诵读时能产生很大的美感快感。学童在诵读诗歌的过程中,尽管不一定能透彻理解诗歌的思想感情和艺术特色,却也足以启发他们想象,开拓他们的胸襟,培养他们良好的语感,促进他们求知的愿望,而这正是进一步学习作诗的基础。

    三、模仿练习。这是古代学子学习作诗的主要途径和基本方法。

    古代诗歌教育在传授文化知识、社会经验和伦理道德规范之外,还要传授作诗的方法和技巧。随着诗歌艺术的发展和各类诗歌体裁的不断出现,随着诗歌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提高和影响的扩大,随着历代统治者对“诗教”的重视和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的形成,吟诗唱和已经成为古代文士日常生活中的一项基本内容,能否作诗已经成为衡量文人文化素养高低的一把标尺。看一看唐代之后的中国历史,有哪一个秀才、举人、进士、状元不会作诗?因此,学习作诗往往是古代文人从学童阶段就开始从事的一项基本任务。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迅速发展时期,学习诗文写作已成为社会时尚。学童就开始学习诗赋写作,他们或仿写,或命题写,或参加笔会,写作训练比较自由。南朝时期的学校教育尤其重视骈文和诗歌的写作训练,要求学生写作诗文时要学会用典,讲究双声、叠韵、四声和修辞。一些诗人的作品成为人们模仿的对象。谢灵运的山水诗文辞幽美,冠绝一世,人们争相传诵。《宋书…谢灵运传》载:“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吴均的五言诗质朴豪迈,被当时文坛称为“吴均体”,成为学诗的榜样。《梁书…吴均传》载:“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学之,谓之吴均体。”

    自隋唐实行科举取士以后,吟诗作赋已经成为文人士子的必备能力。唐代的科举考试中,进士要考时务策和诗赋。而诗、策、赋都有一定的格律要求。如策要用对偶;赋要限韵;诗要用五言排律,12句6韵,中间8句对仗,全诗要讲平仄。这种严格的格律要求,要求应试的学子必须事先接受各种写作技巧的训练,特别是押韵、平仄、对仗、用典等方面的训练。科举及第后做官,也常常要写这类诗文。由于科举考试的需要,学习诗歌写作是当时诗歌教育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在学习写诗过程中首先要进行声律、对仗、集事等单项训练。属对在唐代很受重视,学习属对同时具有学习语音、词汇、语法、修辞和逻辑的作用,对作诗有很大的帮助。唐代学习诗歌写作的方式有自由作诗、命题作诗和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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