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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与家庭经济（1）
一个家庭不管有没有祖传的遗产，它本身就是一个经济体。工业革命推动了各行各业以各不相同的速度向前发展，不仅摧毁家庭经济体系，而且还使这一体系的功能进一步加强。有一些学者对“家庭生产模式”有深入的研究和论述。这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词汇，家庭形成了一个财富积累、实践技术和相对稳定的网络。
在乡村，家庭是最基本的经济单元。家庭和土地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对家庭和土地的需要对于一个家庭成员来说占有绝对的优先地位。财产体系在热沃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即使在那里继承系统不是十分严格，家庭就是一个交易场所，而他们的房间就是工作场地。不论是父母、孩子还是老人、年轻人，也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分工都很详细，各负其责。虽然有些职务是表面性的，没有实际价值，但是对于避免冲突还是必不可少。而且，移民往往能够导致经济结构和经济组织发生改变。
第一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家庭这个细胞单元，对工作场所和居住在一块的模式依赖性最强。纺织工人的具有同族婚配和劳动性别分工特点的家庭工业经济，就是最好的例证。原有的系统经实践证明对以家庭为基础的工业产生了极大的阻碍作用，尽管纺织工人的生活相当贫困，但还是有许多人对旧的生产模式念念不忘。
随着电的发明，家庭工厂又开始复兴，彼得？克鲁泡特金把它视为通往光明的自由之路。
法国另一种类型的家庭经济是小型家庭工商业——商店或者工厂，尽管它们非常脆弱，经不起破产的打击，也受到家庭地位衰落的威胁，但是它们还是坚强地挺过来了。
转包商在一些重工业的分支体系中茁壮成长，成为自己的老板是他们深埋在心底的最大梦想。而在乡村，能够在自己家里工作生产是最理想的方式，人们不习惯提着饭盒，或者去自助餐厅，到了中午，他们更喜欢让贤内助把刚做好的热气腾腾的午饭端过来吃。而且老板们还设了栅栏，当任务紧急老板决定免去吃饭和午休时间的时候，就会把这种护栏围起来，以防止工人偷偷溜回家（1827年发生在鲁昂的霍尔姆事件）。这种家庭经济就成了乡村经济生活的主体。法国的产业化进程必须要慎重考虑这些社会现实。把工厂设在乡村，那里有丰富的人力资源，而家庭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得到雇用，再作为一个单元来支付工资；在纺织工厂中，男性纺织工人起主要的作用，他的妻子作为他的助手，还可以监督儿子的工作。这样工厂管理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工厂业主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住在附近，有时他们的家就是工厂。妻子就是现金出纳，他雇的工人分工合作，各负其责。家长式管理是劳资关系中最先出现的管理模式，它惠及了一群最为可靠的主要技术工人。只要工人自愿住在工厂附近，这一体制就可以得到实施。家长制工业模式唱的是家庭戏：业主是“父亲”；工人就是整个家庭所有其他成员；但破产也就相当于集体“自杀”。
如果所有成员意见不统一，那么这一系统就会立即崩溃。19世纪后半叶，一些合作组织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这些组织实际上实行的是“实物工资制”。工人要求得到现金工资而不是实物工资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因为以实物付款的方式让工人对业主产生了强烈的依附关系，被视为是现代的“奴役制”。很容易在“自然家庭”危机和工业家庭危机之间划等号，因为它们同样都是由于个人主义的兴起而导致的。
工作与家庭经济（2）
即使在家庭之外，也有一种严格的家庭经济在控制着工人的生活条件。父亲的工资主要用于购置生活必需品，但是他的收入很快就会由孩子们的劳动所得来补偿。这就是为什么长期以来工人家庭的人口生育率居高不下的原因。禁止使用童工的建议受到这些家庭的强力反对，因为社会决策者的长远观点与工人家庭的短期利益发生了冲突。决策者想取得一种不同的经济平衡，采取一种不同的就业结构，但对于工人来说，控制生育就像其他儿童救助措施一样，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无法开展。
女性的工作，在生儿育女之后就会中断，同样还要受到家庭生活需要的制约。在任何情况下，女性的工资都只能是她丈夫工资的一点补充。但是在19世纪，补充工资这一观念展现出新的含义。有时女性的工资收入对于家庭主妇来说确实非常重要，尤其是正在哺育婴儿和主持家务的女性，因为这些微薄的工资增强了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而男人们对女性也是一再赞扬，认为她们在家庭事务中必不可少，并且在意识形态上对她们进行了重新定义，这些都是出于经济原因。女性在家庭中的半职业地位被描绘成她们“自然”能力的一部分，也是对经济的一种支援。她们从事的是一种以没有收益和产出物为特征的职业。在艰苦的岁月里，女性的收入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起着生死攸关的作用。一些在1884年的好几个月中都没有找到工作的工人幸存了下来，他们很感慨地说，这是因为他们的妻子为别人洗衣服，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艰苦劳动。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艰苦岁月来临的时候就是她们发挥作用的时候，这一点不假。
家庭花园——许多城市家庭屋后的，甚至靠近巴黎的城堡的小菜园，也是那些穷苦工人家庭对付贫穷和痛苦的一种方式，就像在物物交换经济中日常用品和服务的相互交换一样。这种交换行为确实需要这样的团体存在。它们一旦消失，当代社会就会经不起失业的考验而更多地去依赖国家而不是社会。而只要这样的团体继续存在，比如在意大利和希腊，以家庭和邻里关系为基础的地下经济就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当然，家庭不仅仅是锅碗瓢盆和家庭开支花销这么简单，它还对以一个占绝对优势的家庭为主所形成的家族社会中的同族婚姻策略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家庭同样还对工人区域流动性起着重要作用，同时还是社会变革的重要载体。
对于工人们来说，移民和住所的变化并非出于偶然；对亲缘关系的考虑和职业是他们流往何处的决定因素。如果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有他们认识的亲戚或者同业者，那么他就会在一个新的环境中迅速站稳脚跟。实在不行，他就会撤回到原地，因为在他离开之前，他对那里的情况非常熟悉，有亲戚和朋友。利摩日的一个瓷器工人西蒙？帕维里在一次事故中突然受伤以后，能够回到一个家庭农场继续养伤。家庭同时还能提供必要的服务，起到职业介绍所和银行的作用。对结构高度紧密的种族，比如法国的奥弗涅群体，家庭有助于制定社会发展策略，在家庭的帮助下，“野蛮人”被驯服，并开始遵守社会规范。
在义务教育时代到来之前，家庭担负着教育孩子的重任，尤其是读书（所谓的“雅各托”方法就是有意提供给父母的，但是这种方法比想象的更趋于书面说教）。拉斯帕伊依靠家庭传播医学信息和诊断技术。工人阶级家庭并非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副本，而是像雅各托？朗西拉所说的，“是一个知识传播和穷人获得解放的自然场所。” 。 想看书来
工作与家庭经济（3）
在19世纪，家庭可以通过资本积累为资本主义服务；这是最主要的焦点，有时也被称为原始积累。商业历史主要就是家族历史——一种建立在婚姻与葬礼上重大历史事件基础上的历史。核心家庭要具有在工业起飞阶段中繁荣发展所需要的潜能，“家庭精神和私人生活观念要与工业化早期一样，需要不声不响地、像蚂蚁一样埋头苦干。”
雇主依靠家庭体系来为工人提供支援和纪律约束。家庭秘密就是商业秘密。婚约达到了合并和多样化的效果。有能力的后代继承祖辈的家业后会把它发扬光大，甚至会有长足的发展，但是一旦落到了愚蠢*、不务正业的子孙手里，整个家族就彻底完蛋了，曾经一度辉煌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有的家庭实业甚至由家庭成员的几个股份组成。有限股份反映了家庭结构在自筹资金企业时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867年以后，家庭适应了新的公司组织结构形式，这使得他们增加了公司的资本，但是仍然保留了大部分股份，这样既能保护个人财产，又可以对商业行为进行有效控制。
这一时期商业错综复杂的关系反映了控制公司家族的亲缘关系。北部省的纺织工业通过家族关系而迅速发展起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例如在鲁贝，莫蒂斯家族与众多的工业家庭建立起了关系：波叙茨、拉加赫斯、布雷达、瓦丁内斯、德瓦林以及其他家族。波洛特家族拥有“棱堡”。在里尔，蒂埃尔兹和瓦尔埃特家族在当地的工业界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就像近代的维尔特家族一样。商业还会受到个人的意识形态和个人的人格特性影响。在诺曼底，贵族的怀旧之情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婚姻的限制条件非常苛刻，由此而引起的家庭的排外性和趋势结果证明对工业发展极为有利。从事钢铁业的施奈德和温德尔家族并没有纺织业企业家那样的勃勃雄心，但是他们在当地深厚的根基使他们得以发展成一种贵族式家长制模式。拉克鲁索特公司城则以另一种半封建制的模式统治着该地区和当地人民。
大型百货公司的创始人把“幸福家庭”提升到了荣誉的最高地位。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富有教育意义的科涅克传奇，他的妻子路易丝？杰伊的透视画出现在他公司的巴黎分支机构的顶楼上。一个专门小组称赞他们的婚姻是幸福的，他们俩是一对完美的组合。白天做工，晚上回家后还要在昏暗的灯光下审核账目，当邦？马尔什老板死后，因为当时没有一个年富力强的合适人选来继承他的企业，他的遗孀布西科夫人只好决定把经营管理权收回到家庭里来，由她本人来担负这一重任，她后来的继任者通过鼓励百货店经理和大股东之间的联姻来保持对公司的绝对忠诚。还有一种与劳动有关的合法资产策略是从公司内部人员中选拔经理和主管人员，这样就组成了一种“精神道德层面的而非生物关系上的家庭”。这一新的实践导致对主要执行人员私人生活的严格监督以及对公司“无情的驯服和教化”。
家庭统治不应该被视为工业发展的初级阶段。路易斯？贝尔热注意到，“大的私人企业、大众工业真正脱离家庭统治的比我们预想的要少……在那些工商业领导者中，家庭的亲带关系仍然决定着他们事业的发展轨迹。”在对科塞—布里萨克、皮埃尔？布尔杜和莫尼克？德？对圣马丁这些家庭的研究中，专家们对私人关系在当代公共生活中的影响的分析告诉我们家庭的亲带关系是如何对政治决策产生影响的，换句话来说，也就是国家已经被某些特殊的家庭控制了。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家庭事务有时就成了国家秘密，反之亦然。
一个家庭的遗产不仅仅是有形的物质财产，它是一种资产组合，包括名誉、家庭的境况和社会经济地位、“职业操守和品德”。
总之，继承是最大的保护、最少的不平等性。在“包法利夫人”时期，福楼拜在给他的哥哥阿希尔的信中写道：“他们应该知道在鲁昂的内政部，我们就是他们所说的一家子，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一地区有深厚的根基，如果对我有不道德的诋毁，那么同时将有许多人受到伤害。”（1857年1月3日）
家庭：性与血缘
家庭还担负着其他使命：传宗接代，生育出许许多多身体健康、生育力强的子孙后代，同时还能够满足性的需要，而且不带有任何虚伪、不道德或软弱无力。这些使命随着时代的前进显得更加迫切，因为到19世纪后半叶，生育率急剧下滑，人们担心人口会退化。
婚姻被认为是获得健康的性的最保险、最谨慎的方法，这一观念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米歇尔？福科特已经表明，一种适度的夫妻生活的理想模式是如何在斯多葛学派哲学家们的支持下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在19世纪，尽管没有任何新发明，但共和党人极力提出援用这一古老方式的要求。关于此，有一本深受读者欢迎，而且一再翻版的书，本杰明？富兰克林写的《可怜的理查德？埃曼》。这本书鼓吹不浪费、不需要、所有的事情都要有节制的教条。医生、现代牧师、神圣的婚姻都是我们精神活力的主要调节者，同时也是我们避免与*发生关系而对我们种族产生危险的最好方法。
在19世纪的后半叶，出于对诸如肺结核、酒精中毒和梅毒这样的巨大“社会灾祸”的恐慌，以及对通过受到感染的血液传播疾病的恐惧，医师和小说家们将让？鲍里称之为“遗传的神话”的东西进一步发展了。由于这些遗传弱点的存在，家族逐渐被视为一条脆弱的链环，应该对其保持持续的警惕，保护其免遭危险。保持童贞得到推崇，即便是对于年轻男子也是这样，他们的异常出轨行为曾被视为具有男子气的标志而加以容忍，而年轻的女性却被要求保持贞洁。
小家庭是正常性行为的殿堂，建立起了这方面的规范，并认为家庭之外的性行为是可耻的。婚床是用来进行性仪式庆典的公认的圣坛，它的周围不会再用布帘遮掩。取而代之的是厚厚的卧室墙壁和一扇带锁的门的保护，孩子们是几乎不被允许通过这扇门的，而父母则可以在任何时候进入孩子们的卧室。以前教堂总会谨小慎微地建议神父们不要惹恼那些急事缠身的已婚者——尤其是已婚的妇女。神圣的婚床被安静地置于一边。用佛科的话说，家庭是“性的结晶”，也是血脉的守护者，是种族健康的保护神。要谨防链条中脆弱的链环。甚至是信奉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们，也屈从于优生学的呼吁，以及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模糊教条中衍生出的种族净化的梦想，渴盼将妇女和穷人从毫无控制的繁殖负担中解放出来。
这样，家庭就受到了矛盾力量的双重打击。一方面，家庭建立时被赋予的角色着重强调的是家庭的普遍存在、它的力量和权力，这驱使它对其惊人的秘密加以重重封锁。家庭越来越担心其私密受到干扰，同时它的焦虑也在加深。对于一个为抚养孩子而担忧的女人，弗洛伊德有过评论：“永远别在意。无论你做什么都是错误的。”
另外一方面，随着日益意识到家庭的人口统计学和社会学角色，迫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和机构——慈善家、医师和国家——将家庭置于关怀之中，洞悉它的神秘之处，并侵入它的堡垒。最初，干涉的矛头指向的是穷人家庭，富裕家庭受到的干预最少。干涉的内容主要在于那些角色表现上不称职的方面，尤其是在照顾孩子方面。到20世纪开始时，法官、医生和警察都在援引有关“孩子的利益”的条文来证明那些对私人空间不断扩张的侵入是合法的、正确的。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家庭本身却饱受猜疑的折磨，面临困难和内部的摩擦时，自愿寻求外部的干涉。社会控制不只是来自外部的关注，不只是加强监控那么简单，而是在愿望和委屈之间的一种非常复杂的交互影响。在19世纪末的热沃当，来自家庭或是受到家庭*的个人要求司法介入的呼声日益高涨。
家庭是社会“看不见的手”，是经济“隐藏着的上帝”，而有时可能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