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社会“看不见的手”，是经济“隐藏着的上帝”，而有时可能又是*政治核心内部的一个阴谋家；它坐落在公众与私人之间模糊的边界上。这条边界蜿蜒前行，穿过家庭的中心，其位置随时间、地点和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所有这些背景，对于我们理解这种驱动家庭的能量的强度、将家庭撕裂开来的冲突以及在其内部涌动着的热情，都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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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类型和私生活
米什莱说：“那是家庭的一个问题”，就像是一个好心的雅各宾党人。而在现实的进程中，却不是某个家庭，而是众多家庭。尽管使用单数是错误的，但有时我们还是会用到。文学的焦点被集中在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上，巴黎人沉迷于作品当中，但其中的某些错误观点也应受到指责。法国民族特性得以建立的方式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应该使用复数，因为家庭类型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在私人生活的历史上，城乡之间的分离是一条断层主线；其他的差别则来源于社会环境、宗教影响，甚至政治联系。做一个天主教徒、新教徒或是犹太教徒，又是如何影响到私人活动的呢？一位加尔文教徒父亲和一位犹太教徒母亲之间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自由思考真的改变了两性之间的关系或是人们观看肉体的方式了吗？存在着切实有效的社会主义道德吗？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会影响情感行为吗？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阿曼德使自由恋爱成为个性解放的标准，他的报纸对同伴们在这方面关系中的经历进行了报道，然而，维克多？科埃塞克的历史却表明在这一领域存在的抵抗力是多么地强大。从理论到实践的路还很长。
司汤达曾回忆起他母亲的死，并描述了她的感觉和表达感觉的方式，把“王妃的内心”和“巴黎人的内心”进行了对比，“王妃有自己的感觉方式，一种活生生的、固执己见的、喜好争辩的方式，这种方式我在其他地方从未遇到过。对于敏锐的双眼来说，纬度每变化3度，那里的音乐、舞台布景和小说看上去肯定是不一样的。”
关于司汤达利用自己对地区差异非凡的洞察力对思潮所做的解释，勒？布莱斯和托德将其归因于法国家庭结构的极端多样性，极端到“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法国是本不该存在的”。他们批评那种更关注时间变换而不是地理多样性变化的综合性历史观点，强调在法国不同地区建立起来的血族关系体制具有多样性。在这方面，“诺曼底与利穆赞省之间的不同就如同英国和俄国之间的不同”。他们将家庭类型确定为三种主要地域形式：第一种，核心家庭结构地区，那里的婚嫁年龄和独身比例没有其他地区那么稳定——比如诺曼底、法国西部的内陆部分、香槟、洛林、奥兰内斯、博甘迪以及弗朗什－孔泰；第二种，复合家庭结构地区，那里的婚姻只受到松散的控制，包括法国的西南部、普罗旺斯和北部省；第三种，同样是复合家庭结构地区，但那里的婚姻控制比较严格，包括布列塔尼半岛、巴斯克乡村、南部山丘中心区、萨伏伊地区和阿尔萨斯。
在每一个地区，人们都会发现以不同的家庭行为为基础的权力体制。这些体制不仅影响到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还会影响到婚嫁的年龄和夫妻间的关系。“这些主要家庭形式中的每一种，都对应着一个特殊的家庭感情类型……每一种家庭结构都有其具体的紧张状态和病理形式。”私生子和自杀的比率，暴力的形式，甚至是政治观点，都与这种影响深远的变量有着强烈的关联关系。勒？布莱斯和托德的争论具有高度的示意性，有必要予以简单化，并且我们并非在每个细节上都赞同他们的见解，但是，我们确实承认，我们的分析还不够专注于社会差别，在地区差别上的分析仍然过多。
这个问题部分是由于缺乏第一手的资料，不过法国民族学校的工作是不容抹煞的，尤其是伊丽莎白？克莱维力和皮埃尔？拉梅森，他们的工作对于本书的课题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他们得出的结果是以广泛深入的司法档案调研为基础的，这可能会使他们过分强调冲突性。不管怎样，对于那种认为传统社会中的家庭生活甜蜜而宁静的观点来说，他们的工作仍是深受欢迎的矫正之道。大量有关文化和结构人类学的研究工作均指向社会生活中稳定和不变的东西，其结果就是给人以一种静态社会的印象。然而，19世纪的社会没有什么东西是静态的，即使是在最边远的农村地区也是如此。社会持续地处于动荡之中，既影响到了公众和私人之间的界限，也影响到了生活、感觉、恋爱以及死亡的方式。
确定无疑的是，强有力的凝结因素在发挥作用：法律，机构，语言，差异的压路机——学校，媒介，以及在全国传播“巴黎时尚”的消费项目。首都得到的崇拜和得到的敬畏一样多，对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男人们和其他事物在巴黎与外省间往来穿梭，这种循环方式使私人生活的方式趋于标准化。
然而，对这种标准化的抵抗也是令人惊异地顽强。按照欧仁？韦贝尔的话，这种情况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告一段落。家庭秘密和个人私密继续存在着、变化着，而这些人们几乎难得偶尔一瞥的秘密与私密，正是我们现在所要努力理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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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活（1）
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家庭通过生生不息的血缘、财富、情感、秘密和记忆来自我描述、自我思考和自我表现。
分散的家庭主要通过写信来联络感情。邮政服务水平的提高使通信变得更加方便快捷。到19世纪后半叶，铁路的建造和其他技术的进步使这一时期变成了纸张主宰的世纪。经常、定期地接收家人的“最新消息”成了一个家庭最重要的事情。1830年4月3日，按照孜孜不倦的“写信专家”乔治？桑德的要求从巴黎寄出的一些“黄色和蓝色的信纸很难看，但是却很时髦”。她每次收到信后总要通过信封上的邮戳来比较这些信寄出的日期和收到的日期。邮递员不仅要对信件进行分类，还要保证这些信件及时送到——火车站的大钟就是他们判断时间的依据。因此邮递员成了人们期望随时拜访的最尊贵客人。
对于在外地上学的孩子，家人都希望他们每周能给家里写一封家书。当甜甜蜜蜜的小两口短暂地分离后，他们每隔两三天就要写一封情真意切的信。除家庭之外，还有一些远方亲戚，人们就根据关系的亲密程度互通信息。新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机，往往会在这个时候通告家人的健康状况，还要对过去一年中家人和亲朋好友的生日、去世、结婚、疾病以及升学等问题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这些都成了信中的主要内容，可以说就是信件的骨肉。卡罗琳？舒塔尔—利奥莱特已经对索米尔一个布尔茹瓦的家庭成员写于1860年至1920年的信件进行了认真研究。他已弄清了在信中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他发现这个家庭成员基本上不能在信里提到钱、死亡和性。他们确实也在信中谈到了疾病，甚至具体的生活细节，当然还有孩子。而其他家庭关注的则是另外一些问题，比如戈布里茨家族比较痴迷于教育上取得的成就。母亲与女儿之间的通信一般只写她们的第一个名——艾米莉和玛莎，她们在钱和身体这些事情上总有聊不完的话题；她们谈论疾病与痛苦，但也谈论一些让我们都惊诧的比较下流的话题，适当与不适当的界限总是相对的。
信件并非总是感情的自然流露，而是像波西斯所说的是在公开与隐私、社会与个人之间“妥协的象征”。
家庭信件的读者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它会从一个人传到下一个人，而每过一道手就要经过一番考察，因此根本就没有秘密和隐私可言。我在这里所说的是那些有文化、感情丰富的人写的信，而有些人写信是因为在生活中遇到了挫折，通过写信来发泄自己内心的郁闷。我想许多女性同乔治和她在库温特昂格莱斯的朋友一样都体验过“写作的强烈欲望”。他们并不是为公众而写，而是带着一种极其强烈的复仇心态，有的人甚至一天耗费数小时在做这项工作。男人们也继续磨练他们的写作能力，尽管在20世纪他们的想法已转向技术和手工艺并且疏离了写作。
两性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城乡之间的差异那么大。在一些城市里，穷人主要依靠专门的写信人帮他们写信，而这些写信人的观点往往会很自然地潜入他替别人写的信中。而在乡村，消息是通过“口信”的形式来传播的，而不用信。当泥瓦匠返回克勒兹河家乡时，一个节日般的盛典将铭记这一盛大时刻；他们通宵达旦地讲述在城里的奇遇。1900年以后，明信片作为一种新型的信息传递工具流行起来。默伦有一个五口之家——父亲是一个园林工人，母亲是家庭主妇，三个女儿在办公室上班，他们在1904年至1914年之间一共寄出一千多张明信片。信息交流得越频繁，每次交流的信息就越简短、越有价值。
家庭生活（2）
一般而言，家庭聚会既是信息交流最重要的形式，同时也显示了家庭和睦、其乐融融的美好氛围。
对于少数信教的家庭来说，家庭聚会往往是一种生存甚至反抗的方式，因此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最近莫诺家族每年一次的茶会上组织的一次大约200人的大型聚会上，甚至每个到会的人都必须戴一个胸卡以确定身份。另一个新教徒家庭，里克鲁斯一家则
聚集在一起来庆祝父亲的生日。
在此期间，家庭大团圆的合影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每个家庭通常都会拍下一张全家福以记录家庭团聚的盛事。到了20世纪，许多家庭的这些老照片保存得很好，整整齐齐地摆在影集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许多经济比较拮据的家庭还只是在结婚的时候才拍一些照片，但是到了1914年以后，照相变得越来越普遍，它成了记录所有事件的一种方式。即将赶赴前线的战士临行前要和妻子儿女站在一起拍一张照片，所以经常能在牺牲的战士身上找到他们临行前拍的全家福。
早在相片时代到来之前，许多贵族家庭已经享有了画个人肖像的特权。
在这些家庭的书房里挂满了祖先肖像的油画或者照片，而且从这里还可以很直观地看出家庭辈分的排列顺序。在这样的书房里，家庭成员的记忆通过具体的物质形式被记录下来。这同样成了那个世纪最为关注的事件，使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样也把财富与价值的观念代代相传。19世纪末，北部省和鲁昂的中产阶级研究了他们的家谱，企图找到有名望的、富有的祖先（他们想看看他们到底是第多少代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家族成员死后，他们的墓地一般都修得非常奢华，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很好地保护他们的尸体，以保证整个家族的团结。
19世纪出现的自传，尤其是那些“普通人”写的自传中，一般都是记述整个家庭的活动，很少写个人行为。这些写给后代看的自传中详细记载了作者们的童年和根源，就好像是在记录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走了多少旅程。如果他们是个成功者，那么他们就会觉得自己的一生非常满足；如果他们失败了，他们就会觉得遗憾终生。康多塞特提倡“家庭大众”的历史。乔治？桑德的著作《我的生活历程》实际上就是她的家族史而不是她个人生活的记录。乔治劝告无产阶级以她为榜样，“工匠们，你们慢慢会明白一切的，你们慢慢就会知道怎么来写，不要忘记那些已经过世的成员。让你的父辈们生命永恒，让他们在九泉之下保佑你的子子孙孙；美化一下你的头衔和盾徽，只要你想这样做，就大胆去做，全在你自己。这样，你们有多少祖先就会有多少国王。”
对先人的记忆要想长久，就要对他们进行纪念活动。女性的口头传授对他们生命的永恒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然，这样的记忆是被缩减了的，经过了再创造。事件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转述这些事件的方式。意大利移民进入法国的洛林时精心创作了一个他们祖先的神秘传说，并且通过口头传颂，代代相传。他们对从意大利出发到法国的这段长途旅行的讲述，夸大了他们对创造这个社会的作用，也使得这次冒险之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
家庭生活，包括公开的和隐秘的，没有固定的规则可循。中产阶级对传统的庭院生活情有独钟。而他们的生活标准直接上升为了普遍的准则。礼仪手册取代了旧的礼仪书籍。诺伯特？伊莉亚斯指出，自伊拉兹马斯时代开始，那些旧的礼仪学说对我们个人生活的完善做出了很大贡献。
家庭生活（3）
人们还能从小说中得到教诲，有些小说甚至可以当作具有法律效力的历史资料进行参考，因为小说的作者可以以敏锐的目光、翔实的素材把私人生活写得更加丰富生动，这是其他形式所达不到的。个人档案也同样含有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中产阶级的礼节与每天、每年甚至一生的生活相协调。他们的生活方式（书中有详细的讲述，被装订为贵族礼仪的参考手册）具有标准化的重要意义，应用的范围很广。从这些礼仪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人们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后来欧洲的其他主要城市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了这一模式，其影响力甚至波及到宫庭。路易斯－菲利普对他的双人床感到洋洋得意，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做一个好父亲，用陶奎维尔的话说就是“处事冷静，有良好的习惯，浅尝辄止”。在凡尔赛，我们从伊米莉亚那里得知“女王的客厅非常出名，仅仅是因为有一张巨大的工作台，安装了好多抽屉，每一位公主发一把钥匙，可以把自己的得意之作放在里面。这里就是皇氏家庭成员聚集的地方”。后来我们还从奥克塔夫？奥伯里那儿知道了欧仁妮皇后对生儿育女非常感兴趣，她会“像一个普通女人一样竭尽全力去抚育自己的儿女。她给他们穿衣，亲自守在摇篮旁边，给他们唱催眠曲”。宫庭生活中这种对“家庭的狂热”开始在整个城市中蔓延。这是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对传统观念挑战的成功，而且这已经变成了一种潮流和政府的模式。
当然，这些礼节要受到为了适应传统与内在需求两方面的要求而产生的一些变化。其中有一个例子就是关于阿尔萨斯的一个路德教家庭的。他们非常谨慎，采取了一定的防范措施以防止宗教冲突的复兴。尽管19世纪新教与犹太教在这个民族的融合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但是仍有发生意外的可能。因此路德教的父母总要为他们的子女挑选两类教父和教母，一类是天主教的，另一类则是路德教的。万一遇到麻烦，他们的子女总可以找到保护。19世纪80年代，随着中欧和东欧移民的加入，犹太社区开始摩擦不断。在普莱茨，在巴黎的犹太人地区马赖斯，在贝莱埃皮科，经常会在裁缝铺或者卖衣店之间发现一些小的礼拜堂。附近的移民就在这些小礼拜堂里做礼拜，他们很少去正式的大教堂。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奥弗涅人发现这种方式非常适合巴黎的生活，因为他们既维护了家庭的稳定又遵守了当地的习惯：他们自己的饮食、舞蹈、假日如圣米歇尔节和圣费鲁尔节，他们定期承租“博内专列”返回自己的本族村落去探亲访友。无独有偶，意大利移民也坚持自己本民族的风俗，甚至包�